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

閱讀這本書與近些年的“國學熱”有關。作者稱他借鑑陳寅恪的文風，在本書中“偏重於敘述，引用史料較今日一般論著稍詳，尤其對不同見解儘量徵引”。這當然造成了閱讀上的障礙。對於非專業讀者來說，部分史料半文半白，甚至是詰屈聱牙。作者自己的觀點和論證過程也在大量引用史料的過程中顯得並不那麼清晰可循。他本人大概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因此在《新版序》中說想“出一個較大幅度的修訂版，將引用較詳的史料刪略，使書中的見解更明晰”。 不過，這種風格也有優點。如同作者所說：“歷史本身是豐富的，太過簡明則可能失真。”對於查閱資料不便的讀者來說，引用史料較多創造出了一種現場感，對思想論爭的過程有了更加直觀的感受，更爲重要的是認識到了歷史的複雜性。如同作者所說：“近代中國多歧互滲的時代特性在清季民初又表現得最爲充分。”當時的學人“多少具有隨意立論的傾向。語境稍變，立言輒異；有時語境未變而立言者預設的讀者聽衆不同，所云亦大不同。結果其言論中出現自相矛盾的現象並不稀見，而這些立言者似乎不甚顧及或計較這一點”。新、舊等“派別”的劃分“都只能是模糊而非精確的”，因爲“各種通常被視爲衝突的人物和社羣，都並非截然對立而是在許多方面彼此相互滲透、覆蓋甚至重合”。 書中所引用的史料，的確如作者所期待的那樣，起到“隨人觀玩”的作用，即不排斥“衆多讀者（特別是非專業讀者及專業但非專治此題的讀者）對某一具體題目的參與”。就我所關注的當代對“國學”的討論而言，季羨林曾提出“大國學”的概念。他認爲“國內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個民族的文化”都應包括在“國學”的範圍之內：“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又共同構成中國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其實這種思維方式晚清時就有了，鄧實就說： “國學者何？一國所自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 這肯定了“國學”“本乎地理”的原則。根據本書的論述，在新的“國家”觀念傳入之後，晚清的國粹學派“最注重的是土地，其次纔是人種以及程度稍減的風俗等”。恰恰當代人所講的“大國學”，也是依據“本乎地理”的原則提出的。 又比如一個老師和我討論，他說一個學科要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國學”的核心概念是什麼？它能算一個學科嗎？其實類似的質疑民國時代就有不少學者提出了。如同本書所分析的那樣，“模糊不清”構成了“當時國學的明顯特徵”，曹聚仁即據此否定其正當性，他說： “科學之研究，最忌含糊與武斷。而國學二字，即爲含糊與武斷之象徵。” “各科學之命名，當合論理之規範。如天文學，吾知其研究之對象爲天文；地質學，吾知其研究之對象爲地質。” “國學定名之初，非經長期之考慮，但見陳吾前者爲隆然之遺產，漫名之曰‘國學’而已（誇大狂白熱時，則名之曰國粹，以傲四夷）。” 從本書的論述來看，“國學”處於新、舊之間的尷尬地位，它與“新舊中西的學科分類都有所衝突”。一方面多數人認爲它不等同於傳統的經學，另一方面又不能與西方的學術分科成功銜接。本書作者對“國學”所下的論斷非常精闢，他說“國學”或“國故學”“終未能形成自身的學術典範，在學科認同上缺乏一個廣泛接受的界定”，以至於“在很大程度上仍不過是一個涵蓋寬泛的虛懸名號”。 本書的視角爲“國家與學術”，因爲近代士人在討論“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問題時，往往離不開對“學”的討論，而許多人在討論“學”的時候“其實考慮的、關注的又決非僅僅是學術，而是遠更廣闊的國家民族存亡和發展一類大問題”。具體而言，“中學”或“國學”值不值得提倡？對於解決“送窮”、“退虜”等當時人迫切關心的現實問題有沒有用？有什麼用？而要“改善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應該“溫故知新”，還是“推陳出新”？前者意味着“在損益傳統的基礎上重建一個新的中國和中國文化”，後者意味着“在損毀傳統的基礎上全面創造一個新的中國和中國文化”。作者認爲，從晚清到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三十年間“大體經歷了從保存國粹到整理國故再到不承認國學是‘學’這一發展演化進程。從稱謂看，又大致經歷了從‘中學’到‘國學’/‘國粹’再到‘國故（學）’/‘國學’這一過程”。“中學”往往與“無用”聯繫在一起，於是便用“國學”等概念替換。“國學”不能“無用”且必然是“國粹”，因此“國粹”成了更流行的概念。而後則出現了“國故”這一感情色彩更加中立的詞彙。但隨着“國故”與舊、“故紙堆”等概念聯繫在了一起，又成了帶有負面色彩的詞彙。

此書是羅大師少有較為系統完善，能自成一整體的專著。羅氏常言自身文字不算高明，致使文章難讀難懂，此書尤甚。羅氏序言中自比陳寅恪“玩味文字”，為盡量避免曲解原意，對於徵引史料大都直接抄錄，略微變通，輔之以解讀引申。羅氏本身行文就有文白參半傾向，如此折騰下來，以至全書文白參半、佶屈驁牙，甚為難讀。 然難讀卻並不能掩蓋此書之優秀，羅氏關於“國學”的探討極為精彩，蓋國學之概念本為“舊派”（國粹、學衡等西化傾向不顯之羣體）所發明，期間又歷經“國粹”“國故”“國學”之爭論，每一次變化概念都有大量學者、文人、學生乃至局外之人（如政客）參與，致使各派思想錯雜交融，令人眼花繚亂。然新派又最終掌握話語權，今日“國學”之定義受其影響，多負面形象。近來研究雖有意糾偏，但仍不充足，故羅氏二十餘年前之舊作至今仍有價值。 其實羅氏反復申論，二分法雖能快速辨別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從中理出脈絡。但方法如運用過於隨意，見人動輒以“中西新舊”之分進行辨別，則無疑是墜入昔人成見之中。蓋人在社會之中無疑存在多個維度，政治趨新者，文化思想則未必趨新，思想文化見解相反者未必沒有共同語言，沒有共通之思想來源。“國學”論爭中此種現象大量存在，如羅氏時常引用的吳稚暉、鄧實諸人。“新舊之別”從來都不能理清晚清民國繁雜之思想，蓋新派諸人其實對“國學”態度各異，也多有前後見解不一，觀點據形勢而變者，胡適即是其中典型。 “新派”諸人對“國學”之態度無疑十分複雜，一方面有“文化興廢國家淪亡之感，所以想要保存一定火種”，一方面又“生怕倡導國學致使青年誤入歧途，擔憂投機者藉此成名，迷惑世人，故有打鬼之說”。所以有些新派之人才在報紙雜誌之中要高喊“新舊不兩立”以調動社會輿論，一面自身又坦誠“國故實有研究之必要”，社會人格與個人人格形成分裂，此實源於新派諸人中一種內在緊張，內心對國家前途憂鬱，外在欲為青年導師，雖受自由民主思想影響，實則出身之處仍是“士人之責任”。 至於“舊派”之說則更不成立，因舊派其實是相較於新派而言之，“非新即舊”觀念製造了大量並無關聯之舊派，若舉實例則“學衡諸人”絕與“乾嘉遺老”毫無瓜葛，章太炎與胡先驌絕非同道之人。舊派是在新派利用社會趨新心態，在掌握話語權後進行打擊而製造出來之“人造派別”。實則舊派之憂慮不比新派少，舊派之西學未必比新派低，只是在新派話語霸權之下舊派只能沉默罷了。

清末到民初這段時間，雖說是國學的爭論，但對後世卻是極其重要的事件。書中脈絡還是很清晰，被欺負了，怎麼師夷長技，怎麼制夷，成了兩大論點。以前的東西還要不要，有沒有用。要不要歐洲的東西，拿不拿來。這麼多人，用什麼方法來學，萬國新語，要不要實行。東瀛比之我們下，臉面問題重不重要。文言之字轉爲白話，再轉音標，最後還是推白話文，吵了多少場架。國粹、國學、國故，三詞互相重疊，交互使用，有時看着還是挺糊塗的，這方面再清晰點就好。那段時間的士人還是很迷茫，國學和科學哪個爲先，講幾句話比得上機關槍嗎。吳稚暉這人挺偏執的，國粹要什麼要，直接拋了學泰西吧。ps：文學大家們某段時間又開始興起列書單的風潮。胡適好多書自己都沒看過，喊大家來看，被吐槽也是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