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朱熹
《中庸章句》是南宋理學宗師朱熹對儒家經典《中庸》的權威註釋,爲“四書章句集註”的核心組成部分。朱熹將《中庸》從《禮記》中抽出,通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的哲學闡釋,構建了“理一分殊”的理學體系。書中以“未發之中”與“已發之和”界定心性本體,提出“主敬窮理”的修養工夫,強調“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實踐智慧。其“格物致知”說通過對“誠者天之道”的詮釋,將道德本體論與認識論統一,形成“心統性情”的完整理論架構。該注本以“章句”“集註”雙軌並行,既訓詁考據又義理髮揮,被元明清三朝奉爲科舉標準,深刻塑造了東亞儒學的思維範式,與《大學章句》共同構成朱子學“內聖外王”思想的綱領性文獻,對儒家道統的傳承影響至巨。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修(一)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殉人慾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着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短短數字道盡了儒家心性之學的精髓。朱熹的註釋將中庸提升至本體論高度,未發之中是性體澄明,已發之和是情用恰當。主敬窮理的修養工夫不是壓抑人性,而是讓本然天理自然流露。格物致知看似向外求知,實則是喚醒心中本具的理一分殊。那些對誠的詮釋尤爲深刻——天道之誠不是外在規範,而是人性本然狀態。朱子將道德實踐與宇宙規律統一,證明人倫日用即是天理流行。這種思想的力量在於:它既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據,又給出了踐履的階梯,讓平凡生活中處處可見聖賢境界。真正的儒家智慧,永遠在極高明與道中庸之間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