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鉄血宰相卑斯麥於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意志帝國議會中所說的如下一段話：“諸位，我們既不能忽視已往的歷史，也不能創造未來。有人常將自己的錶針撥前一些，以爲這樣就能把時間加快，但這實在是一種錯誤，我希望諸位加以避免。人們通常過分誇大了我對於我所依靠的那些事變的影響，可是畢竟沒有一個人想到要我來創造歷史。即使我同諸位聯合起來作這也是辦不到的，雖說我們聯合起來便能與全世界相抗。然而我們畢竟不能創造歷史；我們應等候歷史去自行造成。我們把燈火放在果子下面，決不會使果子的成熟加速；而如果我們把尚未成熟的果子摘下來，是隻會妨礙果子成長並使其腐壞的”。 現代的歷史學家只要善於探索事變的深處，而不把自己的視野侷限於太短的一段時間中，就不會有另外的想法。俾斯麥能不能把德國拉回到自然經濟時代去呢？這是他在他權勢最高的時候也做不到的。一般的歷史條件，要比意志最堅強的個人更爲強大。偉大人物所處時代的一般性質對於偉大人物是種“經驗上既定的必然性”。 路德的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我既站在這個地位上，也就不能不這樣作”] 哈姆雷特也就始終不能容忍那認爲自由是已被意識到了的必然性的哲學。費希特說得對：“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哲學”。 當唯物主義者還沒有制定出對自然和歷史的辯證觀的時候，早已就有人責備他們傾向於“無爲主義”了。 事實上，“因素”論本身就是沒有根據的，因爲它隨便挑出社會生活中的幾個方面來，將它們看作獨立的實體，變成是從各個不同方面並以不同的功效引導社會人類走向進步的一種特殊力量。這個理論在卡勃利茨那裏所具有的形式，尤其沒有根據；因爲他不是把社會人類活動的某些方面，而是把個人意識的不同的領域說成爲社會學的特殊的實體。這真是絕頂的抽象；無法再前進一步，因爲再進一步就會走進顯然妄誕無稽的滑稽可笑的境界。 後來，在他攻擊辯證唯物主義的言論中，他的頭腦中的折衷主義本性更是表現得特別明顯，竟以爲辯證唯物主義是爲了經濟“因素”而犧牲其他一切“因素”，並根本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一種學說。 唯物主義對人類意志的看法是完全能與最堅毅的實際活動兼容的。朗松說道“所有一切向人類意志提出最大要求的學說，都在原則上認定意志沒有力量，這些學說否認自由而使世界服從宿命論” 其實歷史告訴我們，甚至宿命論也不僅不總是妨礙堅毅的實際行動，而且相反，在某些時代，宿命論還是這種行動的一種心理上的必要基礎。 若認爲我們只要一確信一系列的事變必然到來，我們就失去了促進或阻撓這些事變到來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那就大錯特錯了。這裏一切都取決於我自己的活動是否爲必然事變鏈條中必要的一環。如果是的話，那我的猶豫就會更少，我的行動也就會更加堅決。 否認意志自由的人，往往比自己的所有同代人都有更堅強的意志，並且對於自己意志的要求也最大。 但庸人和主觀主義者並不是人，而是如別林斯基所說的一樣，不過是些幻影罷了。 齊美爾說過，自由總是指擺脫什麼東西而言，自由若不瞭解爲與拘束相反，那自由就沒有什麼意思了。當然是這樣的。但是，決不能根據這種細微、粗淺的真理來推翻哲學思想所會作出的一種最卓越的發現，即自由是已被意識到了的必然性這一原理。 不能進行哲學思維的人是根本不知道有這種自由概念的，而且能夠進行這種思維的人，也只有已經擺脫二元論，並瞭解主體與客體間根本沒有二元論者所設想的那種不可逾越的鴻溝時，才能領會到這種自由概念。 當一個人還沒有用哲學思想上的英勇努力爭得這種自由時，他還不能完全享有自由，不能不因遇見那種與他對立的外部必然性而在精神上感到可恥的苦痛。可是當他一旦擺脫這種苦惱和可恥的拘束重壓，而他的自由活動已成爲必然性的自覺和自由表現時，那他就會獲得他從來所不知道的一種嶄新的完滿的生命了。那時，他就會成爲偉大的社會力量，世上沒有什麼東西能阻礙他，而且沒有什麼東西會阻住他如 天雷神電 轟擊妖邪…… 所有的主觀主義者向來都認爲個人在歷史上有極大的作用。……但是實際上，主觀主義者不僅始終沒能解決，甚至沒能正確提出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他們把“能批判地思維的個人”的活動跟社會歷史運動規律的影響對立了起來，因而創造出了一種似乎新穎的因素論：能批判地思維的個人是社會歷史運動的一種因素，這個運動本身的規律則是另一種因素。 某些主觀主義者爲了儘量抬高“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認人類歷史運動是規律性的過程，現代某些反對主觀主義者的人卻爲了儘量強調這種運動的規律性而顯然決意要把歷史是由人所創造，因此個人的活動在歷史上不能不發生作用這一原理置之腦後了。他們把個人看成是 quantité négligeable〔値不得注意的東西〕。這種理論上的極端性是與最狂熱的主觀主義者所犯的那種極端性同樣不能容許的。爲了反題而犧牲正題，也如爲了正題而忘掉反題一樣，同樣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只有把正題與反題中間所包含的真理要素統一成爲一個合題的時候，才能找到正確的觀點。’ 俾斯麥在普法戰爭時期說過多次的意見。這些意見大體上也還是說：“我們不能創造偉大的歷史事變，而應當適應事物的自然進程，應當只限於保證得到已經成熟的東西”。 顯然俾斯麥是想說，在歷史上活動的個人或集團從來不是，而且將來也永遠不會是萬能的。這點當然絲毫也不容置疑。但我們還是想要知道：他們的力量————固然是遠非萬能的力量————究竟依什麼爲轉移；這種力量究竟在什麼情況下會增長起來，在什麼情況下又會減少下去呢。對於這些問題，無論俾斯麥自己，亦無論那位援引俾斯麥言論的博學的“萬有”史觀的維護者，都沒有給予回答。 法國現代史學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莫諾的作品中引證如下一段話：“史學家太習慣於一味注重人類活動的那些光輝燦爛、顯赫一時的表現，注重偉大的事變和偉大的人物，卻不去描繪經濟條件和社會制度的偉大而緩慢的運動，這種經濟條件和社會制度正是人類發展中真正重要而具有非暫時性質的部分，————這一部分是在某種程度內可以歸結爲規律，並且在相當程度上還可加以精確分析的。其實，偉大事變和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正是因爲兩者是人類發展中各個時機的符號和象徵。至於大多數所謂歷史事變，則它們對於真正的歷史，就好像海面的波浪對於來潮和退潮的深邃而經常的運動一樣，它們在海面上發生，一時光彩燦爛奪目，隨後一觸着沙岸，就被擊破而不留任何痕跡”。 把研究社會制度和經濟條件看作歷史科學最重要的任務的學派，當然不能不受到歡迎。當這個學派在歷史科學中最終鞏固時，歷史科學就會獲得長足的進步。 十八世紀研究歷史哲學的人把一切都歸因於個人的自覺活動。 經過十八世紀末葉驚天動地的事變以後，已經絕不可能設想歷史是某些較爲傑出的人物或較爲高尚開明的人物所一手作成的事情，以爲他們能夠隨心所欲，用某種情感和觀念去訓示那些沒有知識而又唯命是聽的民衆了。 末了，法國不久前所經歷過的風暴時期，又很明顯地證明了歷史事變的進程決非只是由人們自覺的行爲所決定；單是這一情況已不免使人想到，此種事變是在一種隱藏的、如同自然界中自發勢力那樣盲目地而又依照某些確定不移的規律作用着的必然性影響下發生的。非常値得注意的一件事實(雖然我們知道，這件事實至今沒有任何人指出過)是：把歷史看作一個規律性過程的這種新觀點，已由復辟時代的法國曆史學家在論述法國革命的著作中極爲徹底地發揮過了。 新的歷史學派稱爲宿命論派。這個學派向研究者所提出的任務時說道：“這種學說要求歷史學家論述最殘忍的暴行時不表憤慨，說到最高尚的德行時不表愛戴，用冰冷的眼光觀察社會生活，認爲社會生活不過是不可抵抗的規律的表現，而由於這種規律，一切現象都正如它們所必然要發生的那樣發生”。這種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新學派並沒有要求歷史家持冷眼觀察態度。 然而有一件事實是不容爭辯的，即新歷史學派是發生於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當時貴族已被資產階級打敗了，雖然它還企圖恢復某些舊有的特權。在新學派歷史學家們的所有一切議論中都反映出他們那個階級以獲勝自豪的意識。既然資產階級從來未曾有過騎士氣概，所以從它那些有學問的代表人物的議論中，往往可以窺見對待被戰勝者的殘忍態度。基佐在他的一本論戰性的小冊子中說過：“Leplus fort absorbe le plus faible, et cela est de droit”(“弱肉強食，理所當然”)。它對待工人階級的態度也是同樣殘忍的。這種殘忍態度有時竟表現成爲冷酷無情，因而就使沙多勃利昂發生誤會。 由此可見，個人因其性格的某種特點而能影響到社會的命運。這種影響有時甚至是很大的，但這種影響發生的可能及其範圍，卻要依當時的社會組織以及當時的社會力量對比關係來決定。個人的性格只有在社會關係所容許的那個地方、時候和程度內，才能成爲社會發展的“因素”。 個人的作用既然是由社會的組織來決定，那末受這種作用所制約的個人的社會影響，又怎麼會與社會發展的規律性概念相牴觸呢？個人的社會影響不僅不與這種概念相牴觸，並且是對這種概念的一種最鮮明的證實。 黑格爾曾說:“In allem Endlichen ist ein Element desZufälligen”(一切有限現象都包含有偶然性的成分)。我們在科學中所考察的只是“有限現象”；因此可以說科學所研究的一切過程都包含有偶然性的成分。這是否會使對於各種現象的科學認識成爲不可能呢？絕對不會。偶然性是一種相對的東西。它只會在各個必然過程的交叉點上出現。 由此可知，個人往往能對社會命運發生重大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是由社會的內部結構及其對其他社會的關係決定的。但這還沒有完全解決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社會關係的根本原因是在於生產力的狀況。生產力的狀況所取決於個別人物的個人特點的地方，至多也不過是這種人物對於從事技術改良、技術發現和發明的能力的大小。……可是其他任何特點都不會使個別人物能直接影響到生產力狀況，因而也就不能直接影響到爲生產力狀況所決定的社會關係即經濟關係。當經濟關係適合於當時生產力狀況的時侯，那末一個人物無論有怎樣的特點，也不能消除這種經濟關係。但是一個人物究竟在什麼程度上能夠滿足在當時經濟關係基礎上所產生的那些社會需要或阻礙這種滿足，卻要由這個人物的個人特點來決定。 當一定的社會局勢在其精神代表人物面前提出某種任務的時候，那末這些任務在傑出人物尚未把它們解決以前是始終引起傑出人物注意的。而當他們一旦解決這種任務，他們的注意力就會轉移到別的對象上去。 爲了使一個擁有某種才能的人能運用他的這種才能來對事變進程發生重大影響，就需要有兩個條件。第一，他所具備的才能應當使他比別人更加適合那個時代的社會需要：如果拿破崙所具備的不是他那種軍事才能，而是貝多芬的音樂才能，那他當然就不會做到皇帝。第二，當時的社會制度不應阻礙具備有恰合當時需要並於當時有益的特性的那個人物施展其能力。 早就有人說過，凡是有便於傑出人物發揮其才能的社會條件的時候和地方，總會有傑出人物出現。這就是說，每一個真正顯出了本領的傑出人物，即每一個成了社會力量的傑出人物，都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但既然如此，就不難了解，爲什麼傑出人物，正如我們所說過的，只能改變當時事變的個別外貌，卻不能改變當時事變的一般趨勢；他們自己只是由於這種趨勢纔出現的；沒有這種趨勢，他們永遠也跨不過由可能進到現實的門檻。 當然，有各種各樣的傑出人物。泰納說得對：“當文明發展進程中新的進步產生出一種新的藝術時，總會有幾十個傑出人物以一兩個天才人物爲中心應運而生，幾十個傑出人物只能把社會思想表現出一半，而一兩個天才人物卻能把這種思想完全表現出來”。 總之， 領導人物的個人特點能決定歷史事變的個別外貌，所以我們所說的那種偶然成分在這種事變進程中始終起着某些作用，但這種進程的趨勢歸根到底要由所謂普遍原因，即實際上是由生產力的發展以及依此種發展爲轉移的人們在生產的社會經濟過程中的相互關係來決定。偶然現象以及著名人物個人的特點，其表現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顯著得無比。 一個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爲他的個人特點使偉大的歷史事變具有個別的外貌，而是因爲他所具備的特點，使他自己最能爲當時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響下所發生的偉大社會需要服務。 偉大人物確實是創始人，因爲他的見識要比別人的遠些，他的願望要比別人的強烈些。他把先前的社會智慧發展進程所提出的科學任務拿來加以解決；他把先前的社會關係發展過程所造成的新的社會需要指明出來；他擔負起滿足這些需要的發起責任。他是個英雄。其所以是個英雄，並不是說他能阻止或改變事物的自然進程，而是說他的活動是這個必然和不自覺進程的自覺的和自由的表現。他的全部作用就在於此，他的全部力量就在於此。但這是一種莫大的作用，是一種極大的力量。 歷史上真正重大的事變和人物之所以重大，只在於兩者都是社會制度和經濟條件發展的符號和象徵。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英雄的身影總在轉折處閃光。我們既是時代洪流的隨波逐舟者，亦是推動浪潮的涓滴之力。承認歷史的必然性，並非要消解個體的價值，而是要明白，個人的才智與勇氣只有在順應大勢時方能綻放異彩。過分誇大個體意志是狂妄，完全抹殺個人作用則是虛無。唯有看清這宏大的交響中每個音符的位置，才能既敬畏歷史車輪的厚重，又珍視凡人挺身而出的那一瞬光芒。

普列漢諾夫強調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作爲對羣體和個人產生影響的整體基礎對歷史進程的作用。歷史進程絕非由英雄個人主導的結果、也並非純粹偶然事件的集合，而是在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基礎上社會共同體、制度、以及個人之間的關係不斷動態變化的反映。英雄人物是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精神和趨勢的最好的人物。人與社會的動態變化關係就是歷史。 普列漢諾夫注意到歷史決定論和必然性絕非取消自由意志的，相反，歷史必然性是自由意志的基礎、它們互相統一，自由意志是來自必然性的結果，也是必然性再次形成的原因。 但歸根結底從歷史中我們能看清的是很少的、很偶然的部分。我們要再去仔細查看那些我們從不質疑的東西。

瑞·達利歐在《原則》一書中提及，王岐山贈予了他這本《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本書篇幅不長，共八個章節，一個下午即可讀完。 總體來說，推薦閱讀。但是在介紹本書內容前，我先要提2個缺點，供讀前參考： 本書幾乎沒有爲現代普通讀者提供必要的歷史背景。 作者在論證過程中大量引用法國革命、七年戰爭、拿破崙時代以及歐洲思想是中的人物和時間。對歐洲近代史背景缺乏瞭解的讀者而言，閱讀體驗不佳。如果該版本能在正文前增加一篇時代背景介紹和主要人物介紹，會更好。 語言晦澀 這是最明顯的問題。明明每個字都是中文，但是連起來就很難讀懂。19世紀哲學論戰本就抽象，作者開篇就以辯駁其他思想家觀點起手，結合大量的長句、抽象名字、多重否定和歐式表達，非常難以閱讀。該譯本未針對此問題作優化（也可能是此類文本的特點如此，如有偏頗歡迎指正）。 舉個例子，原文有這樣一段話： 自由總是指擺脫什麼東西而言。自由若不瞭解爲與拘束相反，那自由就沒有什麼意思了。當然是這樣的。但是，決不能根據這種細微、粗淺的真理來推翻哲學思想所會作出的一種最卓越的發現，即自由是已被意識到了的必然性這一原理。 這段話用現代漢語來表達，大概是這個意思： 把自由理解成“不受外界拘束”當然沒錯，但這樣理解太表層了。自由是認識到客觀規律後、尊重規律的行動。 再舉個例子： 當月亮終於發現原來並不是它的意志，也不是它的“理想”決定它在天空中的運動，反而是它的運動決定它的意志和它的“理想”的時候，它又會作何感想呢？ 說人話：假設月亮有意識，它發現自己的運動並不由自己的意識決定，而是受到客觀規律的支配，它會怎麼樣？ 本書很多地方並不是思想高深到無法理解，而是作者原本就抽象的哲學論證在老派的中文譯法後進一步抬高了理解門檻。如果能改寫成現代漢語，會簡單得多。 普通讀者閱讀本書，建議藉助AI工具輔助閱讀。本人也在每個章節末的討論區提供了簡要總結。 不過，這兩個缺點主要源於易讀性缺失，這不影響作者思想的價值。 本書討論的核心問題是：究竟是時代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代？ 作者沒有選擇任何一個極端，他既反對“憑個人意志可以創造歷史”，也反對“歷史由天定，個人無意義”。他的答案可以概括爲： 歷史發展的總體方向受到社會、經濟、制度等深層條件的制約，但“個人”可以改變歷史進程的發展速度、路徑、具體形態和高度。時代決定了你大致能改變什麼，卻沒有規定你必須把事情做到什麼程度。 舉個例子，在航天這一領域，沒有任何人能做到“2030年將人類文明送入仙女星座深度探索”，當前的生產力、經濟發展水平不可能做到，這是受到時代的制約。但偉大的人仍然可以通過自己的天賦與努力做到這些事： 在物理學/材料學等基礎科學取得重大突破，大幅度提升航天器的某一種性能； 創立極其成功的跨國企業，使用個人財富發射航天器，爲行業試錯、提高社會整體關注度； 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這些後輩將投身航天事業； 發展經濟、提升教育、改善制度，爲社會創造積極的環境，爲後人打下堅實的基礎。 在讀這本書前，我對“個人與時代”的理解是這樣的：一個人雖然無法改變時代發展的總趨勢，但傑出的人物能夠加快時代前進的速度。 讀完後，我的觀點得到了細化，我意識到一個人的歷史作用不僅取決於他的個人能力，也要看這份能力是否符合時代的需要、他是否處於能發揮這種能力的位置、當時的社會條件是否允許。偉人並不是脫離時代、憑空創造歷史的人，而更像是在時代和社會提出了某個重大問題、重要需求以後，比別人更早看見、更有能力解決的人。 放在現在的社會環境下，本書也提供了一種看待個人發展的方式。一個人既不能幻想自己能僅憑意志突破時代的限制，也不能認爲自己的實踐行動在時代面前毫無意義。真正應該思考的是：我所處的這個時代正在創造什麼樣的可能性？它需要什麼樣的人？我能在這些可能性中，把事情推薦到什麼程度？ 最後援引黨在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對毛主席歷史作用的評價結束本篇書評： 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爲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 。

一本書表述了一句古話：時勢造英雄！每一個真正顯出了本領的傑出人物，即每一個成了社會力量的傑出人物，都是社會關係的產物。歷史上真正重大的事變和人物之所以重大，只在於兩者都是社會制度和經濟條件發展的符號和象徵。

非常難 這是《原則》裏面推薦的書 對我來講難度確實太大了 藉着AI勉強看完 第一次看到這個觀點是看有人在知乎討論教員和朱元璋的功績時 有人提出來 如果不存在二位 我們會不會導向完全一個歷史進程？如果是會 那麼就反駁了歷史課本很多所謂“必然”的觀點。這也是《原則》提這本書時，我選擇閱讀的原因。 一、核心問題 歷史到底是英雄創造的，還是人民創造的？ 個人在歷史規律面前究竟能發揮多大作用？ 二、批判的三種錯誤史觀 英雄史觀 歷史由少數天才偉人創造，羣衆只是羣氓 無視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無爲主義（宿命論） 歷史有鐵的必然性，個人做什麼都沒用 把認識規律等同於被動等待 因素論（折中主義） 經濟、政治、思想等因素同等重要 不分主次，等於什麼都沒說清 三、核心觀點提煉 1. 自由與必然的統一 自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性。 不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才叫自由，而是看懂規律、借勢而爲，纔是真正的自由。認識歷史規律的人，行動才最有力量。 2. 歷史大方向不可逆轉 生產力發展是歷史的終極動力。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總趨勢任何個人都改變不了。傑出人物只能加速或延緩進程，改變歷史的"個別外貌"，但改不了總方向。 3. 時勢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時勢 • 必然性：社會發展到某個階段，必然需要某種角色的人物出現 • 偶然性：具體是誰來扮演這個角色，有偶然性 • 結論：角色是必然的，演員是偶然的。沒有拿破崙，也會有另一個軍事強人出現 4. 偉人的本質：服務時代需要 偉人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爲他憑空創造了歷史，而是因爲： 他的見識比別人遠些，願望比別人強烈些，最能爲當時的社會需要服務。 偉人是第一個清晰喊出"時代心聲"的人，是把羣衆的潛在力量組織起來的人。 5. 個人作用的邊界 個人影響力的大小，不取決於才華，而取決於社會結構。 • 社會僵化時，再大的才華也可能被埋沒 • 社會變革期，普通人也可能登上歷史舞臺 • 社會制度決定了個人能發揮作用的上限 五、個人感悟 1. 不迷信英雄，也不妄自菲薄——成事靠時勢，但順勢而爲的人能改變事情的成色 2. 選擇比努力重要——個人才華永遠受制於時代和平臺，看懂趨勢比埋頭苦幹更關鍵 3. 真正的力量來自解決真實問題——能回應時代需求的人，纔會被時代推到臺前 4. 人民纔是歷史的主體——千千萬萬人的生產和鬥爭，纔是歷史前進的真正發動機

1921 年毛澤東自上海回到長沙，與易禮容討論建立共產黨，易說：“我聽說俄國 1917 年列寧領導的革命，死了 3000 萬人。中國現在要成立共產黨，是要死 30 個人，救 70 個人，損失太大，我就不幹。” 毛說：“你錯了。社會主義革命是瓜熟蒂落。” 易說：“瓜熟蒂落，就幹吧。” 當我認識到歷史的某種必然，並且認定完全不能不如我所做的那樣去做時，也就是說，在聯繫必然的這根鏈條上，各人的位置決定了作用於歷史進程的個別能量的不同，而我畢竟可以能動地改造主客觀世界，不必無爲地等待歷史的自行造就，那麼必然與自由、主客觀的同一，就全在於承擔起責任，去作用於事變的最終到來。

人道在天道面前，不值一提 把歷史的進程歸納到關鍵人物的作用，是人的頂級自戀，把歷史的進程歸納到組織和制度，是人的次級自戀，因爲同一套組織在初期可能都是向上的力量，後期腐敗衰敗時也還是同一套組織，所以真正的力量是天道，它總是春夏秋冬，總是生長榮藏，循環往復，只不過每一次的週期會因爲制度的生命力強弱而長短不一，會因爲關鍵人物而提前或延緩關鍵轉折點，提高或降低表現程度。 反過來說，只有能代表或利用趨勢的人，才能站在歷史的聚光燈下，而競爭這一權位的人大有人在。人和物在規律面前，無足輕重。

前面寫的很晦澀，最後一章寫的更容易理解。想要閱讀的朋友如果因爲前文的撰寫而打退堂鼓，不如直接讀最後一段。 還有一個需要注意點，正如廣大書友所說，這本書其實更多的是討論"英雄人物"在歷史的作用，核心是反駁“英雄造時勢”或者等待救世主出現的觀點。對於我們普羅大衆在歷史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選擇並無什麼論述。或者說，作者以重大事件中的典型人物爲代表，如果想引申到自己，還需要自己的理解。

一個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爲他的個人特點使偉大的歷史事變具有個別的外貌，而是因爲他所具備的特點，使他自己最能爲當時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響下所發生的偉大社會需要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