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三千年

《中國人口三千年》摘錄 序言 爲什麼要了解中國人口史 後來經過複覈才確定基本沒有誤差。這個時候我們才明白，原來所謂精確到個位數的4.8億人口的數字是錯誤的。 比如說清朝所謂的“人口爆炸”——乾隆皇帝發現他治下的人口似乎比他祖父康熙皇帝治下的時候增加了15倍，今天我們有些人就因此讚歎清朝的強大，但這其實是個錯誤的數據。 說回清朝的例子，所謂短短几十年間人口增加15倍，經過研究後我才明白，實際上這是統計的口徑不同導致的。 據估計，公元元年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範圍在18.35%～35.29%，如果取高值的話，中國人口在當時超過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取低值的話也已經接近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後面的數據看下來也基本在這個幅度內，也就是說歷史上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最高的時候，估計可以達到41.77%，最低的時候也能達到9.77%，接近10%，這說明中國人口歷來在世界人口中就佔有很高的比例，甚至是壓倒性的。 大家看完本書後就會明白，實際上我們今天面臨的諸多人口問題，很多都是歷史上早已有之並延續到今天的 基礎篇 西晉學者皇甫謐編撰的《帝王世紀》中記錄了這樣一個數據，大禹時代“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直接精確到了個位數。還記錄了周成王時代“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同樣精確到了個位數，比大禹時代還多出十六萬一千人。 三十年前我在南京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提出，這個數字是不可信的，很多人便質疑道：精確到個位數怎麼會不可信？又爲什麼要否定我國在世界的領先紀錄？ 而從技術上講，夏商周時代也做不到全國性的人口調查。大規模人口調查是需要物質條件的，首先就是統計上的難題，在沒有紙和筆的條件下該拿什麼記錄，又該怎麼保存記錄？從目前的考古發掘來看，還沒有找到當時統計人口的工具和記錄。而在甲骨文之前的夏禹時代，還沒有出現文字和數字，更不可能對人口進行有效的統計。 大家可能會認爲一車書的數量龐大，實際上當時的書還是竹簡或帛的形式，所承載的信息很有限，恐怕難以找到什麼“獨家記錄”，否則司馬遷和班固這些前朝史官一定會更先一步進行記錄。因此，從史料學的角度來講，皇甫謐記載的這一數字是來歷不明的，即便不是他本人僞造的，至少其信息的來源也一定是僞造的，因此並不可信。 按現在的分析，《周禮》中記錄的制度並不是西周已經存在或者實施的制度，而是文人學者追加的一種歷史想象，認爲治理國家應該有這樣的制度，在沒有歷史依據的條件下就託名於周公，致使後世誤以爲周朝存在這樣的制度。具體分析爲什麼不存在這些制度，我們可以對比以下的例子。 而推測出的中國歷史上人口調查的出現，最早也要到商朝，即公元前17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原因何在？首先，人口調查的能力來自國家機構的支撐，需要一批專職的人負責實施，商朝已經具備這個條件了。 其次，商朝已經出現了甲骨文，同時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了復位數，個位數能承載的信息量有限，復位數則大大提高了統計的能力。 因此從理論上講商朝已經開始調查人口了，但依然做不到全國性的覆蓋。 劉邦進駐咸陽後，具有戰略眼光的蕭何接管了秦朝遺留的律令文書，其中就包括戶籍，劉邦及後來他建立的漢朝也藉此得到了全國確切的戶口數字。 古代有戶口本和身份證嗎 在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額濟納旗曾出土了一批木簡，根據考證，這裏就是漢朝時被稱爲“居延”的地方，當時那裏有一片湖泊，名爲居延澤，這片湖泊至今仍然存在。 由此可見，當時調查戶口戶籍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確保財政收入。 “三疾”，即殘疾、廢疾、篤疾，這是可以免除徭役的三種殘疾。如果是輕度殘疾，則通過“貌定”來鑑定，比如一個人腿腳殘疾，檢查人就會讓你走動一下來判定是否真實，覈實後再註明“貌加”、“貌減”或“就實”。情況覈實後，再根據各戶的人口、資產、承擔賦役額度等確定戶等。 歷代戶口調查結果可靠嗎 因爲他去查了明朝留下的黃冊，結果查到在明朝崇禎十五年(1642)時已經有人在預先編造崇禎二十四年的戶籍了。實際上明朝在崇禎十七年(1644)就已經滅亡了，大概這個官員想省點事，想着如果十年之後自己還在這個位置上，那乾脆一次性就把十年之後的數據也編好。 因爲他去查了明朝留下的黃冊，結果查到在明朝崇禎十五年(1642)時已經有人在預先編造崇禎二十四年的戶籍了。實際上明朝在崇禎十七年(1644)就已經滅亡了， 爲什麼歷來的戶口數基本上靠不住？原因就在於一般情況下，集中到皇帝那裏的數字絕大多數都是有隱瞞的，而且是層層隱瞞，甚至以隱瞞爲主。 大家可能會想當然地認爲，少報人口的一定是貪官，但其實清官也會少報。明清時期有些官員在離任時，百姓會送萬民傘來歌頌他，立去思碑來表達思念，甚至公然寫上他幫地方隱瞞了多少戶口，作爲他在百姓心中的政績。 但爲什麼清官也要隱瞞呢？答案是他要幫地方減輕負擔，比如明明戶口2萬，清官只上報18000人，相當於減少了攤派的定額，也就減輕了百姓的負擔。 爲什麼朱元璋要出動軍隊調查戶口 第一類是戶籍，又叫作五等丁產簿和物力簿，每三年一編，每年向戶部報升降賬、桑功賬，只登記主戶，不登記客戶。第二類叫稅賬，稅賬又分兩類，一類叫管額賬，一類叫納畢賬。前者是上報應繳的，後者是實際繳的，每種又分爲夏賬、秋賬，登記主戶、客戶。第三類叫丁賬，只登記男性成丁人口（賦役人口，二十歲至六十歲），老人、小孩和婦女都不在登記之列，登記內容包括被登記人的年齡、姓名和家中口數，以及家中其他男性的姓名和年齡，最終報給戶部。第四類是保甲簿，只登記男性丁口（包括老丁、幼丁，即家中男性成員），三年一造冊。第五類是砧基簿，紹興十二年(1142)起政府重新調查財產，每三年登記一次。所以並非所有人口都放在一本賬裏。 爲了使制度永久化，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下令，規定全國每十年編造戶籍一次，即黃冊。 到雍正年間又進行了一項改革，即“攤丁入畝”，將人頭稅攤到了地稅中去。國家從此根據土地數量來收稅，丁口數已毫無意義。從此以後再調查戶口，理論上講就是純粹的調查人口了，和賦稅額度已經完全脫鉤。 今天的派出所有戶籍警，承擔戶籍登記管理的職能，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定下的標準時點是2020年11月1日0時，而且這次的普查還包括了人口變動情況與房屋情況，這些在以前都是沒有的。動員普查人員達700萬人，範圍相當廣。 爲什麼徭役會成爲王朝覆滅的導火線 到漢武帝時更是將起徵年齡提前到了三歲，很多百姓被迫在孩子剛出生時就將他們殺死。三歲之前只是餵養還好說，三歲之後要繳稅就負擔不起了，只能將孩子殺死。 爲什麼“丁”數會出現小數點 源自康熙時期開始實行的永不加賦政策，因爲在此之後地方官再調查戶口，百姓就不需要擔心多報戶口會增稅。 歷史篇 第二個因素就是戰爭。漢武帝連年發動戰爭，有些戰爭是必要的，比如說反擊匈奴，但有些戰爭是毫無意義的，比如他垂涎中亞大宛國的天馬。 三國時期的人口真的銳減90%嗎 這樣估算下來，三國合計起來的總人口大概在3000萬以上，與東漢相比，人口損失近一半。 以富裕聞名的宋朝究竟有多少人口 宋太宗時期，南方水稻區還增加了麥豆類作物。宋朝還在江淮之間推廣水稻，大中祥符五年(1012)，福建地區從今天的越南引進了占城稻，占城稻成熟期比較短，在氣候較熱的地區一年可以種兩季，糧食總產量因此顯著提高。僅從糧食的產能角度來講，宋朝是足以供養更多人口的。 第二個因素是南方的開發所帶來的人口增長。南方得到進一步開發後，人口密度提高，人口總量也在持續增長。 第三個因素是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宋朝局部地區的人口壓力已經很大了，具體表現在人地矛盾尖銳，原來土地產出的糧食已經供應不足。 可以確定的數據是北宋末年宋朝已有2000多萬戶，如果按每戶5口來計算的話，當時的總人口已經超過1億。這是較爲容易的一種計算方法。 另一種計算方法就是比較法，金朝完全佔領北宋舊地後的泰和七年(1207)，在統計原北宋舊地範圍內的人口後，有870萬戶5200餘萬口。比較之下，1102年北宋只統計了630餘萬戶1485萬口，這也證明了宋朝原來只統計了賦稅人口。而如果這630餘萬戶也是以每戶5口來計算的話，這一大片地區在北宋時期的總人口就已經超過3000萬。 綜合而言，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北宋末年，具體來說是宋徽宗崇寧年間，北宋人口已經超過了1億，這樣的數值才能夠跟宋朝的繁榮、百姓的富裕生活相稱。 不能忽視的是，當時北宋的北邊還有遼朝，那麼遼朝到底有多少人口，這個問題也很棘手。第一點原因，遼朝留下來的戶籍也是不完整的，登記制度非常不明確。最大的可能就是遼朝僅僅統計了州縣中的漢族居民、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及其他一些少數民族，還有一部分被他們擄掠的漢族人口，以及軍士和家奴則都不在統計之列。 第二點原因，遼朝的戶籍統計質量也很差，原始資料可能早已散佚，所以到了元朝修《遼史》時，數據已經有了巨大的缺漏。 根據現在一般估計，金朝在泰和七年或八年(1208)時達到了人口數的頂峯，擁有8413164戶，人口數達到53532151口。 綜合疊加，南宋和金朝的人口合計達到了1.2億，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一個人口高峰。 蒙古大軍南下究竟減少了多少人口 首先我們要清楚的是，元朝統一中國的過程分爲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是滅西夏滅金，統一北方的過程；第二個是向南滅宋的過程。 在圍攻汴京十六晝夜間，城內外死者以百萬計。 在這樣極端的戰爭環境下，人性中惡的一面大爲暴露，許多將領都嗜殺成性，木華黎攻佔山西絳州時，“拔其城，屠之”；攻下金朝的北京（今內蒙古寧城縣）後“斬首八萬級”；進攻廣寧和懿州時，守將劉琰、田和尚均開城投降，但最終結果仍是“除工匠優伶外悉屠之。 蒙古軍隊南下除了帶來直接戰爭傷亡外，還誘發了民族間的仇殺。 這樣的損失的確很大，因爲蒙古軍隊進攻金朝之前的1208年，金朝、西夏的人口合計爲5500萬到6000萬之間，26年後卻僅剩下1000餘萬，即原來的18%～19%，損失超過了80%，這在中國人口史上是極爲罕見的。再加上滅宋戰爭以及瘟疫饑荒等損失，一度達到峯值1.2億的中國人口，最終的損失已超過6000萬。 這樣推算下來，元朝的人口高峰應該出現在社會相對安定、災害較輕的至正前期，即至正元年(1341)前後。在元朝實施戶籍登記的行省範圍內，以至元三十年(1293)的實際人口約7000萬爲起點推算，到至正初年已有約8500多萬人。此外西藏已納入元朝統治，但是並未進行戶籍登記，據估算當時西藏人口大約爲60萬。以上就是對元朝人口最高數值的估計。 明朝滅亡是因爲宗室超生嗎 但與優厚待遇相應的，是明朝規定宗室人員不能考科舉，不能做官，不能當兵，不能做其他產業，只能接受財政供養。 在這些人中有一個郡王慶成王，他創造了“百子俱襲爵”的生育紀錄，僅繼承爵位的兒子就多達百人。照此估算，加上女兒、未封爵的子嗣和夭折的孩子，他至少生了三百個孩子。 到17世紀初，明朝實際人口已經達到2億，甚至突破了2億。 清朝的人口增長算得上“人口爆炸”嗎 我們過去對於太平天國的評價多少有些溢美，實際上它帶來的屠殺同樣酷烈。 可以說這是中國最後一次重大的人口下降，但也應該看到在損失中孕育出了新的轉變。 婚育篇 在古代普遍營養不良的情況下，嬰兒的哺乳期會很長。今天，母乳未必是唯一選項，而過去有些孩子即便已經很大了卻還在喫奶。 之所以要爲父母守孝三年，正是因爲孩子喫過母親三年的奶。 《後漢書·張奐傳》裏提到武威、河西一帶有諸多奇奇怪怪的禁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也就是說二月和五月不能生孩子，生下來就要全部處死。如果孩子跟父母同一個月出生，也得殺死。 大家不要看了電視劇後就覺得宋朝人是普遍富裕的，其實當時窮人的生存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倒推回去可以發現，迷信習俗也是適應了社會的需要，沒有這種習俗的話，反倒不需要藉口，就變成直截了當地殺嬰了。 窮人這樣做是爲了保證能夠傳宗接代，而王侯官宦人家則是因嬪妃、妻妾之間爭寵，如果生的是女孩就不能夠上位，還會被人瞧不起，被認爲不吉利，所以產婦往往生下女孩後就隱瞞消息並趕快將其處死，直到順利生下男孩。 甚至有些地方出現了借妻生子的現象，浙東一帶曾存在典妻現象——窮人有生育的需求，有人就會將妻子“租借”給他，簽好契約。比如有借給兩年，有借給對方直到生出兒子爲止。 因爲當時的觀念認爲，人死了以後還會在另一個世界生活，只有自己的男性繼承人來燒香上供，當事人才收得到，而女兒被認爲是外人，行不通，因此也就出現了千方百計保證自己有後的現象。 類似的例子還有慈禧太后的兒子同治皇帝，他去世後，照理來說要在同治的下一輩找繼承人，但慈禧一定要將同治的同輩，她的親侄兒兼親外甥、當時還是小孩子的光緒找來做皇帝，方便她垂簾聽政。 古代有哪些鼓勵生育的政策和措施 到漢高祖的兒子漢惠帝時，頒佈了一項法律，女子年十七至三十不嫁，徵收五倍人頭稅。 北周乾脆把法定的婚齡降到男十五歲，女十三歲，這是中國歷史上最低的法定婚齡。實際上很多這個年紀的人根本沒有性成熟。 第二個舉措就是給予政策上的優惠補貼。漢高祖七年（前200）下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意思就是百姓每產一子，就可以免除兩年的徭役，而當時的徭役是極爲繁重的。 第四個舉措是打擊佛教。有些朝代佛教盛行，不少人爲了逃避賦稅而出家。這樣一來非但自己不繳稅，也不可能再結婚生子，相當於影響了國家的人口增長。 北周時期，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廢佛，一次性強制三百萬僧侶還俗。 古人真的有三妻四妾嗎 最終就造成相當一部分男性終身沒有辦法婚配，即使是上層男性也不例外。 寡婦究竟能否改嫁 不僅不允許寡婦改嫁，還不許男人娶寡婦。 現實需求往往會跟精神文化現象結合，通過讓女人守節來限制寡婦改嫁，以達到適度減少人口的目的。 大力倡導表彰的只能證明它是社會的需求，是稀缺的典型。 早婚在古代是普遍現象嗎 但這只是富豪家庭的情況，同時也存在着大量結不起婚的普通人。 家譜中記載的祖先可信嗎 但經常出現的一個問題就是，許多家譜追溯到源頭會發現祖先都是了不得的帝王將相、哲人先賢，這樣的家譜真的可信嗎？ 宋朝之後許多秦姓家族明明是秦檜的後代，但都不承認，而將自己攀附爲文人秦觀的後代。 與之類似的還有北方很多人都自稱來自洪洞大槐樹，實際上研究下來會發現，當時山西各地的移民非常普遍，並非只有洪洞一地，更不會都集中在大槐樹。 民族篇 關於清朝的影視劇中總有大臣上奏時自稱“奴才”，但歷史上只有滿族大臣纔有資格自稱爲“奴才”，漢臣是沒有這個資格的。 甚至像滿族這種能夠以100萬人的體量掀翻了人口達2億的明朝。具體來說，他們的戰鬥力與生存方式息息相關。 南蠻、百越今何在？ 還有很多姓氏如梅、冉、魯、文、龔、奉、粟、雷、藍、駱、潘、梁、吳、龍、石、麻、廖、張、陳、李、鄧、唐、黃，也都極有可能是蠻人後裔改姓而成的。 一方面說明漢族對其他民族的認同向來不以血統爲標準，而是一種文化認同，如果你接受了我的文化，那我便承認你是我們的一員。今日的漢族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原因就在於此， 地區篇 唐朝的時候有一句話，“長安居，大不易”，想要在長安定居下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句話背後的道理何在呢？從秦漢開始，想要在首都地區申請一個戶口就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了，首都和一些重要地區的戶籍有着嚴格的控制。 戶籍限制了百姓的遷徙自由，也提高了首都的遷入門檻。 宋太祖趙匡胤的祖籍是天水，天水就成了趙氏的郡望。 衣冠南遷使江南成爲天堂 當時甚至出現這樣一種現象，杭州城裏的人都學習河南話、開封話。 而江南的發展不過是移民帶動南方發展諸多例子中的一個。我們通過研究發現還能找到更多類似的例子。 湖廣填四川 這樣優惠的政策吸引了大批來自湖廣、陝西、江西、安徽、廣東、福建的移民，所以“填四川”的絕不僅是湖廣。 闖關東、走西口 這些移民都是哪裏的人呢？主要是山東人，其次是河北人、河南人，還有其他地方的人。 除了開墾之外，經商也是走西口的另一個重要目的。 走西口的移民和闖關東的移民一樣，爲鞏固和開發祖國的邊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下南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下南洋對中國的重大歷史意義體現在各個方面，我只是舉了其中的一些例子而已。 近代篇 我認爲歷史要根據事實說話，不能假設。 實際上國務院很早就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說明其實國家也有控制人口的想法。 計劃生育四十年 比如研究控制論的宋健和經濟學家田雪原，據他們預測，中國總人口在2000年前如果控制在12億，到21世紀初的前20～30年就不用擔心老齡化。 今天，我們怕人口持續減少，但那時的觀點卻是認爲中國人口太多，控制在7億人才比較合適，對此他們還提出了實踐計劃。 在世界主流提倡環境保護、講求適度人口的基調下，當時國際上包括歐美在內的很多專家學者都提出，中國人口過多，佔用了太多的地球資源，需要儘快減少人口。 我們的近鄰，像日本、韓國當時也還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因此不知道這是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 大家應該明白，當時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得越來越嚴格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客觀來看，有些人把今天出現的人口問題都歸咎於計劃生育，這是不符合事實的。韓國、日本都未實行過計劃生育，但到後來也同樣遭遇了嚴重的人口問題，可以說情況比中國還嚴峻。 至於怎麼樣來全面評價計劃生育，我想現在還爲時過早。比如說我們付出了比較大的代價，這到底值得不值得？關於這些，我想留給歷史去討論吧。 中國人口會出現負增長嗎 根據我們最新的統計數據，2021年中國人口淨增長了48萬，雖然還在增長，但已經是極低的增長率了。但這並不意味着已經到了人口拐點，人口拐點並非一個簡單的概念。 如果根據適度人口理論，人口負增長反而是理想情況。 第一，最有效的方式還是提高出生率，也就是多生孩子。現在我們的二孩、三孩政策就是規避人口負增長的體現，但光靠這個方法還不夠。 當時有些專家預測，生育政策只要一放開，人口就會大幅增長，不過現在看來成果還不算顯著。 第二，依然要堅持減少死亡率。在降低死亡率這點，我們不能實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爲了調控比例不擇手段，而是依然秉承人道主義，降低死亡率，特別是老年人的死亡率。 第三點同樣重要，即吸引移民。如果自身勞動力實在不足或者勞動力紅利消失，爲什麼不能按需引進移民呢？ 現在有些中餐館連廚師都已經是墨西哥人了，只是不敢讓他們拋頭露面，怕被人覺得口味不夠正宗。 如何應對老齡化 最後，還可以滿足一部分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需求。有些老年人對錢的需求不大，但的確熱愛工作。 本人是到74歲退休的。當然，我作爲大學教師，情況算是比較特殊。按理來說我應該60歲退休，但我自己認爲我至少可以正常工作到80歲，這中間的20年難道不是我能帶來紅利的時期嗎？ 我想中國完全有可能做到，充分利用老齡人口的人口紅利，增加康養場所，發展康養事業，這是前途無量的新產業。 真的會出現3000多萬“剩男”嗎 在古代，影響性別比的因素主要是男尊女卑的觀念，既然天然性別比應該是106，那後來爲什麼會越來越高呢？很簡單，很多女嬰剛生下來就被溺死了，還有棄養、霸凌，雖然沒有造成直接死亡，但也增加了女嬰的死亡率。 比如老年人口的男女差別，並不會影響現在的婚姻與生育。而現在的問題主要來自當今社會的婚齡與育齡人口，這一階段人口的性別比纔會直接影響未來是否會產生“剩男”，會不會影響婚姻與生育。所以首先可以確定，所謂“剩男”是遠遠不到3000多萬的。 所以首先可以確定，所謂“剩男”是遠遠不到3000多萬的。 跨區域婚姻。比如上海男女性別比高，“剩男”比較多，而四川“剩男”少的話，上海人就可以考慮到四川尋求配偶。通過這種地域之間的調整也可以緩解這種矛盾。 提高有偶率。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得到了緩解，比如說現在離婚率高，“剩男”就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差尋求結合，最後達到總人口提高有偶率的目的。 爲什麼年輕一代不願生孩子 這種生育意願的下降，其實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社會發達富裕後的必然結果，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例外。大家或許覺得不能接受，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逐條分析一下生育意願來自哪裏，然後再看看現在或未來可能出現的趨勢。 一方面我們大力反對迷信，提倡唯物主義，從民國開始就已經反對燒香、祭拜等迷信行爲了。 第五點，世襲制的需要。在古代世襲制下，如果一個人無後，爵位就不會再傳下去。 在羅列完上述內容後，我們再來考察一下要想提高年輕人的生育意願，上面這幾條有哪些我們可以做到。 我們未來要想提高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我個人主張的一個辦法還是要依靠傳統文化、價值觀念，要提倡新的孝道。 其他辦法已經很難挽回生育的頹勢。無論是經濟補貼、延長產假還是製造對老年生活的恐慌，都已經很難提振生育意願了。 通過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這些生育意願到了富裕發達的現代社會基本已經被消解了，唯一還在起作用的就是文化與信仰。 當然，除此之外一些輔助手段還是有必要的。我們需要降低生育、撫養、教育、醫療成本，能夠保障年輕人過上比較體面的生活，適當補貼這些都需要同步進行。 人往高處走——遷出地的推力 移民基本分爲兩類，第一類，也是歷史上佔絕大多數的生存型移民，即爲了維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遷入其他地區定居的人口，他們遷移的目的就是生存。 第二類是發展型移民，現在的移民絕大多數可以說是發展型移民了，即爲了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狀況的改善而遷入其他地區定居的人口。 第一，產業衰落，經濟水平低。大量企業倒閉導致工人下崗，甚至有些是國營的大中型企業。 第二，氣候寒冷，生活成本高。很多包括退休老人在內的東北人遷居到海南島就是一種體現。 人往高處走——遷入地的拉力 今天人口湧入的地區，都是這些遷移人口心目中的高處。那麼，這些地方的拉力來自何處呢？第一，經濟繁榮，產業興旺。遷入地往往有很多新型產業，經濟發達，同時充滿對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的需求。第二，企業經濟效益好，收入高，福利全，晉升快。第三，就業率高，社會保障覆蓋面廣。第四，營商環境好，投資機會多，收益高。不同的人追求的“高”是不同的，對富人或者企業家來說，重視的就是一個地方的營商環境好不好，投資的機會多不多，發展的速度快不快，前景是否看好。我們現在有些人盲目地要移民到發達國家，到了之後才明白人家都已經飽和了。我最近去美國一些城市發現，和三十年前去的時候沒什麼區別，這樣的發展速度又如何能抱以很大的期望值呢？我們中國也是一樣，有些城市雖然發達，但已經相對飽和了。 第五，人文環境。人在貧困的時候對財富的要求可能更迫切，但如果已經達到了中產或小康標準時，就會更多地關心人文環境方面。 首先，房價高低的標準不同。如果一個地方房價每天都在降，大量空置房源無人購買，說明當地的經濟情況滿足不了投資者或定居者的需求。 其次，個人的選擇不同。爲什麼北上廣深，以及杭州、成都等新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經很高了，年輕人還是前赴後繼地湧入？這種選擇就是基於房價與收入的比例，而且這種比例不僅要看眼前，還要看未來。 再次，企業的選擇不同。有些地方爲了招商引資，會以地價低廉來吸引企業。但企業和人一樣，也要看地價與收益的百分比、地價與公司本身體量的百分比，這就是爲什麼全世界房價最高的那些地方，還有大批企業將總部設置在那裏，這也是權衡的結果。 最後，地方政府的選擇不同。地方政府需要考慮如何有利於維持適度的人口，如果房價過高，將適度人口也就是常住人口都排擠走的話，當地也就沒希望了。 早在1935年，地理學家胡煥庸就提出了中國人口稠密地區與稀疏地區分界的一條線，即有名的璦琿——騰衝線，他當時是這樣說的： 今試自黑龍江之璦琿（今黑河市）向西南作一直線，至雲南之騰衝爲止，分全國爲東南與西北兩部，則此東南部之面積，計四百萬方公里，約佔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積，計七百萬方公里，約佔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佈，則東南部計四萬四千萬，約佔總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僅一千八百萬，約佔全國總人口之百分之四。 我國64%的面積，在當時只有4%的人口，而36%的面積卻有全國96%的人口。可以說這樣一條線代表了嚴重不平衡的人口分佈。

葛老這本書，前半部分堪稱神作，沒得說 但後半部分關於“引進外來人口解決老齡化”的論點，恕我難以認同，甚至覺得有些危險。 在當下本土青年就業都如此內卷的背景下，優先考慮的應是內部消化和產業升級，而非引入外部勞動力。這不僅是經濟賬，更是安全賬。元末福建“亦思巴奚”戰亂的教訓就在那裏：當外來羣體形成勢力，其對地方治理乃至國家統一的衝擊是致命的。 看看現在的歐洲，正是前車之鑑。當一種文明因“政治正確”而自我束縛，另一種文明便通過更高的生育率進行“靜默的征服”。沙龍里的禮貌辯論，改變不了街頭人口結構悄然更迭的現實。這本質上是一場現代版的“田氏代齊”——文明的主體性在看似和平的進程中悄然易主。 這讓我想起一種對“入侵”的深刻分層： 低級入侵：戰爭統治，奴役肉體。 中級入侵：經濟掠奪，資源供奉。 高級入侵：文明顛覆，斷其傳承。 終極入侵：人種替換，換其膚色，不戰而佔。 葛老自己在書中分析日本向東北的移民策略，不也恰恰印證了“終極入侵”的邏輯嗎？爲何輪到我們自己，反而如此天真？ 孫中山先生倡導的“鞏固民族根基”，在今天看來，絕非保守，而是深刻的遠見。守護本國人口的健康發展比例，是抵禦高級和終極入侵的基石。人口從來不只是勞動力，它是文明的載體，是國家的血脈。 政策的制定，絕不能只看短期數字，而忘了長治久安的根基。

這本書拋開王朝興衰記述，以人口爲尺，丈量歷史縱深，卻道破了最樸素的真相：王朝興衰、版圖變遷，終究是芸芸衆生的生存史。從秦漢戶籍桎梏，到唐宋繁衍生息，再到明清人地矛盾加劇，數字起落間，是無數普通人在天災、戰亂、賦稅裏的顛沛流離。佛家講“生老病死苦”，每一次的人口銳減，都是戰亂帶來的生離死別；每一輪人口增長，背後都是百姓爲求溫飽、延續血脈的苦苦支撐。 歷代統治者視人口爲國之基石，卻少有關照個體疾苦，百姓如螻蟻，在時代洪流中身不由己。他們面朝黃土，揹負徭役賦稅，忍飢受寒、顛沛流離，不過是求一世安穩，這最樸素的願望，在千年歷史中卻屢屢成空。恰如佛家所言“衆生平等”，這些被史書忽略的平凡人，同樣是鮮活的生命，有着對生存的渴望，卻終被歷史的塵埃掩埋，只化作人口數字裏的一筆。 縱觀千載，衆生皆苦，唯有悲憫。 觀史如是，方知惜生、安身、惜當下。

一個小時出頭讀完。。。 在我看來，有點高開低走了。前面的科普還算比較到位的，雖然有些內容我是持保留想法的。。。 但是後面的篇章，提及讓老年人去創業有點無語，更無語的是這一段摘抄： 『我們未來要想提高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我個人主張的一個辦法還是要依靠傳統文化、價值觀念，要提倡新的孝道。新的孝道是什麼？就是每個人都應該認識到，要保證家族、社會、民族、國家的繁衍，這是一種基本義務。將及時婚育看作一種愛家愛國的社會責任並從小培養，這樣才能保證他們的生育意願。』 😂😂😂

葛劍雄用人口流動與數量變化串起三千年中國史，視角新穎而數據紮實——從商朝甲骨文中的“登人”記錄到秦獻公“爲戶籍相伍”，再到漢昭帝時期戶口驟減的驚異波動，作者始終將人口增減與戰爭、經濟、政策緊密聯結，揭示人口史其實是一部濃縮的中國史。全書以生動案例說明：重農抑商政策關乎人口繁衍，唐朝吸納外族人口鑄就盛世，南宋因破億人口而在蒙金夾縫中生存，明朝宗室人口激增又如何拖垮財政；遊牧民族與中原的長期衝突，歸根到底是人口壓力驅動的戰爭與遷徙。通過這些論述，作者不僅展示了人口對歷史進程的深刻影響，也提醒讀者區分“戶口數”與“實際人口”，以免誤讀數據。全書兼具學術深度與可讀性，對理解今日中國的人口問題與未來走向極具啓示。

如果說中國人口3000年來第一次出現“非戰爭、瘟疫、自然災害等因素導致的人口下降”。那麼這其中一定會有一個或幾個特殊的原因。 20 世紀與人口問題息息相關的、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就是“退休制度”，當人類對於老了之後，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社會整體運作所帶來的安全保障，就可以不再焦慮於依靠生存概率不高的子孫，爲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了。此時，對於子孫後代的希望自然也不會過於強烈，於是生育意願開始下降。當然，這種下降曲線並非與退休制度完全重合。可以說，人們爲了防止人口爆炸而提出的計劃生育理論與退休制度，同時形成了一種對人口的遏制。但是，這兩種制度產生效用的實際生效時間是後延的，從條件滿足到結果發生近乎於可以延後 20~50年。 而另一個因素似乎更爲宏大一點，那就是工業革命，人類對於農業的依賴和期待同時下滑，這就造成了農業本身價值的縮水。經濟學上稀缺的概念才能夠造成某種物品的增值，而農業的貶值帶來的是相應的人口紅利的貶值。這種貶值效應相應的延後時間更爲明顯。從工業革命到離開農田，完全依靠機器滿足大規模人口的糧食問題之後，人力資源的重要性變弱，於是人口的價值嚴重貶值，纔會出現這史無前例的全球人口的規模縮減。 我們都知道，印度是目前全球少有的人口增長國，就是因爲這個國家的農業水平還處於較低水平，所以農業對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相對比較重要，人口和人力資源的價值與佔比自然就會比較高，所以全球只剩下印度人口在高速增長了

看這本書，得出一個很有意思的結論，與諸位分享。 那就是，作者的立場是由他的自身條件下意識決定的。 比如說，談到三千萬剩男的時候，作者說，因爲這個是總人口的性別差，實際上婚齡和育齡人口性別差根本就沒有三千萬，所以不用擔心。 試問哪些人會擔心呢？大概率是剩男羣體會比較焦慮吧。我理解的是，作者在用事實安慰他們。 但是，不好意思😬，我要潑冷水了。總人口性別差假如是三千萬的話，剩男羣體只會大於三千萬。因爲按照人口發展的規律，老年人羣中，女性佔比是大於男性的。就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出發，老太太活得比老頭質量好。因爲很多不良的生活習慣，比如抽菸喝酒，男性的壽命預期是比女性要短的。然後，刨掉這羣剩女老太太，總人口男的還多了三千萬，還能得出結論，剩男實際上沒有三千萬，我就想問問了，文科老師數學就這水平啊？？ 如果想找論據，去看看人口普查之後發佈的性別及年齡的金字塔圖就曉得了。 第二個也還是不用擔心。 書裏提了一嘴，非常簡短的一句話帶過，男性精子質量在下降。原因，過程皆沒有說，最後得出結論，不用擔心。 我要是男的，我簡直焦慮死了好嗎！精子質量是做男人最後的尊嚴！！！說我精子不行，比說我不行更傷人！！！ 我不是男的我都接受不了了。 其實這個問題還是挺嚴重的。因爲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所有的人類男性，從總體上來說，跟他們的父輩相比，精子質量都面臨着大幅下滑。 這倒不是我胡說，我是有科學依據的。而且，這不是某個地區，某個個體的問題，是所有人的事兒。如果連老墨都生不出來了，那你就可以得出結論：事兒大了。 而且，這種生育力的大幅下滑，在年輕人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如果留心新聞，你就會看到，精子庫招募捐精志願者，合格率有多低……我看到的是，合格率僅兩成……而且，這還是在標準比例低的情況下，比如男性身高168以上就可以。而且，就這樣放水，合格率也僅兩成，這還是以男大學生爲主力羣體的捐精者，很難設想，其他人羣，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數字了。我那天看到一個震驚我一臉的新聞，英國精子庫放開艾滋病人的捐精限制…… 這個世界真的魔幻到了，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步…… 然後，這種莫名其妙精子不行的原因，沒有找到。我看的其他書裏說，是因爲轉基因作物的廣泛種植，人們喫的東西里有破壞生育能力的成分，但是，這種說法沒有得到任何的官方印證，就算是真的，也沒辦法解決。 既然葛教授讓我們不要擔心，那就不要擔心吧。 多句嘴啊，精子質量都這樣了，能生的出就算是祖上積德了，不要在意是男是女了行不行。或許某天，大多數男人都生不出，會出現產房外面，強佔他人寶寶的年輕爸爸？不管誰是你爹，反正我是你爹的魔幻場景，也許不止發生在企鵝的世界裏呢？ 最後，還有一個很搞笑的點啊，葛教授說，要振興生育率，靠經濟手段和政治手段都是不好使的，畢竟周圍國家已經淌過渾水了，那靠什麼呢？靠文化與信仰！！！ 我們要提倡，新孝道文化，傳宗接代不僅與個人和家庭有關，更與社會和國家有關！！ 你不生，就是沒有社會責任感！就是自私！ 這套說辭，這頂帽子，這根大棒，三十年前就耍過了。只不過，內容從你生，變成了你不生。 我也不懂，葛教授也是七八十歲的人了，按說這套詞他多多少少肯定是聽說過的，怎麼改都不改一下，就複製粘貼過來了？ 搞得我還有點失望呢，這麼沒有新意的嗎？ 我看前面有復旦的老師說，這估計是他手底下那幫小研究生寫的文章，掛他的大號，攢成了一本書，這樣說的話，倒是有點可能了。那羣小孩才二十多歲，沒聽過宣傳也很正常。 話說回來了，既然是依靠文化與信仰，能拉高出生率，不如我們號召，讓葛教授多生啊？畢竟，教授可是文化含量最多的一羣人，總得以現實行動，響應支持自己的觀點對不？不然，要是光說不做，顯得自己是在忽悠底層盲流誇誇生一樣，這多少有點不太厚道對吧？ 再者就是，葛教授是男人，男人生小孩一不受年齡限制，二不用親自勞心勞力，既不用生，出點錢就算養了，那何樂而不爲呢？ 熱烈盼望葛教授爲民族，爲國家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

引用的很多數據都不對，論點極其不嚴謹，尤其是最後幾章直接圖窮匕見了。而且提到性別比例的時候作者真是老太太鑽被窩——給爺整笑了。貼上一段給大家欣賞： 那麼未來該如何應對這種情況呢？首先我們要知道的是，近年來新生人口的男女性別比已經在降低了，很多地方這個數值甚至已經低於106，今後有些地方很可能會出現“剩女”而不是“剩男”，所以大家不必過分擔憂。具體的緩解措施有下面幾種。 跨年齡婚姻。假設說"剩男”在23歲這個年齡段中出現得較多，但在28歲這個年齡段中就沒那麼多，那麼23歲這個年齡段的男青年就可以尋求28歲這個年齡段的配偶，這種跨年齡婚姻就可以緩解性別比差異大的年齡段人口的婚育壓力。 跨區域婚姻。比如上海男女性別比高，”剩男”比較多，而四川”剩男”少的話，上海人就可以考慮到四川尋求配偶。通過這種地域之間的調整也可以緩解這種矛盾。同樣，上海人也可以在本地與外來人口結合，如果說以前還有戶口方面的限制，那麼現在這類障礙已經越來越少了。 提高有偶率。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得到了緩解，比如說現在離婚率高，“剩男”就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差尋求結合，最後達到總人口提高有偶率的目的。對於不願意結婚的人羣，可以提高他們的婚姻意願。總而言之，這所謂的“3000多萬剩男”並不代表當今婚齡、育齡人口的性別比情況，我們解決性別比的問題應該放在同年齡層次……

個人覺得這書出的毫無意義！只從史料裏摘取了歷朝歷代的人口隻言片語的信息，而無任何實際效用和參考價值。對讀者而言，從歷史信息獲取的人口信息，基本沒有；就統計方法，統計成效，沒有任何信息可信任參考；讀者關於人口對時代發展，歷史走向的影響了解和思考，壓根沒有任何可借鑑的。無非就是關於人口統計方面歷史科普。 就是一部口水書，整書就是研究者閉門造車的產物，有着論文的嚴謹正式，但讀起來冗長，難以給讀者留下深刻記憶，單就人口歷史科普，估計效果甚微。就實際價值而言，不如不讀。

“闖關東”和“走西口”。 闖關東，也就是指對東北的移民。爲什麼這裏要用一個“闖”字？順治元年，清軍入關，清朝舉國內遷至關內，東北隨之荒廢。之後清朝就在瀋陽以北修建柳條邊，邊外爲封禁地，規定柳條邊裏的漢人不許出邊，邊外作爲滿族發祥地，留作練兵、演武、採集珍珠、野山參的地方。在多數情況下，柳條邊是禁止通行的，但當中原出現水旱災害時，難民和流民爲了求生闖出去的行爲有時也是被默許的。所以要出去就要“闖”，畢竟屬於非法性質。 到咸豐十年，政策出現了改變，一方面，沙皇俄國虎視眈眈，已經佔了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還在策劃進一步內侵。另一方面，太平天國戰爭後清朝財政困難，所以放墾補貼賦稅收入。 光緒四年進一步取消漢族婦女不得逾越長城禁令，漢族移民可攜家眷遷往定居。光緒六年，實行滿漢同等待遇，規定放荒、免稅、補助等三項優惠政策。隨着移民的推進，從遼寧到吉林再到黑龍江，新的縣治、府治紛紛建立起來。 這些移民都是哪裏的人呢？主要是山東人，其次是河北人、河南人。山東當時遷到東北有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海上，山東半島到遼東半島走海路很方便。另一條路線就是走陸路，通過山海關進入東北。 關於闖關東的偉大貢獻，簡單來說，如果沒有闖關東，沒有這批前赴後繼的移民和他們的後代，當時的東北能不能爲中國所有恐怕會成爲問題。“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東北，而當時的東三省已經有了3000萬人口。正是這3000萬中國人，才使得日本人既不敢也不可能像吞併朝鮮一樣直接吞併東北。 而與闖關東相提並論的另一場大規模移民運動就是走西口。走西口主要是山西、陝西的移民通過長城的關口遷到當時的“內蒙古”和“外蒙古”，以“內蒙古”爲主。其中東部以山西人爲主，西部以陝西人爲主。移民大多數從長城上面的殺虎口等關口前往內蒙古。 走西口同樣有着重要的歷史意義，口外地區逐步得到開發，除了土默特（今天呼和浩特一代），最爲著名的還有鄂爾多斯和河套地區。走西口的移民和闖關東的移民一樣，爲鞏固和開發祖國的邊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