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清華作品系列 通向敘事之路：虛構寫作十講

書摘—— 📖【歷史敘事的心靈化處置】 - 《新約》中記載，有一天，耶穌遇到法利賽人抓到一個正在行淫的婦女，這些人讓他來判斷是否該用石塊將其打死。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中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聽到這話，衆人羞赧地停止了施暴。 - 這個故事之所以令人震動，是因爲耶穌對於罪的態度。他比起那些嘗試“以道德、法律以及正義的名義懲罰他人”的人們來說，更真實地揭示並面對了人性的真相。他清晰地告知我們，沒人能夠天然地代表法律和正義，即便我們是“人民羣衆”，也並無天賦權力來懲戒他人。任何以道德的名義對於他人的侵犯，都應該受到質疑。歷史上那些本應可以避免的悲劇，正是因爲這一反思的缺席而發生。 - 進一步說，沒有任何人在人性上是純潔無瑕的，這是源於他們的“原罪觀”。人性本惡並無人倖免，所以在看待他人之罪的時候，便不能是置身度外、唯我獨善的看法，而應該是推己及人，充分地看到自身人性的侷限。如此纔會對他人有所寬宥，並激發自我向善，這纔是救贖與歸正的必由之路。 - 顯然，在正常人與所謂罪犯之間，並非截然的善惡對立。就像在魯提轄與鎮關西之間、在武松和潘金蓮、蔣門神和張都監之間、在宋江與黃文炳之間，都並非善惡的截然對立一樣。然而，在中國古典小說中，處置善惡的方式是相對簡單和粗暴的，是以傳奇的和概念化方式處置的。李逵劫法場的時候，是“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作者和我們從沒有按照法理的精神，去追討過他的完全過當的暴行；同樣，對於武松殺嫂和殺玉蘭，亦從未有過明辨是非的認識。而在安德烈耶夫的《賊》中，我們卻看到了主人公尖銳的靈魂鬥爭與自我絞殺。 - 如何以理性來反思和清理歷史的暴力，有很多例證。這方面的作品實在是太多了，餘華的《往事與刑罰》《一九八六年》，莫言的《牛》和《檀香刑》，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一九八六年》中，失蹤的“歷史教師”在那場動亂結束十年之後，仍然無法返回現實之中。因爲他已被衆人遺忘，甚至連他的妻子和女兒也不再接受他。而他則只能靠在垃圾站撿拾垃圾爲生。他每天都在揮刀對自己施以殘忍的刑罰，嘴裏還喊着那些刑罰的名字。這是餘華對於歷史暴力的一種寓言式的歸納。作爲歷史的本體，同時也作爲歷史的經驗主體，歷史的受害者和反思者，他已被現實徹底拒絕和遺忘。這是1986年前後餘華的歷史認知，我不能不爲他的描寫感到震驚和欽佩。 - “中國人如何面對歷史”，二十多年前我曾讀到一位叫作魏格林的德國學者的文章，她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中國人對於歷史的暴力採取迴避的態度，或束之高閣的方式，而不從每個人自身去反思，那麼類似“文革”那樣的悲劇還會重演。歷史告訴我們，這個提醒並不多餘，如果沒有從個體精神世界中追索原因，在文化上的進步就會阻力重重。 - 假如說暴力書寫有兩種主要的維度——歷史和人性的話，那麼餘華是傾向於將暴力人性化，而莫言則是傾向於將之歷史化。在《檀香刑》中，他所着重表現的，是“作爲歷史的暴力”，是寫了1900年的“庚子事變”中，腐朽的清政府首鼠兩端的國家政治——先是縱容拳民濫殺外國人，後是爲討好列強而對內施行的屠殺。這場近乎瘋狂和變態的屠殺，將傳統社會中倫理的崩毀和暴力的泛濫，推到了令人髮指的人間極致。當然，像魯迅一樣，莫言在《檀香刑》中其實也深刻地觸及了人性之惡，人性中天然的“嗜血”與“圍觀”的癖好和衝動，在他的筆下，有了比之魯迅更爲具體和生動的表現。

全書都是理論，還說自己不說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