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中國老齡化的挑戰（輕經濟）

作者首先分析了工業化之前和工業化之後人類生育模式的變化和原因，工業化之前，人類生育模式的特點是雙高——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工業化以後，人類生育模式的特點變成了雙低——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雙低意味着每年有更少的人出生，和老年人壽命的延長，這種情況如果一直持續下去，會導致一個結果:中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這種情況可以用三個字來概括——老齡化。 作者認爲日本和中國的情況是最相似的，因爲兩國的人口密度非常接近，而且日本在老齡化這方面走在中國的前面，所以日本的有些經驗是可以爲我們所借鑑的。 日本在二戰中付出了較爲慘痛的代價，這場大戰，使得日本的男性幾乎都死的差不多了，日本國內的勞動力嚴重不足，爲了改變這種糟心的局面，二戰結束後，日本大力鼓勵生育，迎來了著名的“嬰兒潮時代”。這一時期，日本的經濟蒸蒸日上，不斷進步的技術爲社會創造了相當多的就業崗位，人們對未來的期望普遍樂觀，因此生育意願極高。 但是好景不長，1974年是個重要轉折點，1974年以後，日本的經濟就開始走向了下坡路。到了2009年，日本國內人口情況更加嚴重，總人口開始下降。2023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30%，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中國的情況如何呢？從數據來看，比日本稍微好一點點，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爲15%。但這不是一個值得歡呼雀躍的信號，因爲實際上，中國的人口問題不是比日本好，而是比日本遭，中國的老齡化速度遠超日本，未來的處境極其嚴峻。 第二部分講的是老齡化時代的金融問題，這部分的分析挺值得一看。 我寫了三點筆記。 1. 很多人都認爲科技革命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是線性的，科技革命必然會推動經濟增長，但相關研究表明並非如此。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的因素對我們而言是有些許陌生的，這個因素叫做效率提升。那麼效率提升一般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會出現呢？兩種情況，一個是技術革命，一個是技術創新。 2. 爲什麼現在科技這麼發達，很多國家的經濟卻反而停滯不前甚至走向倒退了呢？ 我們一直對經濟的發展存在一個誤解，認爲科技的進步必然會推動經濟增長，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不是。我們簡單回顧一下前幾次工業革命啊。第一次工業革命，瓦特改良了蒸汽機，人類從此進入蒸汽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人類進入電氣時代。這兩次工業革命後，人類社會整體的經濟水平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可是第三次工業革命之後，尤其是現在，人工智能發展越發壯大以後，經濟發展卻停滯不前了，爲什麼？因爲我們判斷經濟有沒有發展，不是單純看一個社會有沒有發生科技革命，而是要看這個科技革命有沒有創造新的工作崗位，有沒有推動產業鏈的延伸，前兩次工業革命都滿足了這個條件，所以極大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可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怎麼樣呢？我們來想想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成果是什麼？是自動化、計算機、互聯網、人工智能，客觀來講，這些成果的確也創造了一些新的崗位，但它同時也對就業市場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尤其人工智能，它替代了非常多的人工，讓很多人失去了就業機會。 3. 現在中國經濟問題也日益嚴峻，每年一千多萬大學生畢業，其中必定有相當多一部分找不到工作，其次，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出生率也一年比一年低，這種局面之所以會出現，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大家沒錢，不敢生，生了養不起。沒錢，沒人消費，國內經濟循環不起來。怎麼辦？作者舉了日本和一些發達國家的例子。幾年前，也就是疫情期間，這些國家也和今天的我們一樣，面臨着同樣的問題，他們是怎麼做的呢？直接撒錢，簡單粗暴。這種方式的目的是什麼？讓市場和民衆對未來重新恢復信心。 那現在中國該怎麼辦？作者認爲應該照搬這種方式，直接向民衆撒錢，以提升他們對未來的信心。“當下經驗表明，在經濟下行週期，直接向民衆撒錢、修復市場信心，纔有可能改善經濟預期。”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作者給出的這種解決對策都太天真了。

這是一本可以一口氣讀完的小書，人口老齡化已經來臨，並且將持續加劇，對宏觀經濟、個體發展和選擇都有深刻的影響。 作者首先分析了中日人口老齡化的對比:日本從1974年到2009年，經歷35年；中國從1991年到2022年，用了31年。兩國人口老齡化有很多類似的地方，比如低慾望社會加劇，經濟下行等，但是也有顯著區別——日本是先富後老，目前人均GDP爲接近40000美元。而中國是未富先老，目前人均GDP爲12000多美元，僅相當於日本1985年時的水平。 此外，中國作爲大陸國家，地緣政治複雜。中俄、中日、中韓朝、中印、中菲、中越等關係非常複雜，這爲經濟發展帶來更多挑戰。日本作爲海洋國家，二戰時美國之所以使用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最大的原因也是由於跨海登陸本土作戰代價太大。 作者還分析了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只有創造新任務、降低產品或服務價格、代替技術而不是人力的新技術才能改善就業，促進經濟更好發展。 針對現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解決辦法。政府要直接撒幣於民，修復市場信心；企業要積極向海外擴張，建立海外市場。此外，要修復與全球的關係，妥善處理內亞地區危機，贏得安全的發展環境。 讀完書還可以和當前的一些政策作結合。比如這兩年的以舊換新補貼政策，對消費的拉動確實有效。 也可以窺見一點中美貿易戰會給國內經濟帶來的衝擊。 作爲普通人怎麼應對呢？每個人面臨的情況不同，我只能收縮各種支出，以應對看不到底的下行。

非常推薦。作者從工業化、金融、技術創新與自動化、社會富裕與分配以及地緣政治五個方面，探討了老齡化社會對工業化國家的巨大挑戰。分析了日本在應對這些挑戰時的經驗教訓，以及中國可借鑑之處。整體來看，好像有點悲觀，但實際上人類在走完工業化，至少到目前爲止，從1780年以來到現在的工業化週期裏體現出來的一個普遍規律就是老齡化，它是整個人類在工業化進程中面臨的普遍問題。。時代大勢在發生變化，歷史趨勢與過去40年的高增長時期不同，我們每個人都更應關注自身策略的調整。在宏觀環境發生變化時，若仍依賴過去的經驗行事，很可能失敗；而及時調整策略，就有可能在不利的大環境中發現機會。我們不是爲了這十幾億人的命運去負責，而是爲了我們自己、我們的家人、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同事，我們是爲一個個小團體去負責。

有幾個觀點還是有一定深度： 一、凱恩斯理論在工業社會經濟週期中的應用效果不同。在工業社會上半場的經濟上行週期中，凱恩斯理論備受推崇。凱恩斯主義解決經濟問題的核心原理是增加貨幣供應。在經濟上行期，增加貨幣供應能夠降低貨幣價格，促使更多的人投身創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改善社會經濟預期，推動經濟良性循環。但在經濟下行週期，凱恩斯主義往往失效。此時增加貨幣供應，無法改變市場主體的信心，也難以調整經濟體運轉的貨幣乘數。現實中，消費人羣減少，市場萎縮，企業對未來預期降低，工作機會減少，生育率下降，增發的貨幣在金融系統中空轉。 以日本爲例， 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延續了20世紀80年代的思路，加大對生產領域的投資，開展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實施產業政策，但這些措施未能有效拉動消費。企業獲得資金後，並未用於擴大生產，而是優先償還銀行債務，改善自身的資產負債狀況。即便債務還清，企業也不再積極爭取政府資金，因爲他們深知，政府資金並非無償使用，若無法滿足政府要求，還需承擔相應責任。因此，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金融機構實施的刺激政策未能有效傳導至消費端，資金在金融系統中空轉，這也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徵。企業始終致力於修復資產負債表，而未採取擴張型戰略，這背後與日本的經濟結構和人口結構密切相關。當市場信心缺失，資金難以有效投入市場時，降低資金價格已無法發揮作用。 二、工業革命和計算機互聯網革命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提升效率不同。 以美國數據爲例，1920年至1970年間，第二次工業革命成果，如汽車、電視、電話等廣泛普及，這一時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爲突出。其持續時間長達50年，全要素生產率約爲1.89。而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信息革命，計算機和互聯網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僅持續了10年（約1994年至2004年）​，這期間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值僅爲1.03，持續時間大幅縮短，貢獻值也降至約爲原來的一半。這表明，計算機互聯網革命對人類人均GDP增長的貢獻遠不及第二次工業革命。 自動化不是出路。這裏引入阿西莫格魯的觀點：自動化技術能否改善就業狀況，取決於是否滿足以下三大條件：其一，能否創造更多新任務；其二，能否有效降低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其三，在替代過程中，代替的是技術還是人力。通過一系列分析，作者認爲，20世紀70年代後的自動化技術以及當今的人工智能技術，對於改善工業社會下半場面臨的需求不足、人口萎縮、金融萎縮等問題，作用有限。 三、如何應對未富先老？當國內因老齡化出現消費萎縮、人口減少等問題時，政府和企業可分別採取相應措施應對。政府方面，可通過“直升機撒錢”的方式，即大規模直接補貼民衆，增強民衆消費信心，提高消費能力。企業方面，則應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尋找更具消費能力的市場，以更大更富裕的海外市場收入來維持自身創新能力，從而在老齡化的背景下謀求長遠發展。

看了好幾本書，都在說老齡化加速到來，讓人不免產生不少憂慮，尤其是聽到未富先老這個詞，真的非常的悲哀。 人口紅利消失，人的價值必然越來越大，人工成本必然走高。人工智能讓這個時代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爲人口規模減小提供了破局的機會。 近幾天讀了一本寫紫金礦業的書，我才注意到原來中國的一家有色金屬上市公司已經做到了開發全球資源的大體量全球型企業了，很爲它感到驕傲和讚歎。這家企業不就是走到了3.0的出海階段了嗎？ 我們國家的出海經歷了早期的輸出礦產資源和初級加工品，到現在做自主品牌產品和服務出海，甚至是控股海外的礦產資源和港口，從利潤的最低端的來料加工製造，逐漸走上了微笑曲線的兩端，這是我們應該走的發展之路。 人口紅利逐漸消退，我們有未富先老的風險，我們當下要擺脫內卷，把目光對準海外，廣闊的全球市場還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個體在大趨勢面前的能量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總有膽子大的人勇敢地選擇走上風口浪尖，很多人被風浪捲入海底，也有很多人被拍回岸邊，還有不少人被推向浪尖勇立潮頭。 當下的人工智能時代，科技在快速發展，一波又一波的人和企業，進入到浪潮之巔，爲世人所熟悉，過上幾年，大浪淘沙，有新的人被推向浪尖，原來的那一撥人淡出人們關注的視線。 具體到個人，抓住歷史機遇，保持機動靈活，敢於邁出步伐，順勢而爲，摒棄雜念，踏實付出，即使是在未富先老的大環境裏，也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之路。

工業化帶來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結構，帶來不可逆的老齡化問題。除了移民國家美國，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在面對老齡化的挑戰。 中國的老齡化挑戰格外嚴峻。我們總是讚美中國國運亨通、工業化的速度舉世矚目，而我們卻忽略了中國老齡化的速度同樣驚人，所有命運饋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同樣是老齡化，與日韓等國家相比，中國還存在未富先老的問題，日韓已經是發達國家，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有錢老人和沒錢老人的晚景生活有着雲泥之別。 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衰老的最大特點不是身體機能的老化，而是慾望的降低。老年人本身需求減少，消費的慾望也降低，而消費是驅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面對消費疲軟的問題，實踐中最有效的方法是“直升機撒錢”，即直接給民衆發錢。中國的消費券、國家補貼、消費貸貼息都屬於“直升機撒錢”的一種方式。在提振消費的過程中，比撒錢更重要的是提振信心，但全社會可見且堅信的老齡化未來，這本身就是一種缺乏信心。 老齡化對地緣政治的影響。社會中，沒有孩子的老人是會被喫絕戶的；地緣政治中，沒有年輕人的政體也會被欺辱。從老齡化角度看俄烏戰爭，是可以理解俄羅斯的憂慮的。俄羅斯是典型的老齡化社會，國民平均年齡41.5歲，如果讓北約部署到家門口，未來五十歲的俄羅斯士兵面對三四十歲的北約士兵能有多少勝算？同樣，中國當前平均年齡39.8歲，而印度平均年齡29.5歲。隨着老齡化進程的加劇，在未來的邊境衝突中，五十歲的中國士兵還能夠飛踢二三十歲的印度士兵嗎？ 老齡化是工業時代的“馬爾薩斯陷阱”，只有科學技術的突破才能打破治亂循環的過程。新技術能否改善就業狀況，取決於是否滿足以下三大條件：其一，能否創造更多新任務；其二，能否有效降低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其三，在替代過程中，代替的是技術還是人力。當前的AI、自動化等技術都無法解決需求不足、人口萎縮、金融萎縮等問題。我們只能期待有新的劃時代技術出現，將人類文明推向更高維度。

建議書友們閱讀此書，文中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解答了國人內卷嚴重且日漸焦慮背後的深層次原因，能夠揭開大家心中的迷團，雖然沒有直接給出每個人具體的解決方案，但從字裏行間及中日對比案例中也可以看出端倪，走出困境的方法是拓寬眼界，拓寬市場，走向全球……

✍️由於中國是人口大國，在銀髮經濟時代，所面臨問題的速度、廣度和深度都將比當年的日本更爲激烈。 1️⃣人口萎縮會進一步導致金融活動萎縮。年輕人步入社會後面臨結婚生子、貸款買房買車、購置大型家電等需求，是金融消費的主力軍；而老年人消費需求相對較低，每月生活開銷較少。 2️⃣在金融活動中，年輕人貸款增加時，金融處於擴張週期；年輕人貸款減少，金融則進入收縮週期，目前來看，這一趨勢難以逆轉，人類社會的大週期中，金融活動自身難以抗衡這一變化。 3️⃣日本屬於先富後老，而中國則是未富先老，這是兩國在老齡化問題上的顯著差異。 4️⃣中國老齡化速度較快，這對科技創新、企業盈利和未來經濟預期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 5️⃣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大陸國家的特徵。中國陸地邊境漫長，陸地鄰國衆多，政治關係錯綜複雜。中國與俄羅斯曾存在領土糾紛，雖目前關係向好，但歷史遺留問題仍需關注；朝鮮半島局勢存在衝突風險；東海的釣魚島的歸屬問題是中日之間的矛盾點；臺灣海峽局勢一直備受關注；南海海域與菲律賓、印尼、越南等國存在島嶼爭端；中印邊境也曾發生衝突，雖近期有所緩和，但爭議地區的控制權問題仍有待長期解決。 6️⃣時代大勢在發生變化，歷史趨勢與過去40年的高增長時期不同，我們每個人都更應關注自身策略的調整。人們首先生活在具體的家庭和職業環境中，需要做出具體的決策，如支持家人、照顧身邊人、選擇職業等。在宏觀環境發生變化時，若仍依賴過去的經驗行事，很可能失敗；而及時調整策略，就有可能在不利的大環境中發現機會。

從理想社會角度讀《未富先老：中國老齡化的挑戰（輕經濟）》 當“未富先老”的命題從人口統計數據變爲切近的社會現實，如何在經濟基礎尚未豐裕的階段，爲規模龐大的老齡羣體構建有尊嚴、有活力的生活圖景，成爲通往理想社會的必答題。張笑宇的《未富先老》跳出“危機敘事”的窠臼，以“輕經濟”視角將老齡化轉化爲社會重構的契機，從理念更新到實踐路徑，勾勒出一幅兼顧公平與效率、包容與活力的理想社會藍圖。 一、理想社會的基石：讓每個生命階段都綻放價值 傳統認知中，老齡羣體常被視爲需要社會供養的“弱勢羣體”，而作者在書中撕開了這一標籤的侷限性。他以中國“人均GDP僅爲美日1/9時進入深度老齡化”的現實爲起點，提出“銀色經濟”的核心命題：老齡羣體的消費需求、人力資本與數字技能，本身就是經濟增長的新源泉。這種理念的革新，直指理想社會的本質——不是對特定羣體的單向度保護，而是讓每個生命階段都能釋放價值。當老年人既能通過適老化就業參與社會分工，又能以消費力拉動醫療、文娛等產業升級，“老有所爲”與“老有所樂”便有了共生的土壤，這恰是理想社會“人的全面發展”在老齡階段的具象化。 二、制度保障：在代際平衡中築牢公平底線 理想社會的公平，從來不是靜態的平均，而是動態的平衡。書中以“制度先行”爲綱，構建了從養老金全國統籌到醫保支付改革、從醫養結合到區域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網絡。這些設計的深層邏輯，在於破解代際矛盾的困局：通過再分配機制減輕年輕人的贍養壓力，以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城鄉老齡羣體的保障差距，最終實現“老有所養、弱有所扶”的樸素願景。在作者筆下，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風險兜底的“安全網”，更是代際之間傳遞善意的“紐帶”——年輕一代不必因沉重負擔而焦慮，老齡羣體不必因資源匱乏而不安，這種雙向的安全感，正是理想社會公平性的核心體現。 三、多元共治：讓資本與公益在養老領域找到平衡點 金融工具的創新，在書中被賦予了“激活養老生態”的使命。作者提出的養老目標證券、REITs、保險信託等路徑，並非簡單的“市場化變現”，而是試圖構建“政府託底—市場擴容—個人參與”的多元格局。在理想社會的圖景中，金融不是冰冷的資本遊戲，而是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平臺：政府通過政策引導確保養老服務的公益性底線，市場通過競爭提供多樣化選擇，個人則能通過長期規劃積累養老資源。這種“雙輪驅動”既避免了公共財政獨力支撐的不可持續，也防止了市場化帶來的普惠性缺失，讓資本力量真正服務於人的晚年福祉。 四、產業與生活的共生：在結構重塑中實現“全生命週期適配” 理想社會的產業形態，必然與人類的生命節奏相呼應。書中對產業升級的描繪，呈現出鮮明的“全鏈條適配”特徵：製造業的自動化解放勞動力，讓老年人的經驗價值得以凸顯；服務業的“醫養結合+文化娛樂”，將養老從生存需求升級爲生活品質需求；房地產業的“居住+照料”轉型，讓家不僅是居所，更是持續獲得照料的空間；科技企業的智慧養老探索，則用技術彌合身體機能的侷限。這種升級背後，是對“人在不同生命階段角色自由切換”的尊重——年輕時是生產者，年長後是消費者與貢獻者，而產業始終提供恰到好處的支撐，這正是理想社會“以人爲本”的產業倫理。 五、養老全球化：從“獨善其身”到“共生共榮” 老齡化從來不是單一國家的挑戰，而是全球性的課題。作者強調，中國的老齡應對不能侷限於本土資源，而需通過區域協同、國際合作與技術輸出構建“命運共同體”。城市與鄉村通過養老資源流動縮小差距，國內與國外通過技術共享降低應對成本，這種開放姿態打破了“零和博弈”的思維定式。在理想社會的藍圖中，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壓力，反而成爲促進要素流動、優勢互補的動力，讓中國的老齡應對經驗既能服務本土，也能惠及全球，這正是文明社會應有的擔當。 當然，這本書並非完美無缺。對農村“留守老人”的生存現狀、城鎮低收入職工的養老困境，實證數據的更新稍顯滯後，削弱了部分建議的針對性；金融工具在落地過程中，如何平衡政策約束與公益屬性，也需要更多本土案例的驗證。但這些侷限，恰恰提醒我們：理想社會的構建本就是在實踐中不斷修正的過程。 《未富先老》的價值，不僅在於提供了一套應對老齡化的“操作手冊”，更在於它重新定義了理想社會的路徑——它不是等經濟足夠發達後自然降臨的“禮物”，而是在直面挑戰中主動創造的成果。當制度有溫度、資本有擔當、產業有適配、視野有胸懷，“未富先老”的壓力便能轉化爲社會進步的動力，讓每個生命都能在歲月流轉中從容綻放，這或許就是老齡社會背景下，理想中國最生動的模樣。

初看感覺還可以，又讀了一遍，發現錯誤觀點比較多。 採礦業用蒸汽機不是因爲機器便宜，而是因爲蒸汽機效率高並且想挖深層只能用蒸汽機，人力畜力排水效率有極限，只能開採淺層礦脈，有了蒸汽機後效率提升纔可以開採深層礦脈。 科技一定是國家強盛的根本，未來ai會更多的應用在工業上，而不是作者以爲的編程，電子信息類產品的製作上，也只有這樣我們的製造業纔能有夠深的護城河，而不是像以前一樣只依靠廉價勞動力。 作者本身很推崇日本，但現實就是都停滯三十年了，有啥好的？ 最後軍事方面可能是最差的，首先軍事人口是絕對人口，而不是作者引用的比例人口，其次我們也沒必要像美國一樣去打侵略戰爭跟治安戰，上兵伐謀，親自動手永遠是最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