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主持政務歲月

周總理的一生，青年時如寶劍出鞘，鋒芒畢露；壯年時如巨磐屹立，堅定不移；晚年時如大海星辰，包容萬象。人民的好總理，永遠活在人民的心裏！❤️❤️❤️

最近在讀《周恩來主持政務歲月》，相對準確地瞭解了，自1949年到1982年開啓正式的中英談判這期間的決策歷程。 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始自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並於1984年9月達成協議，同年12月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1949年2月，毛澤東在西柏坡，告訴來華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採取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爲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做最後的決定。​” 周恩來也曾這樣解釋：​“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做決定的。我們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中，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以作爲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 1955年10月8日，香港總督葛量洪到北京訪問。 1957年4月28日，在上海延安西路二百號小禮堂內，春意融融，周恩來在這裏舉行座談會。 受邀請的除了上海市委有關領導外，主要是工商界的朋友們。如盛丕華、鬍子嬰、盛康年、吳志超、唐志堯、簡日林等。 周恩來選擇上海來開這個會，是因爲香港的資本家許多是從上海去的，香港與上海之間有一種天然的、難以割斷的聯繫。 周恩來在上海發表了關於香港問題的重要談話，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政策。這篇講話對爭取香港各界積極支持國內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 他明確指出：​“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與內地不是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因爲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 ​“香港是自由港，原料來得容易，聯繫的範圍很廣，購置設備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技術人才容易訓練出來。所以，香港發展生產具備很多有利條件。我們在香港的企業，應該適應那裏的環境，才能使香港爲我所用。我們不是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嗎？香港應該化爲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 ”。。。香港的企業家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搞的是資本主義，不是帝國主義。過去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過，將來同香港的企業家還是可以合作的。​” ​​“我們要打開局面，就得對香港的民族資產階級講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圖。過去我們搞得比較死，但總的說是對的，否則上不了軌道。現在既上了軌道，有些政策就要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變。​” 周恩來的講話突出了三層意思：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香港應該化爲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 1955年冬天，香港大學以E.C.布蘭頓教授（英籍）爲首的訪問團24人和國民黨元老陳友仁之子、香港著名律師陳丕士等5人越過羅湖橋，踏上了新中國的土地。他們要去北京。 周恩來談到北京、香港和廣州之間的關係，他說：​“這個問題是最切身與最現實的問題，我們希望關係更緊一些，更密切一些。​”周恩來指出，​“過去我們經常經過外交途徑，把一些情況告訴英國代辦處，我們希望今後不必都經過英國代辦處，而和香港政府能夠直接接觸，這樣會便於兩個地方關係的增進，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間的關係。​” 12月20日、27日，周恩來兩次會見了與香港大學英籍教授一同來京的陳丕士等人，並在西花廳家中請他們共進午餐。 周恩來珍愛香港這顆“東方明珠”​，對解決香港問題寄希望於香港人民，他說：香港人絕大多數是愛國的同胞，他們願意看到祖國前進。 1958年，周恩來在武漢出席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派專機將港澳工委祕書長祁峯接到武漢，在談話中明確提出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和一整套正確的政策。 在政治上，周恩來要求，對香港問題要做長期打算：​“香港的幹部如果有等待解放的心理，那是有害的，不要等待解放，而要按英國繼續統治香港的情況來佈置工作。​”​“英國是不會輕易放棄香港的，對於香港，英是必爭，我是可用。在這一點上我與英是一致的。大家不想香港落在美手上。 ​”在經濟上，周恩來進一步強調：​“香港是自由港，應該讓香港起自由港的作用。​” 對於在港機構的工作，周恩來指出，一定要適應在香港的特點，​“不能脫離實際，不能脫離羣衆”​。關於在香港辦報，周恩來指出：​“要站穩愛國立場，堅持黨的方針，但要靈活，否則辦不好。​”他還要求，​“香港中國銀行應該成爲海外銀行的標兵，不能把海外銀行辦得和國內一樣。​” 周恩來還強調，要幫助香港解決各種困難，不允許影響香港的社會安定。他說：香港90%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對他們遇到的困難，我們一定要幫助解決。 香港前總督麥裏浩曾說：​“在我作爲總督的年月中，我發覺中國人民政府及其在香港和廣東的官員一貫地和日益增加地（對香港）提供幫助。​” 1962年秋天至1963年初夏那段旱情嚴重的日子。在這幾個月中，從深圳到香港幾乎沒下一場雨，土地乾裂，淡水缺乏。深圳水庫和鐵崗水庫的水位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連有限的死庫容水量也被抽上來使用。 面對無水之苦，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等知名人士聯名給廣東省省長陳鬱寫信，請求協助解決香港用水的困難。 當時，廣東省人民政府一方面允許香港巨輪駛向珠江口汲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同時，開始醞釀討論由東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馬河供水工程。 1963年12月，周恩來準備訪問亞非14國。出訪之前，他繞道廣東，親自了解並過問了供水香港的問題。 周恩來做出六點指示： 1.向港供水問題與政治談判要分開，所謂事實上連在一起而公開的又不連在一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供水談判，可以單獨進行。 2.供水方案，採取石馬河分級提水方案較好，時間較快，工程費用較少，並且可以結合農田灌溉，羣衆有積極性。 3.供水工程，由我們國家舉辦，應當列入國家計劃。因爲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工程自己辦比較主動，不用他們插手。 4.工程建好後，採取收水費的辦法，逐步收回工程建設投資費用，水費應該實行經濟覈算，每一噸收一角錢（人民幣）​，可定下來，不要討價還價。 5.工程由廣東省負責設計和施工，工程費用由廣東省按基建程序上報國家計委，由國家計委審查批准。 6.供水談判由廣東省負責，請港英當局派人進來談，談判如何進行，由廣東省請示外交部決定。 1964年2月，石馬河工程全線開工，到1965年春天僅用一年的時間即竣工。這項工程不僅解決了深圳地區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協議對港供水，改變了香港長期缺少食用水的局面。 新中國成立後，香港地區絕大多數的日用品和副食品都是由內地供應。因此，搞好對港澳地區的供應工作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周恩來多次指示：​“香港是個自由港，可以多出口”​；​“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後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實是一項重要任務。​” 周恩來說：​“香港70%的日用品，90%的副食品是我們供應。你一退出，日本就佔領了市場，臺灣也會搞人進去，就更不利。這樣就把大本營讓給敵人了，對長期鬥爭不利。​” 1962年，在周恩來的關懷下，開行了三趟專門爲港澳供應鮮活冷凍商品的快運貨物列車，俗稱“三趟快車”​。 在周恩來指示下，各地將最優質的食品一點一點收集起來，運送到香港。最初的一列快車，是由湖北江岸直達深圳北的751次列車。在這趟車開行一百列時，鐵道、外貿兩部委聯合召開經驗總結會。隨後，鐵道部起草了《關於鞏固和推廣快運貨物列車的經驗》​。周恩來在這份經驗報告上親筆批示：​“由上海、南京去深圳也應組織同樣的快車。​” 1956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四十五週年紀念日。然而在這值得紀念的日子裏，國民黨特務分子在香港九龍製造了大規模的騷亂和暴行。周恩來兩次會見英國駐中國代辦歐念儒，抗議香港當局沒有及時制止這一暴行，要求他們保護在港中國居民的安全。 1967年5月6日，九龍新蒲崗的香港人造塑料花廠發生勞資糾紛。香港警方進行鎮壓，打傷許多工人。。。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震撼香港的“反英抗暴鬥爭”​。對這種“左”的做法，中共中央是不贊成的，在得到毛澤東批准後，周恩來糾正了這一錯誤，堅持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 英國承認新中國較早，但是由於受到美國的影響，一直不肯接受中國提出的合情合理的要求，因此中英建交經歷了複雜過程，香港問題也由此長期不能提到兩國的議事日程上。 1960年，英國通過蒙哥馬利元帥訪華向中國試探兩國互派大使問題。周恩來在回顧中英關係的歷史情況時批評了英國，他說：​“我同艾登商定的第一步是互派代辦，因爲當時英政府一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能代表中國的政府；但另一方面又在聯合國投票反對我們，支持蔣介石，蔣介石說只有他能代表中國。由於這樣的原因，我們只能同英國建立半外交關係。。。“ 1971年11月，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當時，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將香港、澳門列在殖民地名單中。周恩來過問此事，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奉命致函該委員會，重申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指出香港、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佔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的事，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殖民地範疇”​。 經過鬥爭，非殖民化委員會不得不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上刪除。這爲以後中國通過外交途徑同英國談判解決香港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 1972年，中美關係開始實現正常化，這也推動了中英關係的發展。這年3月，中英正式建交。隨後，英國政界人士相繼訪問中國，香港問題成爲他們同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談話的重要內容。 1972年10月13日，周恩來會見英國保守黨上議院議員、湯姆森報業聯合公司董事長湯姆森和《泰晤士報》主編丹尼斯·漢密爾頓，對方問：​“關於香港問題，總理無疑會知道，我們英國關於香港新界的租借期限快要到期了，到期以後，中國的政策如何？​” 周恩來明確地回答了兩點： 第一、作爲一個國家來說，租約到期的時候，總是要談判的。一定要談判！現在我們和英國建立了完全的外交關係，上了軌道了，那麼將來我們總要談判，這是肯定的。 第二、香港是中國的領土，割去的領土總是要收回的嘛。在近代，並不是中國開這一個先例。但是中國有個政策，就是不要急急忙忙搞這些事，這是毛主席的政策。我們要根據時代的發展，總是要在適當的時候，談到這個問題。 11月1日，周恩來會見來中國訪問的英國聯邦和外交事務大臣霍姆時，對解決香港問題做出更明確的回答：​“香港問題要通過談判、協商解決。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解決香港問題，要認真談判，不會採取突然行動。現在也不要談判。只要亞洲不打大戰，香港現狀就可以維持。這對我們都有好處。​” 周恩來的這些談話表明，在新的外交格局下，中共中央已經在考慮如何解決香港問題，確定收回香港的時間是1997年；方法是和平解決、談判協商解決。

“周恩來是亙古以來付出的愛最多，接受的愛也最多的一位。”（冰心）。 看這本書，一是想細細瞭解總理。總理一生都在爲人民工作，從他的工作情況入手是瞭解他的最好方式。從49年開國組閣到76年第四屆人大組閣，總理燃盡了自己。 二是想順着時間線繼續補完近代史。建國前我是從教員的角度看的，建國後從總理的角度看更合適，因爲沒有一件新中國的歷史大事是總理沒參與的。 我從沒有見過世界歷史上有這麼一個堅忍、博愛、善良的人。很多時候會懷疑總理是不是來替全中國人民渡劫受苦的，渡完劫就回天上做神仙了。但是這樣說唯物主義的總理會不認同吧。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句佛家謁語，在天生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堅定的唯物主義戰士的周總理身上卻得到了具象化。中國有兩個半聖人，周恩來算一個。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總理和諸葛丞相何其相似啊！ 思緒萬千，寫的很亂。按計劃，接下來我應該去補鄧公了，但是《周恩來最後600天》不看不行，儘管看了會難過。

凌晨三點伏案批覆文件的人，在政治颶風裏既是舵手又是浮萍。最震撼的不是他如何用三十六小時斡旋十國外交使團，而是深夜會議後獨自吞下止痛片，忍住咳嗽不讓祕書察覺病情的剋制 。那些被後世讚頌的斡旋背後，藏着無數個向激進派妥協又暗護老部下的不眠夜 。十年動亂中他像繃緊的弦，既要穩住失控的機器，又要承受最高意志的反覆拉扯，連病榻上輸液時都在批閱解放幹部的名單 。有人詬病他過於隱忍，卻不知每份退讓裏都埋着保全更多生命的籌碼。真正的力量從來不在雷霆萬鈞的決斷，而在明知不可爲卻仍日復一日修補裂縫的韌勁。權力巔峯的孤獨者教會我們：最沉重的擔當，往往以最沉默的姿態扛起。

1.首先，這是一本好書。整本書，前幾個章節對於周總理的人物刻畫太過於官方，往往只描述事件而沒有對總理的心理世界進行描述。從第14個章節之後，書寫方式更爲成熟大氣，更加充滿感情，對人物形象的刻畫更爲立體和飽滿。 2.總理難，大國總理更難，做事難，把事情做好做周全更難。周總理將一生都奉獻給了黨，奉獻給了國家和人民。 3.無論內政外交，我們看到的總是那個風度翩翩、遊刃有餘、氣質不凡的領導人，但是從1956年反“反冒進”活動開始，他的內心受到了巨大的煎熬，是一種思想上的矛盾糾結，是對未來結局的擔憂，是一種無能爲力的痛苦。 4.廬山會議事件本身的確讓人心疼惋惜，彭大將軍撞到了槍口上，但聯繫到當時的世界局勢、社會主義陣營的情況，再看看赫魯曉夫的系列操作、斯大林的悲慘結局，就知道偉人當時的心境了。周總理之難，可以說是左爲懸崖，右爲深淵，如何平衡，如何維護團結、避免分裂，難之又難，“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也許是一位成的熟革命家的成熟且不得已的選擇。 5.周總理在爲社會的發展和國家的進步上鞠躬盡瘁，凡事有利於國家的事，他都會去做，哪怕是一些細節的事情。無論是三峽工程、黃河治理、香港澳門迴歸，還是解放臺灣，這些偉大的事業有些我們已經做成了，做的很好，有些仍在努力做成。我們以前沒有認識到的是，這些事情在周總理那一代領導人的手中就開始努力籌備和計劃了，而且已經做出瞭如此多的成績，在傳承這一點上，我們黨確是做的很好的。 6.這節內容（19.戰勝饑荒）讀起來讓人特別揪心和心慌。1959-1961，習慣上稱作三年困難時期，給國人造成了嚴重的災難。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講，飢餓，既無親身所見，也無切身體驗，飢餓彷彿離我們是非常非常遙遠的事情，但實際上，在我們祖父這一代人甚至父輩這一代人，他們就有切身的痛苦經歷，小的時候聽他們講這些故事，說的輕描淡寫、雲淡風輕，只覺得有趣，而當今天再看這些文字描述，卻已深覺恐怖如斯。從冒進主義，到大躍進，到全民公社運動，再到三年困難時期，還有北面的毛子，壞得要死，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對中國經濟造成了額外衝擊，糧食產量大幅降低，造成了天災人禍交織的悲劇。周總理爲代表的領導人左支右絀，殫精竭慮，奮力解決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感人至深而又令人淚目。 7.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破；1966年10月27日，中國發射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300萬噸級的空投氫彈爆炸成功；1970年12月26日，中國第一艘攻擊核潛艇下水。這些重頭的核武器的研製成功，使中國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了一席之地，夯實了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撐起了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脊樑。這些成績的背後，是以錢三強、鄧稼先、錢學森等等爲代表的無數偉大科技工作者的無私付出。而這些偉大的科技工作者，卻又是在周總理千方百計的努力之下，才凝聚起來的，我們的周總理，爲新中國能夠堅強的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卓越貢獻。 8.在中共建黨的歷史上，鬥爭是一直存在的常態，對彼時的黨來講，沒有鬥爭的堅持就沒有最後的勝利。同時，黨內的鬥爭也是一直存在的事實，從早期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到反左傾盲動主義和冒險主義鬥爭，再到反王明博古左傾教條主義鬥爭，甚至有幾次，黨面臨着走向分裂的危險，張國燾、饒漱石、高崗、林彪、江青之徒，都曾試圖分裂奪權，而周恩來作爲一名偉大的革命家，在維護黨的團結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一直堅持原則、反對分裂，顧全大局、維護核心，甚至忍辱負重、苦撐危局，他長期堅定維護毛澤東的權威，衷心擁戴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同時也秉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強調集體領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自己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但仍忍辱負重，苦撐危局，全力維護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運轉。他無論何時都把個人榮辱置於身外，是毫無疑問的全黨的榜樣。 9.周總理和鄧媽媽，1925年結婚，風風雨雨半個世紀，感情非常深厚。幾十年中，他們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正如鄧穎超所說：“我們革命幾十年，出生入死，艱難困苦，患難與共，悲喜分擔，有時戰鬥在一起，有時分散兩地，無畏無私。在我們的革命生涯裏，總是堅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奮鬥下去。我們的愛情，經歷了幾十年也沒有任何消減。”如果說，周總理爲國家、爲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那麼鄧媽媽則是周總理最爲堅強的後盾、最爲無私奉獻的賢內助、最無後顧之憂的支持者。 基辛格說：“他是一個爲信仰而獻身的理論家。他運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過了幾十年的鬥爭生涯，並把他那熱情的性格錘鍊成爲一個我所遇見的最敏銳而又能對現實冷靜估價的人物之一。” 冰心說：“周恩來是亙古以來付出的愛最多，接受的愛也最多的一位。” 他自己說：“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國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這也是爲人民服務。活着爲人民服務，死後也要爲人民服務。”

鞠躬盡瘁，勤政爲民。 * 十里長街送總理，這一幕還記憶猶新，緬懷敬愛的周總理！ * 山河猶在，國泰民安，祖國盛世，如您所願。和那些耳熟能詳的故事與話語，成爲了中國人民心中一份永恆的懷念。 * 50多年革命生涯，26載總理重任他爲中國人民謀幸福。 “爲人民服務”周總理用他的一生踐行了這一宗旨。 * 爲中華民族謀復興，爲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光輝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勳，展現的崇高風範。 深深銘刻在中國各族人民心中。 * 新中國成立後，周總理率團出訪，展現大國外交，日內瓦會議、亞非會議，闡述中國政府立場、觀點，讓各國看到新中國奉行和平外交政策，道理講得很深透，能引起與會者極大的共鳴，是消除障礙的關鍵因素，以個人魅力征服了與會代表。 * 制定國家一五計劃，領導研製第一顆原子彈，策劃和導演史詩《東方紅》，保護民主人士……，總理日理萬機，爲國家嘔心瀝血。 西花廳的海棠依舊，懷念綿長，周總理永遠活在中國各族人民的心中。

人民的好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這本書對細節的描述很紮實，特別是描寫建國初期打開中國的外交局面、1956年對待知識分子分析問題、1960年面對自然災害。 在評價總理時，發現自己的詞彙是那麼的匱乏！ 總理身上溫文儒雅的風度是其自身修養的最好體現； 總理爲了國家和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是其人格的最好體現； 總理在面對誤解、打擊、屈辱時的忍耐、顧全大局是其精神世界的最好體現； 總理在面對錯綜複雜的局勢，臨危不亂，大智大勇的謀略是其政治智慧的體現； 只是看到1956年以後總理收到不公正的待遇，總有一種想哭又不得不用毛巾握住嘴的感覺！ 總理，一個大寫的人！！！

一本好書，值得閱讀，寫得相當好，某些章節我是含着眼淚閱讀的。我最敬佩兩位領袖是:周恩來和鄧小平。凡是寫這兩位領袖人物的書，我一定要閱讀！周恩來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卓越的領導才能，爲黨忠誠，勤奮工作，顧全大局，等等等等，優點太多太多！只可惜工作負擔太重，積勞成疾。當時極左路線盛行，大搞個人崇拜，無法無天，黨內和國家沒有糾錯機制，面對多次的錯誤壓力和無端指責，爲了黨的團結，不得不委曲求全，違心地向錯誤低頭，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摧殘。在黑白顛倒的、萬惡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劉少奇等一大批開國領袖被迫害至死，周恩來力撐危局，充當消防隊員，保護了許多老幹部、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免遭迫害致死。沒有周恩來，國家經濟早已崩潰，被迫害致死的人會更多，老百姓受的苦要更加深重。周恩來總理呀，是您挽救了中國，您是全國人民最最敬愛的領袖，您永遠活在全國人民的心中！

這是一本感人至深的好書，周總理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鞠躬盡瘁，把最多的愛給了人民，得到廣大人民深深的懷念，書中記述了許許多多鮮爲人知事蹟讓我感受到周總理偉大的胸懷，超常的智慧，堅定的意志，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