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修訂本）--中華學術·有道【中華書局出品】

一、“兩頭蛇”族 本書用“兩頭蛇”形容明清時期許多奉教士人。作者援引明代著名天主教徒孫元化的一首詩： “吾聞兩頭蛇，其怪不可弭。昔賢對之泣，而我翻獨喜。喜者意云何？以我行藏似。蜿蜒不留停，奔赴孰驅使？當南更之北，欲進掣而止。首鼠兩端乎，猶豫一身爾。蛇也兩而一，相牽無窮已。混心腹腎腸，各口頰脣齒。畢生難並趨，終朝不離咫。伸屈匪自甘，左右何能以。豈不各努力，努力徒縈絫。殺一誠便一，一殺一亦死。兩存終奈何，聽之造物理。” 指出詩中描述的兩頭蛇在決定行止時“首鼠兩端”的矛盾與掙扎“很可以作爲當時許多奉教士人徘徊在天、儒之間的適切寫照”。這種“矛盾與掙扎”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天主”與“妾”之間：“由於中國官紳娶妾的情形相當普遍，此一不容於天主教的婚姻狀態，竟然成爲十七世紀入華耶穌會士在上層社會傳教所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 徐光啓嘗稱： “十誡無難守，獨不娶妾一款爲難！” 當時官紳階層“置妾的主要理由或有二：一是希望能廣嗣或延嗣⋯⋯一是因離家宦遊需人照顧”。 （2）“自殺守節”：在遭逢城破國亡的悲劇時，有些奉教士大夫則得要面對另一衝突：“十誡”中第五誡所規定的“毋殺人，也不許自殺”。⋯⋯ 但由於自殺守節並非入教者事前可預知的，故此一天、儒之間的矛盾，應不至於直接影響進教的抉擇。 （3）“禮儀之爭”：環繞在“十誡”中的第一誡“欽崇一天主在萬有之上”。羅馬教廷不僅欲將天主加諸五常之上，且禁止教徒敬天、祭祖、祀孔，甚至反對懸掛御賜的“敬天”牌匾，隱約使該教⋯⋯凌駕於皇權。 作者指出： 明清之際因近代第一次中、歐文明較大規模接觸而突現的“兩頭蛇族”，有的是兩個頭並列在同一端，威力得以相加相乘（如徐光啓等）；有的則是分居兩端，矛盾衝突不斷（如王徵等）。原先，“兩頭蛇族”只需擔心其體內所產生的異體排斥作用，但鼎革之變和“禮儀之爭”則令其深受外在環境的衝擊。 在歷經幾代的繁衍之後，蛇體內的兩種基因開始出現明顯的強弱分際，其中一支由中華文化傳統所植入的基因形成顯性⋯⋯而天主教基因成爲顯性的另一支，則在教禁期間孕育出一些地方性的天主教社羣，他們大多位處於較閉塞的區域，且爲了避免被主流社會攻擊，往往選擇自我封閉⋯⋯ 二、歷史研究的科學性與主觀性 作者在本書《自序》中說： “史學與科學的研究方法均同樣強調客觀理性與邏輯分析。天文和歷史這兩學科的本質尤其接近，都期盼能還原異時空之下已經發生的事情，只不過尺度和對象不同而已。” 作者批評了部分學者在“揚教的心態之下”導致“天主教史的研究出現濃厚的移情現象”，指出“我們在治天主教史時，實有必要暫時撇開個人的宗教情懷，而回歸較謹嚴的史學研究”。 另一方面，他也強調“史學與科學的分際”在於“雖然兩者均強調客觀理性的推論過程，但史學研究有時還得要追索人的內心世界，並嘗試融入更多的人文關懷，甚至也容許撰寫者個人情感的適當抒發”。 在分析魏學濂的事蹟時，作者指出： “歷史真相的追索，往往囿於直接史料的欠缺以及真僞辨定的困難，而無法克竟全功；然而，真相本身或許並不是歷史研究所追求的唯一目的。” 他說： “此一個案也提供我們極佳機會去揣摩一渺小個體在世變中的無奈心境，並反思許多歷史評價背後所蘊含的複雜因素，且對朋黨之爭在鼎革中所造成的影響能有一較深刻的體會。” 三、若干史料的價值 在如何運用史料上，本書的若干內容也有價值和意義，比如“明代私家載述中的傳記資料”，作者指出： “士大夫在去世之後，其親友往往會以行狀、祭文、小傳、像贊、墓誌銘、神道碑等文體記述其生平事蹟，這些文獻多會收錄在家譜當中，並常能提供治史者相當重要的傳記材料。其中神道碑和墓誌銘均會刻在石上，大小依墓主的身份和家世而定。立於墓外或墓道的謂碑，或稱墓表，長方形；置於墓內的謂志，近於正方形。 通常死者的親朋、門生或故吏會先整理出行狀，將其生平事蹟及家庭狀況等基本材料詳加表述；然後，延請文名籍甚或官品顯赫之人來撰寫墓誌銘、神道碑、小傳和像贊，期盼能上慰死者在天之靈、下安孝子追思之心。由於死者家屬均會將行狀提供給撰文的名家，故我們偶可見碑、志或傳的文字竟然有大段照抄自行狀的情形。又因這些名家與死者或有朋友、同僚之誼，或有師生、戚里之故，且往往會收受一筆爲數可觀的潤筆費，故在行文間大多隱惡揚善、諛以美言。” 作者認爲，行狀、碑誌和小傳“乃時人記述當代名賢、縉紳的生平事蹟，或本之行狀，或驗以親見親聞，當中不乏足資參考者。尤其，文中所涉及的求學、歷官、婚姻和子嗣等記載，往往能提供研究者相當豐富且正確的第一手史料”。 又比如，針對西文文獻的運用，針對方豪的看法： “近年吾國學者論及明末清初國人信教者，必中西文均有史料可資證明，始肯採信。實則，中文史料，如屬可信，不必藉助於西文史料；西文史料，如確爲當時人記當時事，則必可信，亦無庸求證於中文史料也。” 作者指出： “此一處理史料的態度或欠周延，因爲遙遠的中國對當時大多數的歐洲人而言，仍籠罩着神祕的面紗，且許多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的高度文明亦充塞着各種幻想與憧憬，以致當時所出版描寫中國情事的西文書籍，常未能信而有徵。即使是出自在華傳教士的著述，也往往因認識不足甚或爲宣傳的目的，而有曲解或誤解事實的情形。故我們實在很有必要對照相關的中文文獻，以解析西文資料的可信度，而不應輕以當時西人所記的當時事，必爲可信。”

黃一農《兩頭蛇》以“首鼠兩端”的隱喻，精妙捕捉了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的文化困境。該書實現了研究典範的轉移，將焦點從傳教士轉向奉教士人，通過王徵納妾、孫元化殉節等個案，深刻揭示了儒耶倫理衝突在個體生命中的真實撕裂。在方法上，作者大量運用電子數據庫，從文集、方誌中鉤沉出隱沒的士人網絡，展現了“數字考據”的示範意義。全書既是對後現代史學“真相”疑慮的有力反駁，也爲中西文明碰撞下的個體心態史研究樹立了難以逾越的標杆。

書名《兩頭蛇》很有寓意，表面上是作者對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的​​文化身份隱喻​​，這些士大夫同時浸潤於​​中華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科舉體系、士紳網絡）與​​西方天主教文明​​（耶穌會士傳播的西學、宗教信仰）兩大體系中，首鼠兩端；實際上是作者對自身的事業感慨，從極爲現代的天體物理學到極爲傳統的中國歷史學，兩大學科中滿滿的張力！

辨析史料甚明，史論則非所長。可與《康熙的紅票》參看。

最好看的是標題。像大多數成熟的學術著作一樣，長於考據而無驚世論斷。總的來說是一部很不錯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