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佔有者——對抗專業管理階級的案例

《美德佔有者：對抗專業管理階級的案例》Catherine Liu 偶然刷到作者的採訪視頻，看出她是個非常有批判性的人，於是找到她的書來讀，果然非常有收穫。 PMC，即專業管理階級，此概念是由美國學者Barbara Ehrenreich和John Ehrenreich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是指既不擁有大規模資本，也不從事體力勞動，而是依靠專業知識、教育資格和管理技能維持社會地位的一羣人。作者作爲大學教授，同屬於PMC階級，仍然不留餘地地批判該階級早已忘卻當時存在的歷史意義，轉而在面對資本主義造成的結構性問題時，把本該要求制度變革的集體政治，轉化爲個人道德 慈善行爲和自我改造，PMC雖然沒有資本，但卻壟斷“知識”和“美德”來維持自己的社會權威。 作者從專業主義的邊界，PMC的教育觀，閱讀和性觀念幾個角度書寫了自己的觀察和論點。 關於專業主義，作者批判學術界把歷史和物質問題變成理論和身份問題，我查到Barbara Ehrenreich寫了一本書叫做<Nickel and dimed>，她隱藏了自己的學者身份，像西蒙娜·薇依一樣進入低薪勞動力市場，最後發現最低工資無法維持生活，貧窮使人的生活成本更高，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層面。PMC內化了優績主義的價值觀，在忽略物質基礎去談貧富差距的本質，是在模糊該差異與其他形式的差異的根本上的不同。我想起我在讀《過渡勞動》時說可以在外賣員休息等單的空檔學可變現的技能，這是對體力勞動對人的消耗的嚴重忽視。 關於PMC階級的教育，作者認爲，現在的大學教育不再培養學生去批判資本主義的所有制、關注財富再分配或工會運動，而是培養學生去精通一套“語言和道德的審查制度”。教育變得市場化，成了階級的再生產場所。她引用了D.W.溫尼科特的觀點，社會盈餘的再分配應該對兒童的豐富童年負責，兒童獲得豐富的體驗和穩定的自我，而不是被精準調校以換取成功，社會也不會妖魔化依賴性，社會纔有真正的生命力以流動。 談到閱讀時作者舉了《殺死一隻知更鳥》的例子，她批判了哈珀·李在書裏對以尤厄爾爲代表的不服管教的追求享樂的貧窮白人的仇恨，“尤厄爾一家是邪惡的窮人：他們接受公衆的幫助。超過一半的美國兒童在他們短暫的一生中經歷過公共援助，讓他們讀一本關於一個邪惡的、願意接受公共援助的窮人試圖虐待和殺害一位高尚、善良的律師的家人的小說，似乎有點殘忍。如果貧窮的九年級學生認真學習語言藝術課，他們一定會因爲自己的家庭願意接受哈珀·李的小說所拒絕的東西而感到羞辱。”這份敏銳讓我驚訝，對接受福利的人的隱隱貶低，讓福利制度的不健全的問題得以被遮蔽，這也支持了比爾·克林頓在1996年的福利改革。PMC精英們還神化了深度閱讀，因爲這個模式只是在封閉的環境裏使人們建立脆弱的聯繫，而不是真實地互動和看見。 在性觀念方面，如果人們還被困在厭女癖 恐同症偏見暴力和物化中，那麼所謂的“性自由”也只是一場自下而上的獻祭。作者更是直言，“如果我們大部分人不能擺脫因生存需要而產生的經濟恐懼，我們就不會有性自由或性快樂。”在兩性之間實現真正的交流之前，性自由還只能是空想。

《美德佔有者——對抗專業管理階級的案例》是凱瑟琳娜·劉（Kathleen Liu）於2023年出版的一部社會學批判著作，聚焦於美國專業管理階級（Professional Managerial Class，簡稱PMC）的演變及其對社會矛盾的催化作用。以下從核心論點、現實意義、學術價值與爭議性四個方面進行深度點評： 一、核心論點：PMC的異化與階級背叛 1. PMC的形成與早期理想 書中指出，PMC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由律師、教師、企業管理者等職業羣體構成。初期，他們以專業技能和職業道德爲核心，與工人階級共同對抗資本剝削，具有進步性。例如，書中提到PMC曾支持工人爭取權益，試圖通過技術理性平衡社會資源分配。 2. 階級轉向與道德壟斷 作者批判PMC逐漸與資本合流，從“批判者”轉變爲“代言人”。他們通過道德優越性將階級矛盾轉化爲個人道德問題，例如將貧困歸咎於“懶惰”而非結構性剝削。這種轉向加劇了美國貧富分化和社會撕裂。這一現象在現實中亦有印證，如近期美國商界高管因社會矛盾激化遭遇威脅的事件，反映了公衆對精英階層的不滿。 3. 文化霸權與僞善性 PMC通過教育、媒體等渠道壟斷話語權，將自身價值觀包裝爲“普世道德”。例如，書中分析PMC的育兒觀念（如“豐富童年是一種社會福利”）被塑造爲階級優越的象徵，實則強化了資源分配的不平等。類似案例可見職場霸凌事件中領導濫用權力要求員工提供私人服務，暴露了道德光環下的權力壓迫。 二、現實意義：全球化與階級矛盾的鏡像 1. 跨國企業的角色 書中雖未直接討論全球化，但其批判邏輯可延伸至跨國公司行爲。例如，阿根廷金融危機中IMF的緊縮政策加劇民生困境，與PMC“技術理性至上”的治理邏輯如出一轍。 2. 中國語境下的反思 中文版譯者千葉萬希子（浙江工業大學副教授）的跨文化傳播背景，爲本書引入中國討論提供了橋樑。中國近年湧現的創業團隊衝突案例（如“泰通化工”合夥人因管理理念分歧導致企業衰落），同樣反映了專業管理者在資本與道德間的搖擺。 三、學術價值與創新性 1. 階級分析的新視角 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二元劃分，本書聚焦PMC這一中間階層，揭示其“雙重性”——既是資本代理人，又是技術勞動者。這一視角與組織行爲學中高層管理者衝突研究形成呼應。 2. 文化批判的深化 作者從日常生活（如閱讀、性觀念、育兒）切入，剖析PMC如何通過文化實踐鞏固階級壁壘。例如，書中指出PMC通過推崇特定類型的書籍（如自我提升類）塑造知識權威，排斥工人階級的文化表達。 四、爭議性與侷限性 1. 階級責任的泛化 作者將社會矛盾主要歸咎於PMC的道德墮落，可能忽視結構性因素（如資本全球化、政策失範）的作用。例如，網頁6中的職務侵佔案例顯示，企業衝突更多源於個人貪婪而非階級整體轉向。 2. 解決方案的缺失 書中批判有餘而建設性不足，未提出明確的改革路徑。相較之下，職場霸凌事件中企業通過解僱涉事領導、建立反霸凌機制，提供了微觀層面的應對範例。 《美德佔有者》以犀利的筆觸揭示了PMC的異化過程，爲理解當代社會矛盾提供了重要框架。儘管存在階級分析單一化的風險，但其對文化霸權與道德僞善的批判具有跨地域的啓發性。尤其在貧富差距擴大的全球背景下，本書呼籲重新審視“專業主義”背後的權力邏輯，值得學界與公衆深入探討。

本書觀點非常犀利，對美國PMC專業管理階級的剖析一針見血。作者點出一個核心矛盾：專業中產羣體依靠學歷、文化資本構建身份優勢，熱衷於道德表態、美德展示，依靠“佔有道德話語權”維持階層地位。 當下盛行的創傷文化、身份敘事，慢慢演變成他們得心應手的工具。許多人追捧創傷敘事，重心不在於真正改善困境、撫平痛苦，而是借共情受害者、搶先表態站隊，完成自我道德鍍金。他們口頭宣揚平等與共情，無形中卻製造出新的圈層隔閡。僅僅陶醉於居高臨下的說教，只有語言上的善意，不願承擔現實成本、做出實質性行動。 儘管案例立足於美國本土，但大洋彼岸擴散而來的這套文化思潮，早已持續影響輿論氛圍。不必直接照搬理論，但書中提出的問題，足夠用來觀察日常裏形形色色的輿論現象。

“我們即是異教徒，我們即是褻瀆之人。”作者筆下的語言文字是工具也是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