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迷思：壓力文化中的心理創傷、疾病和療愈

🎈即使數百萬人都有同樣的惡習，惡習也不會成爲美德；即使人們犯過那麼多錯誤，錯誤也不會變成真理；即使數百萬人都有同樣的精神疾病，也不能說明這些人是理智的。 ——艾裏希·弗洛姆 🎈“文化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有毒的，既能育人，又能殺人。” 🎈療愈不是確定的，而是可能的。毫不誇張地說，在地球歷史的當下，療愈也是必需的。這些年來我所看到的、學到的一切都讓我相信，我們都有療愈的潛能。 🎈由於我們以碎片化的方式思考，所以我們看到的是碎片。這種觀察的方式導致我們把世界變成了真實的碎片。 ——蘇珊·格里芬 🎈創傷不是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是發生在你內心裏的事情。 🎈創傷是一種精神上的傷害，這種傷害存在於我們的神經系統、心理和身體中，並且在最初事件之後一直存在，隨時都可能被觸發。創傷是諸多苦難的結合，是由傷痛本身及傷痛強加在我們身體和靈魂之上的殘餘負擔所共同組成的：讓我們忍受無法排遣的情緒；決定了我們應對痛苦的模式；讓我們在無意之中，不可避免地活在那些悲慘的、誇張的、神經質的劇本里；而且對我們的身體造成了傷害。 🎈如果不修通創傷，它就會讓我們困在過去，剝奪我們當下的多彩生活，限制我們能夠成爲什麼樣的人。創傷迫使我們壓抑心靈中受傷的、不受歡迎的部分，從而分裂了我們的自我。在我們看到並承認創傷之前，它會阻礙我們的成長。 🎈創傷會損害一個人的價值感，破壞他的人際關係，妨礙他欣賞生活本身。在童年早期，創傷甚至能干擾大腦的發育。我們之後也會看到，創傷是人的一生中各種疾病的誘因和促成因素。 🎈情緒並非來自思考的大腦，而是來自與生存有關的古老大腦結構。情緒是生命與發展的動力與保障。強烈的憤怒會激活戰鬥反應；強烈的恐懼會啓動逃跑反應。 🎈應激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對威脅的直接反應，另一種是由外部壓力或內部情緒因素引起的長期狀態。急性應激是一種必要的反應，有助於維持我們的身心健康，而慢性應激是持續不斷的，會破壞身心健康。 🎈缺乏人際關係與吸菸、酗酒等風險因素一樣致命，甚至超過了缺乏身體活動和肥胖帶來的危險。 🎈我們不僅僅是存在着，而且是“相互依存”(interare)的。“沒有獨立的實體，”他寫道，“只有獨立的表象，而這種表象只有相互依賴纔有可能存在。” 🎈事實上，基因並不是生命的語言，就像胡亂排列的字母或隨機排列的詞典不是莎士比亞的戲劇，音階不是約翰·柯川(John Coltrane)的獨奏一樣。要使字母或單詞成爲語言，必須經過排列、發音、拼寫變化、用標點表示停頓、強調或淡化。就像積木一樣，基因組成了生命的語言，但只有通過表觀遺傳學的作用，基因纔會被激活、強化，或者沉寂下來。 🎈換言之，經歷決定了我們的基因潛能最終會如何表達出來。這就是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的字面意思就是，在基因的“上面”）領域的核心。 🎈症狀通常出現在我有個人問題或情緒問題的時候。 🎈應激激素對免疫系統的擾亂作用，是患癌症的風險因素，這早已不是科學上的祕密。我們也看到了壓力與創傷是炎症的主要驅動因素，而炎症是“癌症製造機”中的另一個核心部件。 🎈許多疾病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炎症，它就像疾病發展的養料一樣。我們發現，當人們感到威脅、不安全時，尤其是長時間有這種感覺時，身體就會本能地啓動炎性基因。 🎈“人性的本質就是，我們不會特別受到我們本性的約束。”如果說我們會受到什麼東西的約束，那可能就是人類的多樣性；儘管聽起來可能很奇怪，但我們神奇的適應能力也可能是一種負擔。由於我們的本性很容易受到影響，所以不同的環境就會喚醒不同的我們——從良善到糟糕。 🎈我們的身體裏有一些基本的需求和潛能。我們的天性如何展現，取決於這些需求是否得到了滿足，這些潛能是否得到了鼓勵。這個道理適用於整個生命週期，但在發育過程之中最爲重要。 🎈如果情緒是認知的基石，那麼關係就是這塊基石之下的地質板塊。 #“心靈的主要建築師是情感互動，而非智力互動。” 🎈要真正‘養大’一個孩子，就要讓這個孩子充分實現他（她）作爲一個人的潛能。 🎈心中懷着無條件的愛：這種態度能讓孩子明白，他們所做的任何事都不會威脅到你們的關係，即使這種行爲會引起一時的憤怒或需要糾正。有了這樣的態度，我們甚至就能從更大、更寬容的視角看待孩子的“不當行爲”——也許這種行爲表達出了一種未被滿足的需要，一種未得到傾聽的交流，一種未經處理的情緒。 🎈1. 依戀關係：孩子需要與那些負責照料他們的人擁有深刻的接觸感與聯結感。 🎈2. 依戀中的安全感：可以讓孩子放鬆下來，不必付出大量的努力，也能做真實的自己，呈現自己本來的面貌。 🎈3. 允許孩子感受自己的情緒，尤其是哀傷、憤怒、悲傷與痛苦。換言之，就是有保持脆弱的安全感。 #“情緒是成熟的發動機，如果孩子失去了柔軟的感受，就會陷在不成熟的狀態裏。” 🎈情感上的安全感是成熟的先決條件，而這種安全感是在安全的關係中形成的，這種關係有一個基礎，那就是無條件的價值感。一般而言，一旦孩子完全被同齡人的世界所吸引，他們就失去了主要與成年人建立聯結的安全感。 🎈爲什麼逃避脆弱會阻礙成熟？自然界中沒有什麼事物能夠不經過脆弱的過程就“成爲自己”：最粗壯的樹木想要成長，就需要長出柔軟的嫩枝，正如最堅硬的甲殼動物也必須先脫殼、變軟才能長大一樣。我們也是如此：沒有脆弱的情緒，就沒有成長。 #逃避脆弱就是逃避自我。 🎈“慾望無疑是被製造出來的，正如那些用來滿足慾望的商品一樣。我們消費我們的需要，卻不知道我們以爲的‘需要’，其實是人爲製造的。” 🎈如果我們迫切希望緩解所有這些狀態所代表的痛苦……成癮就會向我們發出呼喚。因此，痛苦就是核心的主題。難怪人們經常談論成癮給他們帶來的良性麻木效果：只有處在痛苦中的人才渴望麻木。 作爲一種逃避自我的努力，成癮的內在邏輯就是不可逃避的感覺。我的處境實在無法忍受。放我出去。 🎈成癮的三個主要特徵是： • 能帶來短期的解脫或愉悅，進而使人產生渴望； • 能給自身或他人帶來長期的痛苦； • 無法停止。 🎈“基因決定了一個人對環境的敏感程度，環境則影響了一個人的基因差異的重要性。” 🎈“當環境改變時，一切就都改變了。” 🎈慈悲心是通往另一種重要品質——勇氣的大門。 🎈“只有當人們感到同情的時候，”A. H.阿瑪斯寫道，“他們纔會允許自己看見真相。”沒有安全感，真相就不具有療愈的力量。 🎈同情並不是要對任何人產生溫暖的感受，包括對自己。這是一種態度，不是一種感受。感受會自行來去，態度則與之不同。在任何情緒狀態下，態度都是可以催生、產生和培養的。這裏所說的態度，就是始終對我們所注意到的任何事物保持不評判的態度。 🎈回顧過去不是爲了沉湎於過去，而是爲了放下過去。釋迦牟尼說，當你知道自己的痛苦如何產生的時候，你就已經走上了解脫的道路。 🎈如果我們不能接納自身的價值，即我們是值得療愈的，那麼療愈就不可能發生。 🎈通往地獄的道路不是由善意鋪就的，而是由缺乏目標所鋪就的。你越是更換標籤、重新歸因、更換焦點、重新評估，就越能自由地重新創造。你怕挫折嗎？你猜怎麼着？你肯定會遇到挫折。這就是生而爲人的真相。 🎈歸根結底，你能贈予世界的最美好的禮物，就是做你自己——這既是你的禮物，也是你的成就。 ——A. H.阿瑪斯，《自我的真相》 🎈如果你要對這種與鳥、魚、樹、山和天空的瘋狂愛戀負責，你就會有更多的驅動力、更多的引導。 🎈“在尋找屬於你的特殊真相時，只有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則。那就是學會耐心地傾聽自己，給自己一個機會，找到自己的路——這是你的路，不是別人的。” 🎈‘理性上的悲觀主義，意志上的樂觀主義’。 🎈創造性是真實性的一種體現，是寫作能力的近親。 🎈一個人只能從這個角度來創造：“無論事情看起來如何，都有新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要看清事物的原貌，就必須願意，甚至渴望拋棄我們的幻想。 🎈感恩遇見

-_-和《空洞的心》不同，《健康的迷思》更關註文化缺陷（a toxic culture）給人帶來的痛苦。作者認為，西方的社會結構、信念體系和價值觀組成了一個“有毒”的環境。這個環境就像是一個被污染的培養皿，每個在裡面生活的人都中毒而不自知。毒素的類型包括但不僅限於嚴重的內疚、自我厭惡（如內疚、羞恥、自我排斥、自欺、自毀）以及對情緒的否定和壓制。最喜歡第四和第五part。第四part除了講女性生存狀態外還聊了美國政治生態對國民的影響——特別是一個人格有缺陷的政客對國民的影響（此處作者吐槽了川普的瘋並指出希拉里堅強背後的創傷）。第五part最療癒，也是我最喜歡的。其實療癒是一種方向，不是目的地；是地圖上的一條線，而不是一個點。它是一種自我尋回，讓人格從殘缺走向健全。 另外，慈悲和憐憫是不同的。 “慈悲”(compassion)這個詞來自拉丁語，意思是“一同受苦”。無論我們能否切身體會到他人的痛苦，最初級的慈悲心確實意味著與他人一同受苦的能力。這也意味著能夠意識到他人的掙扎，並且為之感動；他人的掙扎對你來說不是一種毫無情感色彩的事實。它和憐憫最大的不同有兩個:一是對他人的觀察視角(慈悲是平視，憐憫是俯視)，二是有沒有先入為主(只能看到自己願意看到的部分，表面同情實則自憐)。 就像作者說的那樣：“在某種程度上，憐憫總是帶有某種對於自己或他人的先入為主的看法。慈悲能指引我們制定出最好的社會政策，而憐憫不會為任何人賦予權力。如果我憐憫你，我就必須將我們兩人放在不平等的角色上，從想象中的高處俯視你的不幸。即使在現實世界中，我們之間確實存在著權力的差距（比如種族或經濟等級導致的差距），把這種差距看作我們之間永遠的基本事實，對我們兩人都沒有好處。對自己慈悲同樣是必要的，但它也有不健康的一面：‘沈湎於自憐情緒’就是一種舒適而泥濘的陷阱，讓人永遠為自己感到難過。自憐能給人一種安慰，因為這是把自己看作一個不幸的人，被命運所擺弄。自憐會強化我們心中的觀念，讓我們沈浸在傷痛裏，阻礙我們為自己的看法負起責任，從而破壞了療癒過程。相比之下，對自己慈悲不會否認事物原本的樣子，也不會用層層觀念包裹住傷痛；它會說‘我很痛苦’。”

2025年讀筆🖊️： 和月亮一起讀《健康的迷思》，和她共讀就像一場共渡，是一種精神上的互文與通感，我們共同面對迷思，也一同走向解惑之路，與作者對話，與彼此交換心得，也藉此與內在的自我坦誠相見，感謝這些連接，讓閱讀本書的意義更爲豐盈。 事實上，在初讀階段，我們一致認爲標題裏的「健康」或許更適合翻譯爲常態/如常，英文原名也確實爲《The Myth of Normal》，因爲書裏反覆闡述的底層邏輯是：許多被我們歸類爲“個人心理健康問題”的病症，其根源恰恰在於我們生活在一個背離了人類本性的社會環境中。 我甚至覺得這一個小小的詞義轉換，恰恰是理解這本書的鑰匙，與其去追問“你爲何無法適應？”不妨凌厲地反問：“我們所適應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正常’？這個‘正常’本身，健康嗎？” 如果滋養我們的土壤本身是貧瘠甚至有毒的，那麼在其中生長出的痛苦、焦慮、成癮與身心疾病，就不再是脆弱的標誌，而是生命在扭曲環境中所做出的、可理解的生存反應。 作者Gabor Mate作爲一個醫生，不僅僅具備從醫者的人文關懷，還試圖將個人成長、身份認同與公共健康、社會文化深刻聯繫起來，構建了一個從微觀到宏觀的完整認知閉環。 我由衷佩服作者搭建這本書的體系時所付出的苦心、智慧和情感，能時刻感受到閱讀過程中他試圖傳達給我的深切共情，他在關注個人福祉與社會結構之間的深刻聯繫，也一直在帶領讀者理解我們爲何會變成今天的自己，理解我們的身體如何忠實地記錄了我們所有的戰鬥與逃亡，理解我們的情緒與病痛，不僅僅只是私人要面臨的事情，更是時代與社會在我們身上投下的影子。

讀到第四部分有感： 隨着年紀的增加，我逐漸發現這個世界沒有所謂“公平”可言。任何“主流文化”的存在，都天然地形成對少數羣體的一種暴政。 “如果一個人對自我的定義是由他人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自我意識是由“我不是什麼”來決定的，而不是由“我是什麼”來決定。這樣一來，“我是誰”就成了我對於自身定義的反應，這始終是對其他事物的反應。” 有人曾告訴我：“這個世界不拯救任何人，但也不會傷害任何人”。我想這是一種自我道德，通過對主體性的踐行，形成了一種對外界與自我生命的中正的態度。但《健康的迷思》 告訴我們這個真相更宏大的另一面——人類（資本主義）文明正在系統性地，持續地製造創傷，並使處於創傷中的羣體陷入結構性的不利地位，這種處境真切地影響着個體的健康。 言說一種不被看見的處境，需要面對難以想象的羞恥和危險，而更多的情況是：“如果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應該）生氣，就不會去和有責任的人交涉（更別說向環境/大他者本身歸因），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解決問題。我們哭泣，我們喫東西，我們有1000種不同的方式來安撫自己。” 這背後有一個極荒謬的原因——人類通過定義“健康”這件事本身，把一部分人驅逐出“健康”之外。如果說我們關於健康的觀點本身，就來自經濟/社會系統運行下的倖存者偏差，那麼我們缺乏相應的語言、視野來看見自身和他者的處境，也就不足爲奇。 如作者所言：“我開始相信，在當下困擾我們精神與身體的慢性疾病背後，是西方文化本身的某種缺陷。這種缺陷不僅導致了我們的痛苦，更關鍵的是，還導致了某些意識形態上的盲點，讓我們無法看清自身的困境，無法對此採取更好的行動。” 因此，人類社會的一個相對真相是：“這個社會系統的運轉是一種天衣無縫的循環：這是一種建立在錯誤信念上的文化，這種信念與我們是誰、我們的本質是什麼有關；這種文化創造了一種打壓我們基本需求的環境，培養了一羣痛苦的人，這些人與自我、與他人、與意義都失去了聯結。只有少數人會獲得權力——尤其是那些擁有某種早期應對機制的人，這些應對機制使他們否認現實，拒絕與他人共情，害怕脆弱，屏蔽自己的是非觀，並且不願意過於仔細地審視自己。在這樣的社會里，他們統治着大多數人——被憤世嫉俗和異化壓得透不過氣的人，這些人會放棄真實的本能和集體的訴求，以交換虛假承諾帶來的虛假依戀，以及讓他們感到安慰的個人魅力” 在這樣一種境況下，作者對創傷造成的疾病、生理後果的強調，是非常深刻的。或許它不能喚醒當前的文化，無法重塑資本社會對健康的理解偏誤（對心理健康的整體性忽視），但它給予我們一個非常宏觀的視角：當整個社會和外界都無法關注、拯救這些部分時，個體所必須做的，是承擔起完整的自我照顧的責任，（這其中包括被社會忽視的許多部分）。發現並承認在過去和現在所發生的一切，然後尋求一切可獲得的資源，來關愛自己的健康。 這充滿了哀悼。 以及：“在尋找屬於你的特殊真相時，只有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則。那就是學會耐心地傾聽自己，給自己一個機會，找到自己的路——這是你的路，不是別人的。”

本書下面這段我將反覆背誦： “別那麼敏感。”人們常聽到這句話。換句話說，這意思就是：“別做你自己。”基因上的弱點並不會註定使人患上疾病，但可能會賦予一個人敏感性，讓他與那些更有抵抗力的人相比，更容易受到生活變遷的影響，而這種作用絕不是微不足道的。 敏感的人感受更多、更深，更容易被壓力壓垮，這不僅是主觀現象，也是生理現象。例如，猴子和人類都會遺傳到促進某種大腦化學物質（如血清素）產生的基因，這些基因會使二者更容易受到消極經歷的影響；也可能恰恰相反，會使其更容易受到積極經歷的影響。（當然，敏感性也是一個連續體。） “基因決定了一個人對環境的敏感程度，環境則影響了一個人的基因差異的重要性。”頂尖遺傳學家R. C.列萬廷(R. C. Lewontin)說，“當環境改變時，一切就都改變了。”有些人會感到更痛苦，因此需要加倍努力地逃避到精神疾病或成癮所代表的適應行爲中去。他們需要更努力地屏蔽、解離、將自我分裂成各個部分，或者產生幻想，從而解釋他們無法忍受的現實。但是，這遠遠無法說明他們患有遺傳性的神經生物學疾病。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兒科、精神病學教授托馬斯·博伊斯(Thomas Boyce)將這些孩子形容爲蘭花：“他們對環境非常敏感，這使他們在逆境中特別脆弱，但是在有支持性、撫育性的環境中，他們卻異常活躍、富有創造力，並且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這樣的“敏感”基因，在有壓力的環境中可能會增加人的心理痛苦，但是在積極的環境裏，卻可能有助於增強心理彈性，提高幸福感。如果沒有被虐待或鄙視毀掉，這些敏感的人就有可能變得更敏銳，更有洞察力、創造力、藝術天分和共情能力。 我們當中那些最敏感的人，爲文化做出了一些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貢獻；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在一生中承受了最強烈的痛苦。敏感可能是最典型的組合套餐：既是天賦，也是詛咒。 在讀這段之前，只是有模糊的感覺，讀完這段後我確信：我是很容易受到生活變遷影響的人。當環境改變時，一切就都變了。大學四年在離家六百公里的地方，公共浴室、潮溼沒有烘乾機（大三才安裝）洗衣服像農民種地——聽天由命、中午不午休、課程很多、沒時間喫飯、生活失控……如文中所說，我“需要加倍努力的逃避到精神疾病或成癮所代表的適應行爲中去，需要更努力的屏蔽、解離、將自我分裂成各個部分，或者產生幻想從而解釋無法忍受的現實。” 文中說：人越是沒有安全感，就會越關注物質上的東西。由於物質主義承諾滿足人們的慾望，但反而製造了空虛的不滿足，所以它導致了更多渴望。這種大規模的、自我延續的成癮循環，正是消費者社會用來維繫自身的一種機制：利用它產生的不安全感來維繫自身。他們的目標是推銷裝在瓶子裏的幸福。 確實啊，買泡泡瑪特、買周邊，都是在買裝在瓶子裏的幸福。買的時候會有多巴胺增加的愉悅，並沒有滿足感。買完之後就意識到我只不過花幾百塊錢買了一堆有顏色的塑料、有顏色的鐵皮。我其實並不需要也並不喜歡泡泡瑪特以及遊戲周邊，但當時還是買了。雖然愉悅和幸福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但兩者燒的是不同的神經化學“燃料”：愉悅利用的是多巴胺和阿片類物質，兩者都能在短期內激增，而滿足感依賴的是更穩定、緩慢釋放的血清素系統。 文中說，人們對於女性的期望與要求：女性所特有的商品和服務，也就是那些“由她來提供”的東西。這些東西包括“關注、情感、欽佩、同情、性以及孩子（即社交、家庭、生殖和情感方面的勞動）；……還有避風港、撫育、安全、安撫和安慰”。這些東西與男性特有的特權和特殊待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那些特權“是他應得的”：例如“權力、聲望……等級、名譽、榮譽……身份地位、階層攀升的機會，以及地位較高的女性的忠誠、愛和奉獻給他帶來的地位”。 女性自動地爲男性伴侶提供母親一般的照料，這種情感成了許多異性戀關係的隱形黏合劑：這是一種非常傳統的關係動力，說明了性別社會的結構是多麼頑固，我們對這種結構的依賴有多深。 文化所賦予她們的責任，即安撫男性的焦慮。 確實啊，身邊家庭裏的男性像長不大的孩子，隨便發脾氣，不合他心意就摔摔打打。家庭裏的女性一直在安撫丈夫，保護子女不被家暴。 文中說，通往地獄的道路不是由善意鋪就的，而是由缺乏目標所鋪就的。你越是更換標籤、重新歸因、更換焦點、重新評估，就越能自由地重新創造。 確實啊，我這輩子最缺的就是目標，那種非做不可的決心。因爲缺目標，所以總是半途而廢。 文中說，人格特質，除了能反映真正的、天生的氣質與特點，也能表現出人們小時候適應其情感環境的必然方式。它們最初是一種求生的方式。 “情商低”、不會看眼色的人是否意味着小時候不需要通過讀空氣來討好大人、適應情感環境以及求生？其實不會來事兒也沒什麼，現在A說B情商低，大部分情況是因爲B做的事不符合A的利益，讓A不舒服了。 文中說，雖然，與自我失去聯結、失去真實性帶來的個人壓力可能跨越階層的界限，但權力分配的不平衡所帶來的非穩態負荷，給那些在政治上喪失權力、經濟上窮困潦倒的人帶來的負擔是最沉重的。 雖然痛苦不可比較，窮人有窮人的痛苦，富人有富人的痛苦，痛苦可大可小，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個度量衡，但是富人起碼沒有因爲窮帶來的痛苦。雖然窮人也沒有因爲富帶來的痛苦，但俗話說得好 有錢能使鬼推磨，可沒錢………… 文中我喜歡的句子： ✔️爲什麼一個孩子無法集中注意力、坐立不安、不專心、心情煩躁：焦慮、家庭壓力、對不感興趣的東西感到厭倦、不願拘束地坐在教室裏、害怕被霸凌、專制的教師、創傷，甚至出生月份也有影響，信不信由你。 ✔️即使藥物（在某些情況下）能帶來可觀察到的好處，我們也不應該從中推斷，精神疾病已被證明是源於大腦的生物化學問題，甚至生理紊亂是由基因引起的。 ✔️承擔父母的哀傷並不是孩子天生的責任。“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兒童、青少年與父母之間的角色顛倒，除非這種顛倒非常短暫，否則不僅是父母病態的表現，也是孩子生病的原因。 ✔️不確定性、衝突、缺乏掌控感和缺乏信息等心理因素，被認爲是最有壓力的刺激，能導致HPA軸強烈地被激活。 ✔️他們鼓勵女孩展現自己的性魅力，不是將其作爲一種自然的、新生的自我表達方式，而是作爲一種吸引並留住伴侶的手段，或者作爲一種在壓迫性權力結構中爲自己“賦能”的手段。 ✔️流行文化的一個社會功能就是分散人們的注意力，讓他們不去關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 ✔️推動現代娛樂業發展的英雄崇拜和情感投射，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創傷中提煉出來的超級燃料。 ✔️“沉湎於自憐情緒”就是一種舒適而泥濘的陷阱，讓人永遠爲自己感到難過。自憐能給人一種安慰，因爲這是把自己看作一個不幸的人，被命運所擺弄。自憐會強化我們心中的觀念，讓我們沉浸在傷痛裏，阻礙我們爲自己的看法負起責任，從而破壞了療愈過程。 ✔️如果你能改變自己的生活，改變這種沉溺於獲得、自我安撫、自我辯解、羨慕、無知和無意義活動的生活，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麼？ ✔️工作壓力、多任務、社交媒體、實時新聞、多樣化的娛樂來源，所有這些東西都會使我們迷失在各種想法、狂躁的活動、新奇的小玩意和無意義的談話裏。我們被各種各樣的東西所吸引，不是因爲這些東西是必要的、鼓舞人心或令人振奮的，也不是因爲它們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或者爲生活增添了意義，而是因爲它們抹殺了當下。荒唐的是，我們攢錢買下最新的“省時”設備，是爲了更好地消磨時間。對當下的覺察已經成了一件令人恐懼的事情。晚期資本主義很擅長迎合這種對此時此刻的恐懼感。 ✔️婚姻對男性的保護力度是對女性的五倍。 ✔️我們習慣於把疾病看作一種需要擺脫的東西，或者是要與之戰鬥的敵人，比如我們會說“抗癌”。 ✔️沒有選擇，就沒有罪責。（點名不粘鍋） ✔️大量研究表明，當父母有壓力的時候，他們對孩子的耐心就會減少，對孩子的懲罰也會更嚴厲。壓力會削弱他們保持平靜、做出回應、與孩子保持情感共鳴的能力。最近，一些頂尖研究者所撰寫的一篇文獻綜述指出：“在父母所處的壓力更大的環境中，孩子不僅受到的保護更少，更容易受到環境壓力的傷害，而且更有可能與照料者建立起容易引發壓力的關係。” ✔️對撫養兒童有害的社會環境有許多方面，其中包括“暴力、貧困及父母和子女面臨的其他經濟壓力、關係破裂、惡劣、絕望、偏執、疏遠——所有讓家庭和社羣失去信心的東西”。他還寫過“許多其他難以察覺但同樣嚴重的事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成年人離開孩子的生活”。在人們眼中，這種對於進化規則的公然破壞是理所當然的，以至於我們甚至幾乎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更糟的是，我們誤認爲這是生活的自然狀態。 羣體與家庭關係弱化會自動產生一個後果，那就是我們的孩子必須在別處尋找他們所需的依戀。 ✔️除了阻礙成熟之外，屏蔽脆弱的感受還會強化空虛感。這樣會助長無聊感，損害真正的親密關係，破壞好奇心與學習能力，使人不願關注當下，並通過競爭性的活動、時時刻刻的背景噪聲、危險的社交情境與行爲，以及對消費品的渴望來追求強迫性的過度刺激，並通過精神活性物質來試圖逃避現實。 ✔️公司強加給孩子的一切都有負面影響：包括預先定製好的遊樂類型、電子遊戲、大規模生產的玩具、小工具、以同伴爲中心的線上平臺，以及針對幼兒和學齡前兒童的、過於浮誇和膚淺的電視節目；而且，那些光鮮亮麗、缺乏靈魂、帶有色情意味的性描寫也變得越來越普遍，青少年甚至更小的孩子都能越來越多地接觸到這些東西。 ✔️在人們眼中，有些正常而自然的道理之所以會形成，不是因爲它們對人有好處，而是因爲那是對人們的期望，那些特質和態度有助於維繫我們的文化。然後，這些東西都會被奉爲“人性”，偏離這些規則的行爲則會被視爲異常。在多數情況下，如果真實的驅力沒有覺醒（往往是最原始的覺醒），人們就會按照證實主流思想的方式去發展和行動。 ✔️所有成癮的動機都可以歸結爲逃避對自我的束縛。我所說的束縛是指內心中的那種單調的、長年累月的不適感和孤獨感。然而，在層層“正常”的表面之下，這種疏離的不適感可能會令人十分不安，以至於到了折磨的地步：一種始終覺得自己的不正常、無價值、有缺陷的感覺。 ✔️種族這個概念本身，就源於種族主義者扭曲的想象。 ✔️研究表明，最多隻有大約25%的人口健康得益於醫療保健。人口健康的50%是由社會和經濟環境決定的。

《健康的迷思》編輯手記這本書在北美是現象級的暢銷書，英文版封面很有衝擊力，我們本來也想直接採用英文版的封面，聯繫外方後得知封面圖版權屬於一位烏克蘭設計師，而因爲俄烏戰爭，這位設計師聯繫不上，只好按已有套系重新設計了封面。 作者加博爾·馬泰醫生在國內聲名不顯，上一次出現在公衆視野裏，是作爲一位猶太人就巴以衝突發聲。出生於匈牙利的他一出生就遭受了二戰中納粹殘害猶太人之苦，曾滿心支持猶太復國，但在巴以衝突中，他堅定地譴責以色列對加沙的暴行。 一本關於健康的書，一位醫生，竟有了一種與人類文明的脈搏起伏相連的宏大感。 是的，宏大感。很難想象，一本關於健康的書，一開篇就講什麼是心理創傷，爲什麼我們大都帶着創傷，以及創傷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這便是這本書的基調，它不會告訴你怎麼食補，怎麼養生，怎麼鍛鍊，怎麼改善睡眠；它所傳達的是一種更深層，或者說更宏大，或者說更系統的健康觀——身體-心理-社會三位一體，我們所在的社會文化，我們的家庭，我們的人際關係，我們所處環境的種種，都會影響我們的心理，進而影響健康。 於是你會讀到，你的健康如何在出生前就受到影響。馬泰醫生甚至討論了西方醫學如何把分娩病理化，把孕婦當作病人看待，從而給孕婦和新生兒帶來本可以避免的壓力甚至創傷。還討論了當下流行的種種“育兒經”所隱含的問題——它們往往立足於往某個方向改造孩子，而不是尊重孩子的需求和天性。 於是你會讀到，社會文化如何通過傳遞壓力悄然抹殺我們的生命力。童年創傷的一大來源便是父母被生活的壓力佔據了太多注意力，而無法投注足夠的注意力給孩子和孩子的需求。除此之外，我們鼓勵競爭而非合作，鼓勵自立而不鼓勵表達情感的文化，造就了現代特有的生活方式——缺乏時間，缺乏鍛鍊，缺乏安全感，缺乏家庭聯結，缺乏社羣歸屬感，並且頻頻受到社交網絡的侵蝕，這些都是心身健康的殺手。 於是你甚至會讀到，馬泰醫生對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心理創傷的剖析。我們總是帶着戲謔和調侃談論特朗普的種種離譜操作，但通過一種視角看看時事政治、國際形勢、人類文明的走向如何對我們個人的心身健康產生影響，或許更有意義。 這是一位年逾80歲的醫生，把自己對身體、心理、文化、社會、政治方方面面的所見、所思，完整記錄呈現的傑作。這本書一定會讓你對身心健康以及人類種種境況都有全新的（甚至是顛覆性的）認識，以及感受。（感受很重要！） 對我來說，讓我震撼的是，馬泰醫生並不是心理學家，卻對現代人的心理狀況有着細緻入微的體察和描繪，又能帶來超脫心理學的跨學科視角。記得在出版第一本馬泰醫生的作品《空洞的心》前，我本來在作者簡介裏寫的頭銜是【心理治療師】，馬泰醫生審覈時專門提出，他不是心理治療師，而是【醫生】。他確實是一位醫生，但他是一位特別的醫生——他意識到病人需要被傾聽，但醫學實踐中醫生從來不問病人的心理和生活狀況，這是有問題的。於是他開始和病人約談，一次一個小時，聽病人講自己的人生故事。這種模式持續了超過30年，馬泰醫生成了一位最懂心理學的內科醫生。 這本書中文版取名叫《健康的迷思》，因爲它最終落腳點是健康，希望能幫助關注健康話題的讀者找到這本書。它的英文名叫The Myth of Normal，直譯應該叫【正常的迷思】，所謂正常，就是沒有疾病，沒有“異常”。馬泰醫生不斷強調的一點是，正常的標準是社會文化賦予的——一方面，西醫認爲沒有疾病就是健康，但我們都帶着心理創傷，揹負着生活的重壓，身處在不乏冷漠和疏離的人際關係和社會文化中，我們怎麼能稱得上健康？另一方面，有沒有可能，我們習以爲常的生活方式，我們告訴自己“生活就是這樣”的生活方式，或許並不“正常”，反而正在侵害我們的心身健康？ “都市牛馬”的“正常”生活是什麼樣的呢？或許是像螺絲釘一樣不帶感情地工作、遇到衝突就下意識迴避、每晚刷手機停不下來、一直要有待收的快遞、週末沒有能一起逛街的朋友…… 就我個人而言，最近兩個月來，我需要時不時看音樂播放器、耳機、乒乓球底板的測評，不斷確定下一個“獵物”，不斷尋找新信息來說服自己這個“獵物”值得或不值得追尋，甚至花錢買下一個然後再尋找下一個“獵物”，才能讓工作顯得不那麼心累，讓生活顯得不那麼乏味。 這是正常的生活嗎？這是正常的，但這是不健康的。當我被“獵物”困擾時，我失去了和自己真實的聯結，我本可以有更好的方式來真正滿足自己的需求。 我並不責怪自己，只是慶幸讀了這本書獲得了一些看見。理解即療愈，希望你也能通過閱讀這本書，重新審視原以爲“正常”的生活，獲得真正的健康和療愈。 最後還想安利一下馬泰醫生的紀錄片《創傷的智慧》，最近發現這部片子已經被多位知乎答主列爲心理學必看紀錄片了。（B站上有搬運）

《核心觀點濃縮：打破健康迷思，迴歸生命本真》 序言 健康的本質迷思 現代醫療技術持續進步，但慢性病、心理痛苦卻愈發普遍，根源是高壓、壓抑、人際疏離的現代有毒文化。世人追捧的常態化生活模式，實則在持續催生身心疾病。真正的健康不能只看器官、化驗指標，必須結合身心狀態、人際關係、社會文化整體審視。 第一部分 身心與人際的聯結本質 1. 創傷不止重大災難，長期情感忽視、隱忍壓抑、無法言說的隱性痛苦同樣屬於創傷，會直接改變大腦功能、激素水平與免疫系統，爲慢性病埋下隱患。 2. 情緒是真實的生理事件，長期壓抑情緒的本質是阻斷、壓抑身體的求救信號，絕大多數消化疾病、免疫疾病、慢性疼痛均是情緒壓抑的軀體化結果。 3. 人際關係具備直接的生理影響力，孤獨、衝突、冷漠的關係會形成慢性壓力，持續損耗神經與免疫體系，誘發各類疾病。 4. 基因並非命運，童年逆境、代際創傷會通過表觀遺傳改變基因表達，創傷可跨代傳遞。 5. 類風溼、紅斑狼瘡等自身免疫病，核心誘因是長期自我否定、憤怒壓抑、情緒內耗，最終導致免疫系統紊亂、自我攻擊。 6. 疾病不是單一器官損壞，而是長期身心失衡的動態發展過程，所有身體症狀都是身體未被看見的痛苦與失衡狀態的提醒。 7. 童年爲了生存形成的討好、順從、壓抑真我的假我模式，讓成年後依戀需求與自我真實需求持續衝突，形成終身持續性壓力。 第二部分 創傷的生長：童年與成長的認知扭曲 1. 人類天生需要安全依戀、情緒真實表達、自主空間、人際連接、生命意義。而現代社會將人工具化，馴化出高效壓抑、孤立內耗的人格，完全違揹人類天性。 2. 童年被看見、被回應、被允許脆弱、情感被滋養是身心健康的基礎。情感缺失會造成不安全依戀、低自尊、情緒調節障礙，是成年後心理問題、慢性疾病的根源。 3. 創傷始於出生之前，孕期母親的情緒壓力、家族代際創傷，會直接影響胎兒神經與免疫系統的發育。 4. 過度醫療化的分娩模式、母嬰分離、人爲干預恐懼會破壞人類早期原生依戀，埋下身心隱患。 5. 現代高壓焦慮、過度控制、情感疏離的育兒模式會延續父母未療愈的創傷，形成代際創傷傳遞。 6. 童年的情感虐待、忽視、羞辱、被迫懂事等隱性傷害會重塑大腦壓力系統，導致成年後應激敏感、焦慮抑鬱、軀體疾病高發。 7. 大衆眼中隱忍、討好、過度負責、迴避衝突的“優良性格”本質是創傷後的生存防禦策略，這類人格高度關聯癌症、自身免疫病、慢性疼痛等身心疾病。 第三部分 完整療愈：從個人蛻變到文化重構 1. 療愈的核心不是消除過往創傷，而是看見、承認自身痛苦，停止自我攻擊，接納並回歸真實的自我。 2. 療愈七A法則：接納現實、覺察身心、允許情緒流動、表達真實自我、建立人際邊界、承擔人生責任、構建真實溫暖的人際連接。 3. 重新定義健康：真正的健康絕非指標正常、無病痛、符合社會標準，而是身心舒展、自我真實、關係溫暖、生命有意義。 4. 個人療愈無法脫離環境，效率至上、過度競爭、情感隔離的有毒社會文化是羣體性身心疾病的底層根源，療愈最終需要倡導尊重生命、共情連接、忠於真實的生命型文化。 結語 現代社會的所謂“正常生活”是催生疾病的病態常態。所有身心疾病都是提醒人們跳出工具化、壓抑化生存模式的信號。生命的終極健康，是敢於掙脫規訓，活出真實、舒展的自我。

以“健康”爲代價的“正常”，值得嗎？！ 這個五月，讀了加博爾·馬泰的《健康的迷思：壓力文化中的心理創傷、疾病和療愈》。用“振聾發聵”來形容，可能略有誇張，但書中的觀點和論述，對我們當下“健康”的理解和認知確實具有顛覆性。 一，我不得不放慢閱讀速度，反思，面對：我是不是錯了？！ 我50歲了。我的體檢報告依然簡潔，完美，至少那些指標這樣告訴我。但這些所謂的“正常”有沒有掩蓋什麼？做對了什麼？又做錯了什麼？ 這本書尖銳的指出：疾病不是偶然的個體悲劇，深層的心理創傷、社會壓力與身體疾病的聯結讓人類陷入困境，而主流文化對此視而不見，現代醫學“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治療模式、認知模式並未有質的飛躍。我們追求的“正常生活”，以及種種社會性的壓力，恰恰是許多身心疾病的根源。 二，閱讀的過程是沉重的，那麼多孩子抑鬱了，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們做錯了什麼？ “現代化”的醫療，功利性的育兒，讓身心的聯結崩塌。書中第一部分通過神經科學、免疫學和表觀遺傳學的研究，證明心理創傷會直接擾亂生理機能。例如，童年依戀關係的缺失可能引發慢性炎症（第5章），而社會孤立會重構大腦的應激反應（第3章）。當個體無法在壓抑的環境中保持真實自我，身體便以症狀發聲。 書中的第二部分剖析了現代文化如何系統性破壞人的基本需求，扭曲了孩子的成長，兒童的天性被強制適配工業化社會的效率邏輯（媽媽們的口頭禪“快點！快點！”是不是很能說明問題？）。這種扭曲延續到成年，形成成癮（第15章）或精神疾病（第17章）等“異常”——它們本質上是痛苦的無意識表達。 三，反思“異常”，我做對了什麼？ 如果“社會性”是痛苦的，包括那些顯而易見的種族歧視，顯性或隱形的階層壓迫（第22章）和性別角色（第23章）不僅是心理負擔，更通過慢性壓力侵蝕身體健康。作者質疑了將問題歸咎於“個人脆弱”的主流敘事，指出社會病態（第21章）纔是集體創傷的推手。 如果說我現在的狀態還算“身心健康”，是不是因爲我在過去幾十年的生活，堅持做真實的自己，拒絕被動的社會化，始終保持好奇心，同理心，慈悲心，接納自己，直面自己內在的情緒。……？ 作者的療愈方案涉及社會變革與自我覺醒的雙重路徑。書中反覆強調：真正的健康需打破對“正常”的盲從，承認創傷的社會根源，並重建身心與環境的和諧。（其中有些內容確實算是對我的某些作法的“肯定”[偷笑]） 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無情地撕開了現代文明的傷口，卻也暗含希望——當我們停止將痛苦視爲“異常”，療愈便已開始。 希望每一位準備打開本書的讀者，都擁有健康的未來！

沒有ISBN國際標準書號的數據，靠譜嗎？還老貴了，提及了“多發性硬化”《健康的迷思：壓力文化中的心理創傷、疾病和療愈》 作者：[加]加博爾·馬泰 [加]丹尼爾·馬泰 譯者：姜帆 出品時間：2025-06-11 聯合策劃：機械工業出版社 和MS有關信息摘抄於此，求點評！ 序言 爲什麼“健康”是一種迷思 （以及爲什麼這一點很重要） 即使數百萬人都有同樣的惡習，惡習也不會成爲美德；即使人們犯過那麼多錯誤，錯誤也不會變成真理；即使數百萬人都有同樣的精神疾病，也不能說明這些人是理智的。 ——艾裏希·弗洛姆(Erich Fromm)，《健全的社會》(The Sane Society ) 在這個有史以來最執着於健康的社會，並非一切都好。 健康與幸福已經成了現代的執念。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各大行業，都依賴於人們持續地投入——精神與情感投入，更不用說還有金錢上的投入。這些行業希望人們無休止地追求喫得更好，看起來更年輕，活得更久，或者僅僅是減少身心症狀。在雜誌封面、電視新聞報道、無處不在的廣告，以及每天湧現的大量網絡內容中，我們會不斷地受到“重大健康新聞”的狂轟濫炸，所有這些東西都在推崇這樣或那樣的自我改善方法。我們會盡力跟上這種潮流的步伐：我們服用補充劑，加入瑜伽館，不斷改變飲食方式，掏錢做基因檢測，制訂預防癌症或癡呆的策略，尋求醫療建議或替代療法，以便治療身體、心靈與靈魂的疾病。 然而，我們集體的健康卻在不斷惡化。 這是怎麼回事？我們該如何理解，在現代世界中，醫學的智慧與先進性似乎已經達到了頂峯，而我們卻看到越來越多的慢性疾病、精神疾病，以及成癮問題？此外，我們爲什麼沒有警醒起來，甚至沒有引起注意？暫且拋開新冠疫情這樣的情況不談，我們如何才能找到合適的方法，預防和治療困擾我們的諸多疾病？ 作爲一名從業30多年的醫生，我做過從接生嬰兒到管理姑息治療病房等諸多工作。在工作中，我總是會爲個人、社會與情感環境之間的聯繫感到驚訝——我們在這些環境裏生活，健康與疾病也產生於這些環境。這種好奇心，或者我應該說是癡迷，讓我最終開始深入研究前沿科學，那些科學巧妙地概述了上述要素之間的聯繫。我之前的書探討了其中的一些聯繫，因爲這些聯繫會表現爲特定的疾病，例如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癌症、各類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成癮。我還寫書探討過兒童發展，因爲童年是我們生命中最具決定性的發展時期。[插圖] 本書將目光投向了某些更爲宏觀的東西。我開始相信，在當下困擾我們精神與身體的慢性疾病背後，是西方文化本身的某種缺陷。這種缺陷不僅導致了我們的痛苦，更關鍵的是，還導致了某些意識形態上的盲點，讓我們無法看清自身的困境，無法對此採取更好的行動。這些盲點在西方文化中無處不在，甚至成了我們這行的職業病（這太可悲了），終致我們無視自己的健康與社會情感生活之間的聯繫。 換言之，慢性疾病（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功能或特徵，而不是一種障礙；這是我們生活方式的結果，而不是一種神祕的反常現象。 本書英文副書名中所說的a toxic culture，可以代表環境污染這樣的事情。自工業時代以來，污染就無處不在，對人類健康有着極大的危害。從石棉顆粒到失控的二氧化碳，我們身邊確實存在着相當真實、有形的有害物質。我們還可以在更現代的、流行心理學的意義上去理解“有毒”，也就是負能量、不信任、敵意和極端思維等現象的蔓延——毫無疑問，這就是當前西方社會政治的典型現象。 我們當然可以將這兩種含義納入討論中，但我所說的“有毒文化”指的是某些更廣泛、更根深蒂固的東西：由我們身邊的社會結構、信念體系、假設和價值觀所組成的整體環境，這種環境必然會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會生活會影響健康，這並不是什麼新發現，但我們從未像現在這樣，迫切地需要認識到這一點。我認爲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最關鍵的健康問題，這個問題受到了不斷增大的壓力、不平等以及氣候災難的推動——這些僅僅是幾個比較突出的因素。我們對於健康的所有概念必須從“個人”走向“全球”。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尤其應該如此。用文化歷史學家莫里斯·伯曼(Morris Berman)的話說，全球化的資本已經成了“包圍着整個精神世界的全面商業環境”。[插圖]鑑於本書強調心身的統一性，我想補充的是，這種全球化也構成了一個全面的生理環境。 我認爲，就其本質而言，我們的社會與經濟文化會帶來長期的壓力，這些壓力給人們的健康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害，這種情況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已經變得越來越嚴重。 這裏有一個我認爲很有幫助的比喻。在實驗室裏，培養液(culture)[插圖]是爲了促進某種有機體的生長而特意製作的生物化學液體。假設，要培養的微生物的初始健康狀況和遺傳良好，只需要合適的、維護良好的培養液，就能讓這些微生物快樂、健康地生長繁殖。如果這種有機體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現病變，或者無法茁壯成長，這要麼是因爲培養液遭到了污染，要麼是因爲一開始就用錯了混合液。不管是哪種情況，我們都完全可以稱這種液體爲有毒的培養液——不適合它本應培養的生物，或者更糟糕的是，反而會威脅這些生物的生存。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人類社會。電臺主播、社會活動家、作家湯姆·哈特曼(Thom Hartmann)斷言：“文化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有毒的，既能育人，又能殺人。”[插圖] 從健康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把目前的文化視爲一場實驗：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地方證明了哪裏可能出現問題。儘管這種文化帶來了豐富的經濟、科技與醫療資源，但它卻導致無數人因爲壓力、無知、不平等、環境惡化、氣候變化、貧困和社會孤立而患上疾病。這種文化讓數百萬人過早地死於我們知道如何預防的疾病，或者死於我們有足夠資源來消除的貧困。 在美國，這個歷史上最富有的國家，有60%的成年人患有一種慢性疾病，如高血壓或糖尿病；超過40%的人患有兩種或更多的此類疾病。[插圖]差不多有70%的美國人至少在服用一種處方藥；超過半數的人在服用兩種。[插圖]在我的祖國加拿大，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那麼在“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當中，有多達一半的人將在幾年內患上高血壓。[插圖]在女性當中，具有潛在致殘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多發性硬化）的診斷比例多得不正常。[插圖]在年輕人中，與吸菸無關的癌症似乎也呈上升趨勢。肥胖症，以及它所帶來的多種健康風險的發生率在許多國家都在上升，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尤其是美國——超過30%的美國成年人都符合這個標準。近年來，墨西哥在這個不值得羨慕的方面超越了北方的鄰國：每小時就有38名墨西哥人被診斷出糖尿病。由於全球化，亞洲正在迎頭趕上。“中國已經進入了肥胖症的時代，”北京的兒童青少年健康研究者季成葉說，“患病率的增長速度令人震驚。”[插圖] 在西方世界，心理健康診斷的數量在青年人、成年人和老年人中不斷攀升。在加拿大，抑鬱症和焦慮症是增長速度最快的診斷；在2019年，超過5000萬美國人（超過美國成年人數的20%）有過一次精神疾病發作。[插圖]據一項近期國際調查的作者所說，在歐洲，精神障礙已經成了“21世紀最大的健康挑戰”。[插圖]有數百萬北美少年兒童在服用興奮劑、抗抑鬱劑，甚至抗精神病藥，這些藥物對發育中的大腦有何長期影響還有待發現——這實在是一場考察化學物質會如何控制年輕人的大腦和行爲的危險社會實驗。新聞網站ScienceAlert上，2019年有一個讓人不寒而慄的文章標題，這個標題所說的問題令人一目瞭然：《美國兒童自殺率飆升，但沒人知曉原因》(Child Suicide Attempts Are Skyrocketing in the US, and Nobody Knows Why)。[插圖]根據《衛報》(Guardian )近期的報道，英國的情況同樣嚴峻：“英國大學生的焦慮、精神崩潰與抑鬱正在激增。”[插圖]隨着全球化的浪潮席捲全球，迄今爲止在“發達”國家出現的這些問題，正在新的地方蔓延。 困擾我們的氣候災難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健康危害，一種更大的危害（如果還有這種可能性的話）——比廣島原子彈爆炸以來的核戰爭所帶來的生存威脅更嚴峻。2021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對氣候變化的擔憂，與年輕人認爲自己沒有未來、人類註定毀滅的想法是有關係的。”這些研究者調查了42個國家的1萬多人。除了被成年人背叛和拋棄的感覺，這種對氣候災難的沮喪與絕望“也是一種長期的壓力源，會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產生重大、長期和愈演愈烈的負面影響”。[插圖] 如果把我們自己比作實驗室裏的有機體，上述以及其他的糟糕現象都清楚地表明，我們的培養液（文化）是有毒的。更糟糕的是，我們已經習慣了（更確切地說，是我們已經適應了）許多困擾着我們的事情。這些事情已經變成了“正常”的（實在找不出更好的詞了）。 在醫學工作中，“正常”一詞指的是我們醫生所追求的狀態之一，它爲健康與疾病劃清了界限。“正常水平”和“正常功能”是我們治療或補救的目標。我們還會根據“統計常模”來衡量成功與失敗。我們會向憂心忡忡的患者保證，這種症狀或那種副作用是完全正常的，“在意料之中”。這些都是“正常”一詞的具體、合理用法，能讓我們現實地評估問題，以便朝着正確的目標努力。 本書英文書名所指的“正常”(normal)不在上述之列，而是一種更隱蔽、更有害的“正常”——非但不能幫助我們邁向更健康的未來，反而扼殺了我們追求健康的努力。 不管是好還是壞，我們人類天生就能習慣事物，尤其是當變化逐漸加深的時候。“常態化”這個新詞指的是，我們會通過這種機制，習慣從前不正常的事物，導致我們不會再察覺這些事情。那麼，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正常”通常意味着“這裏沒什麼可看的”：一切正常，無須進一步調查。 在我看來，事實並非如此。 已故的文學大師、作家、散文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曾在一場畢業典禮的演講中，用一則有趣的寓言作爲開場白。這則寓言很好地說明了“正常”帶來的麻煩。這個故事講的是兩條魚正要穿過水中的小路，正遇上它們同類的一位長者，這位長者愉快地和它們打招呼道：“早上好，小夥子們。今天水怎麼樣？”兩條小魚繼續向前遊了一會兒，最後其中一條魚看了看另外一條，說：“水到底是啥？”華萊士想讓聽衆思考的一點是：“最明顯、最普遍、最重要的現實往往是最難以看到和談論的。”他承認，從表面上看，這句話可能聽起來像是“陳詞濫調”，但“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中，陳詞濫調可能事關生死”。 他可能闡述的就是本書的論點。確實，每個人的生與死，包括他們生活的質量，以及很多情況下他們的壽命，都與現代社會中的許多“最難以看到和談論”的方面息息相關；這些方面就像水之於魚一樣，太大，離我們又太近，導致我們無法去審視。換言之，那些在我們看來很正常的日常生活現象，正是最需要我們仔細審視的。這就是我的核心論點。我的核心目標就是提供一種看待和討論這些現象的新方法，把它們從背景帶到前景，這樣我們就能更快地找到急需的補救之道。 我要說明的是，在我們的社會中，許多被認爲是正常的東西既不健康也不自然，要滿足現代社會對於“正常”的標準，在很多方面來看，就是要服從那些極其不正常的要求——從我們天然需求的角度來說是這樣的。也就是說，這種要求在生理、心理甚至精神層面上都是不健康和有害的。 如果我們能開始看清，許多疾病本身並不是殘酷的命運，也不是某種邪惡的謎團，而是一種意料之外的結果，是不正常、不自然的環境所造成的正常結果，那麼將對我們如何處理與健康有關的一切事情產生革命性的影響。我們當中那些患病的身體與心靈將不再被視爲個人的病理表現，而是一種活生生的警告，讓我們將注意力放在我們社會的錯誤上，並認識到，我們對於健康的普遍信念與假設，事實上都是虛假的。如果我們能清晰看待這些病症，它們也可能爲我們提供一些線索，讓我們看到如何才能扭轉這種趨勢，建立一個更健康的世界。 與缺乏先進的技術、充足的資金或新穎的發現相比，西方文化對於“正常”的扭曲觀念纔是讓世界變得更加健康的最大障礙，這種觀念甚至讓我們無法根據已知的事實採取行動。在最需要看清事實的領域，也就是醫學中，這種觀念尤其會矇蔽人們的視野。 由於表面上的科學傾向，當前的醫學範式在某些方面更像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經驗性知識，這就犯下了兩個錯誤。這種範式將複雜的事件簡化成了生物學，將精神與身體分離開來，幾乎只關注其中之一，而認識不到它們本質上的統一性。這一缺陷並不意味着醫學取得的無可爭議的、奇蹟般的成就是沒有意義的，也沒有玷污許多醫學工作者的善意，但確實嚴重限制了醫學科學能做的好事。 阻礙我們衛生系統的最頑固、最嚴重的失敗之一就是無知（要麼是真的不知道，要麼是事實上的、主動的忽視）——對科學已經證實的東西的無知。一個恰當的例子是：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活生生的人不能被分割爲獨立的器官與系統，甚至不能被分割爲“精神”與“身體”。總的來說，醫學界一直不願意或不能理解這些證據，並相應地調整自己的方法。那些新科學（其中大部分在概念上並不那麼新穎）還沒有對醫學院的教學產生重大影響，導致心懷善意的醫療服務者依然在辛勞地摸黑前進。許多人最終不得不自行摸清事實真相。 對我來說，摸清真相的過程始於幾十年前，當時我憑藉着一種直覺，開始做醫生標準工作流程以外的事情，不滿足於瞭解症狀表現和病史等枯燥問題，而是詢問與患者疾病有關的、更大的背景信息：他們的生活。通過他們的生與死、痛苦與康復，以及他們與我分享的故事，這些患者教會了我很多東西，我很感激他們。最核心的一課，與科學證明的完全一致：健康與疾病不是特定身體或身體部位的隨機狀態。事實上，疾病是生活整體的表現，而這種表現不能孤立地加以理解：這種表現會受到環境、人際關係、事件和經歷的共同影響，或者更確切地說，疾病脫胎於這些因素。 當然，我們有理由慶祝過去兩個世紀以來驚人的醫學進步，以及在人類健康的許多不同領域內取得的巨大進步，並讚頌那些先行者不知疲倦的毅力和超羣的智慧。僅舉一個例子，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數據，自1988年以來，脊髓灰質炎（一種可怕的疾病，僅在兩三代人之前，曾導致無數兒童死亡、殘疾）的發病率下降了99%以上；今天大多數孩子可能從沒聽說過這種疾病。[插圖]即使是較新的流行病，如人類免疫缺陷病毒，也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從“死刑”降格成爲可控的慢性疾病——至少對那些能得到正確治療的人來說的確如此。儘管新型冠狀病毒具有很強的破壞性，但其疫苗的快速發展也可以被視爲現代科學與醫學的勝利之一。 這些好消息（它們的確是很好的消息）的問題在於，它們助長了一種令人安心的信念，讓人以爲我們總體上在朝着更健康的生活水平邁進，這讓我們陷入了一種虛假的被動。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的。我們還遠不能遏制我們當代面臨的健康挑戰，我們只是勉強跟上了其中大多數挑戰的步伐。通常我們最多能做的是減輕症狀，無論是通過手術還是藥物，或者雙管齊下。儘管醫學上的突破很受歡迎，儘管研究的成果也很豐碩，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缺乏事實性知識，也不在於缺乏技術或手段，而在於我們膚淺、過時的觀念無法解釋我們所看到的現象。我在這裏的目標是提出一種新的觀念，我相信這種觀念能爲更健康的新思維範式帶來巨大的可能性：一種對於“正常”的新看法，這種看法能夠培養出我們最好的自己。 本書內容圍繞着影響我們健康的原因、相關因素和後果展開。我們從人類生物學的內部層面開始，然後考察我們的身體、大腦和人格發展的密切關係，之後我們將向外探討我們集體生存的最宏觀的維度。沿着這條路，我將闡釋我們的身心健康與我們的感受、我們對自己和世界的看法或信念，以及生活是否滿足了我們人類必要的需求等因素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創傷是現代生活經歷的一個基本層面，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視或誤解，所以我會先給出一個基本定義，爲接下來的一切奠定基礎。 在本書的每一部分，我的任務都是揭開常識與公認的智慧的面紗，考察科學研究與觀察所告訴我們的東西，從而揭露讓我們維持現狀的迷思。正如我之前的書一樣，科學知識及其對健康的啓示，是通過真實的故事以及案例研究闡釋出來的——許多人慷慨地與我分享了他們的疾病與恢復健康之旅。這些故事，有的會令人稍感驚訝，有的令人難以置信，有的令人心碎，有的則鼓舞人心。 是的，鼓舞人心。因爲所有這些難以接受的信息都有一個令人振奮的推論。如果我們能清醒地看待我們的文化對健康與疾病的“常態化”觀念，意識到這其實並不是事情本來的樣子，也不是命中註定的樣子，我們纔有可能回到大自然爲我們設計的道路上來。因此，本書的副書名中有“療愈”(healing)一詞：一旦我們下定決心看清事實真相，療愈（從根源上講，這個詞的意思是“恢復健全”）的過程就可以開始了。這並沒有承諾會有奇蹟般的治療方法，只是承認了我們每個人都有超乎想象的、恢復健康的可能性，只有當我們面對並揭穿那些有關“正常”的誤導性迷思[插圖]，那些我們在不知不覺間習以爲常的迷思，這種可能性纔會顯現出來。如果療愈對於我們個人來說是可能的，那麼對於我們整個物種來說也一定是可能的。 療愈不是確定的，而是可能的。毫不誇張地說，在地球歷史的當下，療愈也是必需的。這些年來我所看到的、學到的一切都讓我相信，我們都有療愈的潛能。 第2章 生活在非物質的世界裏：情緒、健康以及身心統一性 除非能夠加以測量，否則科學不會承認某種東西的存在，這就是爲什麼科學拒絕考察情緒、心智、靈魂或精神等“烏有之物”。 ——甘德斯·柏特(Candace Pert)博士，《共鳴：情緒分子的奇妙世界》(Molecules of Emotion ) “我36歲那年，他們說我的乳腺癌還處在很早期。”卡洛琳說，她是賓夕法尼亞州波克諾山的居民。這個診斷是30多年前的1988年下的。腫瘤經過了手術和放療。幾年後，卡洛琳的左髖關節和股骨出現了新的惡性腫瘤，她需要做緊急關節置換術；外科醫生還不得不切除了她的大部分大腿骨。“當時，他們說我只有一兩年的壽命了，”她回憶道，“我的兩個兒子都很小，一個八歲，一個九歲。我現在剛滿56歲，所以我打破了他們的所有紀錄。” 在這期間，卡洛琳接受了多次化療。在我們談話的時候，癌症已經到了採取姑息治療的階段，已經擴散到了她的右髖關節和大腿。就在我們談話的時候，我們已經不能指望她的情況比目前的預後好到哪裏去了；[插圖]儘管如此，這位兩個孩子的母親依然對事情的現狀表現出了深深的滿足。畢竟，她沒想到能有20年的時間來撫養自己的孩子。“你知道的，”她若有所思地說，“看着自己生命的有限，聽着他們說我還有12～24個月的時間……我對醫生說了很多不敬的話，然後又說，你知道嗎，對不起，我需要10年時間把孩子養大成人。” “不敬的話，”我重複道，“你究竟說了什麼？” “我說了很多髒話。我說了‘去你的統計數據’。” “真不錯，”我說，“這種態度大概有助於延長你的生命。” “我就是這麼跟他說的。”卡洛琳大笑起來，“我說，‘去你的統計數據。我需要那麼多年來把他們養大成人’。他離開了辦公室。他不喜歡我說話的方式。他以爲我是個瘋癲粗俗的女人。我常常想去找那位醫生，他後來搬到加利福尼亞去了，我想告訴他，我的兒子現在一個24歲，一個25歲。一個在普林斯頓大學讀研究生，另一個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時期，但他振作起來了，在畢業時獲得了三個學位，上了院長嘉許名單。” 對那位毫無防備的醫生大發雷霆，這並不符合卡洛琳的性格。她一輩子都是個標準的好人，總是避免衝突。“我的處事方式是始終做一個照料者，被人需要，總是去拯救別人，很多時候都是在傷害自己。”她告訴我，“我從來不想和任何人起衝突。我總是必須成爲那個負責任的人，確保一切正常。”卡洛琳表現出了所謂的“超自主型自給自足”(superautonomous self-sufficiency)[插圖]。顧名思義，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對於向任何人提出任何要求都有一種誇張的、過度的厭惡。 簡單說明一下：沒有人生來就有這樣的特質。這種特質一定源於對發展性創傷的應對反應，始於童年早期的自我剋制。這種壓抑會導致長遠的代價，我們會在第7章更深入地探討這個過程。 “我開始相信，幾乎所有的疾病，即便不是以心身爲基礎的疾病，都包含一定的心身因素。”神經科學先驅甘德斯·柏特在她1997年的《共鳴：情緒分子的奇妙世界》一書中這樣寫道。柏特所說的“心身”(psychosomatic)，與現代人把疾病貶低爲神經症的假象（常常帶有嘲弄的意味）的看法不同。相反，她說的這個詞有着嚴格的科學內涵：與人類的心靈（心理與精神）和軀體（身體）的一體性有關。她在實驗室裏對這種一體性做了大量測量和記錄。她說得很對，她的發現有助於推動“行爲、心理學與生物學的結合”。[插圖] 認爲心理與身體有着錯綜複雜的聯繫，這種想法並不新鮮；要說起來，新鮮的反而是有許多好心的醫生都心照不宣地認爲身心是分離的，並且按照這樣的信念行事。儘管缺乏西方的神奇技術和發達的科學知識，但世界各地的傳統治療方法早就默認了這種統一性。儘管西方醫學人爲地將這兩者分開，但大多數人仍然知道（哪怕只是在直覺層面上知道），他們的想法和感受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例如，人們會很自然地推斷，哪些生活壓力導致了一個人長潰瘍，哪種精神緊張導致了頭痛，或者哪些未經處理的恐懼導致了驚恐發作。我們不僅在觀察個別的症狀時會這樣想，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觀察大多數疾病的時候。由於關係問題、經濟擔憂或其他長期困擾而產生的情緒不安會給身體帶來負擔，因此可能導致疾病。 柏特創造了“身心”(bodymind)一詞來描述這種一體性。專門介紹她工作和思想傳承的官方網站特意註明，這個表述“故意不使用連字符，以強調其組成部分的統一性”。身體和心理雖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分開來理解。我們可以忽視或否認這種悖論，但無法逃避它。自從柏特的開創性工作問世以來，情緒的生物學因素——那些她曾哀嘆無足輕重的“烏有之物”已經被深入研究並記錄在成千上萬的獨創性研究中了。其中有些研究值得一看，但要記住，每個研究都只是這些相似而令人信服的發現的冰山一角。 1982年，在倫敦舉行的第四屆國際癌症預防與檢測研討會上，有一項德國研究指出，某些人格特質與乳腺癌有着很強的關係。研究者對56名入院接受活體組織檢查的女患者進行了性格評估，比如她們的情緒壓抑、合理化、利他行爲、迴避衝突，以及在卡洛琳身上看到的那種超自主型自給自足。僅根據訪談結果，訪談者和“盲審”的評判員（沒有和女患者有直接接觸）都能對高達94%的癌症患者，以及大約70%的良性病例做出正確的診斷。[插圖]此前，倫敦國王學院醫院的一項英國研究也表明，具有乳腺癌腫塊的女性會表現出“嚴重壓抑憤怒和其他感受”的典型特徵，其“比例顯著高於”對照組，也就是同時接受活體組織檢查，但發現有良性乳腺腫瘤的女性。[插圖] 2000年，《癌症護理》(Cancer Nursing )雜誌調查了壓抑憤怒與癌症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經常引起癌症護士等許多人羣的注意：“不知爲什麼，護士們有一種直覺，認爲這種‘和善’是有害的。現在（這種）觀點得到了研究的支持。”[插圖]這些護士的見解讓我想起了20世紀90年代克利夫蘭診所的兩位神經科醫生在巴伐利亞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上發表的一篇關於肌萎縮側索硬化(ALS)[插圖]的論文。[插圖]診所的醫務人員也發現，他們的ALS患者非常和善——和善得過了頭，以至於在大多數情況下，醫務人員能準確預測患者會不會被診斷出這種疾病。“恐怕這個人得了ALS，她人太好了。”他們會在患者的病歷上匆匆寫下這樣的話。也可能會寫：“這個人不可能得了ALS，他不夠好。”神經科醫生看得目瞪口呆。“儘管（醫務人員）與患者接觸的時間很短，而且他們形成觀點的方式明顯缺乏科學性，但事實證明，他們的意見幾乎總是正確的。”醫生說。 我採訪了這篇論文的資深作者阿薩·J.威爾伯恩(Asa J. Wilbourn)博士。“這幾乎是普遍現象，”他告訴我，“在那種評估過許多ALS患者的實驗室裏，這已經成了常識——我們的確做過大量的案例。我想，任何與ALS患者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這是一種很明確的現象。”從那以後，這種坊間傳聞得到了更正式的研究證實，正如一篇神經學期刊論文的標題所示：《“肌萎縮側索硬化(ALS)患者通常都是好人”——經驗豐富的醫生如何看待ALS患者的人格特徵》(“Patients with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Are Usually Nice Persons”—How Physicians Experienced in ALS See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Patients)。[插圖] 一項針對前列腺癌患者的研究發現，壓抑憤怒與自然殺傷細胞(natural killer cell)的效率下降有關，因爲這種細胞是抵抗惡性腫瘤和外來入侵者的一線免疫系統。這些細胞在對抗腫瘤的過程中能起到關鍵作用。[插圖]之前的研究發現，即使在相對較小的壓力下，健康年輕人的NK細胞活性也會降低，對於那些情感孤立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因爲情感孤立是慢性壓力的重要來源。 哀傷也有着重要的生理維度。英國《柳葉刀-腫瘤學》(Lancet Oncology )雜誌上有一項頗有啓發性的研究，該研究描述了在某些情緒（如喪親之痛）下，心理因素對免疫系統、激素和神經系統之間的複雜通路的影響。在調查了因事故或軍事衝突而失去成年兒子的父母之後，該研究的作者發現，這些父母的淋巴與血液惡性腫瘤（血液、骨髓和淋巴結的癌症），以及皮膚癌和肺癌的發病率增加了。[插圖]戰爭會置人於死地，似乎深刻的情感喪失也會。哀傷不只會引起癌症，也會引起其他疾病。一項丹麥的全國性研究發現，哀傷的父母患多發性硬化的風險是正常人的兩倍。[插圖]（儘管有這些令人信服的證據，但我仍然不認爲失去所愛的人本身會構成健康風險，無論這種事有多麼令人悲傷。我認爲健康風險取決於人們如何處理他們的喪失，包括他們可能會尋求和得到哪些支持。不僅是這些事件本身，情緒反應和處理情緒的方式也會影響我們的生理機能。） 僅僅是2019年《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 )上的一項研究，就應該會讓每位臨牀醫生走上探索身心醫學的快車道。該研究發現，患有嚴重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女性，患卵巢癌的風險是無創傷的女性的兩倍。[插圖]哈佛大學（這項研究就是在這裏做的）的公報網站Harvard Gazette稱：“研究結果表明，較爲嚴重的PTSD症狀，比如容易被普通的噪聲嚇到，或者回避可能會使人想起創傷經歷的線索，可能與女性患卵巢癌的風險升高有關，甚至在創傷事件發生的幾十年後依然如此。”創傷症狀越嚴重，癌症的侵襲性就越強。 哈佛大學的這項研究進一步提供了驚人的證據：無論是在疾病還是健康狀態下，情緒壓力與我們的身體狀態是分不開的。之前的研究已經表明，抑鬱與卵巢癌的患病風險上升有關。也有研究考察過壓力的影響：在腹腔內被注射卵巢癌細胞的實驗小鼠之中，那些受到情緒惡化（如限制身體活動或隔離）影響的小鼠，其腫瘤生長和擴散的速度比沒有受到限制的、集體飼養的小鼠高得多。[插圖]哈佛大學的科學家推測，壓力可能會“抑制對於細胞無限增殖的關鍵防禦能力，從而促進卵巢癌的發展”。換言之，壓力可能會使我們的免疫系統失去控制和消滅惡性腫瘤的能力。 這種問題的影響遠遠超出了PTSD的範疇，因爲在我們的文化中，壓力與創傷會影響許多並不符合PTSD診斷標準的人。2005年，芬蘭研究者在《英國精神病學雜誌》(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上發表了一項引人注目的研究。該研究發現，經歷過“生活事件”（相對於普通的壓力與情感喪失，如關係、工作問題，而這些問題不足以讓人獲得正式的診斷）的人，比那些經歷過更明顯的創傷（戰爭或災難）的人會出現更多類似PTSD的症狀，如噩夢或情感麻木。[插圖] 哈佛大學關於卵巢癌的論文指出了一些有前景的治療方法，該文章表明，那些PTSD症狀有所緩解的女性（可能是由於她們接受了有效的心理治療），患上惡性腫瘤的風險低於症狀明顯的女性。這樣的健康觀念把情緒當作真實的、有意義的“實在之物”，思考這種健康觀念在預防與治療方面的潛在價值及其社會影響，實在是令人興奮。 雖然所有這些思想轉變都很及時，相關科學研究也很新穎，但這些原則並不是新鮮事。1939年，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的一篇醫學畢業班演講中，索馬·魏斯(Soma Weiss)博士告訴他的聽衆：“社會因素與心理因素在每種疾病中都發揮着作用，但在許多情況下，它們發揮着主要的作用。”[插圖]這位受人尊敬的匈牙利裔美國臨牀醫生補充道：“在治療患者的時候，精神因素與化學和物理因素一樣發揮着積極的作用。”他說這番話的時候，不是作爲一個精神分析理論家，而是作爲一個受人尊敬的病理生理學與藥物治療學（使用藥物治療疾病）的實踐者。哈佛醫學院爲紀念魏斯設立了一個年度研究日，使他的精神得以延續，但他的整合性觀點，以及支持這種觀點的大量科學文獻，仍然讓傳統醫學思維感到費解。“從歷史上看，一個人在哈佛大學追求身心方面的研究，會給他的職業生涯帶來很大的風險。”這所久負盛名的機構裏的一位著名醫生兼學者最近這樣告訴我，“這種情況正在開始改變，但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插圖] 確實很難。我在演講時經常對聽衆說，如果他們在過去五年內看過神經科醫生、心臟病科醫生、呼吸科醫生、風溼病醫生、腸胃病醫生、皮膚病醫生、免疫學家，那就舉起手來——“只要你看過任何一種專科醫生。”我說。許多人舉起了手。我繼續說道：“如果這些專家問過你童年時的壓力或創傷、你與父母的關係、你目前的人際關係質量、你的孤獨程度或得到的陪伴水平、你的工作滿意度以及你對工作的態度、你對老闆的感覺或老闆對待你的方式、你的快樂或憤怒體驗、任何當前的壓力，或者你對自己這個人的感覺，請繼續舉手。”在擠滿數百人的房間裏，舉起的手通常可以用一隻手數過來。“然而，”我補充道，“那些沒有被問到的問題與你們大多數人去求醫的原因有着密切的關係。” 儘管如此，隨着現代研究證實了傳統智慧，我們對這個問題看得越來越清晰。有一門（相對）較新的科學——心理神經免疫學，爲身心的統一描繪出了無數種途徑。該學科的研究領域包括情緒、神經與免疫系統之間的聯繫，以及壓力會如何引發疾病。甚至“聯繫”這個詞也會引起誤解：只有完全分離的實體才能聯繫起來，而現實是，上述三者是一體的。這門新學科有時也被稱爲心理神經免疫內分泌學（這個名字甚至更加拗口），它建立在我們人類所有組成部分的統一之上：心理、大腦、神經、免疫系統以及激素系統（也就是負責“內分泌”的部分）的統一。這些部分可以分開研究，但如果不着眼全局，我們就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任何一個。從大腦皮層到大腦的情緒核心，再到自主神經系統；從免疫系統的固體或液體部分，到激素器官與分泌物；從應激反應系統到內臟……所有這些都是一體的。 進化賦予了我們本能、情緒、複雜的行爲，以及分化的器官與系統，但這絲毫沒有削弱各部分之間的這種統一性。無論我們的心理有多複雜，其基本內容（我們的想法、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信念、感受或被壓抑的感受）都對我們的身體有着重要的影響，無論這種影響是好還是壞。相反，從成爲受精卵的那一刻起，我們的身體所經歷的一切都必然會影響我們的想法、感受、知覺與行爲。簡而言之，這就是心理神經免疫學的核心思想。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研究證明了大腦的恐懼中樞（杏仁核）與心血管疾病之間是有關聯的。一個人感知或承受的壓力越大，杏仁核的靜息活動水平就越高，他患上心臟疾病的風險也越大。杏仁核過度激活與心臟問題之間的關聯，主要是由骨髓活動水平與動脈炎症的增加而導致的。[插圖]情緒壓力對心臟的影響更爲普遍。2012年，哈佛醫學院的一項研究表明，工作壓力大的女性，其心臟病發作的可能性比工作壓力小的女性高出67%。[插圖]同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童年遭受過性虐待的男性，其心臟病發作的概率會增加兩倍。[插圖]這些研究者的自然假設是，受虐待的男性更容易做出高風險行爲，如吸菸與飲酒，這也是他們心臟病發作率更高的原因。令研究團隊驚訝的是，虐待本身的影響更爲直接，完全獨立於高風險行爲因素。 應激的作用機制 理解應激及其機制，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身心的統一性是如何在身體組織內發揮作用的。 與類似的疼痛反應一樣，應激是所有生物都有的強制性求生功能。一旦激活應激反應，我們的應激系統就會立即賦予我們能量，幫助我們應對或逃避威脅我們或我們照料的人的安全與健康的事物。這是一種了不起的全身活動，幾乎涉及所有器官與系統。 應激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對威脅的直接反應，另一種是由外部壓力或內部情緒因素引起的長期狀態。急性應激是一種必要的反應，有助於維持我們的身心健康，而慢性應激是持續不斷的，會破壞身心健康。例如，情境性憤怒就是急性應激起到積極作用的例子——請想一想自衛或設置人際邊界的例子。這種反應會讓我們的思維更敏捷，行動更迅速，四肢更有力。相比之下，長期的憤怒則會使全身一直充滿應激激素，而這些激素存在的時間超過了合適的限度。久而久之，無論是什麼原因引起的，應激激素過剩都會： • 讓我們焦慮或抑鬱； • 抑制免疫； • 助長炎症； • 導致血管狹窄，助長全身的血管疾病； • 助長癌症的發展； • 讓骨骼變薄； • 讓我們抵抗自身的胰島素，誘發糖尿病； • 導致腹部肥胖，增加心血管與代謝問題的風險； • 損害大腦中重要的認知與情緒迴路； • 使血壓升高，增加凝血，增加心臟病發作或中風風險。 在我們的身體系統中，負責平穩而經濟地處理壓力的中樞被稱爲“HPA軸”。這個縮寫指的是連接下丘腦(hypothalamus)、垂體(pituitary gland)和腎上腺(adrenal gland)的通路與反饋迴路。下丘腦是我們大腦中間的一個小而關鍵的區域，負責讓我們的身體保持健康平衡的狀態，垂體位於我們腦幹的頂部，腎上腺則位於我們的腎臟上方。你可以把這個通路想象成連接三個主要市區中心的繁忙交通要道，其間到處都是入口坡道、出口和交叉路口，這樣你就能大致理解了。 儘管人類遠遠超過幾乎所有其他動物，可以在多種外部環境中生存，但我們的內部環境必須維持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生理狀態範圍之內。我們的體溫、血液酸度或血壓、心率以及許多其他身體指標都受大自然的約束，必須保持在固定、不可改變的範圍之內，否則我們就會死亡。 著名美國應激研究者布魯斯·麥克尤恩(Bruce McEwen)[插圖]讓“穩態應變”(allostasis)一詞變得廣爲人知，這個詞指的是身體在面對變化的環境時，保持內部平衡的努力。這個詞是由希臘語的allo（意思是“變化”）與stasis（意思是“維持”“停止”）的組合；這兩個詞結合起來，我們就得出了“在變化中保持不變”的意思。我們不能沒有穩態應變，所以我們的身體會竭盡全力維持這種狀態——如果壓力一直沒有減輕，那麼就算會造成長期損害，身體也依然會堅持穩態應變。麥克尤恩將這種施加於我們身體調節機制的壓力稱爲“非穩態負荷”(allostatic load)。這種壓力會導致身體過量而長期釋放腎上腺素和皮質醇這兩種應激激素，還會導致神經緊張、免疫功能障礙；在許多情況下，會導致應激系統自身的衰竭。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HPA軸的基礎結構在生命早期就已經形成——從在子宮內就開始形成，一直持續到童年早期。在這個脆弱的時期，承受壓力或虐待都會終生損害應激-激素系統。我們不斷地看到，如情緒等所謂非物質的“烏有之物”產生了物質性的、明確的、決定性的影響。 在可能的情況下，減少壓力，如關注情緒（無論是明顯的還是壓抑的情緒），照顧好我們的心理健康，都會對身體健康產生深遠的影響，這對許多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儘管醫生擁有令人羨慕的生理學與技術專長，但總的來說，所受的訓練並沒有給予他們關於身心統一的古老智慧與新科學的啓蒙教育。醫學專業人士通常不會鼓勵（甚至可能反對）人們相信自己的直覺，而直覺往往是身心信號的結合。 燃燒的記憶：格倫達的故事 格倫達就遇到了這樣的事情。她現年58歲，來自蒙特利爾。30年前，她因爲患有嚴重的克羅恩病而切除了部分腸道。克羅恩病是一種潰瘍性的、痛苦的腸道炎症性疾病。2010年，格倫達得到了更多的壞消息：她被診斷出了二期侵襲性乳腺癌。在癌症康復的過程中，她恢復了被壓抑的記憶：她想起了小時候遭受強姦的事情。“通過寫日記和做夢，”她告訴我，“童年的潛意識記憶開始浮現，並伴隨着嚴重的驚慌與恐懼。”由於害怕知道真相，她曾試着不去回想那些記憶，但這些記憶並沒有消失。“每當創傷記憶浮現出來的時候，”她繼續說道，“都會伴隨着非常本能的情緒，以及身體上的消化道症狀，包括消化不良、噁心和腸胃疼痛。” 這些記憶十分令人痛苦，甚至足以讓聽者的腸胃也跟着攪動起來。八歲的格倫達和一個更小的朋友遭到了那個街區的四個十幾歲男孩的輪姦。第一個做出反應的人是她的母親，她把格倫達趕進了屋裏。格倫達說：“然後她把我直接放進了浴缸。她說，永遠不要跟任何人講這件事，再也不要提起這件事。媽媽說，這將永遠是‘我們的小祕密’，然後就讓我上牀睡覺了。” 在她53歲的時候，這些記憶重新浮現出來時，就像“醒目而清晰的圖像”一樣，她彷彿看到了小時候的自己在浴缸裏時的情景，而她的母親就蹲在一旁的地板上，“試圖洗掉強姦的痕跡”。我溫和地問格倫達，她有沒有任何獨立的證據，來證明這些恢復的記憶。她點了點頭。“我姐姐記得那天她進過浴室。她剛回到家，就聽到我母親在痛哭，於是她過來打開了門。我當時正背對着她，她問，‘格倫達怎麼了’，我母親說，‘沒什麼，她會沒事的。出去’。（我姐姐）告訴我，我當時看起來亂糟糟的——母親從來不讓我們這樣蓬頭垢面地出門，而且我全身都在發抖。” 爲了保護自己，格倫達花了一輩子時間隱藏自己的直覺，而這種直覺現在開始進入了意識層面。彷彿那個浴室裏的場景還不夠有衝擊力似的，這種直覺又產生了另一段視覺景象。“在恢復那段浴室裏的記憶之後，”她說，“我就看到了我的身體，我是透明的……我看到了我的整個消化系統，從口腔到直腸。我的整個消化系統都出現了紅腫的潰瘍。那裏有一股燃燒、流動的熔岩，就像火上澆油一樣。這讓我很憤怒，這個景象對我來說就像指引一樣，告訴我，這兩件事是有關係的——那次強姦和我的克羅恩病。”即使你不是精神分析師或詩歌教授，也能看出這個“怒火中燒”的岩漿圖景是格倫達的憤怒和痛苦的有力寫照。她必須把這種憤怒和痛苦埋藏在自己內心的最深處，因爲她的母親完全無法在情感上支持她。 格倫達的“視覺景象”不僅僅是一種貼切的比喻，而且有着很好的科學解釋。現在相關的研究越來越多，這裏只引用其中的一項調查：“有堅實的證據表明，童年創傷事件會顯著影響炎症免疫系統……製造一種潛在的分子層面的途徑，而早期創傷會通過這種途徑，導致受創傷者在以後更容易患上精神與身體疾病。”[插圖]格倫達的許多醫生，甚至包括她的精神科醫生（用她的話來說，這個精神科醫生“很喜歡講科學和醫學”），都沒有問過她的精神困境背後是否可能會有相關的童年經歷。 甘德斯·柏特認爲，心靈是“在身體的細胞、器官與系統之間無意識傳遞的信息流……這種信息的傳遞發生在意識的層面以外”。因此，她斷言道：“我們所知的心靈是非物質的，但它其實有着物質基礎，也就是身體和大腦。”她所說的“非物質的”(immaterial)並不是這個詞在英語中通常表示的“無足輕重”或“無關緊要”的意思。恰恰相反，心靈與大腦不同，不是一種物質實體：我們不能把它拿在手裏，也不能把它放進試管或培養皿中，甚至不能直接“看”到它。然而，心靈卻能造成實質性的影響和後果。 我們今天有機會創造一種兼顧多種層面的醫療保健制度，這種制度能夠正視“烏有之物”對於“有形”的身體的影響——我們現在對後者非常瞭解。“非物質”的心靈與它的“物質基礎”（大腦和身體）就像在不斷地跳舞一樣，它們的關係既親密又複雜。 經過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這種身心之間的舞蹈所涉及的遠不止一個人內部的兩個“舞伴”：還有一種重要的、被低估的人際因素。畢竟，我們的心靈和身體必然存在於人際關係、社會環境、歷史與文化的背景之中。如果我們想清晰而準確地認識人類的健康，就必須擴展我們對“身心”的理解，認識到他人的心靈和身體也會對塑造我們的健康（甚至我們的自我意識）造成許多影響。事實證明，身心的統一性遠遠超出了一個人的範疇。 第5章 身體的譁變：免疫系統的叛亂 很多時候，當我感覺糟糕的時候，卻不得不假裝感覺很好。 ——維納斯·威廉姆斯(Venus Williams) “我好像把自己弄傷了，”美玉[插圖]前一陣子告訴我，“我本來一切正常，可後來我在跑上樓梯的時候摔了一跤。我把腳趾給磕到了。”她的熱情、頑皮和幽默在說話時自然地散發了出來，還帶着某種自豪感。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對於受傷這種痛苦的遭遇來說，這是一種奇怪的反應。但對於7年前的美玉來說，在對抗重力的劇烈運動中遭受這樣的傷害，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她在27歲時被診斷出患有硬皮病，儘管接受了主流醫學能夠提供的所有治療，她還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完全殘疾了。她住在波士頓地區，在西方醫學最神聖的場所之一接受了評估和治療。 硬皮病(scleroderma)的名稱源於希臘語，意味“堅硬的皮膚”。這是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表現爲使人衰弱的關節炎症，以及痛苦的結締組織緊縮。這種疾病有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名字叫系統性硬化症，因爲硬化組織的累積可能發生在許多器官中，包括食道、血管和肺。在美玉的身上，她的手、肩膀和膝蓋都出現了令人痛苦的腫脹。“疼痛無處不在，”她回憶道，“我全身都疼。”不久，她就不得不辭去了哈佛大學的一位著名學者的助理工作。她以前每分鐘能打120個詞，現在卻覺得自己的雙手像爪子一樣僵硬，幾乎癱瘓了。2014年我第一次採訪她的時候，她面容嚴峻，似乎戴着僵硬的面具，緊繃的嘴脣幾乎蓋不住她的牙齒。她幾乎認不出來當時的自己——與我們現在看到的她截然不同，現在她很愛笑。 在患病的前幾年裏，美玉只想結束自己的生命，那時她只有30歲出頭。她需要面對判了她死刑的診斷，需要輪椅才能行動，沒有幫助甚至不能下牀，預計自己活得越久就會越痛苦，於是她調查了藉助醫療輔助自殺的可能性。“如果我生活在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我會符合所有的申請條件。我的痛苦令人難以置信，”她告訴我，“沒有任何預後的結果能讓我有理由繼續活下去。我很快就失去了自己的身體，我知道如果再等下去，我就會被困住，甚至連按按鈕都做不到。” 如今，美玉完全不服用任何藥物，卻能獨立行走、旅行、去野外遠足——這違背了所有傳統的醫學邏輯。她目前正在寫自己的回憶錄，儘管她每分鐘只能打50個詞：與她不久之前的狀態相比，這是真正的勝利。 硬皮病是80多種叫作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相關疾病之一，每一種這樣的疾病都代表着患者體內在進行着一場內戰。實際上，自身免疫就是指一個人的免疫系統在攻擊它本應該保護的身體。這種疾病的具體表現形式，取決於哪些組織或器官成爲這種毀滅性的內部叛亂的目標。如果神經系統遭受攻擊，就可能表現爲多發性硬化；如果腸道遭受攻擊，就會表現爲乳糜瀉或炎性腸病，比如克羅恩病或潰瘍性結腸炎；如果關節和結締組織受到攻擊，就會表現爲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溼性關節炎或硬皮病；如果皮膚遭受攻擊，就會表現爲銀屑病或自身免疫性溼疹；如果胰腺受到攻擊，就會表現爲1型糖尿病；如果肺部受到攻擊，則會表現爲肺纖維化；如果大腦受到攻擊，也許就會表現爲阿爾茨海默病。在許多情況下，會有幾個身體部位同時受到影響。影響着全球數百萬人的慢性疲勞綜合徵（也被稱爲肌痛性腦脊髓炎），也是最近加入這個名單的著名疾病之一。 幾乎所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即組織、器官和身體部位受到炎症影響——這就解釋了爲什麼一線治療措施往往首先是使用抗炎藥物。如果像布洛芬這樣的非甾體抗炎藥，或者像類固醇這樣“重武器”效用不夠，醫生就可能會開一些抑制身體免疫活動的藥物。 由於疾病首先影響了美玉的關節，醫生認爲她得的是類風溼性關節炎。他們開的藥是類固醇：實驗室製造的、類似天然應激激素皮質醇的物質。皮質醇是腎上腺在面對威脅時分泌的一種物質。最後，類固醇和免疫抑制劑的失敗將美玉推向了自殺的絕境邊緣。她的醫生已經沒有什麼藥可開了。（應該補充的是，美玉的病情非常嚴重，她的康復完全出乎意料，而且根據標準的醫學思維，這實際上是無法解釋的。我聯繫了她在波士頓的家庭醫生，向他覈實了細節。） 儘管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症狀通常具有高度的破壞性，會讓人十分痛苦，但在一開始這些症狀可能很模糊，難以確定——雖然對於受到這些症狀困擾，並尋求證實與支持的患者來說並不那麼模糊，但對於尋求準確結果的醫生來說的確如此。因此，這些症狀往往很相似的疾病有時不會被醫生髮現，這種情況並不罕見。網球明星維納斯·威廉姆斯的經歷也是如此，她的疾病表現爲手部腫脹、持續疲勞和關節畸形：這些症狀對任何人來說都很嚇人，對精英運動員來說更是如此。“我去看醫生，但從沒有得到過任何答案，所以我別無選擇，只能帶病堅持。”她告訴一位報社記者。“你幾乎會習慣所有這些症狀，”她說，“你會告訴自己，別去管它。堅持下去。隨着時間的推移，你會開始懷疑到底發生了什麼，自己是不是瘋了。”[插圖]她最終被診斷出患有乾燥綜合徵，這種疾病主要影響那些產生水分的腺體，使人口乾、眼乾，但也會導致許多器官功能失常，比如肺、腎臟、胰腺和血管。和許多其他人一樣，威廉姆斯終於瞭解到，她身體上的痛苦有着一些客觀的原因，甚至有一個名稱，這讓她鬆了一口氣。 在美玉的案例中，做出診斷的責任落在了患者自己身上：在互聯網時代，這是一種並不罕見的角色互換，尤其是在醫生已經放棄的情況下。“我的身體變得越來越僵硬，”她回憶道，“就像經歷了木乃伊化一樣，就像隨着時間的推移，我正在逐漸變成一具木乃伊。疾病在我的身體裏不斷擴散，痛得難以置信……他們給我開了類固醇，告訴我只能維持病情，因爲關節炎永遠無法治癒——是不治之症。我堅持要做硬皮病檢查，就這樣我才發現了自己的診斷，此時距症狀出現已經過去了六個月。”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醫學界最大的未解之謎之一。大多數自身免疫性疾病都被認爲是“特發性”的，意思是“原因不明”。當然，如果不能確定疾病的原因，我們治癒或逆轉疾病的努力就會受到阻礙。在許多情況下，抑制症狀（或者在有些情況下，手術修復或切除受損組織）是現代醫學最有效的做法。這些措施的確會使許多人的症狀得到可喜的緩解，但無法扭轉病情的發展，而且會讓許多人處於長期惡化與殘疾的境況下，就像美玉那樣。 儘管對於醫生和患者來說，這種前景不明的情況令人不安，但從科學的角度來講，這些疾病還帶來了許多其他令人頭疼的問題。 第一個謎團是，爲什麼這些疾病變得越來越頻發。在許多西方國家，從乳糜瀉到炎性腸病，從紅斑狼瘡到1型糖尿病，甚至包括過敏等疾病的發病率都在穩步上升，這讓研究者感到很困惑。[插圖]“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病率……在發達國家急劇上升。”2016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的一篇文章指出，“據估計，每13個美國人中就有1人患有這些使人衰弱的、往往是終身性的疾病。”[插圖]在英國，克羅恩病的確診人數在1994～2014年增加了兩倍多；[插圖]在1999～2010年，加拿大兒童患炎性腸病的比率每年增長7%以上，使我的國家成爲世界上這種疾病發病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插圖] 這種趨勢立即否定了常見的醫學解釋：遺傳原因。無論遺傳如何發揮作用（毫無疑問，遺傳在某些情況下會起到一些作用），但從邏輯上講，遺傳都無法解釋自身免疫性疾病患病率上升的原因。“基因不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生改變，”美國自身免疫性相關疾病協會主席弗吉尼亞·拉德(Virginia Ladd)2012年接受Medical News Today網採訪時表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迅速增加……顯然表明環境因素在起作用。”[插圖]換言之，環境中有某種東西，或某些東西的組合正在使我們的身體發炎。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當我們聽到“環境因素”與疾病聯繫在一起時，我們往往會想到衆所周知的物質因素，如空氣污染、含鉛油漆和手機輻射。有一個有趣但未經證實的理論認爲，垃圾食品的消費增多，是全球自身免疫性疾病患病率上升的原因。[插圖]研究還沒有發現這樣的聯繫。[插圖]不管怎樣，要充分理解健康和疾病，就需要對“環境”這個詞有一個更爲全面的認識：一種生物心理社會學的認識。 第二個謎團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分佈在性別上有着高度的傾斜。大約70%～80%的患者是女性，對於她們來說，這類疾病是致殘和致死的主要原因。例如，女性患類風溼性關節炎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三倍；受紅斑狼瘡影響的女性更是高達男性的九倍。美玉所患的系統性硬化症在女性當中的發病率是男性的三倍。[插圖]更令人驚訝的是，爲什麼多發性硬化（一種慢性、令人嚴重衰弱、可能持續終生的神經系統疾病）的性別失衡會越來越嚴重。 在20世紀30年代的加拿大，這種疾病的性別比例大致持平；如今，被診斷出多發性硬化的女性比男性多出了兩倍。[插圖]世界各地都出現了這種趨勢。“丹麥女性的多發性硬化發病率正在上升。丹麥女性患多發性硬化的風險在過去25年間增加了一倍多，而男性的患病風險幾乎沒有變化。”《丹麥醫學雜誌》(Danish Medical Journal )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還有，與拉德博士所說內容一致的是：“對於這種流行病學上的變化，其解釋應該在環境中去尋找，因爲基因只能解釋一小部分多發性硬化的風險。這種變化太快了，以至於無法用基因的變化來解釋。”[插圖] 在照顧美玉的專家當中，沒有一個人詢問過她的在患上這種重創她生活的疾病之前的狀況，無論是身體狀況還是情緒狀況。儘管有大量研究表明，壓力、創傷和炎症之間存在聯繫，儘管數十年來已有多項研究探討了類風溼性關節炎、多發性硬化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間的這種關聯，仍然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這種可能的研究思路不僅沒有被深入探索，而且在主流圈子裏似乎也是一種禁忌。“在談論這些問題時，我感到有些不自在。”美國最知名教學醫院的一位風溼病專家這樣告訴我，“自從畢業之後，我大大改變了自己的工作方式，因爲我開始在患者身上發現壓力與疾病的發作之間存在關聯，也發現了心理和生理創傷在他們的疾病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由於擔心同事疏遠她（離譜！），這位醫生要求匿名。她親眼看到自己的患者取得了“顯著的好轉”——在康復的方面，甚至在有些情況下，患者能完全擺脫藥物。然而，她卻覺得她在自己的行業裏是個叛徒。“我身邊全是在大學裏受人尊敬的同事，他們都是科研人員，但沒有人關心這些事情。”聽了這番話，我想起了那位哈佛大學的醫生，他告訴我，追隨這種思路的醫生要“自擔風險”，但他的確認爲這種情況正在改變。 如果就連偏離正統醫學的醫生也會感到害怕和被人誤解，那麼患者會有什麼感受呢？西方醫學工作中有另一個令人遺憾的特點（不是普遍存在，但我們經常能看到），那就是權力的等級制度：把醫生看作地位崇高的專家，把患者當作醫療的被動接受者。儘管醫生兢兢業業、心懷善意，但這種失衡會損害患者對於自身健康和療愈過程的能動性。有關患者生活的重要問題無人問詢，而患者又缺乏足夠的自信，不能堅持認爲他們對於自身的直覺和見解有助於治療過程——更不要說能否指導治療過程了。 如果在美玉出現這種痛苦症狀的時候，她的醫生能問這些問題，他們就會知道，美玉在生命的第一年裏就經歷過兩次嚴重的遺棄。美玉生於韓國的一個單親家庭，在她六個月大的時候，她媽媽就把她送到了孤兒院。一歲時，她被一對信仰福音派基督教的夫婦收養並帶到了美國，他們按照最嚴格的方式來撫養她。在不到十歲的時候，她的養母有過一次嚴重的精神崩潰。在美玉十幾歲的時候，她父親在一次宗教懺悔中向她承認，在她童年早期的大部分時間裏，他都在對她進行性虐待，從她兩歲時就開始了。她完全壓抑了這些記憶，把這些記憶與所有相關的感受（痛苦、恐懼和憤怒）都隱藏在了意識的表面之下。我們會在後面討論治療的時候看到，美玉那不可思議的康復，那貨真價實的死前復活，都歸功於她直面了這種埋藏已久的傷痛。 在她不敢去感受的情感墓園之上，美玉建起了一座引人注目的大廈：一副積極進取的面貌。這種精神面貌不僅讓她免於絕望，不再忽視自己的需求，還幫助她取得了她不敢想象的成功。作爲世界知名教授的助理，成年後的美玉覺得自己的工作壓力很大，她還會習慣性地揹負起身邊每個人的緊張與壓力。“在那種環境裏，我真的不像我自己。”她說，“我總是不得不僞裝成一個比真實的自己更能幹的人。”在我多年的實踐與教學經歷中，我見過許多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他們有一個共同且反覆出現的主要特點，那就是隱藏在內心中的痛苦，再加上這樣的功能亢進。 就在她痛苦的關節炎發作之前，美玉正處在一段複雜的戀愛關係中，這段關係中的許多起伏波折給她的精神造成了傷害，最終以痛苦的分手告終。她一生中所有不讓自己感受的痛苦，所有對被拋棄的恐懼，都表現在了她對失去這段關係的反應裏了。這是一種全身的哀傷反應。同樣地，訓練有素的、治療她硬皮病的專家也認爲，她從童年到現在的任何一段經歷都不算是可以接受的證據。“我的身體真的就像一個戰場，而我正在節節敗退。”美玉告訴我。她的話引起了我的共鳴：長期以來，我一直把自身免疫性疾病想象成一支入侵自己祖國的強大軍隊，一場針對自己身體的暴力反叛。實際上，由於沒有意識層面的情緒出口，情緒也得不到解決，美玉強烈的情緒發動了叛亂，表現爲她組織裏的炎症。 最近，微生物學家開始討論“神經源性炎症”，即由神經系統放電引發的應激性炎症；而我們現在知道，神經系統深受情緒的影響。[插圖]有一項出色的研究發現，早期逆境（比如美玉在童年時期遭受的創傷）與成年後的炎症有關係。美國近期的一項研究發現，童年時期的情感與肢體虐待會使系統性紅斑狼瘡的患病風險上升一倍多，而且炎症是患這種疾病的可能途徑之一。[插圖]其他研究還發現，壓力與免疫系統受損之間有着更多的聯繫。[插圖]2007年，英國科學家發現，在童年時期受過虐待的成年人，其肝臟中產生的某些炎症信號物質（例如C反應蛋白）在血液中的水平更高，在排除了個人行爲與生活方式等影響因素的情況下仍是如此。研究者寫道：“童年虐待是一種未被研究過的、獨立的、可以預防的成年期炎症風險因素。”[插圖]他們謹慎地補充道：“炎症可能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性中介，將早年生活中的逆境與成年後的不良健康狀況聯繫了起來。”此後的許多研究證明，這句話可以把“可能”兩字去掉。 有些醫生指出，類風溼性關節炎與某些人格類型或人格特點有關。我們會在第7章更多地討論人格，但是爲了避免誤解，這裏有必要簡短地澄清一下。我們所說的人格特質，除了能反映真正的、天生的氣質與特點，也能表現出人們小時候適應其情感環境的必然方式。人格特質能反映出一個人的許多東西，但無論他們有多認同這些特質，這些東西都既不是固有的，也不是不可改變的。這些特質也不是性格上的缺點；雖然它們現在可能會給我們帶來困難，但它們最初是一種求生的方式。 早在1892年，出生在加拿大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偉大醫生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後來由於他對英國醫學的貢獻，被維多利亞女王封爲爵士）就已經注意到“這種疾病與震驚、擔憂和悲傷有關”。許多年後，1965年的一項調查報告了易患類風溼性關節炎的人普遍具有一系列自我剋制的特質：“強迫性的、自我犧牲式的利他，壓制憤怒，以及過度關注社會接受度。”[插圖]加拿大自身免疫性疾病專家C. E. G.羅賓遜(C. E. G. Robinson)博士在1957年寫道，他的類風溼性關節炎患者“經常會非常努力地在工作和私人交往中取悅他人，並且會要麼隱藏敵意，要麼不直接表達敵意。他們中有許多人都是完美主義者。”疾病的發作往往是由壓力引起的。他睿智地補充道：“處理慢性類風溼性關節炎患者的情緒問題，往往需要花費與治療關節或全身性疾病一樣多的時間……我認爲對許多類風溼性關節炎患者來說，情緒與心理方面的因素是最重要的。”[插圖]在羅賓遜博士發表這番言論的40年之後，美國研究者也發現，在一組類風溼性關節炎的女患者中，人際壓力的水平與疾病嚴重程度相關。[插圖]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來自加拿大一個草原省份的朱莉婭，她現年42歲，在29歲時就被診斷出患有類風溼性關節炎。她在一場機動車事故中被追尾，第二天感到左肩有些疼痛，但很快就好了。只不過她全身各個關節一次又一次地疼痛起來，這種轉移既令人迷惑，又難以預測。“我的某個關節疼痛起來，然後疼痛就消失了。”她告訴我，“後來，突然之間我26個關節都疼痛發炎了。”血液檢查發現，類風溼性關節炎的一項指標飆升，明確了診斷。她的情緒特徵與研究文獻中所描述的“高度負責、壓制憤怒”的性格一致。這些特徵是在她的原生家庭裏形成的：她有一個酗酒的父親，還有一個在情感上依賴他人的母親，而她不能向母親透露自己被一位家庭好友性侵的經歷，這個朋友也傷害了朱莉婭試圖保護的妹妹。 朱莉婭的主治醫生從來沒有問過她的內心世界。這很重要嗎？因爲羅賓遜博士和其他人發現，這種人格模式是可以逆轉的，因此，也許這種疾病同樣可以逆轉。儘管醫生說她的病情必然會惡化，但朱莉婭現在沒有症狀，也沒有服用藥物。“這兩天，我和我的類風溼性關節炎進行了一次美好的對話。說起來，我都想哭了。”她對我說，“我很好。”這樣的一句話是什麼意思呢？爲什麼這句話在朱莉婭的案例裏那麼深刻呢？我們稍後會再次探討這些“美好的對話”，就在我們講到療愈的時候（見第27章）。 哀傷與煩惱：米蕾、比安卡和多發性硬化 米蕾今年51歲，是一名來自土耳其的醫生，目前在加拿大一家醫院擔任臨牀試驗協調員。她在18歲時首次出現了複視，也就是看東西重影，但由於沒有先進的成像技術，她一開始沒有被診斷出來。“我去看了眼科醫生，他說，哦，這只是暫時的。”她回憶道，“所以我服用了六週的皮質類固醇，然後症狀就消失了。22歲時，這種症狀又多次發作。每次我看我媽媽的時候，都會看到重影。我到另一個城市學習時，一切正常，但當我回到伊斯坦布爾，每次見到我媽媽時，症狀都會再次發作。”24歲時，米蕾做了一次磁共振成像檢查，被確診爲多發性硬化。在移民到加拿大之後，她的症狀消失了好幾年。但在她懷孕期間，她的丈夫在生意上陷入了困境，開始辱罵她。“他對女性有一種憤怒和仇恨，”她說，“他會把這種情緒投射到我身上。”一種壓力會引發另一種壓力。“他賺的錢不夠僱人，所以我要從早上到下午去醫院工作，然後從下午到午夜都得去照看商店。我生孩子後，情況變得更糟了。他大喊大叫，非常生氣。他總是貶低我，嘲笑我，奚落我。”最終，米蕾離開了這段婚姻。多年後，她又見到了父母。見到父母之後，她很快就不能走路了——從那以後，這種情況就一直存在。童年時期給她留下的恐懼和憤怒曾經被她壓制了，但相關的情緒線索在她回家之後被觸發了，進而導致她的神經系統發炎。 多發性硬化也是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與這種病相關的個人經歷、童年逆境與壓力的決定性影響已經得到了廣泛的研究。第一個闡釋這種疾病的人是法國醫生讓-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他有時也被稱爲現代神經學之父。他在1872年提出，多發性硬化是由“長期持續的哀傷與煩惱”造成的。與他同時代的、年輕一些的醫學巨擘威廉·奧斯勒對類風溼性關節炎也有一樣的看法。從那以後，越來越多的信息支持了沙可的開創性見解。1958年在蒙特利爾兩家醫院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大多數多發性硬化患者都是在不幸福的家庭中長大的。婚姻不和、家庭破裂、酗酒、缺乏父母關愛都是不幸福的原因。”絕大多數人在發病之前都承受過長期的情緒壓力。導致疾病復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壓力，比如“對財務問題的擔憂、不幸福的家庭生活、責任的增加。這些因素無論是單獨發揮作用，還是與疲勞、過度努力、過度工作、事故、受傷、分娩等其他因素一同起作用，都會導致同樣的結果”。[插圖]十年後，另一項研究（提出“生物心理社會”這個詞的喬治·恩格爾教授也參與了這項研究）也發現：“大多數患者……報告稱，在症狀出現之前有過造成心理壓力的經歷，那些症狀最終導致他們被診斷出多發性硬化，這些發現得到了（能找到的）家庭成員的證實。”[插圖] 相關證據不斷地湧現出來。經歷過重大生活壓力的多發性硬化患者，其發病率幾乎增加了三倍。[插圖]最後，2013年在葡萄牙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上發表的一篇大型文獻綜述發現，多發性硬化患者身上有着一系列模式，包括： • 在發病前6個月至2年內出現過較多的不良壓力或創傷性事件； • 壓力與疾病的復發存在累積關係，即經歷一次生活壓力事件後，復發風險會增加一到兩倍；經歷3次或以上生活壓力事件，風險會增加4倍到近6倍； • 有過童年創傷史，其童年創傷是一般人羣的兩到三倍； • 一般來說，他們較少關注自己的情緒，因此保護自己免受壓力影響的能力較弱； • 社會支持能減輕生活壓力的影響。[插圖] 多年來，我採訪了數十名多發性硬化患者，其中許多人是在我看到這類研究的很久之前採訪的。我目前還沒有發現不符合這些普遍性結論的例外。讓-馬丁·沙可在一個半世紀之前所說的“長期持續的哀傷與煩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種疾病的產生與嚴重性。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也是如此，在幾乎所有的案例中，都明顯存在着某種童年模式，導致人們過度盡責、高度負責、對自身的需求保持情緒上的剋制——他們在患病前也承受過壓力，比如人際衝突、家庭危機、關係破裂或工作上的額外職責。 對於比安卡（和米蕾一樣，她也是個醫生）來說，她的多發性硬化的第一個症狀也是重影（複視）。現在她已經37歲了，她第一次產生症狀還是在20多歲的時候，那時她正在爲學校的考試忙得焦頭爛額。她在線上聊天中告訴我（她在布加勒斯特的家中，而我在溫哥華）：“多年以來，在我出現重影症狀的時候，我要麼是在準備考試，要麼在工作上有很多壓力，職業上的壓力。我還有些其他症狀，比如麻木和刺痛。我總結出了規律，症狀通常出現在我有個人問題或情緒問題的時候。”與醫學的預期相反，比安卡學會了讓疾病爲她服務。面對我們多數人都自然會認爲是不幸的情況，她學會了與這種疾病做朋友，並讓自己接受這種疾病的指引。“我這一輩子都在過度補償，努力工作，試圖取悅他人。”她告訴我，“得了多發性硬化之後，我終於有理由放鬆下來，專注於我自己了。” 爲什麼自身免疫性疾病會增多 遺傳沒能找到答案，對難以捉摸的“環境因素”的搜尋仍在繼續；在現代世界，這樣的環境因素肯定很多。[插圖]然而，我相信，有一個這樣的因素是很明顯的、無處不在的，而且可悲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們忽視了。炎症的治療能爲我們提供重要的，甚至明顯的線索，幫助我們瞭解炎症的起源，這個線索可能有助於解開“這些疾病到底從哪裏來”的謎團。我們醫生經常會對皮膚、關節、大腦、腸道、肺、腎等處的炎症使用大劑量的合成應激激素。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爲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儘管激素有許多潛在的危險副作用，但通常能減輕或改善症狀。然而，我們很少想到要問問自己，或者問問患者，壓力本身是否可能，僅僅是可能，與我們正在治療的疾病有關。 有大量證據支持這種觀點。最近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的一項瑞典研究表明，患有與壓力相關疾病的人，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風險要高得多。[插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用SSRI類藥物（使用最廣泛的抗抑鬱劑[插圖]，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百憂解）治療過與壓力相關的精神疾病的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風險較低：用甘德斯·柏特博士對於人類心理與生理的相互作用，以及情緒在疾病中的作用的觀點來說，這就是身心現象的明確證據。 這種現象也不僅存在於人類身上。在2013年的一項研究中，實驗室小鼠承受了爲期三週的壓力，旨在模仿“人類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多種壓力事件”。小鼠承受的壓力就是，將它們浸泡在冷水裏，向它們的方向噴灑掠食者的氣味，讓它們忍受強光、活動限制或隔離——這些都是持續時間長短不一的、不可預測的壓力，它們無法輕易適應這些壓力。研究者稱之爲“慢性可變壓力”。暴露在這種壓力下的小鼠，產生致病性自身免疫的風險升高了。換言之，更有可能產生針對自己身體的免疫活動。[插圖] 我相信，在我們當下的西方文化中，生活讓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成了實驗中的小鼠，忍受着我們無法控制的“慢性可變壓力”。[插圖] 這裏有必要警告讀者：在強調生平因素在疾病中的作用時，我們必須注意避免指責與內疚。“有些人將紅斑狼瘡視爲外部的攻擊者，”一位患有紅斑狼瘡的英國女性寫道，“但我更願意認爲這是我自找的……過度的奮鬥、總是生活在緊張的情緒裏、太多的壓力。然而，不管後果如何，我都不會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就是這樣的人，所以這種疾病也就是我。”[插圖] 這種觀點是有一定智慧的，但我也從中聽出了一種毫無根據的自責，以及十分典型的自我關懷的缺乏。沒有人是他們的疾病，也沒有人生病是自找的——不會是有意識的、故意的，或是罪有應得的。疾病是幾代人的痛苦、社會境況、文化境況、童年創傷、揹負着人們的壓力與情感往事的生理狀況的結果，所有這些因素都會與身體和心理的環境相互作用。沒錯，患者通常會表現出根深蒂固的人格特質，但這種人格並不能代表我們是誰，我們因此而患上的疾病也不能。 然而，即使這位英國作家犯了一個錯誤，即完全與自己的疾病認同，但她仍然巧妙地引導了我們去思考一系列深刻而有意義的問題。對於我們在本章中看到的這種慢性的、自我攻擊的病症，作爲“外部攻擊者”的疾病是否根本就不存在？[插圖]萬一疾病實際上不是一種靜止的實體，而是一個代表了具體情況下的真實生活的動態過程呢？有哪些新的（或舊的）治療途徑——主流醫學觀點不可想象的治療途徑，可能從這樣的觀念轉變中發展出來？ 第6章 疾病沒有實體：疾病是一個過程 癌症不是細胞的疾病，就像堵車不是汽車的疾病一樣。研究一輩子內燃機也不能幫助任何人理解我們的交通問題……堵車是車輛與環境之間的正常關係出了問題所導致的。無論車輛本身能否正常運行，都有可能堵車。 ——大衛·史密瑟斯(David Smithers)爵士，《柳葉刀》(Lancet )，1962 V，原名伊芙·恩斯勒[插圖]，因著有《陰道獨白》而在20世紀90年代聲名鵲起。《紐約時報》稱這部戲劇“可能是過去十年中最重要的政治戲劇”。她在戲劇上的巨大成功促使她開始從事社會活動。作爲一個無畏的女權倡導者和捍衛者，她走遍世界各地，在飽受戰爭蹂躪的剛果共和國目睹了大規模強姦與厭女暴行造成的血腥後果。 對V來說，政治問題就是她個人的問題。在她令人心碎又極爲出色的回憶錄《我，在世界的身體之中》(In the Body of the World )中，她提出了一個十分坦率又深刻的問題：“我患上強姦癌了嗎？”從很早的時候起，她父親就對她實施了性侵，並且持續了許多年——長期的侵犯加上嚴重的情感虐待，以及後來可怕的肢體暴力。與此同時，由於她的母親被自身童年苦難的遺留問題所困擾，所以對這種情況一直視而不見，或是保持沉默。年幼的伊芙覺得，與自己的父親有染，是在“背叛”自己的母親。“當你的父親對你實施亂倫時，作爲一個孩子，你會感覺自己是個叛徒，”她在線上採訪中告訴我，“我的母親因此憎恨我。她憎恨我，是因爲他如此喜愛我。”有害的自責是受創傷的孩子所承受的折磨之一。V在很多時候都厭惡自己，就像其他許多早年間遭受虐待的受害者一樣。 “我是怎麼得上病的？”她是這樣描寫自己的癌症的，“是因爲57年來每天擔心自己不夠好嗎……是因爲操心要如何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裏裝滿1.8萬人，或者在超級巨蛋體育場裏塞滿4萬人嗎……是因爲多年來，在數百個小鎮裏的每次演出、演講之後，總有200多個女人排着隊，給我看她們的疤痕、傷口和戰士般的文身嗎……是因爲郊區的草坪上有殺蟲劑嗎……是因爲我的第一任丈夫和我的好友出軌嗎……是因爲我和已婚男子偷情嗎……是因爲我沒有設置足夠的邊界嗎？還是因爲我給自己設限太多？” 我問她現在是怎麼想的，V笑了笑，其中也許還有些諷刺的意味。“我認爲是上述所有因素共同導致的。”她說，“但我認爲，如果說有一個根本原因導致了我的疾病，那就是缺乏足夠的認識——我沒有深入地處理我的創傷。”然後，她對疾病的本質做了深刻的評論：“疾病不是一種東西。它是能量流，是電流；是當你在沒有覺醒或缺乏聯結感時產生的進化與退化，而此時創傷基本上掌控了你的生活。我認爲，我們不應該認爲疾病是一種東西，因爲這樣會讓它變得像是一種有形的物體，而它實際上是一種心理、精神和情感上的狀態。” 這種來之不易的領悟提出了一些陌生的，但可能很有意義的問題。她寫道：“如果說，當你生病的時候，你並非處於（疾病的）某個狀態中，而是處在一個過程中，那會怎樣呢？如果癌症就像失戀、找到新工作或者求學的經歷一樣，是一個老師，那會怎樣呢？如果人們不會因爲某些‘晚期’的診斷而拋棄你、定義你，而是將你看作一個正處於某種能夠深化你的靈魂、敞開你的心扉的轉變過程之中的人，那又會如何呢？” V能夠從接近晚期的診斷中倖存下來，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現代醫學的不懈努力與高超技術，包括多次複雜的手術與化療。但在她看來，這並不是拯救她生命的全部原因。她自己對於療愈的看法，爲這些治療手段提供了有力的補充：她不把疾病看作一種“東西”、一個外在的敵人，而是把它看作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包含了她生命中的一切——現在、過去和未來，而且她甚至將疾病視爲一位老師。 不只是戰爭 我們習慣於把疾病看作一種需要擺脫的東西，或者是要與之戰鬥的敵人，比如我們會說“抗癌”。（而我要鄭重聲明，這場“抗戰”離勝利還差得很遠。）[插圖]我們告訴自己，有朝一日，有了足夠的研究，我們這個社會終將“戰勝”癌症，將其徹底消滅；與此同時，我們保持着一種頑強的反抗態度，就像那個流行的話題標籤“#去你的癌症”所表達的那樣。我們的日常用語表達了我們鬥志旺盛的態度：我們會聽說朋友或家人正在勇敢地與“多發性硬化做鬥爭”，或者正在抗擊某些其他疾病；他們要麼在鬥爭中獲勝，要麼“屈服”於病魔。 這些戰鬥比喻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可能是因爲這些用語的力量感與我們的憤怒與絕望感很相稱；然而，這些話並不會因此而變得有用。在之前的一本書中，我引用了加拿大腫瘤學家卡倫·格爾曼(Karen Gelmon)的話。她是乳腺癌領域的領軍專家，她對於用軍事用語來描述癌症護理與研究持懷疑態度。“身體裏出現的是一種流動的問題，有流入也有流出，”她說，“你不能控制它的每一個方面。我們現在需要明白，有些事情你可以影響，有些事情你無能爲力。這不是一場戰爭，是一種尋找平衡與和諧的推拉現象，是要將衝突的力量揉成一個麪糰。”[插圖]我注意到，她所說的“流動”與V的說法非常相似：一位女士的說法源自她的專業知識，另一位的說法則源自來之不易的親身領悟。 除了戰爭宣言之外，還有一種更普遍的誤解矇蔽了我們對於疾病的看法：“我有癌症。”“她有多發性硬化。”“我侄子有注意缺陷障礙。”每一句這樣的話中都蘊含着一個未經檢驗的假設，即存在一個獨立於疾病這種東西之外的我（或某個人），而這種疾病爲“我”所有——就像“我有一臺純平電視”這句話的意思一樣。這就好像在說，這是我的生活，而那邊那個東西，就是入侵我生活的疾病。從這個角度來看，疾病是某種外在的東西，有着自身的特性，獨立於患病的人而存在。考慮到這種看法給我們帶來的影響，是時候換一種新觀點了。 我們已經看到，激素、免疫、神經、分子、細胞內、表觀遺傳學等無數作用途徑，讓我們的生理與情感、心理、靈性、社會生活密不可分。在V看來，導致最終差點兒殺死她的過程的主要根源是創傷和壓力，這種看法與現代科學完全一致。英國人進行了一項長達50年的研究，對近1萬人進行了追蹤調查，也就是從他們出生開始一直追蹤到50歲。該研究發現，虐待、社會經濟劣勢、家庭衝突等早年逆境會大大增加人們50歲之前患上癌症的風險。經歷過兩次或更多這種逆境的女性，在中年時患癌症的風險會增加一倍。[插圖] 研究者寫道：“這些發現表明，癌症風險可能與生命早期暴露於壓力環境，或接觸壓力事件有關。”他們再次小心翼翼地使用了“表明”與“可能”這樣謹慎的語言。就我的臨牀感受而言，儘管我很關心人們是如何生病、如何康復的，但這樣的研究結果（儘管在多項其他研究中反覆出現）並不是在表明什麼，而是急需我們的關注。應激激素對免疫系統的擾亂作用，是患癌症的風險因素，這早已不是科學上的祕密。我們也看到了壓力與創傷是炎症的主要驅動因素，而炎症是“癌症製造機”中的另一個核心部件。正是因爲如此，遭受過性虐待、肢體虐待的女孩，在成年後患上子宮內膜異位症的風險要大得多。子宮內膜異位症是一種痛苦且常會致殘的疾病，會增加患卵巢癌的風險，而卵巢癌的起源常常超出了傳統醫學思維所能理解的範圍。[插圖]從心身、心理神經免疫學的角度來看，這個難題就不那麼令人費解了。[插圖] 我要再次提出一個對這個主題至關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把疾病看作整個有機體的失衡，而不僅僅是分子、細胞或器官遭受入侵，或因爲病理原因而變性的表現，又會發生什麼？如果我們把西方研究和醫學的成果應用於一個系統框架中，尋找導致疾病、促進健康的所有相關因素與條件，又會發生什麼？ 像這樣改變看待疾病的視角，將會徹底改變我們行醫的方式。我們不會再把疾病看作一個有形的實體，認爲它將它的惡意強加於我們的身體；我們要處理的是一個過程，一個與我們的個人經歷、生活環境、文化背景都密不可分的過程。這種思維方式上的改變有很多可取之處，不僅是因爲它考慮了人際生物學。如果我們不再把疾病看作一種有形的、自主的、具有固定發展軌跡的事物，如果我們能得到恰當的幫助，並且願意審視內在和外在的因素，我們就能開始在對待疾病的問題上發揮能動性。畢竟，如果疾病是我們生活中某些東西的表現形式，而不僅僅是生活的殘酷破壞者，那我們就有選擇的餘地：我們可以尋求新的理解，提出新的問題，也許還能做出新的選擇。我們可以獲得我們應有的地位——成爲這個過程的主動參與者，而不是繼續做疾病無助的受害者，只能依賴醫療工作者爲我們帶來奇蹟。 疾病本身既是過往事件的“高潮”，也是未來事態發展的指針。我們的情感因素，包括我們與自己的關係，可能是未來的有力決定因素之一。例如，研究已經證明，在獲得診斷時的無助與絕望，會對患有乳腺癌的婦女的生存率產生不利影響，甚至在十年後依然如此。[插圖]相反，抑鬱症狀的減少則與更長的生存時間有關。[插圖]甚至有一項研究發現，在常規巴氏塗片檢查中發現宮頸異常，需要進行活組織檢查的婦女中，在診斷前對生活持悲觀態度的人更容易被診斷出癌症。[插圖]對於男性來說，那些傾向於壓抑憤怒的人，其免疫系統對於前列腺癌做出反應的能力會減弱。[插圖]另一項前列腺研究發現，社會支持會降低那種風險。[插圖] 史蒂文·科爾(Steven Cole)博士[插圖]是一位著述頗豐的研究者，他的研究爲這種疾病的發病過程帶來了啓示。“我們現在知道，疾病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他告訴我，“是發生在我們體內的一個生理過程，而我們的生活方式會影響這個過程會以多快的速度達到臨牀水平……我們對疾病了解得越多，就越不清楚人什麼時候有病，什麼時候沒病。”當然，在關於“正常”的迷思當中，這種細微的差別是難以理解的：你要麼“生病”，要麼“健康”，你是什麼情況應該很明顯。但實際上，疾病與健康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分界線。沒有人會突然“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或突然“患上”癌症，儘管疾病也許會突然被我們發現，並造成巨大的影響。 幾年前，《紐約客》(New Yorker )刊登了一篇題爲《我怎麼了》(What's Wrong with Me?)的文章，這篇文章用令人感同身受的第一人稱描寫了另一種“特發性”[插圖]自身免疫性疾病。[插圖]這篇文章也完美闡釋了疾病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我生病了，”作者用一種痛苦的幽默感寫道，“就像海明威所說的破產的方式一樣——‘逐漸地，突然地’。從一個角度來講述我的故事，那就是我病了很長一段時間。至少6年，直到最後我看的所有醫生都相信我病了。還有一種說法，這場病是從2009年開始的，我母親在那一年去世了，我的壓力很大，一種難以承受的疲憊感壓垮了我，我的淋巴結疼了好幾個月，然後一項檢查表明，我最近感染上了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 這個疾病過程的顯著特徵是：病程較長，專業人士對於身體檢查、血液檢查或影像學檢查中缺乏特異性標記物感到困惑，突然出現的人際壓力，而這種壓力最終導致了疾病的全面爆發。在文章的最後，作者透露了一個關於這種致命疾病的重要線索，這個線索本應該給她的醫生髮出信號：“今年5月，在進行了多次磁共振成像檢查之後，我的內分泌科醫生推測，我的下丘腦患有一種‘特發性’疾病，可能無法治癒。” 線索呢？我們已經看到了：下丘腦是身體和大腦的應激系統中樞，是免疫活動的關鍵調節器，也是自主神經系統的核心。下丘腦是我們的情緒功能的生理數據的傳感器，因此也是我們的人際關係、與自己的關係的傳感器。它會把恐懼、喪失、哀傷和壓力轉化爲我們血液、器官、細胞、神經、淋巴結、信使化學物質以及整個有機體中分子內的各種反應。因此，從更宏觀的人際生物學角度來看，這位作者的病可能根本不是特發性的，而是慢性與急性壓力的結果，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現在的醫學技術無法治療這種問題，它也不一定是無法療愈的，如果我們用更明智的、基於科學的視角看待疾病過程與心身統一性之間相互關聯的複雜性，那就更是如此了。 說回癌症，科爾博士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激活人體的應激反應，可能會促進腫瘤的生長與擴散。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他們發出的警告一樣：“壓力本身並不會導致癌症；然而，臨牀與實驗數據表明，壓力與其他因素（如情緒、應對機制和社會支持）能顯著影響促進惡性細胞生長的基本細胞過程與分子過程。”[插圖] 這就引出了一個關鍵點。壓力不會“導致”癌症，原因很簡單，我們體內隨時都有潛在的惡性細胞。人體內包含超過37萬億個細胞，這些細胞處於發育、成熟和衰退等各個不同階段。惡性轉變時有發生，這是細胞分裂的偶然產物。在正常情況下，有機體的防禦可以消除這些惡性轉變對於健康的威脅。例如，我們從屍檢中得知，許多女性都有乳腺癌細胞，就像許多男性都有前列腺癌細胞一樣，但這些人從沒有患上過癌症。問題是，是什麼驅使這些細胞發展爲臨牀疾病？是什麼讓免疫系統無法成功應對內部威脅？這就是壓力的推動作用：比如，通過向血液循環中釋放炎性蛋白，從而損傷DNA，並且在惡性轉化過程中阻礙DNA修復。這些蛋白質被稱爲“細胞因子”(cytokine)，它們還可以使那些在正常情況下抑制腫瘤生長的基因失活，使支持腫瘤細胞生長和存活的化學信使發揮作用，刺激爲腫瘤提供養分的血管分支，並破壞免疫系統。即使從細胞和分子的水平上看，疾病的產生也是一個多方面、多步驟的過程。 1962年，英國著名癌症醫生大衛·史密瑟斯發表了一篇頗有前瞻性的論文。他將癌症視爲一個過程：不是細胞個體失控的疾病，而是環境失衡的表現，“僅僅是一個長得多的環境因素的發展鏈，沒有明確的起始點”。他寫道，醫生和研究者並沒有認識到癌症“重要的動態特性”；他們看到的是靜態的後果，而不是發展變化的過程。[插圖]史密瑟斯指出，細胞的活動“只有在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時候纔可能發生，它們的任何活動都不能僅通過細胞內部反應的規律來解釋”。此後半個世紀的研究證實了這一充滿預見性的論斷。 “我現在對因果關係有了更復雜的看法。”史蒂夫·科爾告訴我，“如果你得了一種疾病，那麼肯定有一系列的事情出了問題。其中有些因素可能與你的基因有關，有些可能與你接觸的病原體有關。其中有些因素與艱苦的生活有關——這種生活方式會對身體，以及原本具有復原能力的組織造成損傷和破壞。最好把疾病看作一種多步驟的因果關係……許多疾病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炎症，它就像疾病發展的養料一樣。我們發現，當人們感到威脅、不安全時，尤其是長時間有這種感覺時，身體就會本能地啓動炎性基因。” 自醫的醫者 長期感到威脅與不安全，正是婦產科醫生莉薩·蘭金(Lissa Rankin)從小就有的感受，而醫學訓練讓她的這種情緒狀態有增無減。她的書《使命的解剖學》(The Anatomy of a Calling )用一段噩夢般的敘述開頭：作爲一名住院醫生，她必須整夜從一個產房趕往另一個產房，處理一個接一個艱難的分娩病例，支持四個嬰兒全部夭折的父母，同時上級還要斥責她沒能很好地壓制自己的哀傷，即使在女更衣室裏也躲不過這頓罵。“醫生，”她寫道，“成了控制自己情緒的大師。如果我們感到哀痛，或者有人傷害了我們的感受，又或者我們感到傷心的時候，我們不能哭泣。”我近期和這位加利福尼亞州的醫生談過。“在醫學院，”她告訴我，“我的外科教授一直在對我進行性騷擾。一直如此。我只能忍受……我從來沒有去找過醫學院院長，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也沒有要求保護，因爲那是我傷痛的一部分——他們不允許我尋求幫助，不允許我‘需要過度關注’，不允許我抱怨。” 27歲時，蘭金醫生因爲一次痛苦的心動過速被送進了她所在醫院的冠心病監護室，而常用的無創干預措施對她不起作用。接受電擊治療後，她的心率恢復了正常，然後她被直接送回了工作崗位。到了33歲，她已經在服用好幾種藥物，治療多種疾病，包括治療高血壓和心悸的三種藥物，還有抗組胺藥和類固醇（這也是一種應激激素），每週還要注射一針治療過敏的藥物。醫生告訴她，她餘生要一直注射這種藥物。她還接受了宮頸異常（一種癌前狀態）的治療，但手術後不久疾病就復發了。一直以來，沒有醫生問她有什麼壓力，從而誘發了免疫問題，促進了惡性腫瘤的生長（這聽起來很熟悉）。 現在，蘭金醫生已經完全康復了，不用再服用任何藥物。在她身上，療愈與傳統的醫學治療無關，完全要歸功於她在指導下進行的個人轉變——這是她在35歲時開始的一段旅程，當時她幾乎想要自殺。“在我辭職後的六個月內，我就停止了所有藥物治療。”她說。她現在是一個母親，一名治療師，也是一個研討會的主持人，還是幾本書的作者。她的關鍵領悟在於，她認識到她的整個生活就是她的幾種疾病的基礎，既包括身體疾病，也包括心理疾病；這些疾病不是獨立的實體，而是她與世界互動的動態過程的表現。“我一直是一個典型的好女孩，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總是努力發展我的才智，不是爲了滿足自己，而是爲了被別人接納。”她告訴我。她發現，這種時時刻刻的壓力體現在了她的身體問題上。她必須放下。 正如莉薩·蘭金意識到的那樣，對疾病所代表的過程保持開放的心態，可以帶來很多好處。疾病可能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客人，但表現出一點點的好客，歡迎這個不速之客（可以這麼說），不會讓我們付出任何代價。這樣甚至可能給我們一個機會，弄清楚爲什麼這位客人會前來拜訪，以及它可能告訴我們哪些與我們生活有關的事情。 第23章 社會的減震器：爲什麼女性的情況更不利 我的許多女性患者不知道如何用健康的方式表達憤怒。她們被壓制的憤怒導致了她們的抑鬱。我相信，也導致了其他醫學症狀。 ——朱莉·霍蘭(Julie Holland)，醫學博士，《暴躁的婆娘》(Moody Bitches ) 本章要解開一個明顯的醫學謎團：爲什麼女性遠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慢性身體疾病，爲什麼她們更容易被診斷出精神疾病？我會說：“這顯而易見。”因爲根據我們對身心統一性和我們的生物心理社會性本質的理解，答案就在我們眼前，而且完全是可想而知的。我們之所以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完全是因爲我們把父權文化中的“正常”視爲理所當然。儘管幾個世紀以來，女性一直在反抗和進步，但父權文化往往有着明確的權力作爲支撐，也會受到男性下意識的影響。 我所說的“我們”，不僅指我的醫學行業和整個社會，也是指我自己——統治性別階層中的一員，還有這種從屬關係灌輸給我的條件反射。事實上，對於性別平等，我嘴上說的話，比我有時做的事情要漂亮得多。一直以來，我需要（並且未來同樣需要）一位非常堅強而堅定的女性——我的妻子蕾，來不斷地提醒我（我需要的提醒太多了，遠遠超出了她的義務），在我們的個人關係中存在這種不夠理想的現實。環顧四周，我感覺到，在我們的文化中，這種男人和女人之間的無意識交流每天都在發生，在這一點上，我和蕾也不能免俗。這種情況對兩性都是有害的，但對於女性的身心健康尤其有害。 健康方面的性別差異是真實存在的，然而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女性更容易患上慢性疾病，甚至早在年老之前就是如此。而且，她們健康不良和殘疾的時間也比男性更長。“女性的情況更糟糕。”一位頂尖的美國醫生近期寫道。他指出，女性患慢性疼痛、偏頭痛、纖維肌痛、腸易激綜合徵和類風溼性關節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風險要高得多。[插圖]第4章已經談到，女性患類風溼性關節炎的可能性是男性的3倍，女性患紅斑狼瘡的可能性則高得離譜，是男性的9倍，多發性硬化的男女患病比例幾十年來一直在上升。女性患與吸菸無關的惡性腫瘤的可能性也更高。即便是肺癌，吸菸的女性患這種疾病的可能性也比男性高出一倍。[插圖]女性患焦慮症、抑鬱症和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可能性也是男性的兩倍。[插圖]“我們正在創造一種完全不正常的新常態。”紐約精神病學家、作家朱莉·霍蘭在我們的訪談中說，“大概有1/4或更多的美國女性正在服用精神藥物，但如果加上安眠藥和抗焦慮藥物，這個比例就更高了。在隨便什麼員工會議或者家長會上，都有大約1/4的人，也許更多，每天都要喫藥來調節他們的感受和行爲。”阿爾茨海默病和癡呆症似乎對女性的影響也更大，就像對美國黑人的影響一樣。[插圖] 單就最後這一點，就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爲它確實包含了一條重要的線索，告訴了我們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畢竟，本書一直在探討發展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以及壓力和創傷所帶來的生理影響。本書有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那就是這種情緒困擾會經常引發炎症，以及其他形式的生理、精神傷害，這一點在科學上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可能會問自己，各種膚色和階層的女性，以及黑人羣體，有哪些相同的負擔和壓力？對我來說，答案很明確：他們在西方文化中都受到了特殊的針對，這個文化不尊重人，反而貶低、扭曲甚至強迫人們壓制真實的自己。如果這個評估是準確的，那我們就可以預見，隨着各種壓力相互交叉、相互疊加，疾病的發病率也會上升。事實的確如此，而且這種上升是巨大的。[插圖] 在上一章中，我們探討了種族主義與不平等的生理嵌入，也探討了由此引發的健康差異。在這裏，我們順理成章地要審視女性在父權社會中的壓力。這些壓力也會影響身心，對身體所有系統造成嚴重破壞，其中包括免疫系統。 在多倫多的一次衛生會議上，我見到了一位精力充沛的消防員。我姑且稱她爲莉茲，她當時38歲，來自曼尼托巴省，她向我講述了她的健康問題。當時，她已經因爲克羅恩病離職將近一年了。這是我們在第2章格倫達的故事中提到過的一種腸道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症狀包括疲勞、便血和腹絞痛。在病情好轉之後，莉茲又出現了創傷後應激的症狀：令人衰弱的恐懼、可怕的幻想、失眠。“我每天都會發抖。”她對我說，“我很害怕一些事物，但我完全沒有理由怕這些東西。我對自己產生了不信任，不知道自己在很多情況下會做何反應。我會突然哭起來，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比如在公共場所的時候，或者在做事的時候。我有過自殺的念頭。我用大量酒精來控制這些症狀，於是我開始每天喝酒。” 不出意外，讀到這裏，讀者應該已經知道，莉茲有過早年創傷。她在七歲時遭受過性虐待，這種侵犯在她的童年和青春期裏多次發生。我們知道，性創傷是精神和身體問題的風險因素，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到這種創傷的影響。女性在童年之後，在私人生活與職業生活中都會不斷面臨性騷擾的威脅，這在我們的文化中，已經不再是一個祕密了。雖然“#MeToo”倡議的出現，爲這一社會禍患帶來了必要的關注，但這種情況長期以來一直存在。我妻子16歲的時候，曾在一家冰激凌店工作。有一次，老闆（年紀大得足以做她祖父）和他兒子跟在她後面，她聽到老闆對兒子竊笑道：“我很樂意上了她。”“我很震驚，很噁心，很不舒服。”蕾回憶道，“我以前從未聽過這種說法，但感覺很噁心。這完全是一種物化。我自然地保持了沉默。”或者，可以說這是不自然的，但無論如何，對於女人和女孩來說，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經歷，以至於是完全“正常”的。全世界都是如此。[插圖]在這樣一個性欲化的、充滿威脅的環境中，廣大女性的自我意識該如何才能避免遭到肯尼思·哈迪博士所提出的“攻擊”（他認爲這是種族主義給人留下的最深刻的一種印記），如何才能避免這種“被攻擊的自我意識”給自己的身心健康造成嚴重的損害？[插圖] 我們越來越多地聽說女性在警察和消防等傳統的男性領域中所面臨的危險。除了所有應急人員都會面臨的次級創傷風險之外，工作中有害的男性氣質也給莉茲造成了傷害，導致了她的腸道炎症和精神痛苦。如果她表現出脆弱的跡象，對她經常目睹的悲劇感到難過，她就會遭到嘲笑和蔑視。“那是個男人味兒很重的環境。”她回憶道，“如果你有任何問題，你就是個負擔。特別是，如果你是個女人，如果你談論那些問題，你就會被看作懦弱的人。他們會對你採取一些實際的行動，以某種方式騷擾你。他們會把衛生棉條扔在我牀上。我都不知道這是爲什麼。它是一種極具女性氣質的象徵。”這樣的霸凌也會傷害人的身體和精神。2017年對女性消防員的一項研究發現，工作中的騷擾和威脅與自殺意向及更嚴重的精神症狀有關，[插圖]這一發現在其他不由男性主導的職業中也同樣適用。人們不僅精神健康受到了損害，身體健康也受到了損害。[插圖] 對於任何有感知的動物來說，對攻擊的一種健康反應是憤怒，這是大腦中進化出來的憤怒系統的功能，其目的是捍衛我們的邊界，無論是身體邊界還是情感邊界。[插圖]我的朋友朱莉·霍蘭博士在本章題詞中談到，女性的憤怒被壓制了，這損害了她們的健康。這與我對抑鬱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症患者的觀察是一致的。西方文化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缺失，那就是不能自然、自發地說“不”，這種現象並不僅侷限於女性，但對女性的影響的確更廣泛、更強力。這種情況比刻意壓制憤怒的影響更深刻。我之前已經指出，壓抑（相對於壓制）是在沒有清醒意識的情況下發生的，即健康的感受被排斥到了意識的層次之下：眼不見，心不煩。“好女人不會有任何不好的情緒。”霍蘭寫道，“如果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生氣，就不會去和有責任的人交涉，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解決問題。我們哭泣，我們喫東西，我們有1000種不同的方式來安撫自己。”[插圖] 持續的、性別化的社會教育強化了童年早期的自我壓制。許多女性最終選擇自我沉默。這種行爲的定義就是“傾向於封閉自己的想法與感受，以便維持安全的關係，尤其是親密關係”。這種對自身真實體驗的長期否定可能會致命。有一項研究對近2000名女性進行了10年的追蹤調查，結果發現，那些“報告稱在與配偶發生衝突時，經常或總是把感受藏在心裏的女人，在後續隨訪期間的死亡風險是那些總是表露感受的女性的四倍多”。[插圖]在家如此，在工作中也是一樣。另一項研究表明，面對缺乏支持性的老闆，壓制自己的憤怒（如果自我表達會冒着失去工作的風險，那這就是對環境的自然適應）會增加患心臟病的風險。[插圖] 回想一下第5章和第7章中提到的那些容易患病的自我剋制的特質：強迫性的、自我犧牲式的利他，壓制憤怒，以及過度關注社會接受度。在各種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身上，都會發現這些人格特點，而這些特點恰恰是現今文化灌輸給女性的。“我會否定自己這個人，否認自己的慾望、願望。”消防員莉茲說道，“我不會關注我需要什麼。其他人都比我重要得多。我的工作比我的任何顧慮都重要。我根本不會傾聽自己的心聲。”[插圖] 女性扮演的角色之所以會損害她們的健康，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優先考慮他人的需求，而“不傾聽自己的心聲”。這是一種被醫學忽視，但影響很糟糕的現象。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社會上的那些“正常”現象給女性帶來了巨大的健康損害。下面會詳細探討這個問題。 [插圖] 對女性的性慾化，是損害健康的另一個根源。因爲你對別人的利用價值而被人重視，是一種對自我的攻擊。女孩和女人更有可能受到這種傷害，她們甚至可能相信這種傷害中所蘊含的一種誘人觀念，即性慾化能賦予你權力。加拿大著名創作型歌手阿蘭妮斯·莫利塞特告訴我，在她作爲年輕流行歌手和電視名人的時候，當男性給她的關注開始帶有情慾的意味時，她產生了一種“權力的陶醉感”。她回憶說：“無論我到哪裏，我的理智，或者是我的自我意識幾乎都在減少，甚至完全消失了。與此同時，我突然有了一種可以利用的權力，這種權力是通過被物化、被性慾化得來的。從某種角度上看，別人覺得我很有吸引力，或者對我犯下法定強姦罪，讓我產生了一種賦能感，這種感覺很誘人。[插圖]對我來說，這種經歷中有某種東西，讓我覺得很像權力。這就是一種年輕人的看法，‘嘿，只要能獲得權力，我管它是從哪兒來的’。”請注意，莫利塞特所講述的時代，是在線上平臺出現的幾十年前。現在，年輕女性在這種平臺上向訂閱者（絕大多數是男性）提供各種露骨的“內容”服務。《紐約時報》（而且是商業版）的一個標題清楚地說明了這種現象：《失業，在網上販賣裸露內容，可依然身陷困境》(Jobless, Selling Nudes Online, and Still Struggling)[插圖]。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從網絡色情中接受了第一輪性教育，這些內容實在是隨處可見。我說的不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情色作品，也不是你繼父收藏的色情雜誌。據社會學家、《被綁架的性》的作者蓋爾·丹斯所說，當今最流行（即最有利可圖）的網絡色情在業內被稱爲“狂野派”(gonzo)，這類作品主要是“風格強硬、帶有身體懲罰意味，並且貶低、矮化女性的性行爲”。[插圖]這種作品充斥着肢體暴力，在情感上充滿敵意，接觸這種性描寫的孩子年齡也越來越小——大多數資料顯示，第一次接觸這種色情製品的孩子平均年齡在11歲左右。 女孩們必須同這種把性和屈從混爲一談的有害觀念做鬥爭。丹斯指出，女性和青少年雜誌越來越多地發表各類文章，幫助女性學會通過各式各樣的方式取悅他人（通常是男性），從而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文化上的轉變。他們鼓勵女孩展現自己的性魅力，不是將其作爲一種自然的、新生的自我表達方式，而是作爲一種吸引並留住伴侶的手段，或者作爲一種在壓迫性權力結構中爲自己“賦能”的手段。一方面，我們把充滿虐待意味的性視爲正常；另一方面，我們又在社交媒體上不斷地尋求關注，兩者共同導致的結果是可怕的。與此同時，色情製品卻教許多男孩把快感與支配，以及對溫柔情感的排斥聯繫在一起。當然，壓制脆弱的情感是男性創傷的一種表現形式，這樣必然會導致對他人失去同情心，尤其是當別人擁有他們想要的東西時——每一起約會強姦案或未經同意的性侵犯都體現了這種無情。 [插圖] 人們（準確地說，是女性）早就已經認識到女性在父權文化中所揹負的負擔，以及這種負擔如何破壞和限制女性對於真正自我實現的渴望。1792年，33歲的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出版了她那部十分激進的著作《爲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她觀察到，女性“在獲得任何力量之前，就被賦予了一種人造的角色”。[插圖]差不多整整200年後，不屈不撓的激進女性主義思想家安德烈婭·德沃金(Andrea Dworkin)準確地描寫了父權制度下女性身體的生命力的生理維度：“自我的喪失是一種生理上的現實，而不僅僅是一種心靈上的剝削；這種生理現實是極端的，令人不寒而慄，既損害了女性的身體完整性，也削弱了它正常運作和生存下去的能力，這並不是誇張。”[插圖]我不確定德沃金是否知道她的說法背後的科學依據，但她說的“並不誇張”，是完全正確的。 用德沃金的話來說，這種自我的喪失之所以會發生在女性身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她們不但要滿足家人的經濟和生理需求，還要承擔情感照料的責任，並且這種責任會讓她們付出代價。事實上，在西方文化中，照料孩子的任務主要落在了女性身上。現在有個詞叫情緒勞動，這個詞很好地表達了這種充滿壓力、外界強加的責任就像工作一樣累人。可以說，這種衆所周知的“女人的活兒”是“永遠也做不完的”，這些任務比家務和分娩更爲繁重。 女性常常充當情感的黏合劑（也可以說是結締組織）。她們將核心家庭、大家庭和整個社羣聯繫在了一起。然而，女性患上真正的結締組織疾病的可能性遠高於男性，包括紅斑狼瘡、類風溼性關節炎、纖維肌痛，以及多種類似疾病，這並非巧合。這些疾病，就像大多數慢性疾病一樣，反映了我們一直在探討的社會影響，而不僅僅是個人的生理問題。 衆所周知，照料他人的壓力會削弱免疫系統。比如說，照顧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人（絕大多數是女性），其免疫功能會明顯下降，傷口癒合能力較差，更有可能患上呼吸道疾病。與各方面相似，但無須照料他人的人相比，他們患抑鬱症的可能性也高得多。[插圖]免疫力並不是照料者壓力所影響的唯一功能。研究發現，照料有情緒問題的兒童，其母親皮質醇指標會出現異常，血液檢查表明，母親們的代謝功能較差，而且她們的體脂分佈也不健康。[插圖]第4章已經談到過，她們的端粒也更短，這是早衰的徵兆。 照料他人並忽視自身的情緒與需求，這樣的期望是令人窒息的。在新冠大流行的情況下，這種期望的影響只增不減。《母親是社會的減震器》(Mothers Are the ‘Shock Absorbers’ of Our Society)是2020年10月《紐約時報》的頭條。一項針對已婚女性的調查發現，照顧孩子是主要的壓力來源，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把她們的沮喪內化了。研究者發現，母親們並沒有要求配偶多做家務，“而是將這些問題歸咎於自己，並認爲自己有責任減少問題——採用的方式包括辭職、開始使用抗抑鬱藥，或者忽視自己對於新冠的擔憂”。[插圖] “所有這些額外的工作都在損害女性的健康。”英國作家卡羅琳·克里亞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在她的獲獎著作《看不見的女性》(Invisible Women )中說。這本書講述了幾乎在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甚至醫療等所有方面都存在的、以男性爲導向的隱性偏見。她舉了一個男女家務分配不均的有趣例子：“我們早就知道，女性（尤其是50歲以下的女性）接受心臟手術後的預後比男性更差。但直到2016年加拿大的一項研究發表之後，研究者纔將女性的照料負擔視爲這種預後差異的一種影響因素。因爲他們發現，做過搭橋手術的女性往往會立即回到她們的照料者角色中去，而更有可能有人照顧男性。”[插圖] 我們的社會用一種幾乎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方式，強化了男性的這種觀念：他們有權得到女性的照顧。我指的是，女性自動地爲男性伴侶提供母親一般的照料，這種情感成了許多異性戀關係的隱形黏合劑：這是一種非常傳統的關係動力，說明了性別社會的結構是多麼頑固，我們對這種結構的依賴有多深。有些男人只有在得不到照顧的時候，纔會意識到他們受到了照顧，並且在這種照顧被收回的時候，會產生強烈的怨恨。例如，當他們的女性伴侶忙於其他事情的時候，比如生孩子時。許多女性向我抱怨，哪怕只是在她們感冒時，她們的丈夫都會變得疏遠而嚴厲。我在與家庭的工作中觀察到，如果丈夫要求伴侶提供母性的能量，孩子就可能失去母親的關注。（不用說，如果父親在伴侶關係中扮演嬰兒的角色，他與孩子之間的穩定的情感共鳴也會受到損害。）在通常情況下，母親失去活力，或者出現身體/情感上的症狀，就表明她們的身體在反抗過重的負擔，這會給她和依賴她的人帶來進一步的壓力。 我承認，我“在與家庭的工作中觀察到的情況”，與我自己家裏發生的事情一樣，尤其是在我們的孩子還小的時候。我也不能摸着良心說，只有過去纔是這樣的。我採訪了蕾，她是這個領域的世界權威專家。“就好像你的情緒是我的責任，而我卻忽視了這種責任。”她說，“你用消極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有什麼問題似的。我開始質疑自己。我在你身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開始感到抑鬱、疏遠、孤獨。我積攢了許多怨恨，這種壓力真的很大，而且也很令人沮喪。”接下來是專家的診斷。“我認爲這是一種對母親的憤怒，男人一感到沮喪，這種憤怒就會爆發，而且是發泄在女性身上。”蕾總結道，“她必須讓男人開心。男人總覺得他的憤怒和沮喪是女人的責任——她對他來說只是一件物品。” 當我和朱莉·霍蘭博士交談時，她斷言道，女性患上的焦慮和抑鬱比例如此之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她們吸收了男性的焦慮，也接受了文化所賦予她們的責任，即安撫男性的焦慮。從這個意義上說，女性的抗抑鬱藥和抗焦慮藥是爲兩個性別的人喫的。“女孩會接收到各種直接或間接的信息，告訴她們與人爲善的方式就是逆來順受，尋求共識，確保每個人都高興。”她說，“你知道，男性在她們身上會看到自己母親的影子。我親眼看到我媽媽爲我爸爸做這些事情——做飯、洗碗、洗衣服。他在晚飯後會看報紙……而女性承擔了別人的痛苦。當我第一次和伴侶傑里米約會的時候，我記得自己對他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你感到悲傷或害怕，我想帶你走向光明’。”朱莉說這話的時候，我點頭表示理解。半個多世紀以前，蕾也承擔了同樣的任務。也許我應該說，她承擔了同樣的“負擔”。“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看到了你身上的光明，”蕾回憶說，“我也看到了你的陰影。我要治癒你；我要驅散黑暗。”至少可以這麼說，這是一項不令人羨慕的任務。 康奈爾大學哲學副教授、當代女性主義哲學家凱特·曼恩(Kate Manne)在《不只是厭女》(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一書中，爲我們提供了一種簡便的方法去理解人們對於女性的期望與要求：女性所特有的商品和服務，也就是那些“由她來提供”的東西。這些東西包括“關注、情感、欽佩、同情、性以及孩子（即社交、家庭、生殖和情感方面的勞動）；……還有避風港、撫育、安全、安撫和安慰”。這些東西與男性特有的特權和特殊待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那些特權“是他應得的”：例如“權力、聲望……等級、名譽、榮譽……身份地位、階層攀升的機會，以及地位較高的女性的忠誠、愛和奉獻給他帶來的地位”。[插圖]我們很容易看出，哪一類人會擁有併產生更多的自我壓制、犧牲和壓力。也請記住這一點，曼恩所描述的是地位相對較高的女性。還有許多其他女性，除了要扮演既定的性別角色之外，還要在貧困、單親家庭和種族歧視的重壓下苦苦掙扎。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些相互交叉的不幸給健康帶來的代價。 [插圖] 談到父權時，我指的不是男性個體刻意造成了這種現象，甚至也不是在說，他們對此有清晰的認識，而是說存在着這樣一種權力體系。雖然父權很古老，伴隨着文明的曙光而興起，但資本主義已經愜意地按照它的需求調整了父權制度——我們在經濟、政治、所有社會機構以及家庭中都看到了這一點。即使男性從這個給予他們特權的體制中獲得了可疑的“利益”，他們也是要付出代價的。當我把我的妻子貶低爲一件讓我滿足的物品時，我將自己置於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裏？一個無能的、依賴他人的孩子。他的情感幸福取決於媽媽是否願意滿足他想象中的需求。這個孩子有一副成年人的身軀，昂首闊步，大聲抗議，生悶氣，對他的照料者提出各種要求。他從不知足，也不滿足。伴侶雙方都是無能爲力的，只不過各自的方式不同。 男性的痛苦也是父權循環的一部分，既是結果，也是原因。尤其是對脆弱的禁忌，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都是非常有害的。憤怒對男性來說，也許是可以接受的，但難過、哀傷或“軟弱”則是不被允許的，但這些情緒其實只是意味着人們承認了自身的侷限性。許多退伍軍人不得不克服這種父權制度的禁忌，因爲他們深受痛苦、抑鬱、自殺意向和創傷後應激的其他症狀困擾，如果他們不讓脆弱的情緒自由流動，就無法療愈自己。有害的男子氣概，就像對女性的壓制一樣致命。這種男子氣概會通過許多途徑置人於死地，包括酗酒、其他物質成癮、工作成癮、暴力、自殺[插圖]，而所有這些都是對脆弱、哀傷和恐懼的防禦或逃避。 “在西方文化中，我們會通過切斷聯結來‘把男孩變成男人’。”心理治療師特倫斯·里爾(Terrence Real)說，“他們要學會與自己的感受、與自己的脆弱、與其他人斷開聯結，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獨立自主。這是一種創傷，是一個隱藏的傷口，因爲這就是我們文化的規範。這幾乎是一種無法用語言來理解的創傷。”在里爾的《我不想談這件事：克服男性抑鬱症的祕密傳承》(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Overcoming the Secret Legacy of Male Depression )一書中，他講述了男性的脆弱，以及對男性敏感的否認。“在我看來，脆弱既與創傷有關，也與對人類本性的禁止有關。”他對我說，“（有害的）男子氣概的本質就是沒有脆弱。你越脆弱，你就越‘娘’。你越不脆弱，你就越‘爺們兒’。所以，人類的脆弱，這種純粹的人性弱點就被壓制了。男人試圖達到一種非人的標準，並且因爲一次又一次達不到這種標準而感到困擾。”聽着里爾的這番話，我想起了那些把衛生棉條扔到莉茲牀上的男消防員，也明白了他們在試圖因爲脆弱而羞辱她，就像他們爲自身的脆弱感到羞恥一樣。 “我治療的那些人都是行業領袖，他們在外部世界很成功，可他們的個人生活卻很糟糕。”里爾說。男性的統治地位需要兩性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而且從各方面來看，這種代價都大於收益。 第27章 可怕的禮物：以疾病爲師 在與乳腺癌的鬥爭中存活下來的經歷，重新定義了我是誰、我該怎樣生活……在那之前，我一直都在照顧身邊的人。從那時起，我開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以前我腦海中有些聲音在告訴我，無論我做什麼都不夠好。現在，我終於讓它們閉嘴了。 ——謝麗爾·克勞(Sheryl Crow)[插圖] “這兩天，我和我的類風溼性關節炎進行了一次美好的對話——說起來，我都想哭了。”我們在第5章時曾聽到朱莉婭這樣說。從表面上看，這話有些奇怪，而且不太可能。我們更容易將一種有可能致殘的疾病視爲可怕的威脅，需要避免它、壓制它或者與之對抗，而不是將其視爲親密的、肯定生命價值的夥伴，這樣難道不是才更自然嗎？然而，正如我將在本章中講述的故事那樣，也正如我在工作中遇到的許多其他故事一樣，朱莉婭在遭遇疾病時找到了價值與意義。有些人（這樣的人還不少）甚至把他們的疾病稱爲珍貴的禮物。我採訪了一位名叫威爾·派伊(Will Pye)的年輕人。他寫過一本書，書名就是《腦瘤這件幸事》(Blessed with a Brain Tumor )。“這是冥冥之中的一件禮物，讓我的靈魂開始療愈、轉變、覺醒。”他對我說。朱莉婭和威爾產生的深刻領悟，與傳統思維方式截然不同：他們把疾病本身視爲療愈的媒介，或者至少將其視爲一個學習和成長的機會。他們不僅療愈了疾病，還以某種方式通過疾病學會了療愈。 需要明確的是：我並不希望任何人得到疾病這種“禮物”。如果可以避免的話，我不願意引導任何人走上這條轉變之路。對於下面提到的那些勇敢的人來說，這只是他們人生的必經之路。我也不會想當然地認爲，如果我處在他們的位置上，我也能像他們那樣，擁有內在的力量、勇氣、信任和智慧來應對我的疾病。儘管如此，如果我們願意從他們的事蹟中學習，他們的痛苦就能教給我們許多關於療愈的東西。 請記住我們在第25章提到的療愈與治癒的區別。我親眼見過一些人病情逆轉，壽命超出了最糟糕的預後；我也在其他地方讀到過這樣的病例。儘管如此，我們在這裏探討的並不是病情的好轉，而是變得健全的過程。疾病給予這些人的禮物是療愈，而不是治癒。治癒是無法保證的。療愈則不同，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我們都有療愈的機會。療愈是一個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逐漸感到自己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整體，無論我們的肉體上發生了什麼。療愈不是終點：它和疾病一樣，是一個過程。在接下來的故事中，疾病恰好是促使人們走上療愈之旅的老師。 無論生病與否，我們都不需要等到情況變得如此危急，纔開始自己的這趟旅程。 [插圖] “在和你的類風溼性關節炎對話的時候，你們都會說些什麼？”我問朱莉婭。她在低劑量服用一種藥物的同時，加入了心理治療、冥想和其他形式的自我練習。十多年來，她的病情沒有惡化，血液指標也有了顯著改善，很少有疾病突然發作的時候。“它對我說話的時候，”她答道，“我沒有把它看作必須克服的東西，或者是什麼大麻煩。我只是真切地感受了它。我和它坐在一起，對我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感到好奇，好奇我壓制了什麼東西。” 我們已經知道，在充滿虐待的原生家庭裏，朱莉婭變成了一個極其負責的“好”人，她會壓制自己的感受，來保護其他人的感受。她繼續說道：“我會自我探索，‘你想告訴我什麼？’我想知道。就在兩週前，我的下巴腫得要爆炸了。我知道這只是在提醒我，我應該允許一些不好的情緒產生，我聽進去了。我躺在牀上做了一個小時呼吸練習。做了一些正念冥想。我沒有爲此感到不安，只是保持好奇。第二天腫脹就真的消失了。我不需要調整我的藥物。我從不調整。” 與我們文化習俗相反，朱莉婭感謝了她的類風溼性關節炎。“它救了我。”她說，“這是我的身體在說，‘醒醒，醒醒。內心壓抑着這麼多的脾氣和憤怒，對你沒有好處’。脾氣和憤怒並不是我想要保持的感受，但我確實把它們視爲嚮導，它們能讓我知道，生活中的某些東西失去了平衡。我現在一年可能就發作一次（關節炎）。當疾病出現的時候，我只是接納它的存在，並且我有些事情是我可以做的，我可以從它那裏學到更多東西。”這深刻地證明了接納與能動性結合在一起的力量——這是我們在上一章談到的療愈的兩個核心原則。 我決不會說，富有慈悲心的自我探索是朱莉婭健康的唯一原因，也不會說她的藥物治療沒有好處。我們所看到的是，疾病引導她做出了自我轉變，並且隨後她的認識、平靜、快樂、健康和生活滿意度都有了提高。她從疾病中學到的東西，也促使她在專業上獲得了成長。“它給了我很多。”她說，“它讓我拿到了碩士學位，成了一名心理學家，讓我進入現在的領域——我的專長就是疾病中的慢性疼痛。”這次談話發生在三年前。她最近給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說她在過去的12個月裏，“沒有喫藥，這是16年來的頭一回，而且沒有任何症狀”。 對於我的朋友，心理學家理查德·施瓦茨來說，朱莉婭的經歷一點兒也不令人驚訝。理查德開創了一種應用廣泛的治療形式——內在家庭系統療法(Internal Family Systems, IFS)。IFS理論將人格視爲各個獨立“部分”的混合體，每個部分都是對生活事件的反應。“內在家庭”是所有這些不同方面的集合體，有些部分相互矛盾，有些部分相互合作。在朱莉婭的案例中，她在童年承受的情感虐待和性虐待導致了她的脾氣和憤怒，而這些情緒就是“被放逐者”：小時候，她不能充分感受自身的各個方面，因此這些部分被壓抑了。“友善”、成績優異、高度負責的人格面具代表了“保護者”，其目的是維持他人對她的愛與認可。在她心中的某個地方，有一個部分在渴望確立自己的領導地位，那就是IFS所說的“真我”(Self)，也是我在第7章所說的“源於自身獨特而真實的本性的自我意識”。 這種自我意識，就是身體通過各種情緒和身體線索想讓我們尋回的東西。症狀與疾病是身體在告訴我們，我們已經偏離了自己的本心。 “我的經驗是，如果我們的某些部分無法與我們溝通，它們就沒有太多選擇，但它們確實能夠影響身體。”理查德對我說，“有很多很多不同類型的醫學症狀。如果我們讓來訪者關注症狀本身，對症狀產生好奇，並提出問題，他們通常就會遇到那個用症狀來傳達信息的部分。這個部分在試圖以某種方式表達自己，因爲來訪者拒絕用其他方式傾聽它。當他們真正開始傾聽這個部分的時候，症狀往往會消失，或者會有很大的好轉。”這正是一項研究的發現。這項研究將IFS應用在了一組類風溼性關節炎患者的身上。當人們開始傾聽自己的“部分”，傾聽自己的身體時（就像朱莉婭自己學會的那樣），他們的主觀體驗，如疼痛和自我關懷都有了改善；許多客觀身體參數，比如疾病的血液指標和關節炎症也都有了好轉。[插圖] 我們也在第5章講到過，羅馬尼亞醫生比安卡一直在與自己的疾病進行親密的對話。你可能還記得，當她在工作或個人生活中感到壓力時，也就是當她承擔了太多責任，或者忽略了自己在這兩個領域裏的需求時，多發性硬化就會發作。醫生曾告訴她，她需要終生服藥，但她已經放棄了藥物治療，現在她的病情很穩定。儘管磁共振成像檢查結果仍然顯示，她的中樞神經系統裏有炎症的跡象，但這種炎症已經許多年沒有惡化了，她也沒有任何症狀，除非她以某種方式忽視了自己。在這種時候，她會感到皮膚麻木，她認爲這種感覺完美地體現了她可能不允許自己感受的情緒。“這就是警報，”她說，“它在告訴我，‘好了，停下。做回你自己吧’。我就是這麼做的。在那一刻，我會停下來。因爲在過去的幾年裏，我學會了當我有這種感覺時，哪怕只有一點點，就要停下來。我要放鬆，冥想，去看看我的感受，看看它在告訴我什麼。當我發現那種感受是什麼（也許是某種情緒痛苦，也許是我在爲某件事感到悲傷，也許是某種創傷誘因把我的思緒帶走了）的時候，我就會做回我自己。我一發現那種情緒，症狀就會立即消失。” 比安卡現在主要與多發性硬化患者一起工作，其中大多數人都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並且所有人都像過去的她一樣，表現出了過度補償的傾向，用她的話來說，這種傾向曾讓她專注於“優秀與成功”。 [插圖] 2003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語言病理學家唐娜·澤梅納克(Donna Zmenak)被診斷患有宮頸癌。這件事發生在她生活中的巨大壓力之後，這些壓力包括爭奪三個年幼孩子的監護權，這是一場長達三年的艱苦鬥爭。腫瘤婦科醫生建議澤梅納克立即接受徹底的子宮切除術，包括切除子宮和一些韌帶，以及骨盆和陰道上部的多個淋巴結，然後再接受放射性療法。她拒絕了。“我告訴外科醫生，我不想那樣生活，我的內臟都被掏空了。他說我做了一個愚蠢的決定，他也可以做一些決定。於是他當場就讓我出院了。” 患者不願聽從專業意見，外科醫生就與她分道揚鑣，這是可以理解的。他竟然因此貶低患者，這是不可接受的。我想起了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小說《癌症樓》(Cancer Ward )。書中有一個抗拒治療的患者，發出了憤怒的呼聲：“你憑什麼認爲你有權替別人做決定？難道你不覺得這是一種很可怕的權利，一種很少帶來好處的權利嗎？你應該小心點兒。沒有人有資格這麼做，醫生也不行。”[插圖] 一整年，唐娜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遵循排毒飲食計劃，服用補充劑，並且和一位專門研究營養學的醫生一起合作。那段時間結束時，醫生告訴她，癌症已經擴散，如果不做手術，她只剩下六個月時間了。聽到這個消息，她非常震驚。她再次拒絕了。在採訪她的過程中，我很難理解她的信心與決心從何而來。即便事後我知道她的故事有個圓滿的結局，我依然很難理解。“我心裏有個聲音在說，‘你能做到’。”她解釋道，“我認爲我內心的聲音，比我周圍那些給我最好建議的人更有價值。我知道他們盡力了，但我覺得那些建議對我來說不是最好的。作爲一個年輕女人，儘管我很想活下去，但我不想活在那樣的身體裏。在我生命的那一刻，我知道生活質量對我來說比長壽更重要。” 澤梅納克開始了爲期六個月的內外朝聖之旅：她去看了治療師，這些治療師教了她瑜伽和冥想等練習。她諮詢了那些已經走上自己道路的前癌症患者。與此同時，她還讀了徹麗爾·坎菲爾德(Cheryl Canfield)寫的《康復之本》(Profound Healing )。坎菲爾德也是一名癌症倖存者，她拒絕接受傳統治療，並且遠遠活過了可怕的死亡預後。她見到了坎菲爾德，後者現在是加州的一名催眠治療師和健康顧問。澤梅納克總結道，在與坎菲爾德相處並學習了一段時間以後，她從坎菲爾德身上學到了“接納、自主和真實”的價值觀。她說：“她教會了我這些，而且她也教會了我如何圓滿地死去。回家之後，我覺得這個家都不一樣了，我再也沒有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 重要的是，唐娜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這個決定事關她要如何度過餘下的生命：忠於自己，即便她的直覺違背了醫生、家人和朋友的意見。“如果我只剩下六個月的生命，我的孩子應該瞭解我是誰，真正的我。”她記得當時這樣對自己說過，“這種想法總是讓我想哭。我記得那個時刻。我說，‘你知道嗎？我不要再那樣活下去了。我接納這一切。我要做我自己，我要快樂地活下去’……我是認真的。我給自己畫了一條底線，我再也沒有像過去那樣生活。”她意識到了自己有些誇張，於是很快糾正了自己，“我只是個普通人，我經常掉進那個陷阱。但我很快就出來了。” 在經歷了六個月的心理、情感和靈性之旅後，澤梅納克從另一個婦科醫生那裏聽說了同樣的預後，這次的措辭甚至更加令人擔憂。這位醫生說，如果不做手術，她必然會死，隨時可能會死，而且“死得很慘”。“這一次，我知道癌症已經沒了。”她回憶道，“我對他說，我認爲我不再患有癌症了；事實上，我還想再要一個孩子……他看着我的伴侶說，‘她不僅永遠不會有孩子，而且永遠不會看到孩子長大，甚至活不到生孩子的時候。作爲她的伴侶，你需要說服她立即手術，因爲這並不輕鬆’。然後他看着我說，‘你必須爲你周圍的人着想。想想你的孩子。你必須想想你的伴侶’。”多年來，唐娜爲了取悅他人而自我壓制，這種自我壓制正是促使她患病的原因之一，這位醫生卻敦促她“爲周圍的人着想”，這對唐娜來說頗具諷刺意味。 不久之後，澤梅納克進行了多次活體組織檢查和掃描，結果都表明她的子宮、腹部和淋巴結裏都沒有癌症的跡象了——她滿懷信心地接受了檢查，她完全相信自己已經克服了癌症，但她也同意，如果事實證明她錯了，她就接受手術。她回去找外科醫生討論檢查結果。“我走進辦公室，坐在椅子上，面帶微笑，而他說道‘你爲什麼還沒上手術檯’，他很生氣。我說，‘你沒聽說嗎？我沒病了’。他說，‘你沒有痊癒。你得了癌症，你永遠都是癌症患者。癌症會回來的，我們需要立即做手術。你不能自行痊癒。這是不可能的。別騙自己了。你沒有痊癒’。我只是站起身來，說道，‘反正我是不會回來了’。就這樣。我走了，再也沒有見過他。” 從那以後，唐娜有時會給這位外科醫生寄聖誕賀卡，包括在她的第五個孩子（現在已經12歲了）足月順產之後——這是另一項醫生向她保證是不可能的壯舉，因爲她做過錐形活體組織檢查，導致子宮開口不穩定。“在第一張聖誕賀卡上，我說，‘請不要跟任何人說不可能。因爲我還活着，我還在這兒，我就是這麼做的’。”她從沒有收到過回信。 我聯繫了澤梅納克的家庭醫生南希·艾布拉姆斯(Nancy Abrams)，向她覈實了病史的所有細節。“我目睹了整個過程。我有記錄。”艾布拉姆斯醫生說。“她做了所有那些事。突然之間，她的癌症就沒了。我真正感到奇怪的是，爲什麼這些腫瘤學家不想知道這些人是如何治癒自己的？她成功了。她又生了另一個孩子，這是第五個，而且是順產。當時她有一個超級大的禁忌證——錐形活體組織檢查。她的宮頸甚至都應該是不正常的，沒有辦法讓她繼續懷孕，可她做到了，卻沒有人說，‘哇，她是怎麼做到的’。” 這種好奇心的缺乏是常態。腫瘤心理學家凱利·特納的書《奇·愈：癌症全面緩解的九種力量》(Radical Remission )談到了許多癌症患者的預後非常糟糕，但仍然能夠康復。在和她交談的時候，我想知道，在她研究的那些患者（打破衛生專業人士糟糕預測的人）看來，醫療護理人員是否願意傾聽他們的療愈經歷。“很遺憾，在大多數情況下，答案是否定的。”特納答道，“我調查過的絕大多數人都對我表示感激，‘你是第一個對我爲什麼康復感興趣的醫生……有衛生相關學位的人，你是第一個……我曾試圖告訴腫瘤醫生我在做的事，但他不想知道’。我總是聽到這樣的話，我真的很傷心。”傑弗裏·雷迪傑(Jeffrey Rediger)[插圖]博士在爲他的著作《自愈的概率》(Cured: The Life-Changing Science of Spontaneous Healing )做研究時，也注意到了這種冷漠。他在書中記錄了100多個“自發性緩解”的病例。“醫生最多隻能說，‘堅持下去，起作用了’。”他說，“但他們從不好奇患者是怎麼做到的。” 我能理解某些醫生的沉默。即便是像我這樣熟悉心身統一性、十分欣賞人類精神力量（只能這樣理解唐娜·澤梅納克這樣的病例[插圖]）的人來說，要理解這種與傳統醫學期望和經驗大相徑庭的傳奇故事，也是很有困難的。很少有人能效仿她；事實上，如果沒有她那樣的內在資源和真實意願，任何人都不應該那樣做。她的故事教給我們的，不是任何人都應該跟隨她的激進選擇，而是我們能夠培養接納生活真相的能力，在各種情況下都要尋找自己的真相的真實性，以及對於任何事情都能選擇自己的反應的能動性。在四個A中，還有一個A是健康的憤怒，這在唐娜的宣言中體現得也很明確：“反正我是不會回來了。”她的自我發現之旅還沒有結束。“我每天都在努力保持真實。”她說。 [插圖] 埃麗卡·哈里斯(Erica Harris)博士是我遇到的另一個獨特的人，她有着強烈的決心——自主的決心。在過去十年裏，她接受的醫學治療比我們大多數人幾輩子加在一起都多，包括強化型化療、全身放療、骨髓移植、雙肺移植、因慢性肝炎而長期住院、因皮膚癌而反覆接受切除手術，這些只是最顯眼的幾個例子。如果沒有有效的醫學干預，她早就死了，現在也不可能活下去。有效的藥物能確保她的生存，但她得付出高昂的代價。“我的右眼失明瞭，”她最近給我寫信說道，“患上了沒完沒了的皮膚癌，失去了一半的下嘴脣，患上了骨質疏鬆症，終生免疫抑制，35歲時（她現在44歲）就絕經了，3次中風，需要不斷注射免疫球蛋白，還得輸血。由於癌症，我甚至失去了曾經幸福美滿的婚姻。然而，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幸福，遠遠超過了我的想象！我真的很幸運！”儘管她不得不放棄身體健康，但她沒有放棄她的活力和生活樂趣。事實上，對她來說，這些東西變得更充盈、更深刻，而且遠不像其他東西那樣，容易受到外在條件的限制。 作爲一名技術嫺熟、廣受歡迎的運動員脊椎按摩師，哈里斯醫生曾經健康得不得了，她在工作中從來都不遺餘力。“我對我的運動員客戶充滿了熱情。”她對我說，“我熱愛幫助他人。比如，他們一直訓練個不停，在比賽前幾個月受傷了，但只要能看到他們充滿喜悅地衝過終點，我的內心就覺得再辛苦都是值得的。可以說，我有點兒工作狂。” “也許可以去掉‘有點兒’。”我插嘴道。 “沒錯。”她表示同意，“我的診所發展得非常快。當常規時間都被約滿時，我覺得真的很難放任別人的痛苦不管。我很早就開始上班，很晚纔回家。人們開始注意到，我一直在生病。我每個月至少要得一次鏈球菌性咽炎。我下背部有嚴重的椎間盤突出，影響了我的右腿，但我依然會去診所工作。我步履蹣跚，依然在試圖幫助別人克服痛苦，但我忽視了自己的痛苦。我喜歡忙碌，喜歡忙碌帶來的一切。” 如果說，她的人格喜歡過度勞累，但她的身體不喜歡。35歲那年，哈里斯帶着兩個孩子外出遊玩，她聽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當時，”她回憶道，“我站在水族館門前。我是兩個嬰兒的媽媽，仍然在給小的那個餵奶。那天我做過一個非常常規的血液檢查。此刻我接到了實驗室打來的電話，說話的人的語氣很緊迫、很恐慌。‘是埃麗卡·哈里斯嗎？你得馬上去最近的急診室。’我被診斷出一種非常嚴重的急性髓系白血病，還是一種很罕見的類型，通常只有老年男性纔會得。”由於預期結果通常很好，她接受了兩個療程的化療。但這兩個療程都沒有起效。 2012年，有人建議哈里斯進入了一家姑息治療機構，那家機構告訴她，每天輸血可能維持她的生命，但不會超過兩個月。她不願屈服於這個可怕的診斷，於是她排除萬難，留在家裏照顧年幼的孩子，並且每天都去醫院輸血。她還繼續在她的情感療愈道路上前行。就在這凶多吉少的兩個月結束之前，她和醫生都驚訝地發現，她的病情出現了意料之外的緩解。“那段時間真的很難。”她對我說，“我不確定我爲什麼能活到今天，但我真的相信，這是因爲我從內心改變了自己，讓自己去真實地面對此刻發生的一切，也去面對了過去發生的事情。而且，我給了自己足夠的空間去表達所有的想法。” 就像唐娜·澤梅納克一樣，哈里斯練習了瑜伽和冥想，並且接受了營養學的治療。但最大的改變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允許自己去感受自身全部的情緒，改變了一生的壓抑模式。她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哀傷之中，流下了絕望的淚水。“我第一次住院期間，我看着孩子們和保姆一起回家，”她回憶道，“我想自己開車帶孩子回家。我想自己給他們做晚飯。我想自己哄他們上牀睡覺。我轉過身來，不看窗外，背靠着牆，癱倒在了地上。我抱着膝蓋哭了起來。我哭啊哭啊，好幾天都沒停下來。”病房的精神科醫生（佔統治地位的醫學文化的一個顯著代表）來參加了她的會診。“她走進病房，”埃麗卡微笑着說，“穿着一身夏威夷印花長裙——我一點兒也沒誇張。她大概是這麼說的，‘我要去夏威夷了，但我可以給你開一些治抑鬱的藥，不管你需要什麼都行。我聽說你一直在哭’。我真正需要的，只是有一個空間來體驗我所有的情緒，不再僞裝——第一次沒有任何僞裝。我需要感受這一切帶來的傷痛。” 自她得到僅能存活60天的臨終診斷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將近10年。儘管健康反覆出現問題，但哈里斯充滿活力，精力充沛，養育着兩個孩子，成功地把他們帶到了青春期，並且，她還在積極地鼓勵並幫助其他人走上療愈之路。我們（她和我）還計劃有一天要一起工作。在她身上，我看到了現代醫學奇蹟與自我轉變力量的結合。如果缺了其中之一，就無法取得這樣的結果。 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家傑弗裏·雷迪傑博士研究了許多從癌症晚期和其他致命疾病中“奇蹟般”康復的病例。他告訴我，在他看來，身份認同的轉變是關鍵所在，正如澤梅納克和哈里斯所經歷的那樣。“這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他承認，“但歸根結底，那正是療愈的根源。這些好轉的人，真正改變了對自身的信念，或者他們對世界的信念。”這也是我的觀察結果，無論患者得的是什麼病：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者像多發性硬化、肌萎縮側索硬化等神經系統疾病。[插圖]有些人拒絕接受醫學治療，比如唐娜·澤梅納克；還有些人不接受治療就活不下來，比如威爾·派伊和埃麗卡·哈里斯。無論屬於哪種情況，這些人都自願地、勇敢地褪去了第二層皮膚——適應與自我剋制等特質的混合體，我在講依戀與真實性的第7章中談過這一點，這也屬於艾裏希·弗洛姆所說的“社會性格”。這個過程雖然痛苦，但最終令人興奮。作爲老師，疾病的作用在於，引導人們質疑他們對於自身的所有想法與感受，只保留那些對他們身心健全有益的東西。 凱利·特納博士在寫作關於“奇蹟”療愈的書時，也有過類似的發現。她的主要發現之一，就是重新找回自己真實的身份認同是至關重要的。“我訪談過的每個人都說，他們不會用任何東西來交換這段經歷。”她對我說，“因爲現在的他們更圓滿了。他們感到身心健全，更加快樂，更加感恩，他們不想變回經歷苦難之前的自己。我敢說，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會告訴我，他們現在和剛剛踏上這段旅程的時候已經完全不同了。”我之前提到過，特納也說過，她的許多受訪者都希望，他們能在患病的幾十年前就學到同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我們能否在生活迫使我們學習之前，就獲得那些領悟呢？我們是否必須“承受真相的痛苦”？ “每個時刻都是寶貴的，”埃麗卡回憶道，“那時候，我需要深入我的內心，反思所有的層面，我一生都沒有過這麼深刻的反思。我終於意識到，在做運動員脊椎按摩師的時候，我的身體一直在大聲尖叫‘不要’，而我卻忽視了它。疾病是我最好的老師。” [插圖] 我對坎菲爾德給唐娜·澤梅納克的建議很感興趣，於是我聯繫了坎菲爾德。從醫生曾向她保證，她的子宮癌已經到了晚期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幾十年。當我得知，她已經接受了死於這種疾病的可能性時，我感到非常驚訝。“當我開始寫《康復之本》時，”她對我說，“暫定的書名是《圓滿的死亡》(Dying Well )，因爲我認爲，就算醫生告訴我的不一定是真的，但多半是真的。即便我不是必定死於這種癌症，這種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我開始寫這本書，是因爲我在41歲的時候，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段意料之外的旅程。這段旅程意味着我要早早拋下自己的身軀、家庭和我所愛的人。我想最後再做一件事，寫一些東西，來幫助我弄清該如何走這條路，也許還能幫助我之後的其他人。結果，我不得不改掉書名。圓滿的死亡所需要的東西，也正是好好活着所需要的東西。這就是疾病教給我的東西。” 我也和威爾·派伊聊了聊促使他寫出《腦瘤這件幸事》的經歷。這個身材高大、體格健壯的男子在31歲時被診斷出惡性腫瘤。在20歲患抑鬱症的時候，他常常想象自殺，用槍指着自己的腦袋，而他的腫瘤正長在這把槍所指的位置上。他聽從了內心的指引，並且在神經外科醫生的同意下，他將手術推遲了兩年。他採取了醫學上所說的“觀察等待”，同時進行了高強度的自我療愈練習，直到癲癇發作——這表明腫瘤的體積增加了。於是他切除了腫瘤，然後接受了放射性療法。此時，派伊剛剛活過了這種腦癌的預期生存期限。[插圖]儘管醫生告訴他，他終生都要服用抗癲癇藥物，但他已經七年沒有服用這些藥物了。他不知道事情會如何發展。然而，正如他的書名所言，他堅持認爲這種疾病是一件幸事。他告訴我，這個診斷讓他醒悟過來了。 “你有了什麼領悟？”我問。 “一個領悟是，生命是有限的。疾病能讓我更直觀、更容易地理解死亡的真相。雖然在理智上，我們都知道死亡，但在心理上，我們會迴避或者無視死亡的現實。診斷出來之後，我在和人交談的時候，會意識到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與這個人說話。這就創造了一種非同尋常的體驗——共處、傾聽、關懷。是的，這是一種徹底的轉變。每天起牀的時候，我都會做一個練習，充分意識到這一刻、這一天、這副軀體、這次呼吸的可貴之處。” 我們的文化非常厭惡死亡，甚至也很厭惡衰老。想想看，有多少產品的目的都是消除或“逆轉”年老體衰的跡象，這些跡象是身體上的線索，提醒了人們生命是有限的。這在另一種意義上說明了，療愈是一趟逆流而上的旅程：這趟旅程必然包括，全心全意地接納我們必然會死，並決心充分體驗走向人生盡頭的每一刻、每一天。 幾年前，我曾舉辦過一次靜修，前來參加靜修的人，有着各種健康問題，從精神痛苦（如成癮、抑鬱）到身體疾病。參與者中有一位64歲的老人，我在這裏稱他山姆。他患有晚期肌萎縮側索硬化，這是一種神祕的、使人癱瘓的、致命的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他的病屬於所謂的“延髓起病型”(bulbar onset type)，這意味着受影響的不是他的四肢，而是說話、咀嚼和吞嚥的肌肉。“我……來……這兒，”他用嘶啞、微弱、緩慢的聲音對大家說，“是因爲……我想……活。”根據他的描述，他在病前的人格，與我見過的每一個患這種疾病的人一致：即我們之前所說的“超自主型自給自足”，這種人會封閉自己的感受，不願意（幾乎到了恐懼的地步）向任何人尋求幫助或情感支持。 經過一週高強度的自我探索、與其他參與者的親密對話（他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歷），以及幾次很有啓發性的治療，山姆說他有一些重要的話想說。“當我第一次說我想活下去的時候，”他說，他的聲音明顯更有力、更洪亮了，“我的意思是我想活得久一點兒。我現在不這麼想了。我仍然想活下去，但我現在知道，‘活着’不是指時間，而是指質量。我很想活在我生命中每一刻的當下，充分體驗我經歷的一切，我以前從未這樣做過。”一年半後，他去世了，與他的預後一致。在那次靜修之後的幾個月裏，山姆會給我發來感謝和慶祝的信息（在他去世後，他的家人也會發這樣信息），因爲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能夠在自己身上找到活力、愛和快樂，並且能夠在與親近的人相處中表現出來。 山姆的死，不能用日曆上的數字來衡量，而是要通過他能找回自我的哪些方面來衡量。在我看來，他的去世最接近所謂的“善終”。他的病沒有治好，但他得到了療愈。如果沒有疾病的主動邀請，他最重要的各個自我部分，可能依然是支離破碎的、不和諧的，而他將這些部分融合成了和諧的整體。他還找到了一種方法，在原本很容易被視爲殘酷的、破壞性的或毫無意義的事情（正如許多人將死亡視爲“不湊巧”的疾病）中，發現了肯定生命價值的意義。正如山姆的家人在後續交流中所說的那樣，他所發現的意義在他去世後依然存在，並且對家人的生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這趟旅程的目的，”威爾·派伊對我說，“就是在挑戰中發現禮物。它促使我練習並培養了一種能力——有意識地選擇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意義。” 這種挑戰，以及通過參與挑戰而獲得的關於自我的禮物，正在耐心地等待着我們每個人。這份禮物就藏在我們當下生活中發生的每件事中。我們所面臨的選擇是，現在就拿起那份禮物，還是等待更緊迫的學習時機。

《健康的迷思：壓力文化中的心理創傷、疾病和療愈》一書以跨學科視角揭示了現代社會中疾病與心理創傷、社會壓力之間的深層關聯，並提出了一套顛覆傳統的健康觀。以下是核心內容的提煉： ​​一、核心觀點：疾病是壓力文化的產物​​ 1. ​​創傷與基因的交互​​ 心理創傷會通過表觀遺傳學機制改寫基因表達，壓力則能重塑生理結構。例如，童年情感忽視或虐待可能導致免疫系統紊亂，最終引發慢性病或自身免疫疾病。 2. ​​身心分離的代價​​ 主流醫學過度關注生理症狀，卻忽視情緒、人際關係與社會文化對健康的影響。書中指出，職場壓力、社會對“完美人設”的追求，以及代際創傷的傳遞，共同導致了現代人的身心割裂。 3. ​​疾病的隱喻性​​ 疾病並非偶然的個體悲劇，而是社會系統性問題的“身體化”表現。例如，抑鬱症常源於長期的情感隔離，而焦慮症則與權力關係中的隱性壓迫相關。 ​​二、主要內容框架​​ 1. ​​身心聯結的天性​​ • 人類天生依賴情緒與身體信號生存，但碎片化思維阻礙了這種聯結。 • 案例：格倫達的故事揭示了情緒壓抑如何引發軀體化症狀（如胃痛、失眠）。 2. ​​成長中的社會性扭曲​​ • ​​童年創傷​​：母嬰分離、過度醫療化分娩、數字媒體侵蝕等，導致兒童依戀關係斷裂。 • ​​性格塑造​​：社會規訓將“堅強”等同於壓抑脆弱，形成“社會性格”以適應效率至上的文化。 3. ​​社會系統的健康侵蝕​​ • ​​資本邏輯的傷害​​：資本主義追求利潤最大化，導致職場剝削、環境破壞與孤獨感蔓延。 • ​​性別與種族差異​​：女性因父權制壓力更易患慢性病，種族歧視則加劇身心疾病的不平等分佈。 4. ​​療愈的路徑​​ • ​​自我覺察​​：通過“同情探詢”練習重新聯結身體信號（如識別忽略的疲勞、疼痛）。 • ​​關係修復​​：重建真實的人際紐帶，打破“社會性病態”（如冷漠、功利主義）。 • ​​系統變革​​：推動醫療、教育領域從“疾病治療”轉向“創傷知情”模式。 ​​三、批判與啓示​​ 1. ​​對醫學範式的挑戰​​ 書中質疑精神疾病“生物學決定論”，指出診斷標籤可能強化患者的自我否定，而非促進理解。 2. ​​文化反思​​ 西方社會對“脆弱”的污名化，本質是對人性複雜性的否認。療愈需從個體擴展到集體，例如通過原住民智慧重新定義“健康”爲身心與社羣的和諧。 3. ​​行動呼籲​​ 作者強調“痛苦即適應”，疾病是提醒我們審視生活意義的信號。療愈不僅是康復，更是通過接納創傷，重構與自我、他人及世界的聯結。 ​​四、爭議與價值​​ • ​​爭議點​​：部分觀點（如“所有疾病皆源於創傷”）可能過度簡化複雜病因，但書中通過大量病例（如美玉的自身免疫疾病經歷）提供了實證支持。 • ​​獨特貢獻​​：將神經科學、心理學與社會學整合，爲理解健康問題提供了跨學科框架，尤其對高壓人羣（如醫護人員、職場人）具有實踐指導意義。 背景解讀 爲了準確解讀《健康的迷思》的創作背景，需要了解作者加博爾·馬泰和丹尼爾·馬泰的學術背景、研究領域，以及他們如何結合神經科學、心理學與社會文化視角來探討健康問題。此外，需分析2025年出版時的社會環境，包括壓力文化、心理健康議題的流行程度，以及該書如何回應當代醫學範式的侷限性。 正在搜索：加博爾·馬泰 丹尼爾·馬泰 健康的迷思 創作背景 加博爾·馬泰和丹尼爾·馬泰在《健康的迷思》中的創作背景涉及多維度因素：加博爾作爲加拿大知名醫生，憑藉其臨牀經驗和學術成就（如獲加拿大勳章），長期研究心理創傷與健康的關係；丹尼爾作爲其子，延續家族醫學傳統，共同以跨學科視角（神經科學、心理學）解析疾病成因。2025年出版正值全球壓力文化加劇、慢性病高發的背景下，書中對“社會規訓”“職場壓力”的批判呼應了當代醫學範式的侷限性，而加博爾的猶太身份與社會活動進一步賦予作品人文關懷的深度。 首先，我得仔細看看用戶提供的資料，包括書籍的基本信息、作者簡介、其他相關資料以及書籍大綱。用戶希望瞭解這本書的創作背景，所以我需要從這些信息中提取關鍵點，整理出一個結構清晰的回答。 首先，注意到這本書是由兩位作者合著的，加博爾·馬泰和丹尼爾·馬泰。加博爾·馬泰是加拿大知名醫生，有豐富的臨牀經驗，專注於慢性疾病、心理創傷等，而丹尼爾·馬泰的信息較少，但可能作爲合著者提供了其他視角。需要強調他們的專業背景如何影響書的創作。 接下來，書籍的出版時間是 2025 年 4 月，屬於較新的作品。內容簡介提到書結合了神經科學、心理學和真實病例，探討壓力文化對健康的影響，特別是心理創傷如何導致疾病。這可能意味着作者們基於現有的研究和臨牀案例，結合跨學科的知識，形成了書中的觀點。 用戶提供的其他資料中，有關於加博爾·馬泰的其他著作，比如《空洞的心》，其中他討論成癮問題，認爲成癮是普遍現象而非疾病。這可能與《健康的迷思》中的觀點有聯繫，比如身心分離、社會壓力等主題。需要指出作者之前的研究如何爲本書奠定基礎。 另外，書籍大綱顯示內容結構龐大，涵蓋身心聯結、童年影響、社會文化因素等。這說明創作背景可能包括對現有醫學範式的批判，以及對社會結構對健康影響的深入分析。作者可能受到社會心理學、神經科學發展的影響，結合自身臨牀經驗，形成綜合性的觀點。 用戶資料中還提到書中尖銳批評主流醫學範式忽視情緒和人際關係對健康的作用，這可能反映了作者對傳統醫學的不滿，以及推動整合醫學的意圖。同時，書中強調社會對效率的追求導致身心分離，這可能與當前社會的快節奏、高壓環境相關，作者試圖通過書中的分析喚醒對這種文化問題的關注。 此外，作者簡介中提到加博爾·馬泰關注慢性疾病、成癮和注意缺陷，這些專業領域的問題可能在書中被整合，用來支持壓力與疾病關係的論點。而丹尼爾·馬泰的具體背景信息較少，但作爲合著者，可能提供了理論或研究支持，比如在表觀遺傳學或社會心理學方面的貢獻。 還需要注意書籍的創作動機，可能源於作者們在臨牀實踐中觀察到的病例，發現傳統醫學無法解釋某些健康問題，從而促使他們從更廣泛的社會、心理角度探索原因。例如，書中提到的案例，如自身免疫疾病與情緒的關係，可能來自作者的實際治療經驗。 另外，用戶提供的資料中有關於書名的信息，原名爲《The Myth of Normal》，翻譯爲《健康的迷思》，這提示作者們旨在挑戰人們對“正常”的傳統認知，指出社會對正常生活的定義可能實際上是有害健康的，這也是創作背景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總結來說，創作背景可能包括以下幾點： 1. 作者的專業背景和臨牀經驗。 2. 現有醫學和社會問題的觀察與批判。 3. 跨學科研究的影響（神經科學、心理學等）。 4. 社會文化因素對健康的影響分析。 5. 之前研究的延續，如成癮、創傷對健康的影響。 6. 推動整合醫學和社會變革的意圖。 《健康的迷思：壓力文化中的心理創傷、疾病和療愈》的創作背景可從作者背景、社會觀察、學術研究及個人實踐經驗等多維度解讀： 一、​​作者的專業積澱與學術脈絡​​ 1. ​​加博爾·馬泰的醫學實踐​​ 作爲加拿大知名醫生，加博爾·馬泰深耕慢性疾病、心理創傷與成癮領域數十年，曾獲加拿大勳章。他在臨牀中發現，許多重症患者的共同特徵是長期壓抑情緒、難以拒絕他人需求，導致身心失衡。這一觀察成爲書中“創傷改寫基因表達”的核心論據之一。 他的前作《空洞的心》提出“成癮是普遍人性光譜”的觀點，與本書“身心分離是疾病根源”的論述一脈相承。 2. ​​跨學科研究融合​​ 書中整合了神經科學、心理學與真實病例，例如通過表觀遺傳學解釋童年創傷如何影響免疫系統，或結合依戀理論分析人際關係對生理結構的重塑。這種跨學科視角源於作者對傳統醫學範式的反思——主流醫學過度關注生理指標，忽視情緒與社會因素。 二、​​社會文化批判的驅動​​ 1. ​​效率至上的病態文化​​ 作者指出，現代社會對“效率”與“完美”的追求導致個體陷入工具化生存：職場中的隱形權力壓迫、家庭中情感聯結的斷裂、教育系統對兒童天性的壓抑等，均被歸因爲“身心分離的集體困境”。 2. ​​隱性流行病的揭露​​ 書中將代際創傷、情感隔離稱爲“看不見的流行病”。例如，母親孕期壓力可能通過表觀遺傳影響胎兒神經發育，而職場中的慢性壓力則通過免疫系統“叛亂”引發疾病。這些現象在高壓社會環境中愈發普遍。 三、​​臨牀實踐與理論突破的碰撞​​ 1. ​​病例研究的啓示​​ 作者以自身診療經驗爲例：一名女性因長期壓抑憤怒患上自身免疫疾病，其症狀實爲身體對情感忽視的“警示”。此類案例促使作者重新審視疾病與心理創傷的關聯性。 2. ​​對傳統醫學的反思​​ 書中尖銳批評醫學將疾病簡化爲“個體悲劇”，忽視社會結構與文化敘事的影響。例如，精神疾病診斷常將患者標籤化爲“異常”，而非探索其背後的創傷史與社會支持缺失。 四、​​創作意圖：從診斷到療愈的轉向​​ 作者希望通過本書打破“疾病 - 治療”的二元框架，提出​​“以疾病爲師”​​的療愈觀：疾病是身心發出的求救信號，而康復需迴歸真實自我、修復人際紐帶並挑戰扭曲的社會敘事。這一理念在第五部分“走向健全之路”中通過 4A 品質（覺察、接納、行動、聯結）和慈悲心原則得到系統闡述。 五、​​時代背景與讀者共鳴​​ • ​​後疫情時代的健康焦慮​​：慢性病與心理危機頻發，但醫學進步未能緩解這一問題，促使公衆反思健康本質。 • ​​社會聯結的瓦解​​：孤獨感、物質主義盛行，書中對“脫節”現象的分析直擊當代人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