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錄

今時今日，無論是我個人，還是我身處的文化環境，都比較提倡“舒適性”。這個“舒適性”有很多變體，比如“自洽”“幸福”，包括有些看上去比較疲勞的行爲也算舒適的需要，就像爲了獲得更優異的身材要承受減肥的煎熬等等，再或者，就是比較普通的，忠於自我的情緒或慾望。總的來說，它關乎一個人如何把生活過得更如意、更開心，在一生維度上，如何體驗更多滿足，所以，雖然身心靈和內在成長的話題非常火爆，但大部分是教人不要痛苦的，或者說是更精緻地迴避痛苦的。 這當然沒有問題，我們總不能說人活一輩子是要自討苦喫，人類已經喫了這麼多苦，那有了不苦的條件，沒理由去自找麻煩。所以一旦一個人的生活是開心的，是富足的，是社會意義上成功的，且他的幸福可能沒有按照“喫苦耐勞、忍辱負重”的方式實現，那麼至少在這個案例中，“苦難教育”就容易失效，甚至荒誕。特別當有人說“想通了”“不捲了”的時候，往往也會跟着說類似“你看誰誰都沒怎樣怎樣，人家不也照樣如何如何”的話，可能內在都有這樣的邏輯，就是在今天這個追求個人幸福方式極盡豐富的環境下，還非要喫苦，那實在是“找事”。 吳與弼的文字，從相對粗略的角度來看，其核心特徵之一，就是一種與上述邏輯不同的，特別不合時宜的，對快樂追求的“不服從”，以及對痛苦體驗的不迴避。這種狀態不以具體利益爲目的，甚至是，這種狀態也沒有在現實意義上幫助到這個人獲得普遍稱羨的生活。那麼我們自然要問，他圖什麼，以及這種精神的意義是什麼。 吳與弼的“人設”在各個層面應該都不太吸引人，他是一個沒有明星氣質的人，至少和王陽明相較，是可以這麼說的。而用上文的邏輯來看他的一生，如此的艱辛，還沒有多少終局層面上的結果，這實在可以告別成功二字，甚或就他個人體驗層面來說，我們也不得不對他在《日錄》中常常描述的困窘，抱持不忍。當然，這裏也應提出一種批判的角度，當一個人不以物質生活和社會生活作爲滿足的來源，這並不能作爲高尚本身被歌頌，況且這很可能是種自我感動，一種依靠疏離本身獲得的精神認同，我們可以始終攜帶這樣的眼光來觀察，但也正是在圍繞這一點的觀察中，我們應就認同的概念本身，拆分出其內在所含當代意識形態與吳與弼所處時代的或他個人所持信仰的意識形態之間的不同。 我嘗試用很主觀的方式來描述，並開放這樣做的不準確性。 在當代語境中，認同通常是帶有歸屬性的，比如我是否獲得了一種更權威、更普遍、更親密的價值系統的認可和接納，以及我是否成功地將自身歸屬進了這個更權威、更普遍、更親密的價值系統當中，從而獲得伴隨這種歸屬感的，身心層面的愉悅。這裏我部分認同並傾向使用拉康的解讀，拉康認爲，人的慾望並非天生，而是習得的來自“他者”的慾望。我們總是慾望“他者”所慾望的東西，或者慾望被“他者”所承認。而所謂更權威、更普遍、更親密，有可能是切近的，這個切近既指附近，也指所處時空中相關他者或拉康意義上的“大他者”；也可能是遙遠的，可能在古代，或僅存於某思想學說之中，個別情況下，即便一個人完全被切近的社會環境否定，他也可能通過與遙遠的信仰對象互動而獲得認同。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可以把吳與弼在《日錄》中所寫的“村外閒行...憩久，枕石藉草而臥，暖日烘衣，鳴泉清耳，有浴沂佳致”，視作他在“樂古聖先賢之所樂”，在體味先賢智慧中，感通其“浴乎沂，風乎舞雩”之境界。但問題也出在這裏，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一類型的體驗，統稱之爲認同，乃至由認同而升起的快樂，並且將其命名爲以此快樂作爲抵消物質條件困苦、人生際遇坎坷，或身心痛苦的渠道？如果可能，那麼很多類型化的批評就會出現，諸如“古人能自嗨”“古代知識分子善於逃避現實”，或者變相勾勒出孔乙己和阿Q之類的角色代表，而我們需要追問下去的是，這種口徑所統稱的認同，和吳與弼這一類型的儒士所追求的樂，是否完全一致？ 我想如果不在這個問題上理清楚，我們對古人明明可以掙點錢過得更好“卻偏不”的行爲，就容易產生“文人不屑於等等”那麼隨他“酸窮”罷了的誤解，或者構建出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鬥爭困局作爲解釋，固然，這可能是部分人的部分現實，但我仍然傾向開放不同的解讀，同時，我也並不把這種不同解讀的依據，建立在吳與弼拒絕在朝爲官等放棄名利的行爲本身，因爲這種拒絕，尤其是最出名的代表“許由洗耳”，也總是可以持續納入進“自嗨”的命名中。所以問題就需要換一個“提法”，除了在認同性的，追求認同或給予認同的二元關係當中；除了在對“樂”的追求和對“苦”的迴避的二元模式當中，有沒有別的生活方式？如果一個人的追求不再是去追求一個具體的相對於苦的樂，那麼他在追求什麼？ 這種提法有很多種可以槓回去的“槓法”，因爲這種描述本身有它的矛盾性，核心原因是相對層面上我們不是在求樂就是在避苦，只要不想生病就是求樂，甚至眨眼也是求樂，至於苦，別人踩一腳是苦，但去足療時又是樂，所以在現象上，我們確實逃脫不了苦樂的顛倒，但這並不代表我們無法主宰獨立於相對性的自覺，也不代表當我們沒有了現象上的苦，我們就一定是滿足的。這一點參考海德格爾在描述“此在”時談到的“焦慮”或“煩”，即沒有特定恐懼對象，且無法被快樂情緒解除的，持續性的存在焦慮（呼喚）。所以這也再次回到了那個命題，如果苦難的威懾和快樂的引誘不能干預一個人的行動，那麼他的行動還有何方向？還有何依據？ 提問至此，回答就可以交給吳與弼來展開了，在他的《日錄》中，我沒有看到“輕鬆”的答案，這對一名現代讀者來說或許是勸退的。時至今日，要講一個再好的道理，爲了避免別人“划走”，最好先把它能帶來什麼滿足提前給出。但在吳與弼的文字中，我始終沒有感到“得意”兩字，即便當他“晝寢起，四體甚暢，中心灑然。安貧樂道，何所求哉”的時候；當他“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的時候，我都沒感覺他在“得意”。我說不出其樂之所以然來，只是覺得他口中之樂，不是給別人看的，別人也看不到，只可說是真得志處無姿態。而即便當他“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略無厭貧之意”的時候；當他“親農歸，以眼痛廢書，閒閱舊稿，十六七年間，歲月如流，而學行難進。府仰今昔，爲之悵然。又感吾親日老，益自悽愴不勝”的時候，我也沒覺得他在叫苦，且還是說不出其苦之所以然，只覺得真苦當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非可共情。 一日他說：“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一於書，未免心緒不寧。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功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煞是難事。於此可以見聖賢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不透耳。”讀到這些，順勢聯想，人生中花了多少光陰在希求共鳴，討要共情，但是共鳴來共鳴去，共情來共情去，聽得多半是自家心地回聲。如果自己胸中沒主意，腳下無主題，則萬般計較總是不停。一念前後，一念顛倒，他人說“不是”是“不是”，他人說“是”亦是“不是”，待到靜時，總還是要在反身而誠的間隙裏，和自己對話。想來今人常說的“富有見地，要有格局”，理會得當，便是“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若理會不當，便是“正入萬山圈子裏，一山放過一山攔。”再借吳與弼言：“霽景可人，日甚舒長，天地闊遠。但病體全乏精神，不免寒飢，亦隨分耳。眼前隨分好光陰，誰道人生多不足？”要是這樣看的話，苦樂即煙雨，一蓑煙雨任平生，這或許就是對苦樂之題、認同之題最好的解答。 不過，無論是吳與弼的日常，還是我們今人的日常，僅僅是文字裏的“隨分”和“一任”，怕是不能概括這其中要下的功夫。有很多事，想“任”任不過去，想“隨”也隨不了，我們是如此，吳與弼也是如此。當“以事暴怒，數日事不順，未免胸臆時生磊塊”的時候，我們所有的知識積累，都還是擋在“氣稟之偏，學問之疵”上，所以“頓無亦難，只得漸次消磨之”，這是遠沒有傳記體那麼詩意的行動，無論古今，無論東西，但凡要想走出一條路，都還是要從這裏入手。

靜水流深，大智若愚。真正的學問不在高談闊論，而在日復一日的自省與體悟中沉澱。當世人追逐外在功名，這位隱逸學者卻在靜坐觀心中探尋生命的本真。那些看似零散的札記，實則是將艱深的道理融入最平凡的日常，提醒我們真理往往就在一念反省之間，人格的完善不在遠方，而在當下的每一刻清醒認知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