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廣東回族

讀於廣州。極簡史，中規中矩，以廣州爲中心。 一、唐到清 廣東地區穆斯林族羣的發展脈絡，與國內其他回族聚居區域存在顯著的地域性差異。其族羣起源可追溯至唐宋時期，以經由海上絲綢之路來華的阿拉伯裔番商爲主體。唐代黃巢起事，以阿拉伯穆斯林爲主的遭受屠戮的廣州番人，規模達十二萬之衆，足證彼時廣東阿拉伯裔番客聚居規模之龐大，這一族羣起源底色與內地陸上絲路沿線、西北族羣的形成路徑截然不同。 自元代至明清時期，廣東穆斯林族羣始終通過外來人口遷入進行延續和發展，遷入羣體涵蓋軍事駐防人員、商業商戶、仕宦從政者等多元階層，族羣結構持續得到補充與重構，形成了有別於地方性族羣繁衍的發展模式。 清代廣東穆斯林族羣呈現出自身獨有的社會組織特徵，其參照當地成熟的商會體系與民間慈善組織架構，建立起系統化的族羣內部慈善互助機構以及相對完善的互助保障機制，這一組織化、制度化的慈善實踐形式，在同期國內其他回民聚居區域較爲罕見。 二、民國迄今 民國時期，廣東穆斯林族羣伴隨社會近代化進程，在新式學堂等領域實現了一定程度的革新，但整體發展進程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核心有二，一是權勢，二是經學。 一方面，民國時期廣東穆斯林族羣發展的核心制約，在於晚清政治體制崩塌引發的族羣地位驟降。清代該族羣中多有人入仕清廷，在傳統階層結構中佔據較高社會地位、擁有穩定的話語權；晚清民初舊有官僚體系瓦解，使其喪失關鍵的政治依託，傳統發展根基動搖，直接阻礙了族羣轉型，加劇發展困境——晚清民國西北特別是河湟回民社羣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時軍閥羣體的庇護。 另一方面，經學人才斷層亦是廣州回民社羣發展的桎梏。近代廣東雖曾有田家培、馬瑞圖等知名雲南經師前來任教，一度帶動當地伊斯蘭經學文化的短暫興盛；然隨着諸賢相繼離開，經學傳承立馬陷入後繼乏人的窘境，整個傳統難以爲繼。 最致命的危機當然還是出現在民國之後，先有大規模是改造和體制化，後有追逐資本主義的狂潮，二者合流，傳統徹底傾覆。進入今天的先賢寺、懷聖寺，盡皆是非洲面孔和西北口音，本地人幾乎一個也沒有，而在事實上，廣州世居回民人口目前還有一萬多。 補記:提前透過書籍資料瞭解一個地方，基本上能夠掌握該地文化與社會狀況。抵穗前讀畢此書得出上述結論，離穗前從先賢寺阿衡處得知具體情況與此相似——因意外的訪談而錯過了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