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書治要--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套裝全五冊）

這套叢書全面而系統地呈現了中國古代思想的多元風貌。其內容精選自上古至晉代的經、史、子等各類典籍，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理念貫穿始終，引導人們通過自我修養的提升，實現家庭和睦、社會安定與國家昌盛；道家“無爲而治”的思想則爲我們提供了另一種看待世界的視角，讓人懂得順應自然規律，在紛繁複雜的塵世中保持內心的寧靜與豁達；法家“以法治國”的主張，強調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爲社會秩序的穩定奠定堅實基礎。這些思想流派相互交融、相互補充，共同勾勒出一幅波瀾壯闊的中國古代思想畫卷，使讀者能夠全方位、多層次地領略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書中所蘊含的思想理念，即便跨越千年時空，在當今社會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現實指導意義。在個人修養方面，它教導人們要注重品德的培養，倡導誠實守信、尊老愛幼、謙虛謹慎等傳統美德，這些品質在任何時代都是做人的根本，有助於大家在現代社會中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實現個人的價值與成長。在社會治理領域，書中關於廉政建設、社會和諧等方面的論述，爲現代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借鑑。

我覺得排版一般，原文和原註疏混在一起，不太好看

所節錄的兵家部分，直接分析具體戰事及其戰術的不多，主要是論述治國、治軍和指導戰爭的理論、原則。《羣書治要》節錄編撰兵書的根本原則是以仁義治國，所謂“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鬻子序》）。如《孫子》一書，唐太宗李世民說“觀諸兵書，無出孫武”，《羣書治要》則節錄其有關戰爭與治國的內容。 對道家文獻，《羣書治要》所錄的有的論剛柔相濟之理，有的辨明用人治國之道，對後世治理國家有所借鑑。這也是魏徵進諫唐太宗加強文治、居安思危的重要理論依據。 對法家著作，魏徵等人編撰《羣書治要》時，並不贊同法家，而是主張要以道德仁義爲治國之本，法只能作爲輔助手段，因此他們非常謹慎地節錄法家著作內容，僅取其中如“不法古，不循今”（《商君書·六法》），信賞必罰，法令爲治國規矩等觀點。 對儒家著作，《羣書治要》節錄側重於修德進業，從個人修養出發，進行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論述關於義利、四端（仁、義、禮、智）、民本、仁政等方面的內容，或側重於其政治理論以及治國之道。如對西漢儒家政論的代表作品，《羣書治要》節錄的主要是“行仁義、法先聖”，禮法結合，無爲而治等內容。用魏徵的話就是“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舊唐書·魏徵傳》）。 對名家、雜家等著作，《羣書治要》節錄的內容強調治國要以道爲尊，靜心修身，匡正驅邪，努力治國，廣利天下。然後再運用法、術、權、勢。所謂道，即聖人之道。而聖人之道要與人共治，既不能求全責備也不能獨自爲善。所謂“專主治要，不事修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羣書治要》），節錄多爲治國之道而不涉及其他，可以說是精華中的精華，對後世治國理政有一定的意義。 對於《管子》《晏子》，《羣書治要》節錄的章節，是主張輕徭薄賦，提倡仁愛惠民，特別是爲君要仁德惠愛，爲臣要推舉賢能等，這是貞觀之治的重要理論來源。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管子》），就是如此。 對於《墨子》，《羣書治要》節錄的內容集中於對事業成敗、國家興衰、尚賢政治、節儉財用、否定命運、注重修身等角度的論述。 對漢代的子書，《羣書治要》選錄的內容以儒家治國理念爲主，多祖述先王、孔、孟之言，所謂“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申鑑》），論述選賢尊賢，反對卜筮祈請、神仙方術、讖緯禁忌等迷信惑衆，反對大貴族大量霸佔土地，譏刺當時政治黑暗，直言勸諫，提出系統的改革理論和具體方法，代表了儒家政治思想在漢代的發展。《羣書治要》所選錄的也有主張“統法”，提出“罰妄行，則惡不懲”（《申鑑》）等思想的篇章，則反映了法家影響在漢代的延續。 《羣書治要》所錄三國兩晉時期子書的內容，既談仁義，也說刑罰，還提出富民是行政的根本。或談用人問題，指出奸佞之臣與女色之害；或論及君主政務、用人爲政之道；或從根本上對國家的本體進行分析研究，並論述當時時勢；或提出在國家內部腐朽、外強覬覦的亂局下，如何救治國家的政治主張；或論述時政得失，譏刺世俗，言治民之法；或臧否人事，主張藏器待時，克己思君；或直諫君主任賢舉能，愛民節慾，獨掌權柄。

爲什麼魏徵的譯註和原文不區分？

又一套不錯的書籍，可與資治通鑑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