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如何定價？美國社會衡量生命價值的迷思與不公

—— 週末，讓身體和大腦都做個體操，用汗水和思考盪滌僵死的細胞，不亦樂乎。 許知遠訪談了桑德爾，對，就是那個因在哈佛大學講授公開課“正義”而破圈的著名教授。 桑德爾在他的課程中，用電車難題引發學生們的思考，到底應該怎樣判斷生命的價值。而這本《人命如何定價》中，作者一上來就以911事件對於死難者的賠償爲例，探討到底應該怎樣爲生命定價。 多有意思，公平與正義，實在是牽動人心。 911事件賠償專員肯尼斯·範伯格爲在事件中的死難者賠償精心設計了一個公式。 【賠償金額=非經濟價值+被供養人價值+經濟價值。其中非經濟價值每個受難者都是一樣的（25萬美元）；被供養人（死難者的父母、子女、配偶等）的價值也是相同的，每位被供養人10萬美元；經濟價值根據受害者的收入計算，預期終身收入、福利和其他收入，再根據稅率調整，假定年收入上限爲23.1萬美元（爲了防止向高收入者的家人支付鉅額賠償金）。】 這個公式當中，已經考慮了死難者的基本價值，死難者需要承擔的家庭義務，死難者未來的收入能力等多個緯度。看上去，已經相當不錯。 但，在具體的操作當中，範伯格卻發現，由於死難者收入存在巨大差距，所以死難者家屬拿到的賠償金額居然最多可以相差大約30倍。死難者平均賠償金200萬美元，最低的25萬美元，最高的超過700萬美元。 另外，由於女性更多居家照顧子女，被視爲沒有收入，加之本身存在的就業不平等，最終女性獲得的賠償金只有男性的63%。 想一想，每個家庭都有分工。照顧家庭的人的價值，爲什麼一定小於在外面工作賺錢的人？ 如果只有能夠創造經濟價值的人才有價值，那推導到極端，將出現很可怕的情況。 【“瑟斯頓訴紐約州案”（2013年）便是一個發生在現實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例子。勞裏·瑟斯頓的姐姐謝里爾是一個州立精神醫療衛生機構的住院病人。謝里爾有嚴重的殘疾，洗澡時需要一對一的看護。一次，她洗澡時無人照看，隨後突然發病，被發現時已經失去意識。她當天就過世了。重度殘疾並被送進醫療機構的謝里爾並沒有收入損失。紐約州法律雖然允許以受害者經歷的疼痛和痛苦爲由索賠，但由於謝里爾從未恢復意識，所以被認爲既沒有感到疼痛，也沒有經受痛苦。該訴訟案被駁回，被告沒有支付賠償金。在這樣一起引人注目的案子中，不公平感是顯而易見的。甚至連法官都評論說：“最可恥的諷刺在於，如果謝里爾是動產而不是人，原告可以收回財產損失的價值。法院不得不執行這種不承認人類生命存在內在價值的法律，這是令人不齒的。”】 在很多年以後，範伯格對自己的公式進行了反思，他認爲，假如可以重新設計，他會讓每位死難者獲得相同金額的賠償。只有這樣，才能消弭分歧，避免生命價值的低估。 在美國，其實是有類似的制度設計的。比如在戰場上犧牲的美國軍人，無論軍銜高低，無論你是二等兵家屬，還是將軍家屬，都會收到一張10萬美元的直接收入補助支票。其他的醫療、住房、撫卹賠償金等等保障政策，一概與軍銜無關。 再比如，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公民自由法案》，對二戰期間美國政府關押的日裔美國人每人賠償2萬美元。這個金額，也並沒有考慮這些人的性別和收入能力。 看上去，一刀切可以避免不公平的問題出現。 但，真的是這樣嗎？ 一個朝氣蓬勃的青年，和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價值真的一樣嗎？ 一個毒販，和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價值真的一樣嗎？ 一刀切，看似公平，但真的公平嗎？ 公平，實在是一個太複雜的概念。真的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平嗎？還是和很多價值判斷一樣，角度不同，結論便會完全不同呢？ 【“泰坦尼克”號的歷史記錄顯示，性別和年齡是預測誰能上救生艇、誰會死的主要指標。只有20%的男性乘客倖存，而74%的女性乘客和50%的兒童乘客活了下來。社會地位也是預測生存概率的一個主要指標。62%的頭等艙乘客倖存了下來，而標準艙和三等艙的倖存率分別是41%和25%。】 看一看泰坦尼克號，一個謳歌騎士精神的典範，換一個視角，便可以成爲批判階級壓迫的實例。 如何定義責任與損失？有太多學者和專家在這個領域不斷探索。 作者在書中提到了著名的福特平託車案。福特公司認爲，召回汽車進行全面檢修的成本，遠遠大於未來事故發生後的賠償成本，所以隱瞞了汽車存在的問題。當大量交通事故出現，案件爆發，福特汽車的這一考慮被公之於衆，輿論爲之譁然。 雖然大多數人認爲福特汽車做錯了，但也有人認爲，企業的目的是創造利潤，這麼做無可厚非。於是有學者提出，應該引入“漢德公式”來思考這個問題。 1947年，一艘屬於康諾公司的無動力駁船，在紐約港被卡洛爾拖船公司的拖船拖航，由於卡洛爾公司的船員未能綁好繩索，導致駁船飄離碼頭，最終與一艘油輪相撞，造成損失。此案由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的法官勒尼德·漢德審理。在這一案件中，拖船公司的船員沒有綁好繩索，無動力駁船沒有安排值守人員，都存在過失，那應該判斷，誰承擔主要責任呢？此外，既然是油輪和駁船撞上了，那油輪是不是也有責任？ 漢德就是在這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漢德公式”。漢德法官認爲，如果預防措施的成本（B）小於損害發生的概率（P）與潛在損害（L）的乘積（即B < PL），那麼船主就應該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以避免事故的發生。在這一案件中，拖船公司船員綁好繩索的成本毫無疑問是最低的，所以，拖船公司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如果福特公司用漢德法官的思路去思考就會發現，召回汽車進行維修的成本，要遠遠小於可能發生車禍乘客們的損失總和。所以，福特公司的做法是不是對的，便一望可知了。 理性的思考有助於我們更清楚的認識這些問題，作者介紹了基於調查的估算法、基於工資的估算法、顯示性偏好估算法，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將一切損失和責任量化，但這並不能在所有場景之下實現。 比如美國控槍問題，我們可以說美國人認爲持槍權的價值高於每年因槍支而喪生的人的生命價值之和嗎？再如美國的反恐戰爭，支出已達幾萬億美元，我們可以說911事件中失去的近三千個生命，每個都價值數億美元嗎？ 追求量化，常常會導致荒謬的結論出現。 價值判斷，從來不是清晰明確的，強調生命無價，常常反而會使我們付出更大的代價。 但是任何將生命貼上價格標籤的嘗試都不可能完全科學和客觀，必然存在不確定性和侷限性。 我們能否接受，在殫精竭慮、苦苦思索後發現，原來並不存在一個單一維度的標準答案呢？ 我們能否接受，有一些思考的價值，常常在於思考本身，發現沒有答案，反而纔是更好的答案呢？ 精力所限，由本書所引發的思考，無法全部寫下來，比如環保問題，比如衛生經濟學問題等等。 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值得一讀。

其實只看最後的第十章，就可以充分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全部觀點。剩下的，就都是一些案例分析，以及針對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在內的各種量化、模型構建工具的優劣分析。 應該說，從精算、統計、社會行爲建模等專業角度，本書中給出的很多方法論的優劣分析，是非常具有指導性和實用價值的。 但從如何理解基於各種經濟學理論，採用統計學和數學方法建模、量化分析的本質方面，本書的表達卻有點含糊不清。這其中，本書選擇切入的主題——給生命打價值標籤——本身具有的爭議性和概念的模糊性，是這種表達含糊的最大影響因素。 其實，在最後一章裏，作者已經明確給出了非常清晰的定性表達—— “我們需要承認，評估生命價值是做某些計算的必要條件。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確定生命的價格標籤的方法不完全是科學的、客觀的，而是非常主觀的。這並不是要詆譭在該領域工作的經濟學家的能力，而是如實陳述量化抽象事物（諸如人類的生命）的限制。任何分析都要反映評估人類生命價值的不確定性和侷限性。” 但是，一旦聚焦到具體問題，上面這樣的的綱領性表達，往往第一時間被各種充滿歧義和誤導的概念和套路表達所掩蓋、扭曲。畢竟，所有那些案例，都是源於我們耳熟能詳的真實事件。而與此相關的表達，也是我們早已被反覆灌輸無數次，且早已形成理所當然認知的話術。所以，如果在這類話術中對照上面作者給出的主旨陳述，的確是有點“反直覺”。但其實，本書真正的價值所在，也正是這種反差對比對我們早已習慣的認知，形成的衝擊與引發的思考。

這應該算是衛生經濟學裏QALY覈算比較標準的科普書，其實從社會現象去談那麼多估計方法的弱勢是很好的，但這本書的組織過於單元化了，無非就是折現、外部性、差異和QALY，但既然這些都不好，作者又沒提出一個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或者提出一個解決這些問題適合用哪個框架的討論，就覺得有點弱結論，就好比寫文章，所有的重頭戲實際上都是Limitation。實際上年限久了什麼估計都是不準的，只是需要一個測量的標準，說服每一個參與這個博弈的人。這是一切的問題。econ 最狗招人嫌的地方就在於，真正好的econ問題就是一個trade-off，就好像公平的合約是所有人都覺得喫虧一樣。

“本書始於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人命值多少錢？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我們給人的生命貼價格標籤的方法，說明了我們的優先級。價格標籤和用來確定價格標籤的方法反映了社會的價值觀，並且受到經濟學、倫理學、宗教、人權和法律的影響。”第十章《接下來是什麼？》是全書對生命定價做法的總結和反思，要是嫌前面章節論證有些囉嗦可以先讀第十章再返回閱讀前面各章。本人讀完想到可以考慮用當時的人均產值乘上人均壽命做爲人的平等的基礎價值，然後再考慮社會能賦予的價值因素以體現個體對社會貢獻的差異。

斷斷續續讀了好久，作者從911遇難者賠償情況切入，政府如何採用極不公正的標準對人命估價使得不同受害者家屬拿到的賠償金天差地別，一些人的生命價值幾乎是其他人的三十倍。賺的少生命價值就更低嗎，如果想要受害者家屬儘量維持原本水準的生活質量，給年收入一百萬和十萬的家庭同樣的賠償金是不合理的嗎。如果他無法爲家庭提供價值，是不是意味着不需要給他的家人賠償金，就算不看收入，一個諾貝爾獎得主的生命價值應該等同於一個殺人犯嗎。口口聲聲衆生平等，在面對這些問題卻無法不猶豫，也不覺得給這些受害者同樣的賠償金就是公正。這樣的困惑不只是在災難面前出現，受害者是黑人時，破案率爲什麼會更低，加害者的刑期爲什麼會更低，一個個統計數據之間的不公正都讓人覺得，人類要完蛋吧，沒有一個司法體系平等地賦予所有生命同樣的價值，這意味着，沒有一個體系平等地保護所有生命，無法不失望。後半部分關於環境監管的成本效益分析，關於貼現率的討論稍微更難理解一點，還有墮胎問題以及生育決策中的性別平等衝突的分析，最後一部分是關於情感和文化距離如何改變生命價值評估，戰爭和種族主義影響下敵方生命價值被低估，我們更關注某個人或者幾個人遭遇的痛苦，卻漠視另外一大羣人的風險，其中現實的統計數據同樣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最後作者再一次提醒，認爲人命無價不應該被估價的說法是沒有意義的，因爲現實就是人的生命總是正在被貨幣化，而我們必須瞭解評估生命價值的方法，瞭解其中的不公，才能對抗不公。更進一步，收入如果被納入評價標準，那麼種族和性別造成的薪酬不平等就同樣進入了評價標準，如果沒有辦法完全拋開收入這一評價標準，那我們必須堅持務必消除不公平的工資差異，我們必須堅持務必杜絕剝奪基本人權的生命價值評價。

人命值多少錢？涉及這個爭議問題，很容易想到那個道德困境，即“火車應該撞向哪一邊”。但只要我們在以各種標準衡量生命的價值，給其標價，就會陷入邏輯混亂。所以我們不得不承認生命無價。但所有有爭議的社會議題都能反映一定的社會規律和人性偏好，所以書中對於每個社會事件發生時以不同社會階層、年齡、性別、職業、經濟價值人羣的劃分爲價格標籤的區分，這本身是對社會和人性的揭露和曝光，對於日常不同觀念衝突時怎樣爭取最大利益，獲取保障以及怎樣利用現已完善的道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權益是很好的突破口。

很無聊的一本書，囉嗦冗長，信息量密度極低，事例佔據了至少八成到九成的內容，只是爲了說明一些顯而易見的事情，而中間甚至沒有更深一步對這種不平等的剖析。作者本人也在開頭說過這只是一本呈現計算公式的經濟學的書，建議隨便翻翻了解一下具體操作方式即可。

生命實際上不可以被定價，如果定價，就意味着生命只是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人就是目的，則人沒有價格，有價格的商品之所以有價格也是爲人服務，可是，一般來說，既然人的創造物被定了價，人就需要這些創造物來完成自己的生命，完成生命的產品，就可以確定人的價格。而現實中，人的價格是不同的，這其實意味着等級制。只要用等級制解釋，社會的不公就很容易解釋，也很容易看出，資本主義社會是等級社會，平等自由民主的口號就掩蓋不住資本主義的真面目了。

本書不可避免陷入概念不清的泥淖，賠償金能代表生命的價格嗎？賠償的對象是死者還是死者的家人？針對人命的種種選擇都基於經濟考慮嗎……當討論人命的經濟價值時，社會問題的經濟屬性被不恰當的泛化了，得出大量過度闡述的結論。儘管如此，本書依然相對全面的解釋了量化生命價值的種種考慮，尤其是講政府、公司決策如何利用經濟學伎倆，讓人對試圖理性解決社會問題簡直無望。

本書始於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人命值多少錢？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給人的生命貼價格標籤的方法，說明了社會的優先級。價格標籤和用來確定價格標籤的方法反映了社會的價值觀，並且受到經濟學、倫理學、宗教、人權和法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