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概

大道至簡，衍化至繁。真正的通透，不在於蒐羅萬象，而在於能否以極簡的言語，洞穿最幽微的本質。不堆砌辭藻，不羅列故實，只以寥寥數筆，便剖開詩文筆墨的靈魂，讓人窺見那字裏行間流淌的學養、才思與志向。這種舉重若輕的智慧，是歷經歲月沉澱後的洗盡鉛華，是將萬千氣象歸於方寸之間的從容。它讓我們明白，唯有捨棄浮華的枝蔓，方能抵達藝術與思想最核心的肌理，在極致的精煉中，照見永恆。

法以去弊，亦易生弊。立論之當慎，與立法同。 劉熙載《藝概》分別從文、詩、賦、詞曲、書法、經義六個方面對中國古典藝術思想進行了總結和評述。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號融齋，晚號寤崖子，江蘇興化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編修、國子監司業、廣東學政、左春坊左中允等職，半生爲官基本在文化和教育部門，致仕後主持上海龍門書院14年，可以稱得上是清中後期一位學者型官員。《藝概》一書是劉熙載對自己歷年談文論藝的札記所做的集中整理和修訂，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寫成。全書共有6卷，分別爲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義概，是對中國古典藝術思想的總結和評述。卷首的“敘”揭示“藝”之基本觀念，明確宣稱：“學者兼通六藝，尚矣！”從該書的內容安排上看，此處所指“六藝”顯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禮、樂、射、御、書、數六種技藝，而更接近現代意義上對“藝術”的理解，即包括文學、書法、音樂等多種藝術門類。劉熙載以更廣闊的視域，用“兼通”一詞將文、詩、賦、詞曲、書法等藝術形式囊括其中，所謂“觀其全”，並在此基礎上探討中國古典藝術思想理論，這與我們今天談論的藝術學基本概念暗合，在中外藝術理論史上，顯示出較爲明顯的當代意義。 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昌黎雖嘗謂“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而必曰“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陸士衡《文賦》曰：“理扶質以立幹。”劉彥和《文心雕龍》曰：“精理爲文。”然則舍理而論文辭者，奚取焉？ 文有七戒，曰：旨戒雜，氣戒破，局戒亂，語戒習，字戒僻，詳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實。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長篇之法，不外“盡而不污”。《文心雕龍》謂“貫一爲拯亂之藥”，餘謂貫一尤以泯形跡爲尚。唐僧皎然論詩所謂“拋針擲線也”。章法不難於續而難於斷。先秦文善斷，所以高不易攀。然“拋針擲線”，全靠眼光不走；“注坡驀澗”，全仗繮轡在手。明斷，正取暗續也。文章之道，斡旋驅遣，全仗乎筆。筆爲性情，墨爲形質。使墨之從筆，如雲濤之從風，斯無施不可矣。 文無論奇正，皆取明理。試觀文孰奇於《莊子》，而陳君舉謂其“憑虛而有理致”，況正於《莊子》者乎？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闡前人所已發；擴前人所未發。論事敘事，皆以窮盡事理爲先。事理盡後，斯可再講筆法。不然，離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適用而不朽乎？ 有道理之家，有義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說見劉劭《人物誌》。文之本領，祗此四者盡之。然孰非經所統攝者乎？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左氏釋經，有此五體。其實左氏敘事，亦處處皆本此意。 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史家謂之“五難”。評《左氏》者，借是說以反觀之，亦可知其衆美兼擅矣。 蕭穎士《與韋述書》雲：“於《穀梁》師其簡，於《公羊》得其核。”二語意皆明白。惟言“於《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認，當知孤質非文，浮豔亦非文也。 《左氏》尚禮，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義，故正。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國策》乃沈而快；文之雋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雋，《國策》乃雄而雋。《國策》明快無如虞卿之折樓緩，慷慨無如荊卿之辭燕丹。《國策》文有兩種：一堅明約束，賈生得之；一沈鬱頓挫，司馬子長得之。 文章蹊徑好尚，自《莊》、《列》出而一變，佛書入中國又一變，《世說新語》成書又一變。此諸書，人鮮不讀，讀鮮不嗜，往往與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爲所役，是在卓爾之大雅矣。 古人意在筆先，故得舉止閒暇；後人意在筆後，故至手腳忙亂。杜元凱稱左氏“其文緩”，曹子桓稱屈原“優遊緩節”，“緩”豈易及者乎？ 秦文雄奇，漢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談，漢不如秦；本經立義，秦亦不能如漢也。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漢家文章，周、秦並法。惟董仲舒一路無秦氣。 西漢文無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則司馬相如。人知數子之文純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當於其原委窮之。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太史公於敘《伯夷列傳》發之。而《史記》全書重義之旨亦不異是。書中言利處，寓貶於褒。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貧賤”，宜後人之復譏固與！ 用辭賦之駢麗以爲文者，起於宋玉《對楚王問》，後此則鄒陽、枚乘、相如是也。惟此體施之必擇所宜，古人自主文譎諫外，鮮或取焉。 六代之文，麗纔多而練才少。有練才焉，如陸士衡是也。蓋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復足以籠鉅，故其所作，皆傑然自樹質幹。《文心雕龍》但目以“情繁辭隱”，殊未盡之。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昌黎論文曰：“惟其是爾。”餘謂“是”字註腳有二：曰正，曰真。 文得昌黎之傳者，李習之精於理，皇甫持正練於辭。習之一宗，直爲北宋名家發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則自孫可之後，已罕聞成家者矣。 荊公《遊褒禪山記》雲：“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餘謂“深”、“難”、“奇”三字，公之學與文，得失並見於此。 介甫文，於下愚及中人之所見，皆剝去不用，此其長也；至於上智之所見亦剝去不用，則病痛非小。 介甫《上邵學士書》雲：“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採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又《上人書》雲：“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餘謂介甫之文，洵異於尚辭巧華矣，特未思免於此斃，仍未必濟用、適用耳。 儒學、史學、玄學、文學，見《宋書·雷次宗傳》。大抵儒學本《禮》，荀子是也；史學本《書》與《春秋》，馬遷是也；玄學本《易》，莊子是也；文學本《詩》，屈原是也。後世作者，取塗弗越此矣。 志者，文之總持。文不同而志則一。猶鼓琴者，聲雖改而操不變也。善夫陶淵明之言曰：“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 文，辭也；質，亦辭也。博，辭也；約，亦辭也。質，其如《易》所謂“正言斷辭”乎？約，其如《書》所謂“辭尚體要”乎？ 論不可使辭勝於理，辭勝理則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弊且不可勝言也。《文心雕龍·論說》篇解“論”字有“倫理有無”及“彌綸羣言，研精一理”之說，得之矣。 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餘謂有不論，不議，不辯。論議辯斯當矣。 東坡《進呈陸宣公奏議札子》雲：“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上神宗皇帝書》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蓋法高於意則用法，意高於法則用意。用意，正其神明於法也。文章一道，何獨不然！ 文有本位。孟子於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則漸避本位矣，永叔則避之更甚矣。凡避本位易窈眇，亦易選懦。文至永叔以後，方以避本位爲獨得之傳，蓋亦頗矣。 《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見詩爲天人之合。“詩言志”，孟子“文、辭、志”之說所本也。“思無邪”，子夏《詩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所本也。 《詩》，自樂是一種，“衡門之下”是也；自勵是一種，“坎坎代檀兮”是也；自傷是一種，“出自北門”是也；自譽自嘲是一種，“簡兮簡兮”是也；自警是一種，“抑抑威儀”是也。 詩喻物情之微者近《風》，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奧者近《頌》。 李太白《古風》雲：“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蓋有《詩》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騷》也。 《十九首》鑿空亂道，讀之自覺四顧躊躇，百端交集。詩至此，始可謂其中有物也已。 庾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他體爲唐五絕、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勝舉。 杜陵五、七古敘事，節次、波瀾、離合、斷續，從《史記》得來，而蒼莽雄直之氣亦逼近之。畢仲遊但謂“杜甫似司馬遷”而不繫一辭，正欲使人自得耳。 詩文一源。昌黎詩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謂“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 白香山《與元微之書》曰：“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 潘邠老謂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餘謂此例何可盡拘？但論句中自然之節奏，則七言可以上四字作一頓，五言可以上二字作一頓耳。 凡詩不可以助長，五古尤甚。故詩不善於五古，他體雖工弗尚也。《書譜》雲：“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爲五古者，宜亦有取於斯言。 七古可命爲古、近二體。近體曰駢、曰諧、曰麗、曰綿，古體曰單、曰拗、曰瘦、曰勁。一尚風容，一尚筋骨。此齊梁、漢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別也。 李仲蒙謂：“敘物以言情謂之賦，索物以託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此明賦、比、興之別也。然賦中未嘗不兼具比興之意。 詩爲賦心，賦爲詩體。詩言持，賦言鋪，持約而鋪博也。古詩人本合二義爲一，至西漢以來，詩賦始各有專家。 古者辭與賦通稱。《史記·司馬相如傳》言“景帝不好辭賦”，《漢書·揚雄傳》“賦莫深於《離騷》，辭莫麗於相如”，則辭亦爲賦，賦亦爲辭，明甚。 屈子以後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賈生《惜誓》，情之綿邈莫如宋玉“悲秋”，骨之奇勁莫如淮南《招隱士》。宋玉《招魂》，在《楚辭》爲尤多異采，約之亦只兩境：一可喜，一可怖而已。 屈子之纏綿，枚叔、長卿之巨麗，淵明之高逸，宇宙間賦，歸趣總不外此三種。 《周禮》太師之職始見“賦”字。鄭注“賦之言鋪”，而於鋪之原委仍引而未發也。鋪，有所鋪，有能鋪。司馬相如《答盛覽問賦書》有“賦跡”、“賦心”之說。跡，其所；心，其能也。心、跡本非截然爲二。覽聞其言，乃終身不敢言作賦之心，抑何固哉！且言“賦心”不起於相如，自《楚辭·招魂》“同心賦些”，已發端矣。 賦兼敘、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橫義也；敘者，一先一後，豎義也。 司馬長卿論賦雲：“一經一緯。”或疑經可言一，緯不可言一。不知乃舉一例百，合百爲一耳。賦欲縱橫自在，系乎知類。太史公《屈原傳》曰：“舉類邇而見義遠。”《敘傳》又曰：“連類以爭義。”司馬相如《封禪書》曰：“依類託寓。”枚乘《七發》曰：“離辭連類。”皇甫士安敘《三都賦》曰：“觸類而長之。” 賦取乎麗，而麗非奇不顯，是故賦不厭奇。然往往有以竟體求奇，轉至不奇者，由不知以蓄奇爲泄奇地耳。譚友夏論詩，謂“一篇之樸，以養一句之靈；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樸”。 樂歌古以詩，近代以詞。如《關雎》《鹿鳴》，皆聲出於言也，詞則言出於聲矣。故詞，聲學也。《說文》解“詞”字曰：“意內而言外也。”徐鍇《通論》曰：“音內而言外，在音之內，在言之外也。”故知詞也者，言有盡而音意無窮也。 煉字，數字爲煉，一字亦爲煉。句則合句首、句中、句尾以見意，多者三四層，少亦不下兩層。詞家或遂謂字易而句難，不知煉句固取相足相形，煉字亦須遙管遙應也。 詞導源於古詩，故亦兼具六義。六義之取，各有所當，不得以一時一境盡之。樂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詞，樂章也，雅鄭不辨，更何論焉？ “升歌、笙入、閒歌、合樂”，《楚辭·招魂》所謂“四上競氣”也。詞之過變處，節次淺深，准此辨之。詞或前景後情，或前情後景，或情景齊到，相間相融，各有其妙。一轉一深，一深一妙，此騷人三昧。倚聲家得之，便自超出常境。 詞家先要辨得“情”字。《詩序》言“發乎情”，《文賦》言“詩緣情”，所貴於情者，爲得其正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世間極有情之人。流俗誤以欲爲情。欲長情消，患在世道。倚聲一事，其小焉者也。 曲之名古矣。近世所謂曲者，乃金、元之北曲，及後復溢爲南曲者也。未有曲時，詞即是曲；既有曲時，曲可悟詞。苟曲理未明，詞亦恐難獨善矣。 詞如詩，曲如賦，賦可補詩之不足者也。昔人謂金、元所用之樂，嘈雜、悽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是曲亦可補詞之不足也。 曲止小令、雜劇、套數三種。小令、套數不用代字訣，雜劇全是代字訣。不代者品欲高，代者才欲富。此亦如“詩言志”、“賦體物”之別也。又套數視雜劇尤宜貫串，以雜劇可借白爲聯絡耳。 詞曲本不相離，惟詞以文言，曲以聲言耳。“詞”、“辭”通，《左傳》襄二十九年杜注云：“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正義》雲：“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是辭屬文，曲屬聲，明甚。古樂府有曰“辭”者，有曰“曲”者，其實辭即曲之辭，曲即辭之曲也。襄二十九年《正義》又云：“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此可爲詞曲合一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