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與偏見：希臘化-羅馬時期地中海世界的猶太觀念（崑崙）【了多神教帝國與獨一神宗教的觀念對話】

《傲慢與偏見：希臘化-羅馬時期地中海世界的猶太觀念》這本書解決了我兩個問題： 一是，世界歷史中先後有過幾個文明，皆因失去祖庭而中斷文明的延續，如曾在存在過的阿摩利人、亞述人、加喜特人等。爲何自從第二次猶太——羅馬戰爭以降，猶太人被趕出猶地亞省、全球大流散近兩千年的境地下，猶太文明不曾斷根，這是爲何。 二，西方世界反猶的根源是否起自（約公元26-36年）猶大對耶穌的出賣？ 第一個問題，著者在書中提到一個概念——“宗教大衆化”。 它的含義是，“曾經屬於猶太祭司集團的宗教責任和特權逐步爲所有成年猶太男性承擔和分享。普通猶太人深度融入作爲倫理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的猶太主義之中。” 這個“宗教信仰權利”從祭司和貴族階層下放，降至民衆階層，它背後的邏輯是猶太人喪失了族羣領地，在“政治獨立”缺失的狀態下維持族羣認同，只能將敘事重心從政治轉向宗教。 除卻“宗教大衆化”的層面，還有“文化的轉向”。 公元70年第二聖殿被毀後，一羣猶太知識分子因擔心民族未來走向無知無覺的滅亡，從而祕密聚集在“賈布奈”猶太經學院，就是這批人商討出了一系列挽救民族文化的舉措，尤其是將宗教、文化“法典化”和“正典化”。 依著者所述，“它是猶太人認識上帝、踐行聖約，規範人生行動和進行價值判斷的依據。”它包括但不限於“拒絕外邦人的偶像和宗教崇拜，守安息日，守猶太飲食法，男性行割禮，繳納聖殿稅，聖殿朝覲。”等。 我們可以直觀的理解到，這種舉措的直白、粗暴和有力。把猶太教義具化到法律層面和生活層面，猶太人不管走到世界上的哪個角落，只要還活，就活的是猶太人的樣子。 用文雅的表達是，用特定的“猶太性”來建構自己的猶太身份，用通俗的理解是，生活習慣背後的文化藩籬生成天然身份屏障。 加之，“希臘化君主以及羅馬統治者通常會賦予散居地猶太人‘按其祖先法律生活’的權利。”在猶太文明和其他強勢文明博弈之初，就被外部環境預留了形成身份屏障的空間。 所以猶太人全球流散1800年，但他們“應許之地”、“特選之子”的概念銘記五內，外化、具化到生活層面的宗教與文明不曾斷裂，猶太羣體的自我認同烙印在每一處角落的每一個猶太人之身，並始終如一、牢不可破、世代相傳。 就第二問題，西方世界反猶的根源。在本書中所述的時間線可以更往前推。 有主流觀點認爲，猶太人建立的哈斯蒙尼王朝（公元前2世紀）導致古代反猶現象的出現，但也有更早的記錄顯示，公元前5世紀，在埃及象島上便出現過埃及本地人針對散居猶太人的暴動。 但不管哪個時間點，反猶現象的背後是猶太文化和其他文明之間話語權的爭奪和博弈。 在本書研究的起訖時間段內，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希臘化時期”，地域在環地中海世界，猶太民族已經先後與三個古代文明發生過碰撞與衝突。分別是：埃及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猶太民族和猶太文化與其他文明的牴牾，此時此域已經埋下根由。 猶太文明與埃及文明的博弈 著者在書中提及，“古代世界針對猶太民族的偏見和仇視，最早也緣起於這片土地（埃及）。”但著者同時又說，埃及人的族羣偏見，其實在最初並非單單針對猶太人，而是公平的仇視一切入主埃及的異族。只是最終加諸猶太人之身。 之所以最終將敵視鎖定在猶太民族，有多方面的原因：宏觀層面是猶太的一神崇拜和埃及的多神崇拜有天然衝突；托勒密統治者的重猶抑埃政策加劇兩個民族之間的衝突；當時“敘史競爭”背景下，各民族通過貶低其他民族來凸顯自身歷史悠久的各種文本，其中埃及祭司馬涅託關於猶太的偏見性敘事《埃及史》，成爲反猶觀念的材料支撐。 而“馬涅託的猶太觀念的背後，隱伏着更加深遠的歷史積怨。” 埃及人曾經遭受過長達20年的宗教改革疊加瘟疫災難期。以至於異族入侵、宗教他者、瘟疫三者疊加成爲一種埃及人記憶中的傷痛範式。這種範式在希克索斯人、亞述人、波斯人入侵時，都被埃及人先後應激、投射過。 儘管猶太人從未成爲埃及的統治者，但之所以最終仇恨定格在猶太人身上，有學者觀點傾向於，猶太人的一神宗教與埃及的多神信仰差距最大。“異體性宗教與埃及宗教的對立性越強，埃及人對其回應就越激烈。” 猶太人的宗教排他性，“使得他們以無比放肆的方式踐踏埃及的宗教，虐待埃及的祭司，摧毀埃及的神廟。” 且在數個異族先後統治埃及時期，猶太人均選擇成爲統治者的馬前卒、中層管理者，從而成爲埃及當地人眼中的統治者的幫兇和壓迫者。最終導致公元前425年波斯人統治時期，發生在埃及腹地的針對猶太人的暴力行爲的“象島事件”。 波斯統治結束後，埃及對波斯人的仇恨隨時間而淡化，但猶太人長久的世代生活在埃及，並一直與異族統治者合作、管理壓迫埃及人。埃及人對猶太人的仇視態度形成長時間歷史積澱，並最終以馬涅託著《埃及史》的形式呈現出來。 埃及的反猶觀念不僅鋪陳在埃及的各個階層之中，也影響了其他族羣的猶太觀念，包括希臘人、羅馬人。 猶太文明與希臘文明的博弈 “公元前四世紀以降，希臘主義藉由軍事擴張與政治統治，打破了地域、語言和族羣的限制，成爲具有普遍特徵的霸權文化，並對其他文明提出挑戰。” 在希臘時期，猶太祖庭猶地亞周圍環伺希臘化城市，希臘文明、商業、經濟、政治模式等勢不可擋的對猶太文明形成穿透性的衝擊力，哪怕在猶地亞的鄉村，也有人可以用希臘語起草各類官方文書和契約合同。 甚至在猶太話語權最強盛期——哈斯蒙尼王朝，該家族中亦有起希臘名字的情況。 希臘文明有強烈的文明中心主義傾向。因其絢爛，猶太貴族對希臘文明和生活方式心嚮往之，甚至在耶路撒冷建立了體育館。但底層猶太民衆的清苦使他們天然對希臘化的生活方式排斥、豎起藩籬。 在公元前2世紀，這種猶太社會內部的撕裂達到一個頂峯。猶太貴族實行希臘化改革，但接下來的塞琉古君主強行推展的希臘化政策和宗教迫害，引發猶太人的馬加比起義。這是猶太人歷史上少有的一次戰勝異邦人的戰爭。之後，建立哈斯蒙尼王朝。從而中斷了希臘文明對猶太文明的衝擊。 但本質上，哈斯蒙尼王朝在用希臘化的方式擴展它的政治和地理疆域，本書著者稱“猶太主義成爲一種與希臘主義並立的文化，雖然二者的內核迥然不同，但在形式和結構上卻高度相似。” 隨着哈斯蒙尼王朝的擴張和對希臘人的壓迫，惡化了猶太族羣和希臘族羣的關係。加之希臘人和埃及人的文化互動，勢必受到埃及的猶太觀念的影響，最終形成希臘語境下的猶太人——“猶太人不屬於希臘世界和城邦範式，他們的生活方式仇外，具有隔離性。” 值得注意的是，“希臘族羣的猶太觀念的發展植根於社會現實基礎。” 猶太文明與羅馬文明的博弈 公元前30年，羅馬吞併埃及，統一地中海世界。而猶太人在此間再次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埃及的猶太人爲羅馬入侵提供幫助。 初期羅馬人與猶太人相洽無間。但隨着羅馬統治者對埃及社會民衆的等級劃分——一等人“公民”（希臘人）、二等人“都市人”，三等人“埃及人”，並隨等級收稅——猶太人陷入尷尬境地，他們大多數被歸在三等人的範疇。即： “羅馬的改革對他們造成的損失不僅是經濟上繳納人頭稅，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政治地位被降到了埃及人的位階，嚴重損傷了他們的尊嚴和優越感。” 隨後公元38年在亞歷山大里亞爆發的反猶暴動，當希臘人和猶太人將紛爭與裁決展示到羅馬皇帝蓋烏斯面前時，這個親希臘的皇帝再次給予了猶太人輕蔑和嘲笑。這背後更有羅馬崇尚帝王崇拜，但猶太人予以拒絕的原因。 埃及猶太人所處的劣勢，隨着蓋烏斯被刺殺而結束，新皇帝克勞狄並不支持希臘人。公元41年，猶太人發動對希臘人的復仇行動。羅馬皇帝雖不支持希臘人，但依舊關閉猶太人上升權利階層的通道。猶太族羣充滿怨恨，民族主義抬頭。 此後猶太族羣和其他族羣間衝突頻發，仇恨愈深。 希臘人與猶太人的紛爭，屢屢需要羅馬皇帝裁決。希臘人努力打動羅馬統治者的同時，他們的反猶觀念也潛移默化影響羅馬世界。 自此，地中海世界的四大文明——埃及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猶太文明，除了後者之外，前三者的猶太觀念完成交融。 歷史學家塔西佗曾抨擊猶太人，他的觀點即具有普遍性、又具羅馬特徵。他指出，“我們羅馬人認爲是神聖的一切，在猶太人看來都是瀆神的；另一方面，我們憎惡的一切，在他們又都是允許的。” 羅馬世界內部，皇帝不滿於猶太人拒絕對他的帝王崇拜，而羅馬保守精英羣體則對猶太習俗多有詬病。當然還有最重要的，猶太人的“雙重忠誠”問題。羅馬統治層開始敏感於一個問題，到底猶太人是否忠誠於羅馬。 隨後公元70年爆發的羅馬—猶太戰爭，以及公元116~117的流散地大起義印證了羅馬人的懷疑，並最終以第二次羅馬—猶太戰爭呈現羅馬人的大結局版猶太觀念： 將身居祖庭的猶太人趕出猶地亞，將此地改名爲巴勒斯坦。

翻譯整理了不少英文資料，在中文世界裏已經是很難得，對於理解一些問題的來龍去脈非常有幫助。這些基礎建設工作長期以來一直相當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