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1930年代

這本書給我的啓發還是非常大的，讓我重新審視了“新女性”形象背後的意識形態以及“新女性”形象傳播對女性處境的影響。本來簡單地以爲，“娜拉”形象、“新女性”形象一定是有助於當時的女性擺脫封建傳統壓迫，向實現獨立自主靠近的。但作者犀利地指出，“新女性”形象反倒成爲了一種新的枷鎖，女性在新與舊的巨大裂隙之間被兩面夾擊，因爲“新女性”形象的傳播、闡釋等過程都是由男本味大敘事推動、並服務於大敘事的。大敘事下的真實女性地位與處境，以及個體女性命運，向來不在”新女性“形象塑造的考慮範圍內。 本書結構框架清晰，流變分段合理。作者引用了大量當時的報刊等一手材料，文獻準備比較充足。只是我本以爲本書會涉及到“娜拉”形象在文學作品中的呈現與流變，可作者幾乎沒有用到文學材料，我覺得這點是比較遺憾的，如果可以加上，或許能夠讓結論更有說服力、更豐盈。 說到這，不得不提一下我認爲這本書可能有哪些問題。閱讀前半段時，我一直是比較驚喜的，可讀到後面，覺得作者一直在用大量材料論證類似的結論，那就是，不同時期的不同男本位大敘事，共同推動了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並掩蓋了對性別議題的關注，一直也沒有別的結論出現，論述不夠簡要精當。 此外，作者似乎有一種性別本質主義的傾向，女性特質的便是個人化的，個體獨立自由、民族解放等命題便是反女性特質的，性別敘事和大敘事之間也存在着能指與所指的絕對割裂。如此這樣的出發點，便使得作者缺失了對新女性形象的複雜性的探討，女性在接受新女性形象的過程中的主動性何在？難道由男本位推動的新女性形象，便無法在女性在對其的接受過程中發生變化嗎？以及，作者侷限在知識分子女性的探討上，對於新女性形象對底層女性的影響，也觸及太少。 不過考慮到這本書是在二十多年前初版的，還是非常不錯了。希望學界有人能繼續探討這個命題。

【2024-75】“娜拉”在中國 今天看到有些軟件把母訂單母集之類的詞全部改成了父訂單父集，沒由來的想起這本娜拉里的一段，關於它最初在國內演出後激發的千層浪。 以前我對民國文人對娜拉的認可支持是意外的，我不認爲在那個三妻四妾的年代男性文人意識裏認可了女性的獨立自主。哪怕寫下娜拉出走之後的魯迅先生，以現代眼光來看，對許廣平的婚後生活也充滿禁錮。以胡適爲代表的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只是從娜拉身上看到了新國民應有精氣神，這點延伸出的各種論戰，最後甚至無關娜拉自己。 我一直覺得《玩偶之家》應該是中學階段女學生的必讀書籍。閒來霸總小說看多少都無妨，只是總歸要有人告知這個世界不是糖果小屋。更何況，娜拉的故事還有原型。 又想起書中提到，這戲在國內演出時，有很多男性觀衆在觀看過程中憤而離席，比如徐志摩。得我會心一笑。 閱讀過程中時不時覺得，娜拉來到民國引發的騷動，如果（曾經的）話劇九人能拍一個戲中戲該多麼精彩。

一本主要講述五四時期女性解放相關內容的書籍，之前看過《五四婚姻》《五四女性》這兩本書，再來看這本，很多地方便得到了串聯，也相互印證。 作者旨在揭露近代中國多種反傳統的男性本位大敘事，是如何發揮娜拉的意象來塑造因勢而變的新女性形象，以爲其服務。 第一章“召喚娜拉”，主要探討清末民初的知識界，如何宣傳利用娜拉的形象，並將其轉換爲塑造中國新女性形象的資源，以及易卜生思想在歐美的發展。當時中國國難當頭，救亡圖存之際，“興女學”“廢纏足”這類思想，本質上都是利用女性來實現宏大的解放民族的敘事。關於廢纏足這一點，最近聽楊芮老師和Alex的播客也都有提到，強制性地讓纏足已久的女性放足，並當街展示，這根本是不把女性當人看的表現，完全是國家的工具。 第二章“自救娜拉”，闡述啓蒙覺醒大敘事，如何爲中國人迎來以“自救”爲特質的娜拉形象。但娜拉現身中國之際，並非以新女性的姿態，而是以新人的形象被宣揚的，這抹去了娜拉的女性本位意識。“易卜生皆有創造與書寫《娜拉》，所帶給西方社會及婦女的解放與發展空間，被五四新文化運動健將萎縮並固定化爲具有單一模式特質的‘出走’”。娜拉從進入中國開始，她的詮釋權，就被男性所奪取。這裏作者也引用了王政老師的觀點，“五四男性知識分子所以熱切投身宣傳女權，在於他們想在此種他者危機的轉變中再現自身”，其實說來說去都是利用。作者在這一章中的觀點極具洞察力，“五四”新時代有意無意忽略易卜生的娜拉走出的是“夫”家門，而把她的行爲當作衝出“父”家門、抵抗舊閽因的典範。中國娜拉走出父家門之後，纔可能進入易卜生筆下娜拉所處的初始位置。走出夫家被五四知識分子變成走出父家，完全是一種回溯的落後。 第三章“抗婚娜拉”，主要是走出包辦閽因的新女性形象。這裏就和之前看的《五四婚姻》連上了，這些所謂的支持自由戀愛反對包辦閽因的男性知識分子，實際並未反抗家長，自身懦弱落後至極。“五四新女性企圖走出家庭，走出傳統，其結果是困處於社會不平等的對待，與包裝自由糖衣的婚姻裏”。不少新文化人（點名魯迅）只敢在文字上倡導婦女解放的思想，實際自身遵守命令娶妻，另談戀愛也對該新女性實行束縛，看不到一點想讓她經濟自由之意。“五四時人筆下的娜拉，多爲複數的、集體的。其中的女性聲音，多半是模糊而缺乏個人特質與主體性的”。 第四章“志業娜拉”，闡述平權解放大敘述下女性主動參與工作的相關情況，志業娜拉或許能努力做一個人，但這個“人”卻仍是男本位的。“花瓶”“摩登女子”這樣的稱呼的出現，以及一些人對她們的批判，完全是惡性循環。“中國抗婚娜拉演進爲志業娜拉後，在社會的變質表現，除了具有不事生產特質的‘花瓶’之外，還有被視爲家庭萬物延申的摩登女子”，看到本章對她們的描述，我真的難受至極。因爲對摩登女子的批判，又進一步造成復古風潮的到來，可謂諷刺至極。 最後作者做出總結，“西方社會對《娜拉》劇作的整體結構、象徵含義與個別人物思想，曾有諸多一輪省思。中國社會，卻高度集中於娜拉最後的出走舉動”，“大敘述之於女性解放，如水之於舟”，出走被當作女性必須履行的任務，但出走的後果，只有女性自己承擔。“婦女從人身言行到生涯發展，都成爲國家機器動員各種力量來干預和指導的客體”，“由上而下的婦運總是受限於大敘事框架。那女平權法律，能被迅速給予，也可被輕易拿走”，這句話不僅限於五四時期，通過看王政老師《尋找國家中的婦女》可以得知，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女權運動的處境依然是這樣，因爲這是一個男權的政黨。 娜拉的精神，放到現在依然不過時，我們都是娜拉。 真的挺推薦的，作者很多地方的觀點都很精闢到位，讓我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和認知，很紮實的一本書！

1918年，《新青年》首次出版專刊“易卜生號”，正式將娜拉介紹給國人。此後，娜拉引發的社會討論不斷，更是成爲新女性的代表。娜拉的敘事，激勵了許多覺醒女性走出家門，去追求爲妻爲母之外的個人價值。但是，許慧琦在她的著作《“娜拉”在中國》中指出，“娜拉”形象在中國的衍變，使得“娜拉”精神有時並不完全爲女性服務，無法使女性從當時的困境中解脫。 在本書中，一個核心問題貫穿始終：爲何一個以女性覺醒爲原型的符號，最終成爲男性主導的現代性規劃的附庸？通過對1900-1930年代“娜拉”形象本土化過程的考察，作者揭示了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背後的社會文化背景，點出新女性論述背後的結構性矛盾——看似進步的性別解放運動，實則是男性精英以“啓蒙覺醒”“自由婚戀”“平權解放”等宏大敘事，對女性主體性的系統性收編，將女性解放收編爲現代化工程的組成部分。 1.發現娜拉-國族自強敘事（清末民初）：探討了清末民初中國新女性意識的萌芽發展，分析了國人如何將易卜生筆下的國外女性形象轉化爲中國新女性形象，並結合中國特定的社會與文化背景，從發現娜拉的角度分析了娜拉在中國的突破與傳統的關係。強調女性對強國保種的責任，將解放與民族救亡綁定。 2.自救娜拉-啓蒙覺醒敘事（五四時期）：聚焦於民國初期五四新女性的形象，強調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傳入，以及青年男女突破傳統束縛的努力，展示了娜拉在“五四”運動中的反傳統能量及其對女性解放的影響。此時期呼籲女性獨立卻忽視其獨特經驗，強調女性擺脫“玩偶”身份，卻未挑戰傳統性別角色，以男性視角定義“人性解放”。 3.抗婚娜拉-自由婚戀敘事（20-30年代）：討論了20年代自由婚戀背景下，抗婚娜拉的形象如何成爲女性爭取婚姻自由的象徵，揭示了女性在婚姻自主方面的鬥爭與社會對女性角色的期待之間的矛盾。此時期聚焦自由婚戀，將女性困境簡化爲反抗包辦婚姻，卻忽視婚姻制度本身的父權本質，缺乏保障女性權益的社會條件。 4.志業娜拉-平權解放敘事（北伐至抗戰前）：分析了30年代平權解放背景下，志業娜拉的形象如何體現女性爲國家、民族和社會奮鬥的精神，探討了女性在社會變革中的角色定位及其面臨的挑戰。此時期將女性解放納入國家革命，要求女性參與職業與國族事業，爲集體事業犧牲個體訴求，卻以“社會貢獻”之名強化對女性身體的規訓。 1930年代爲婦女涉及的出路雖不同，卻都以民族、國家爲前提，要求婦女放棄個人自由的選擇權，以成全國家的集體解放。可是，婦女解放果真能在民族、社會、階級解放後，便自然地相應而至嗎？在延安，丁玲筆下的莎菲女士被批判爲“小資產階級情調”，取而代之的是“勞動婦女”典範；建國後的“婦女能頂半邊天”口號，肯定女性勞動價值，卻忽視了家務勞動，無形中造成“職業-母職”雙重剝削。 書中指出，“娜拉”在中國，主要是被再現爲一個去性化的新女性形象，不過是男性企圖解決自身或社會問題的理想人格投射。這種“去性化”操作，使娜拉成爲男女皆可效法的“新人”，看似以兩性平等爲目標，但無形之中認同了男性中心的價值體系，以男性價值爲衡量標準，掩蓋了女性在婚姻、母職中的結構性困境。既不符合真正女性平等的要求，也不能真正帶來兩性的平等和女性的自由。中國的娜拉論述與娜拉式的出走，並未對中國女性有效地啓發基進女性主義式的女性主體意識。 近代中國女性及其形象，不斷在革命的語境中被塑造——因爲她既是革命的對象，又是革命的武器。在革命的背景下，女性跳出了封建家庭進入社會，跳出了封建社會進入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可惜的是，這樣光榮的成績，是以消融性別意識爲代價的。女性始終無法以自己作爲主要關懷點，來爭取真正“做一個（女）人”的自主權。 百年來，女性始終在男性指導的路上徘徊。無論是清末的"賢母良妻"、五四的"新女性"還是延安的"革命伴侶"，本質上都是男性精英設計的身份模板。變化的只是規訓的形式，而非權力的本質。真正的女性主義不應是新的道德律令，而是將定義新女性的話語權奪回到女性手中，意識到“做一個人”同時也要“做一個女人”，保持“”性別麻煩”的開放性。 魯迅提出的“娜拉走後怎樣”之問，百年後依然振聾發聵：當女性走出原生家庭或婚姻牢籠，是否真的能擺脫更深層的結構性壓迫？經濟獨立只是第一步，社會觀念、職場歧視、家庭分工等隱性枷鎖仍如影隨形。 作者提醒我們，女性解放不應僅是女性的單方面覺醒，而需男性共同參與對性別文化的反思與重構。要想真正地實現婦女解放，就必須突破男性本位的敘事話語體系，挑戰傳統兩性分工的性別權力關係。“從象徵意義上來說，光要女性出走並不夠，還得要男性回家”。唯有打破以往僵化的性別角色與性別權力關係，纔是對男女兩性的雙重解放，真正實現兩性間互信互諒、共同成就。 “那就要等奇蹟中的奇蹟發生了。”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也太有趣了！作者從“娜拉”社會形象的演變來解讀中國近現代女權思想的變遷。 娜拉在中國可以被大致歸爲三種形象。五四初期的自救娜拉，她的女性特質和獨有的女性困境被知識男性有意抹去，模糊成“具普世意味的新人理型”。她只是反禮教傳統的工具人，而男性羣體的性別優勢和傳統的性別分工從未被挑戰。抗婚娜拉出走擺脫了封建家長，卻把解放寄託在自由戀愛上，後來才發現不過是從一個火坑跳進另一個火坑。到了30年代的志業娜拉，女性被鼓勵走進職場、投身國族，卻仍被期待兼顧事業與家庭，這份雙重負擔今天也不算過時，可以說是新時代的賢妻良母。在當時主張“婦女回家”和主張“娜拉出走”的兩派，口徑如出一轍都是爲了國家強盛、民族生存。女性的主體性完全被民族大敘事淹沒。 這一切的根源在於，近現代中國的女權始終是男性本位的女權。用書裏的話說，男性本位觀抱持“男人是人，女人（至多）是類男人”的心態：它鼓勵女人“變成和男人一樣的人”，卻從不鼓勵男人做女人的事，更從未把矛頭指向男性羣體本身。所以社會一出問題，被召喚回家的永遠是女人。爲何男性職場表現差，就沒有人要男子回家當賢夫良父？問題從來不是女性在家還是在社會更有貢獻，而是女性總比男性更容易被剝奪選擇的自由。作者的結論是“光要女性出走並不夠，還得要男性回家”。 而我想更進一步。女本位的女權思想里根本沒有男人的位置，只有作爲女性的自我和其她的自我。這也正是過去這一年我女權思想上最大的轉變。行煙煙上展開講講時被問到《零諾》裏一個男性角色的塑造，她直接說“我不想談，這不重要”。我知道爭取基本的女男平權在現實生活裏仍然道阻且長，但在我的精神世界裏，這場清算已經完成了。我甚至沒有精力留給憤怒，只想全心去展望和創建我全女的生活。用煙寶的話來說，踐行一種“將情緒、時間、精力、陪伴與生命全部交給女人”的生活方式。

花五個小時讀完此書後，內心有種難以言喻的感受，這種交織着痛快與氣悶的奇異感受已經許久未有了。在閱讀過程中，有時想拍案叫好，有時又氣得想一扔了之，但不棄書的習慣還是支撐着我把它讀了下來。讀完後冷靜下來細想，發覺這本書其實能夠在很多方面給我啓發，不僅是在知識層面的，更是在論文寫作技巧以及思考方式層面的。所以整理成文，以防遺忘。 一、史料 閱讀此書最大的收穫，在於接觸了大量此前未曾留意的史料，作者的功底非常紮實，這僅從那長長的參考文獻便可見一斑。作者關注到了多種類型的史料，其中既包括魯迅、胡適、郭沫若、茅盾等名人的論述，也涵蓋了當時報刊上的新聞，還有電影這種不太爲傳統的文學史研究者所關注的文獻。儘管我不敢斷言作者已將這一時期有關“娜拉”的資料網羅殆盡，但整體而言，作者在史料蒐集方面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 另外，作者對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掌握得相當全面，並在註釋中逐一列出，非常方便讀者查找學習。甚至對於一些近乎學界“定論”的表述，作者也嚴謹地標註了出處，如針對“長久以來，‘娜拉’在中國始終因被視爲新女性形象而聞名”這一判斷，作者就注出了許多可以佐證此觀點的論文，這種嚴謹的態度值得學習。 然而，或許正是因爲作者展現瞭如此深厚的功底，吊高了讀者的期待值，以致在看到書中某些不足時纔會感覺更加遺憾。通讀全書，感覺許多史料的價值未被完全發掘，這或許並非作者學力不逮，而是受制於博士論文的篇幅與寫作規範，不容過度展開。例如以下這段： 當時人宣揚自由離婚，總不忘引述西方思想加以闡述；而娜拉終結玩偶婚姻的形象，也再度浮現。愛倫·凱認爲結婚之人在戀愛不再時實行離婚，雖是對婚姻的破壞，卻是必須也是道德的。蕭伯納表示離婚不會破壞婚姻，反更能維護婚姻制度。卡彭特則尊重男女關係的神聖性，主張自由離婚才能真正維護自由戀愛與自由結婚。在這些引經據典的抽象學說中，娜拉堪屬最鮮明具體的女性形象。1922年4月，《婦女雜誌》發行“離婚問題號”，旨在徵求衆人對婚姻與離婚問題的看法，提供讀者進行意見交流。其中，易卜生的《娜拉》被譯成白話文故事版，完整刊出。譯者在前言表示該劇“包含人生問題，社會問題，家庭問題，婦女問題，婚姻問題等，而於本號所討論的離婚問題，關係尤切”。《婦女雜誌》離婚問題專號除重譯《娜拉》劇本以饗讀者外，諸多作者皆不約而同推崇娜拉。茅盾首先指出，《新青年》當初的“易卜生號”唱出了中國婦女問題的第一聲。該號首度譯介的《娜拉》，更是“中國近年來常常聽得到的離婚問題的第一聲：這光景是大家共認的事實了”。章錫琛更以“痛快”來形容娜拉式的離婚……另由周作人所譯現代戲劇談離婚問題之文，同樣表明“當娜拉在《玩物之家》的末場決心離開伊的丈夫的時候，伊宣佈了婦女獨立的模範的宣言”。 這段表述涉及當時引入的多種西方思想、報刊徵文、《娜拉》的不同版本、諸多名家的評論文章等，複雜程度似乎並非這一段文字所能涵括。但由於作者急於推進論文，使得這衆多史料僅是匆匆露了個面，未及深入闡釋便輕輕帶過，讀來實在不太過癮。此類對史料闡發不足的情況並非孤例，又如在“清末民初新女性意識的萌芽”一節中，作者梳理了清末“興女學”風氣的發生發展過程，並指出： 截至此時，清末“興女學”的風氣，仍只限於私人自設層次；女子教育尚未由官方承認並推行。1907年1月24日，學部奏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39條與《女子小學堂章程》26條，首度將女教明文列入正規教育體制內。學部奏摺上有言：“近來京外官商士民，創立女學堂，所在多有。臣等職任攸關，若不預定章程，則實事求事者，既苦於無所率循；而徒務虛名者，或不免轉滋流弊。”由此可知，將女子教育納入學校系統，實爲大勢所趨。 這段論述給我的觀感與前者相同：作者似乎僅滿足於基本史料的羅列，而缺乏進一步的闡釋與分析。於我而言，我讀到此處最關心的問題是從“私人自設層次”到“由官方承認並推行”的具體過程是怎樣的？官方轉變態度的深層原因是什麼？而作者給出的答案僅止於學部奏摺上的一段文字加一句“大勢所趨”，似乎太過簡單。當然，這一問題與作者的整體論述關係不大，不將筆墨花在此處完全可以理解，但相較於註釋“長久以來”一句的嚴謹細緻而言，在這一更關鍵的問題上，讀者期待更深入的探討或至少是一個相關文獻註釋，恐不爲過。 二、立場 或許有人會說，此書看似進行文學史研究，但實則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所以把論點闡釋清楚纔是最主要的，史料只是其次，那麼這種強烈的現實指向正是我想探討的第二個方面。全書分爲四個部分，分別是“召喚娜拉：國族自強大敘事下的新女性論述”“自救娜拉：啓蒙覺醒大敘事下的新女性”“抗婚娜拉：自由婚戀大敘事下的新女性”和“志業娜拉：平權解放大敘事下的新女性”。當時看到目錄我就心裏一驚，因爲H老師早就告誡過要警惕那些目錄像豆腐塊一樣整齊劃一的論文，因爲歷史本身太過複雜，往往無法被概括成幾個方方正正的題目，因此這樣的目錄很可能說明作者對歷史進行了某種程度的簡化。讀罷果然印證了老師的觀點：儘管作者在行文過程中試圖對這四部分進行勾連，比如指出“志業娜拉多半曾爲自救與抗婚娜拉，但更加重視婚姻家庭之外的自我實現與社會/國家貢獻”，但總的來看，全書還是更像四個相對獨立的論述單元，整體性稍顯不足。在作者筆下，這些不同類型的“娜拉”是應中國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需求而次第出現（或被要求出現）的，然而這不同類型的“娜拉”或許很難截然分開，它們完全可能集中在一個女性身上，比如謝冰瑩。此類個案本可進行深入分析，以此勾連起全書脈絡，但作者選擇的寫作策略是選取符合各主題的案例分別論述，此舉雖然引入了豐富的史料，卻也產生了零碎和淺顯之感。 更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作者所持的立場有時讓人覺得像是在“抄近路”，這或許也是研究對象過於貼近現實和自身而產生的弊端。試看以下這段話： 平權解放大敘事的加持，確實促進志業娜拉擁有勝過以家庭爲主要生活空間的女性自我表現渠道。尤其當衛道者以舊瓶裝新酒的賢良論述，要求中國娜拉回家時，平權解放的敘事論述相當程度捍衛了職業娜拉的立場。但這類強調男女平權的大敘事，並未挑戰家庭的性別分工與男性本位的社會政治體制。換言之，男性原有的國家統治權力、社會經濟優勢與文化論述權威都一如既往，女性只是（被）期許上升到男性那樣做社會/政治人的高度。志業娜拉或許能努力做一個人，但這個“人”卻仍是男性本位。 這段話頗能體現作者的行文風格：她似乎傾向於直接給出論斷，並將女性置於一個結構性的受害者位置，這其實是一種很省力的做法——無論發現什麼史料、進行何種闡釋，結論總指向女性仍然活在男性的桎梏之中，那這樣的研究還有什麼深層價值呢？我這樣說並非是想否定上述結論，因爲男性本位的確是事實，只是作者面對這一事實的論述方式和態度令我難以完全認同。我本來期待看到作者從社會歷史層面深入分析這一現象的成因，展現當時女性的反抗過程，並給予她們公允的歷史評價，然而作者所做的似乎更多是通過解讀史料和文本來印證這個人所共知的結論，並且以一個“但”字將女性的一切努力否定爲“仍是男性本位”。可是，在那個許多女性都做不了“人”的年代，她們能成爲“志業娜拉”已是歷盡艱難的突破，那個年代也根本不具備更進一步發展女性主義的社會條件，作者所持的評判態度，是否帶有幾分後來者的苛責與傲慢？ 另外，在作者的論述中時常體現出鮮明的二元對立傾向，似乎預設了女性和男性分別“應該是”什麼樣的，或徑直認爲男性說的都是男本位話語，女性則是無可置疑的被壓迫者，這導致其論述出現了弔詭的遊移：一邊爭女權，一邊卻不自覺地自降身價。例如在評價“志業娜拉”時，作者表示：“這般愛國、爲民、服務羣衆的娜拉，具現民國新女性的公益樣貌，也擴大女性的社會參與。但這些擴大社會參與的女性發展空間，卻又是以‘去（女）性化’的特質爲代價。”稍加思索不難發現，這種論述帶有本質主義的色彩。若強行界定何爲“女性化”，恐怕只有生理區別和愛化妝打扮（這一點甚至也可以刪去）了，而根據作者前文的論述，依據這些特徵得到的工作大抵只是當“花瓶”。由此，作者的觀點便顯出前後矛盾：“女性化”的特質限制了女性發展空間，“去女性化”在作者筆下又彷彿是對女性的不公，作者對職業女性的態度究竟是什麼？更重要的是，作者所舉的“愛國、爲民、服務羣衆”這些品質，難道和性別有必然關聯嗎？ 我一直認爲，許多問題不能僅放在性別議題的單一維度下審視，必須置於更廣闊的視野中才能抓住重點。比如近年來網絡上有許多對於公司不願招女員工的討論，表面是性別議題，實則是勞資矛盾，若只關注男女不平等則難以觸及問題的根本。同樣，“愛國”“救亡”等大敘事也不能被簡單定位爲男性話語，認爲這些是男性精英“通過界定、塑造並規範新女性的言行及道德特質，強化其論述權威與社會/性別優勢”的產物，這種論述把政治話語硬生生簡化爲性別話語，不免有些牽強。這或許也是爲什麼整體讀來我覺得第二部分最有力、第四部分最薄弱的原因，因爲對於“啓蒙”“覺醒”這些話語而言，當時的情形確如作者所言，“娜拉的詮釋權，在中國一開始就被男性攫取，使中國女性只落得追隨、被代言的地步。娜拉作爲中國新女性形象，並非因女性自身覺醒，或因應社會自然變遷而誕生，而是知識男性在激烈反傳統的過程中，呼籲女性共襄盛舉的產物”，這些話可謂一針見血；但到了面對民族解放、社會志業這些話語時，再一廂情願地強調“娜拉可被各種男性本位大敘事，賦予符合男性界定的時代需求之特質”，則顯得說服力不足。 此外，作者的基本立論是男性精英主導了話語，這就導致作者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另外兩個重要問題：那些發聲的知識女性與男性的視角是否存在差異？女性在實踐過程中，其行爲是否與男性提倡的理念發生牴牾，進而催生了實踐與理論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些複雜面向似乎都被作者簡單化處理了，在她看來，女性彷彿只是亦步亦趨地跟隨男性的步伐，這種論述實際上抹殺了女性的主體性，也迴避了歷史本身的複雜性。若繼續追問還能發現，“女性”羣體內部的差異也是巨大的，而作者其實忽視了由種種因素（尤其是階級）造成的複雜現象，而只是關注到了性別這一個層面，導致在論述時對下層女性的討論不夠細緻。當然，這一問題的出現也是情理之中，畢竟作者的選題實在太過宏大，最初看到書名還以爲作者想討論“娜拉”這個文學形象在不同時期的闡釋流變，開卷才知“娜拉”只是一個寬泛的指稱，作者的實際意圖是討論1900-1930年代新女性形象的演變，這就大大擴充了討論內容，使得作者的論述不可避免地顯得左支右絀。 所想大致如上。我無意於對作者進行苛責，寫下此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提醒自己日後寫文章時儘量避免類似問題，並嘗試藉此闡發自己對女性主義的一些想法。總而言之，在閱讀許慧琦老師這本《“娜拉”在中國》的過程中，我收穫頗豐，無論是知識積累還是方法論啓示均受惠於作者的努力，這是我要萬分感謝許老師的。

看引言的時候以爲又是一本陳詞濫調但是作者紮實的資料搜尋和歷史材料佐證讓作者在已經顯得有點過於平庸的論點內找到了很多關於娜拉論述的新穎之處。全書的理論引用和討論有些陳舊了，無論是從戴錦華還是李歐梵等等學者處引用而來的分析方式或者是關於家庭都有太多前人論述，不免落於窠臼，但是作者的材料功底讓我看到越看到後面越感到有點眼前一亮。對娜拉形象的多層面分析都非常到位，依照時間線梳理的娜拉形象的變遷也沒有因爲章節的割裂而顯得論述割裂，章節分佈也很整齊，看得出框架結構下了苦功。 但是非要說還是有一些不滿意，關於史料的新解讀並沒有真正深入，而只是泛泛而論提出一些新解讀方案，但是其實很多視角並沒有能深入，或許關於娜拉我們可以從裏面繼續反向叩問當時的女性主體現實，重塑當時在男性論述中的女性論述和視角（說起來我居然到現在才知道阮玲玉的自殺和新女性角色出演上有明確的時間關係），書中爲了論述男性視角帶來的女性解放帶來的各種影響，其實也在有意無意削減女性主體形象以及當時的女性性別認知。同時很微妙的是，作者也拒絕在全書中給出男性視角造成的結構性的無知的詳細論述，男性視角是怎樣通過無知來造成女性解放過程中的傷害的——換句話說作者一直試圖反反覆覆證明的男性視角如何霸佔女性解放敘事這件事，從未真正細化到對男性論述的反思和重估裏面來。作者在理論引用上泛泛引用了常見的關於男性解放女性的敘事傳統，但是並未深化，使得這本書的價值落在了史料的新究，但是非常可惜作者沒能在如此帙卷浩繁的史料裏面找到更多男性視角真正匱乏的東西，使得全書的批判顯得過於泛泛而談了。一整本書只是批判了男性視角卻從不深入提及這樣的對女性的忽視是從何種細處勾連了女性生活悲劇，讓本書的論述邏輯和方式都有點雞肋。但是鑑於史料的新視角點一個推薦吧…或許只有堪堪及格。

歷時一個月，終於斷斷續續地看完了，期間一度讀到想棄書，尤其是讀到一些明顯的史實偏差性解讀的時候更是火冒三丈。作者以清末女界激盪爲起點，再到《新青年》引介娜拉，聚焦於《玩偶之家》娜拉形象在中國的百年傳播與重塑，從知識精英的角度分析不同時期社會知識分子對娜拉形象的詮釋與挪用，重現了娜拉作爲中國女性覺醒符號的文化建構過程。 許慧琦的文本結構與史料援引能力很強，論文文本結構完整，邏輯架構清晰，可以看出其治學能力不弱。然而通讀全文，有一點問題卻讓我始終介懷，即作者對於社會經濟結構缺乏實證性考察與分析，過度聚焦文本，同時也有簡化歷史的虛無主義傾向，我將這些疑惑與自己的思考寫在了閱讀過程的筆記中，在這裏做如下總結： 1、作者採用的是一種性別敘事的單一維度，將女性解放簡化爲性別對抗，刻意迴避或有意識無視了階級差異對女性處境的分化，將娜拉形象單調投射爲中產階級知識女性的困境，迴避了同時期底層女性更爲悲慘的命運（淪爲娼妓、佃農、薪資低下的女工等）。 2、用性別視角迴避歷史的複雜性，革命時期的女性解放與階級敘事緊密相連，工農婦女通過一系列革命鬥爭與參與土地革命獲得經濟獨立，參與社會事務推進民族解放，但作者將這一時期的女性解放歸功於唯心層面的意識覺醒，行文間多有對階級鬥爭的貶低，對革命女性在婦女解放運動中的主體性選擇性無視，甚至將她們的選擇一廂情願地定義爲“去性化”，引導讀者對革命女性的誤讀。 3、研究方法論單一，作者執着於文本符號的分析，聚焦於文藝層面的“娜拉”形象的演變，缺乏對社會經濟結構的實證考察，論述懸浮於意識形態表層，在文中雖大量介紹不同階層女性的“出走”，但未能分析解釋清楚她們出走後差異性結局的根本原因，如爲什麼知識女性出走是追求教育、婚戀自由，而國民革命時期的農村婦女，出走是爲了“爭生存”？ 4、行文觀點有本質化性別對立的傾向，將男性羣體籠統地視爲壓迫者，忽略同一階級的勞苦男女同樣受制於階級剝削的現實，導致性別批判淪爲虛妄的道德指控，不敢或者不願進行更本質的對於私有制剝削階級的物質指控，削弱了分析的客觀性。 5、最終，作者的結論部分，毫無意外地走入了對私有制婚姻制度調和擁護的老路，從前文對女性形象的分析，極速轉入對男性迴歸家庭殷殷懇切的盼望，仍不願進入對社會物質層面的冷靜思考，反而繼續進行着一廂情願的呼籲。 綜上，這本書在文本史料角度補全了我對於五四以來新女性形象的建構過程的知識，但其過度聚焦性別敘事而陷入歷史簡化主義的傾向是我所不認同的。我將更加堅定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去思考和踐行婦女解放之路的決心。

厭煩論跡不論心的論調 “女人，如果不屬於科學，就將屬於教會。”這種動機之下，心理學纔開始把女性納入人的範疇進行研究 因此，夏爾科、布洛伊爾對女性歇斯底里的研究，形式像是在展示“子宮動物奇觀” 這樣的背景下，我從不認爲弗洛伊德應該被賦予那麼多負面意義，他好歹把女人當做人來研究 娜拉這個形象也被用來服務這樣的動機 “女性如果沒有知識，容易屬於封建社會。”因此，陳獨秀倡導娜拉形象引起創辦女校的風潮，校訓卻總指向“知識女性如何更好地服務夫權” 於是，娜拉本質反對男權的形象，被扭曲成對父權形式的調整 魯迅的《傷逝》從來不是在嘲諷娜拉，而是在嘲諷一個口頭上高呼解放、骨子並未爲娜拉預留立足之地的社會。正如歇斯底里症大行其道的年代，女性的權利也尚未被任何一紙法律所承認 他人即地獄是這樣噁心的現象，個人的真實之重隨着成爲歷史被別人隨意扭曲，用來服務自己的敘事目的

偏學術性的作品，梳理相當細緻。話語即權力，社會環境的變化和性別權力結構決定着“娜拉”形象的內涵，家庭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交織也讓“娜拉”的覺醒和出走變得更加複雜，讀完讓人覺得“娜拉”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