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公衆（譯文經典）

這本小書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我們這個數字時代的“網民”，把書中的“公衆”替換成“網民”，不僅毫無違和感，還展現出這一概念最純粹最極致的形態： “公衆”不具有實體性，它不是有統一意志、穩定身份的共同體，只是因爲具體的事件臨時聚合的一種形態，是民主敘事爲了論證其合法性而虛構出來的抽象物。事件結束，聚合消散，“公衆”便不復存在。互聯網將這一屬性推向了新的高度，傳統公衆至少還有地域、社羣、公民身份的微弱連接，而“網民”是徹底無邊界、無持續性的流量聚合體。因爲一個熱搜詞條瞬時集結，熱點退潮便立刻煙消雲散，沒有共同記憶，沒有穩定訴求，甚至算不上真正的羣體，只是無數孤立賬號的瞬間的情緒共鳴，看得見聲量，摸不到實體，比任何傳統的“公衆”都更貼近“幻影”的本義。 “公衆”永遠身處事務之外，是一個外行的觀衆，只能靠碎片化信息與刻板印象作出片面的判斷。“網民”不僅完全契合這一定位，更被數字技術加固了局外人身份：李普曼時代的“公衆”尚且能夠閱讀書本和報紙之類的完整信息載體，而“網民”接觸的是詞條、標籤、十幾秒的視頻剪輯，只能對符號化的信息做條件反射式的判斷，與事務的真實權衡、隱性代價徹底隔絕。網絡算法更是將刻板印象從被動的接受升級爲主動的強化，系統性地加固了認知偏見。看似人人皆可發聲的參與感，實際上仍是旁觀者的喝彩與噓聲，參與的幻覺掩蓋了旁觀者的本質。 “公衆”沒有時間、精力、能力和意願作出決策，只承擔消極制衡的功能，在相互競爭的精英陣營中選邊站，爲某一方力量提供合法性背書，執行的是一種外部否決權。“網民”的輿論功能正是這套邏輯的數字復刻：“網民”不能制定規則、不能直接處置事件，只能通過聲量施壓局內人回應，是事後的、消極的、不觸及治理實質的外部約束。網絡罵戰替代了現實的衝突，承擔着外部評價與社會泄壓閥的功能，與李普曼定義的“公衆”是同構的，甚至連被操縱的邏輯也是一致的：看似自發的網絡民意，往往被水軍、營銷號、算法推薦精準調度，與真實的公共利益並無必然的關聯。 媒介迭代了，但現代社會的分工結構與認知鴻溝非但沒有彌合，反而持續地加深。當年的“公衆”神話，今天換成了“網民即正義”的新敘事，公衆幻影換上了一身新的數字外衣，其本質還是被建構的、被情緒驅動的、只能站隊無法決策的虛構物。然而，昔日的幻影是沉默被動的，今日的幻影則更喧鬧、更沒有邊界且更具破壞力：它依然不懂治理，卻能量大到足以干擾專業判斷，倒逼出很多短期化的妥協，讓公共決策變得越來越短視。

從第4章《公衆能做什麼》到第13章的公民教育原則，全書貫穿一個隱性假設：公衆雖無法日常參政，但握有危機時刻的“終極否決權”，可通過投票、抗議等方式更換不合格精英。 現實中精英有諸多手段消解這一否決權。比如第2章《無法實現的理想》中李普曼曾提及公民教育與現實脫節，而現實裏精英會進一步利用這一點，通過教育體系、媒體傳播“個人成敗全靠努力”的敘事，將階層固化歸咎於公衆自身，弱化公衆對精英政策的質疑。此外，精英還會通過選區劃分、限制投票資格等方式壓縮公衆的投票權，對公衆抗議則用司法手段打壓或輿論抹黑。最終，公衆連感知利益受損、組織有效反抗的能力都被削弱，所謂“否決權”徹底淪爲理論上的空談。 李普曼默認，具備專業能力的“局內人”（官員、專家、專業政客），其職業倫理和行事邏輯會天然傾向於公共利益。他認爲，精英的核心價值在於解決複雜社會問題，而“維護公共利益”是實現自身職業價值、保持社會穩定（進而維持自身地位）的必要條件——如果背離公衆利益，精英階層的統治基礎會崩塌，這是一種基於“理性自利”的制衡。 但他過度強調了精英的“專業性”，卻弱化了精英本身屬於特定階級、有自身利益訴求的現實。現實中，精英可能會爲了維護自身或所屬階層的特權，犧牲公衆利益；更關鍵的是，當精英階層形成利益共同體後，甚至會通過操控“擬態環境”（比如掩蓋信息、引導輿論）削弱公衆的“否決權”，讓公衆連“識別利益受損”都變得困難。 比如文化與規則雙重規訓，阻斷階層跨越：精英還會通過定義規則和文化品位，製造隱性的階層隔閡。比如在教育領域，用精英圈層的文化符號和學術語言設定評價標準，讓底層學生天然處於劣勢；在社交場合，將古典樂、高爾夫等需要高額成本的活動定義爲“高品位”，把底層的通俗文化斥爲“低俗”。底層若想融入主流圈層，就得付出數倍成本適配這些規則，多數人因無力承擔而被迫放棄。這種隱性規訓會讓階層差異內化爲大衆的心理認知，底層甚至會主動遠離精英圈層，最終讓階級固化成爲難以打破的常態。

2025.12.7 好像有點巧合地在針對某個社會議題民意沸騰的節骨眼上讀到了這本書。 李普曼顯然是非常堅定激烈地反民粹傾向的：他認爲“理性的公衆”不存在，公衆大多數情況下是“局外人”和“旁觀者”，應作爲儲備力量而非創造者而存在；論述了個人精力、知識的有限性，“多數決定”的不可靠，大衆情緒的易被操縱性；以及社會不應該被人格化……等等等等（個人的總結，不一定完善和正確） 其實很多都是很有啓發和值得反思的，但有些論述過程、尤其是後篇，給我的感覺卻非常的割裂—— 這種割裂在於，有時候你能get到他出於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對羣體極度警惕的意識、而生髮的非常有哲思的論述；有的時候你又只能感覺出一種精英主義極度的傲慢，和對精英與民衆各自對應的制度與信息觀念的雙標。比如，他不斷抨擊直接民主的非理性和質疑其程序上的不嚴謹，但精英民主、專家，和他所謂的“局內人”就一定可以規避直接民主的弊端嗎？可能在我看來這無非也只是硬幣的兩面罷了。否定一些所謂精英、專家的自身特定利益，只談“專業”，不談“利益”，對精英民主程序絕對的信奉本身也是一種危險。 但是我還是要推薦，因爲就算我在評論區都表達了自己對某些文段的無語和不理解，但不得不承認大部分的論述實在精彩，全書筆力精妙、旁徵博引，雖然是專著但沒有什麼掉書袋的氣質，喜歡！ ———— 以及還有很多內容，可以被拿來當作“別把自己當盤菜”和“生也有涯，知也無涯”的，“用以自省”的論據。這裏偷懶，就做個複製粘貼吧，合理懷疑這是纔是我的最大收穫，哈哈。 “但是，隨着你的經驗不斷拓展，你注意到的可變性就越多，直到最後你可能會像赫拉克利特那樣感慨“一切皆流，無物永駐”。當星辰和岩石都被視爲有歷史可循時，人類及其制度、風俗、習慣、理想、理論和政策似乎只是相對持久的。你不可避免地得出這樣的結論：乍一看恆定的事物，看得久了，就會發現只不過比別的事物變化得慢些。” “現代社會作爲一個整體如何持續運行，並不能被所有人完全理解和把握。其中一部分某個羣體能看懂，其中一系列行爲能爲這個羣體理解，其他部分則會吸引那個羣體。” “行動的是個體，而不是社會，思考的是個人，而不是集體思維；是畫家在繪畫，而不是時代的藝術精神；是士兵在戰鬥和犧牲，而不是國家；是商人在輸出，而不是國家。正是他們彼此間的關係構成了一個社會。正是對於這些關係的排序，與某一具體的混亂無關的個體可能會形成公衆輿論，並可能以公衆的身份進行干預。” 【還有一個摘自譯者序】“如果言辭不能精確地表達思想，思想本身很快就會變成無法辨認的東西。他善於運用邏輯推理對當前公共政策或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似是而非的觀念進行連續性地評論和批判，他指出，人們頭腦中那些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可能會引發比它們準備解決的問題更爲嚴重的問題。”

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爲一定的目的服務。把公衆奉爲全知全能的主權者，是一種浪漫化的想象。信息稀缺、時間有限、注意力分散，決定了大多數人只能是局外人，承擔不起對複雜公共事務的即時判斷。與其把權力繼續寄託在虛幻的集體意志上，不如承認能力的邊界，建立以事實、專業與程序爲核心的治理秩序。公衆的價值不在喧囂的表達，而在監督、問責與選擇；制度讓判斷力變得可複製，讓責任變得可追溯。把情緒讓位於證據，把修辭讓位於規則，才能在現代社會里守住自由與尊嚴。

如果說我們從小接受的公民教育是一個美麗的童話，那麼沃爾特·李普曼的《幻影公衆》就是那個毫不留情指出“皇帝什麼都沒穿”的孩子。我們大多對“古典民主”抱有一種玫瑰色的幻想：社會由一羣理智、全知、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組成；真理越辯越明，公衆的集體意志能夠引導國家走向光明。然而，李普曼在本書中冷酷地宣告：那個全能的“公衆”根本不存在，它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幻影。 李普曼的核心洞察在於，現代社會已經變得過於複雜。一個普通人，無論是流水線上的工人、寫字樓裏的白領，還是大學裏的教授，每天都要爲生計奔波，被家庭瑣事纏身。指望他們下班後還能抽出精力去研究複雜的稅收政策、地緣政治或是醫療改革，是極其荒謬的。李普曼用了一個極爲精準且刺痛人心的比喻：公衆就像是坐在劇院最後一排的聾啞觀衆，只能勉強看清舞臺上演員的肢體動作，根本聽不清檯詞，更搞不懂劇情的來龍去脈。 我們大多時候只是在盲目地鼓掌或起鬨。 既然公衆無法像古典民主理論那樣“直接治理”，那民主還有什麼用？公衆到底在扮演什麼角色？ 李普曼將人劃分爲“局內人”（內部行動者）和“局外人”（旁觀的公衆）。他指出，公衆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去主動制定政策。公衆真正的作用，是在規則遭到破壞、危機爆發，或者兩個利益集團僵持不下時，充當一個粗糙的“裁判”。 公衆的介入方式極其簡單粗暴——他們只能做選擇題，回答“是”或“否”。當現任政府把事情搞砸了，公衆就會用選票把他們趕下臺，換另一撥人上臺。公衆不負責寫劇本，他們只負責在演出極其糟糕時把演員轟下臺。 這就是幻影公衆唯一的權力：一種基於結果的、滯後的否決權。 如果將《幻影公衆》放入更廣闊的社科閱讀座標系中，我們會發現它與其他經典著作構成了極爲有趣的跨時空對話。《烏合之衆》的作者勒龐認爲羣體是失去理智的“瘋子”，一旦匯聚便容易陷入感性的狂熱。但李普曼並不認爲大衆瘋了，他指出公衆的無力是因爲現代社會的信息壁壘。勒龐看到的是大衆心理的退化，而李普曼看到的是大衆認知的過載。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將“問責制”視爲現代政治的三大基石之一。而《幻影公衆》恰好補充了這種宏大敘事在微觀層面的殘酷現實——福山筆下偉大的問責制，在李普曼看來其實就是一羣稀裏糊塗的公衆在事後進行的粗糙清算。宋怡明在《被統治的藝術》中刻畫了明代軍戶如何利用體制漏洞進行聰明的“日常政治”博弈。相比之下，李普曼筆下的現代公衆反而失去了這種微觀的能動性。古代百姓能在自己的生存邊界內狡黠地作弊，而現代公衆面對龐大、抽象的複雜議題時，只剩下了深深的無力感與迷茫。保羅·科利爾痛心於當代西方社會精英與平民的徹底撕裂，呼籲用道德與社羣責任來彌合裂痕。而這種“局內人”與“局外人”的鴻溝，李普曼在百年前就已視作不可逾越的必然。科利爾試圖開出修復的藥方，李普曼則冷峻地要求我們接受現實：別指望公衆變聰明，承認鴻溝的存在纔是政治設計的起點。 一百年來，李普曼一直被批評爲“精英主義者”。很多人認爲他對大衆充滿了蔑視，主張把權力交給少數所謂的“專家”。但讀此書，結合當代世界現實，我們會發現這種指責有些避重就輕。李普曼並非在“主張”什麼，他是在“描述”一個冰冷的事實。他看到了人類認知的侷限性，看到了信息傳遞過程中的失真。他不是在貶低大衆，而是在爲大衆“減負”——不要再用那種虛無縹緲的“全能公民”道德標準來綁架普通人了。承認公衆的無知，不是爲了剝奪他們的權利，而是爲了建立一種更務實、更符合人性的政治預期。 今天，距離《幻影公衆》出版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但這本書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更像是爲當下量身定製的預言：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時代，我們看似擁有了無限的信息，但實際上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幻影”。熱搜榜上的公共事件五花八門，我們每天都在互聯網上憤怒、站隊、討伐。但剝開這層喧囂，我們真的瞭解那些複雜的議題嗎？還是僅僅被情緒算法、大V的切片言論和信息繭房牽着鼻子走？我們以爲自己在參與公共事務，實際上我們只是在消費情緒；我們以爲自己在發出理性的聲音，實際上只是被不同的利益集團當作了博弈的籌碼。 當個體匯聚成一個龐大的羣體（或公衆）時，並不具備解決複雜問題的理性能力。兩者都指出大衆極易被操縱、容易受到“口號和情緒”的感染，無法勝任直接治理國家的工作。《幻影公衆》打破了人們對民主浪漫主義的濾鏡，讓人們直面羣體理智的匱乏與平庸。但正是這種清醒，在今天顯得尤爲珍貴。只有認清了“幻影”的本質，承認了自身的侷限，我們才能對公共事件保持應有的謙卑，不再輕易被煽動，不再盲目地陷入非黑即白的狂熱之中。

“公衆”只是個幻影？——讀李普曼《幻影公衆》札記 最近在讀沃爾特·李普曼的《幻影公衆》，林牧茵譯本。斷斷續續翻了一個多月，記了一些零散的念頭，整理成這篇筆記，算是給自己的一個交代。 一句話概括這本書的核心判斷其實很簡單：“公衆”作爲一個能夠理性思考、做出明智判斷的整體，根本就不存在。 它只是一個幻影。 李普曼不是在罵人，他是在陳述一個他覺得必須直面的現實。他的論證邏輯大致是三條： 第一，普通人的時間和精力天然有限。你每天上班、通勤、帶娃、還貸，一天能分給公共事務的也就半小時。半小時能理解什麼？一個財政預算案？一項外交談判？別開玩笑了。 第二，信息永遠是被過濾的。李普曼提出了“擬態環境”這個概念——你看到的不是真實世界，而是被媒體、被政治宣傳、被各種敘事加工過的版本。你以爲你在獨立思考，其實你只是在別人設計好的框架裏做選擇。 第三，選舉不等於民主參與。你在投票站裏畫的那個勾，跟真正的政策決策幾乎沒有任何關係。公衆在民主中扮演的角色，頂多就是“換人試試看”。 所以他的結論很直白：公衆是劇院的最後一排觀衆——看不清、聽不清，卻必須在幕落時鼓掌或喝倒彩。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腦子裏一直在想兩件事一件是杜威的反駁。杜威說：你把公衆的“現狀”當成了“宿命”。你看到公衆現在無知，就認定他們永遠無知。但如果你給他們足夠好的教育、足夠充分的信息、足夠有效的參與渠道呢？ 杜威的批評有道理，但有一個問題我一直沒想明白：如果真的給了這些條件，公衆就真的能變成理性的決策者嗎？社交媒體給了我們空前的信息量，算法推送給我們的信息比李普曼時代多了一萬倍——但結果是公衆變理性了，還是變得更情緒化了？ 答案不言自明。 另一件是日常中的小事。我發現自己在網上看到某條新聞、某篇文章的時候，第一反應往往是情緒——憤怒、興奮、焦慮——然後纔是“思考”。而那個“思考”很多時候只是在爲第一反應找理由。換句話說，我們以爲自己是在理性判斷，其實是在“先站隊、再找證據”。 這不就是李普曼說的“我們不是先看見事物，再定義它；而是先有了定義，再看見事物”嗎？ 最讓我難以接受卻很難反駁的部分李普曼開的藥方是精英政治。他說：讓專家來決策，公衆退到旁觀者的位置就好。 這話從邏輯上能理解，但情感上很難接受。誰來決定誰是專家？專家犯錯怎麼辦？專家被利益集團收買了呢？專家的價值判斷跟公衆不一樣呢？今天磚家滿天飛，就是很好的例證。 這些問題李普曼沒有很好地回答。他的方案在一個假設上存在一個明顯的漏洞——他假設專家是客觀的、中立的、一心爲公的。但現實告訴我們，專家也是人，也會犯錯，也有立場。 一點餘味書中有一句話我覺得很妙，大意是：你所謂的“公衆意見”，往往只是你希望你所屬羣體相信的東西——你把它投射出去，然後再崇拜它。 這句話拆穿了“拉大旗作虎皮”的把戲。日常中，我們動輒說“大家都這麼覺得”“公衆都看不下去了”，這不就是在用“公衆”這個幻影給自己的立場充場面嗎？把“我覺得”包裝成“大家覺得”，既讓聲音顯得更有分量，又迴避了爲自己觀點負責的壓力。 所以，這本書給我留下了什麼？它讓我對“公衆輿論”保持一種健康的警惕。 它讓我意識到“代表公衆發言”其實是一種需要被審視的權力操作。 它讓我在轉發、評論、站隊之前，多了一個自我追問的念頭：我此刻的反應，到底是我在獨立思考，還是我被另一個“擬態環境”推了一把？ 李普曼的冷峻和杜威的熱情，我無法選擇站在哪一邊。但至少，讀完這本書，我不會再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當作“公衆”的一部分，然後理直氣壯地對一切發表意見了。 不是不發表，而是發表之前，多問自己一句：我這個意見，是從哪裏來的？

作者的出發點是立得住腳的：“理性的公衆不存在”，在政治討論中，普通人的注意力、信息量和主動性都是極其有限的，政策制定與實施必然是委託給政府機構的。作者期望將公衆從“選票政治”那種混亂、作秀的場景中解放出來。 同時，作者又在努力辯證爲什麼將政治決策交給“局內人”是可行的，或者說在什麼條件下可行。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承認的，似乎沒有一個完美的辦法來解決“局內人”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公衆應該選擇一個可以信任的機構來作爲日常政治代理，但公衆不是不具備做出完美選擇所需的能力與信息嗎？既然這個選擇過程難以通過投票來實現，那有沒有想過通過基層鍛鍊與考覈選拔來組建政府關鍵部門？感覺本書只是建議拋棄由“選票政治”產生的政治幻覺，改爲由精英主義的官僚體系來減輕公衆的參政責任，而這些政治精英到底怎麼選出，可能沒有一個完美的答案。

“蘇格拉底之死”也很可能讓李普曼對多數人的暴政產生了高度警惕。公元前399年，被譽爲古希臘“最高貴和最富有智慧之人”的蘇格拉底被雅典陪審法院的500名陪審團成員以多數原則判爲死罪。這是雅典民主史上最大的恥辱，民主光鮮外衣下隱藏的暴政顯露無遺。柏拉圖對此痛心疾首，反思大衆民主的弊端，構想出“理想國”。而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民衆要過上幸福和善的生活必須依靠極少數對善的理念有着最好的洞見、擁有最高美德的哲學家來引領。這就是柏拉圖的“哲人王”思想，也是西方精英政治的思想源頭。 《幻影公衆》第六章以“亞里士多德之問”爲題，重新思考了亞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學》中提出的問題：如何在複雜的環境與有限的人類政治能力之間架設一座橋樑？亞里士多德小國寡民的民主方案無法適用於當今的“大社會”，李普曼花了大量篇幅試圖回答這個兩千年後仍然困擾着現代人的問題。

當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劇院後排的一位聾啞觀衆，他本該關注舞臺上展開的故事情節，但卻實在無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覺到自己正受到周圍所發生事件的影響。不斷出臺的條例、規章、年度稅收，以及不時爆發的戰爭都讓他覺得自己正隨着社會大潮飄飄蕩蕩。 從開篇的第一段話就被吸引住了，文筆是優雅而不枯燥的，觀點是犀利而不傲慢的。如風行水流一般緩緩道來的風格，貫穿了整本書。 李普曼所描繪的這羣普通公衆，其實也是在社會生活中水深火熱的你我。個體生活在其中，彷彿盲人摸象：只能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場，盡力地描繪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對於這個複雜世界的全貌，我“看不見，摸不清”，能感受到影響，但對於全局的發展卻處於未知的狀態。 最近胡鑫宇失蹤的事件，屍體終於找到了。反觀屍體找到之前的各種說法，每個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猜測事件的可能性，學校聯合作案，化屍水，器官交易，家人的敲詐······當然，也有不少人是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證明一個學生想要消失在學校的監控中是如何簡單。從現在的結果上看，也許最後一種猜測是最符合實際的；而從整個調查過程中公衆的反應，我們就可以看出者劇場裏的聾啞觀衆所看見的劇情，是有多麼不同。人的境遇和立場不同，對於一件遙遠的未知的事件，自然更是無法觀照全局，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給出自己的解釋。 但是反過來講，正是這種七嘴八舌的複雜構成了世界的全貌。大家的猜測也給了警方辦案不同的思路，警方的思路也是侷限的，網民所提供的更多可能性也給警方探尋真相的線索。 從此處再回到李普曼的書中，他所說的“公衆”並不是一個統一整體的概念，而是一個混亂的，豐富的，難以統一意見的羣體，這個羣體難以作出一個統一的結論，如果希望討論下去的話，那大概率永遠都不會找到一個統一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妥協，更傾向於選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李普曼是如何介紹這個原則的呢？ 多數原則被認爲具有內在的道德與智慧的美德。19世紀，人們就通常認爲，多數人中蘊藏着大智慧，那是上帝的聲音。有時候，這種恭維是一種由衷的神祕信奉，也有時候，是一種與權力理想化相伴隨的自欺欺人。本質上，它不過是君權神授的一種新面目。然而，任意人羣中51％的多數就能代表美德與智慧，這種根深蒂固的荒謬觀點一直顯而易見。而這種荒謬觀點又是公民權總體原則建立的基礎，對此理智而清醒的認識，有利於保護少數，保護各種對藝術、科學等其他人類志趣，使之不受多數原則的束縛而存在。 少數服從多數，很可能帶來多數人的暴政。因爲多數人並不能代表所有人，就像人民不能代表具體的你我他一樣。而如果這個少數人是清醒的，那又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糟糕的過程我們沒見過，但也在歷史的殘卷中略有過了解。在這個強迫的過程中，我們聲稱，民主得到貫徹。實際上，這個過程是民主的屈服，流血，甚至是死亡。民主變態發育，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 在政治領域中，爲多數原則進行的辯護並沒有讓人們看到它的道德優勢，而只是強調，文明社會中，多數人的強權必需得以體現。我把選舉稱作是一種徵募行爲，是一種表達支持或反對的聯盟，是一種動員。我認爲，無論從歷史的角度，還是從現實的角度而言，基於多數原則的選舉都是含有軍事隱喻的，是內戰的一種昇華和變體，是沒有流血的書面動員，就是這樣的。 不僅現實如此，從條件上來講，這個世界也並不具備全然理想的民主社會的條件。公衆賴以生活的現實基礎和民主所理想的公民社會是不同的，現實生活就是一地雞毛需要我們去解決，而有序的公民社會只存在少數人的思考中。 其一，是公衆的素質問題。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有頭腦去理解複雜的政治事務，要這羣素養參差不齊的人來判斷社會事務未免脫離實際。其二，是教育問題。我們的教育還不足以培育出合格的公民。李普曼將世界分爲兩類人，代理者和旁觀者。我們的教育只能告訴我們代理者和旁觀者之間的界限，並鼓勵我們成爲代理者；而沒有告訴我們如何成爲一名合格的代理者或旁觀者，這種教育我願稱爲現實教育的一種。其三，是生活問題。如果說職業是成年人生活佔比較大的一部分，那麼，有多少人的職業和政治相關，又有多少人在職業之餘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去了解政治事務。 他們沒有時間、興趣和知識去把握選情細節，他們無法擁有自己的主張，只能迷惑而倦怠地遵從他人的意見。 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只能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理想。民主無法實現，我們又如何能希望民主的果實，那種公平的、道德的、負責任的生活，能被每一個人所分享呢？ 不過，我們並不能因此就否定民主。民主的理想無法達成，或許是程度的問題，而非性質。民主世界的許多好的願景，在一個不完美的社會中，或多或少也能得以呈現。我們所發力的方向，並不是達成民主的理想狀態。畢竟，民主只是社會管理的方式之一而已。我們所要奔跑的對岸，是人類生活的理想狀態。而這種理想不必必須達成，它可以是一個路標，指引社會前行即可。 書雖然是“新傳書庫”中的一本，但其中所蘊含的民主思想或許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所思量。這個社會是一片廣袤的土地，上面孕育着樹木花草。每一個現存的社會問題都是一條不知名的根，盤根錯節地深埋在地底下。從悲觀的角度來講，你將這根拔了也好，悉心栽培也好，對大樹的生長都不會有影響。但是從積極的角度上看，這棵大樹的生長靠着這些根，當這些根都能良好地生長，這棵大樹上的每一片葉子，也能在陽光中飄揚。

沃爾特·李普曼在《幻影公衆》中掀起了一場針對“人民主權”神話的猛烈質疑。他指出，現代社會的公衆既無時間也無能力去掌握治理所需的專業知識，他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更多是一種被媒體與政治精英塑造出來的幻影。全書分爲三大部分：前五章揭示“公衆主宰”只是烏托邦；接下來八章討論如何讓公衆有限而有效地參與；最後三章則給出難以落實的制度設想，強調技術進步並未緩解輿論被操縱的問題。李普曼的批判直指兩點：其一，輿論極易被簡化、情緒化的內容左右；其二，大衆教育無法真正提升公民決策能力。他主張將複雜治理託付給受過良好訓練的專業羣體，同時通過改進教育與信息環境，使公衆擺脫媒體操控。儘管方案帶有理想色彩，書中對“專家治國”與“信息過濾”的洞見，今日讀來仍爲反思大衆民主與媒體生態提供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