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

國士無雙——評《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 很早時候，就知道曾作爲費老晚年祕書的張冠生在寫他的傳記。現在終於看到這部著作出版了。 不過，書名可改爲《斯人斯士》，不必突出費先生鄉土社會的專門研究。因費先生爲國家社會作出的貢獻，足以用“國士”稱之。 我們這一代人對費先生是很熟悉的。大多都讀了他的成名作《江村經濟》，對社會學特別是中國鄉土社會的特點有了大致的瞭解。 這也解開了一個疑惑，毛公何以也精通社會調查研究？原來，那個時代流行的社會調查，一發端於馬克思，一發端於社會學，其方法皆爲實證主義。毛公早年的調查研究便得益於北大旁聽時，調查的風格路數與費氏同，都是從社會實際尋出理論來。毛公的“實事求是”和費老的“從實求知”可謂殊途同歸。 費老著作等身，但直到這幾年，才集中精力系統研讀了費先生的其他著作，尤其晚年的《行行重行行》、《談話錄》和《補課》等系列，由之知道了學者的理論創造何以進行，並如何上升爲國家決策，進而爲民造福的。 不必詳細描繪費先生早年奇特的的求學經歷，如在女校上學且與楊絳同窗；也不必述說他那各種複雜的親戚關係，所交皆屬社會名流；也不必說他在複雜年代的沉默與遭遇，如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風波和幹校勞動。 單說他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深入貴州大山研究瑤族社會，自己掉入獵人陷阱，妻子外出求救溺水犧牲……他們的勇氣和英名就足以長久書寫在社會學的大旗上。 實在說，王同惠的犧牲是一件極爲可惜的事，是社會學最悲壯的犧牲和最慘痛的損失。她有着極高的聰明睿智、學術天賦和理想追求。以一介女性而研究社會學，這在當時便已打破了傳統，在當時中國就我瞭解而言是第一人。 在瑤山期間，王同惠作爲女性與鄉民交流時的親和作用似乎比費還大。後來，費死裏逃生整理出版的《花籃瑤社會研究》便全是基於王同惠蒐集梳理的資料，可算是夫妻共同的成果。如果王同惠沒有犧牲，她肯定會成爲中國第一流的女社會學家，而與費成爲社會學雙璧，這是不待言的了。 自燕京大學到清華大學，再到倫敦師從馬林諾夫斯基，到美國訪問派克，費的社會學研究一向比較順利。於亂世亂象而不得不言乃文人通病，先生於是由學術而政治。他那時發表大量政治社會評論，搖身一變成爲一個民主主義者，希望以言議政補苛政於萬一。 他的學術志趣的轉機出現在李公樸、聞一多的相繼倒下。李聞慘案徹底打破了他“光榮不必建立在武力上”的空想，在血的事實和躲命流亡中知道舊的一套體系結束了。再後來，在到西北坡途中滾滾車輪支前的洪流的親見中，他看到了新生的力量，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作出了自己的選擇：倒向人民。 他早年一直研究鄉土社會，也就是學術的聚焦點始終在農村，由山村到鄉村，由鄉村到市鎮，正當準備邁向城市研究時，風波來臨，他的學術生命戛然而止。這一延宕便是二十多年，他只好轉而研究民族問題，並提出影響後世的多元一體民族觀。 他本是一介書生，卻始終脫離不了政治。他的鄉土社會研究，便是敏銳覺察到鄉土是中國社會變遷的第一位的問題，有此土則有此人，有此人則有此社會，有此國家。因而，鄉土，真所謂生死以系之，安危以系之。因而，中國二十世紀的革命有時便稱之爲土地革命，代表已受壓迫階級如何重新奪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作爲獨創性的社會學家，他提煉了至今人們耳熟能詳的社會學概念，比如“熟人社會“與“生人社會”，“差序格局”與“社會繼替”，“鄉土工業”與“鄉鎮企業”，“前村後店”與“前街後廠”，一直到城市工業化、區域經濟發展，終至於世界和美大同……視域逐漸由鄉土中國而上升到世界人類，體現了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和天下胸懷。 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個人遭際如何，他始終“以增加人民生活程度爲目的”，並堅持保舊創新、從實求知，從而爲保存傳統文化，發展新時代的文化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愈到晚年，先生愈感到傳統文化的寶貴，開始拼命趕課補課。這源於他對時代的觀察。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費老就明確指出，當今世界是“新戰國時代”，本質是東方道路和西方道路的競爭，是“驚險大世界”的生存遊戲。因而，文化被提高到民族生存的高度，先生遂竭力倡導“文化自覺”，“文化自覺就是敢於在世界上亮相”，並說“首先是要有自信”。他的這些主張正是今日已上升爲國家戰略的“文化自信”。 在讀先生的書時，我們便常感到智力的差異。他的文筆是那樣的平淡質樸自然優美，思想又是那樣的睿智深刻獨到敏捷。比如，我們到某地，便只見人車樓多，先生卻能寫出一部書來（另一位也曾寫出《美國反對美國》的有名著作）。但讀了先生的書，我們瞭解了先生的治學方法，也生出沿先生之路作出同樣成績的希望來。 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趨勢是社會實踐走在了思想前面，加之眼前動盪不安、變亂交織的世界，我們有時不得不承認人類智慧的有限。於是，世界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就成了社會學始終一貫的主題。 破解這些難題，需要新的社會學研究範式。正是在這一方面，費先生的著作可以給我們以絕好的範例和思考。

“自覺覺他覺性圓滿即是佛，宏觀觀物觀行結合成上人”。讀完這本書，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與費孝通老先生著作《鄉土中國》結緣的往事。 在我剛剛工作不久時，那時候微信讀書還沒有誕生，所以所有的閱讀書籍基本上自己掏錢購買的或者在市區圖書館、書店借來的。在一個週末的下午，我拿着借閱證，來到了我經常前往的書店。書店裏面讀者熙熙攘攘，並沒有人高聲喧嚷。讀者大多數是學生（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也有不少是在媽媽的陪同下前來閱讀、購書的。有的孩子在竊竊私語，煞有介事地討論着書裏面的內容。有的母親在交頭接耳，一本正經地討論着書籍的價格、裝訂。我一如既往地來到社會科學那個區域，開始瀏覽書目的名稱。一本《鄉土中國》赫然映入眼簾，肯定是最近才上架的。在大學的時候，早就聽說《鄉土中國》是研究中國農村的鴻篇鉅製。今日得見尊容，雖沒有如獲至寶的驚喜，卻還是滿懷不期而遇的歡欣。淡淡泛黃的封面，如經書一般古色古香。我毫不猶豫地從書架上抽出來，一頁一頁、逐字逐句地研讀起來。我一個農村出生的孩子，在黃泥土裏生長了十六年，就是這種鄉土情結指引着我津津有味的開始咀嚼起這部著作來。雖然當時對裏面闡述到的權力分配、差序格局不明就裏，懵懵懂懂。但是粗讀之後當時就驚詫不已。我這個在農村生活了那麼久人，對農村的婚喪嫁娶、家長裏短非常不解，經常追問長輩們“爲什麼會這樣”，長輩們的回答千篇一律的都是“唉，咱們農村就是這樣”。及至那天拜讀了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對以前大惑不解的農村問題似乎有了一點眉目。後來我痛痛快快的買下了那本書，付完錢才發現書店的工作人員正在清理賬目準備下班了，書店裏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剩下我一個讀者了。出來走在大街上，爽籟發而清風生，興高采烈地回住處了。一發而不可收，當天晚上就囫圇吞棗般的將它讀完了，估計也是讀了個一知半解。後來因爲自己的懶惰，這部著作就被束之高閣、永不復顧了。 出於職業發展的需要，工作四年以後，我前往母校攻讀碩士。個人自由支配的時間相對多了起來，然而課業繁重，高深、專業的問題搞得人焦頭爛額，經常難免心浮氣躁。何以解憂？唯有讀書，這個我從六歲剛剛讀書識字以來就養成的個人喜好。把過去不曾讀懂的書拿出來反芻，不失爲一個尋求內心平靜的好方法。《鄉土中國》首當其衝，我開始查閱相關文獻，逐字逐句對裏面涉及到的專業術語、思維邏輯進行消化吸收。費孝通先生用鄉土人文環境、傳統結構、權力分配、道德體系、血緣地緣將中國農村的主要特徵概括分析，把看似雜亂無章、支離破碎的農村諸多現象闡述得一目瞭然。認真看完這部著作，你就明白了很多農村問題。無亂男女老少，都會講一些不堪入耳的諱言（當然不是經常，多在極端憤怒的時候），那是因爲她們生活的人文環境，世世代代如此。組、隊、村這是小細胞組成了農村傳統結構。婚喪嫁娶大操大辦、升學搬遷鋪張浪費其實是虛榮心、自卑感的體現。“張三李某家這樣辦了，可風光了，咱們也得這麼辦，咱丟不起這個人”這樣冠冕堂皇的說辭數見不鮮。農村權力分配的特徵導致了老農民對村幹部既羨慕又憎恨、既懼怕又親近，村幹部可以憑藉手中的權力決定誰家是精準扶貧戶，哪個單身漢可以喫低保。村幹部可以接受村民“一點微不足道的人情”、喫喝宴請。不公平、不公正的小事情經常發生，但是不會大動干戈、對薄公堂。老百姓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都是一個村裏的，低頭不見抬頭見”“咋說我們還是親戚呢，XX還把我喊XX呢”在自己切身利益受損或者與別人發生矛盾時，她們經常會用這些話語來收場，當然，她們心裏也篤信如此。這裏面的深層根源就是道德體系、血緣地緣。農村人祖祖輩輩、鄉里鄉親之間指桑罵槐、吵吵鬧鬧的事情三天兩頭髮生，簡直是家常便飯，但是以命相搏、鬥毆流血的事件幾十年也難發生一起。這就是人文環境、道德體系、血緣地緣共同制約的結果。當你把《鄉土中國》這本書與你在農村的所見所謂結合起來，你就會發現原來農村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竟然是如此合情合理，你就會深刻理解農村的陳規陋習、風俗習慣背後的社會心理。這部著作對中國農村進行了一次偉大的解剖，可謂是社會學史上一次偉大的創舉。 窺豹一斑，由《鄉土中國》一書，足見費孝通先生既具有遠見卓識，又有真才實幹，這在本書中有大量詳細的闡述。費孝通先生棄醫從文，然而他沒有拋棄醫學的謹小慎微，而是將它發揮得淋漓盡致，貫穿了其社會學研究一生。他在社會學學習積累期間，師從名師大家，又得鼎力襄助，最重要的是他立下宏願並孜孜以求，百折不撓。他新婚燕爾後就協同妻子不畏萬難，跋山涉水深入人跡罕至、條件惡劣的大瑤山實地勘察、走訪、測繪，自己身受重傷，妻子也不幸獻身事業。抱病期間也堅持整理資料、規劃未來，後來有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田野研究，爲中國的社會學研究留下了濃墨重彩、不可或缺的一筆。 本書高度讚揚了費孝通先生的卓越貢獻，飽含深情地追述了其生平，情真意切。自覺覺他覺性，宏觀觀物觀行，費孝通先生身上，讓我們看到了以他爲代表的那個時代學者的操守和精神。斯人已逝，浩氣長存。

費孝通（1910-2005）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重要奠基人。他的一生是學者、實幹家與社會活動家的完美結合，其思想深刻影響了中國乃至世界對鄉土社會的理解。 第一幕（青年·破局）：棄醫從社，深入廣西大瑤山和江蘇開弦弓村，用腳做學問，寫下奠定學界地位的《江村經濟》，讓中國鄉土社會首次有了科學的“解剖報告”。 · 第二幕（壯年·務實）：歷經坎坷卻初心不改，將學術信仰濃縮爲 “志在富民” 四個字。他提煉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成爲地方經濟發展的錦囊妙計。 · 第三幕（晚年·昇華）：提出 “文化自覺”，告誡國人在全球化浪潮中，既要守住文化根脈，又要懂得包容共處。 他打通了“書齋”與“田野”的牆，是一生都在“行行重行行”的實幹派大學者。 🔥 必背金句 ◆論文化格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論鄉土底色：“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差序格局 ◆論學者使命：“我一生的目標，唯一的目標，就是了解中國和中國人。” ◆論研究態度：“從實求知。” ◆論志向與責任：“腳踏實地、胸懷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論學術與目標：“我一生的目標，唯一的目標，就是了解中國和中國人。” ◆論鄉土與根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 ◆“靠種地謀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貴。” ◆論社會與家庭：“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來一次的機會。”； ◆“戀愛是一項探險，是對未知的摸索。”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生命勞動和鄉土結合在一起就不怕時間的沖洗了。” ◆ “要是光陰值錢的話，中國是世界上的首富了。” ◆“所謂科學，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東西，只是能講出來，講了人家懂得，可以試試的一種個人經驗罷了。” ◆“愛國主義是不夠的；我們對人必須沒有仇恨或怨氣。” ◆“現代都市中住着的是一個個生無人疼、死無人哭的孤魂。在形式上儘管熱鬧，可是在每個人的心頭有的是寂寞。” ◆ “中國人的信用是天生的。” ◆“侍弄莊稼的老農也守着土地，像是半身插到了土地裏。” 論中國人的“私” ◆ “中國傳統社會里一個人爲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爲了家可以犧牲黨，爲了黨可以犧牲國，爲了國可以犧牲天下。” ◆小城鎮是“農村人口的蓄水池” ◆ “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飢餓問題。” ◆“自覺覺他覺性圓滿即是佛”，“宏觀觀物觀行結合成上人”。 ◆“我們這個社會總教人做好人，可是總不準備獎品”

1957年6月6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召集民盟部分知名學者，在南河沿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開會，討論時局。與會者有曾昭掄、錢偉長、費孝通、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和民盟中央辦公廳主任葉篤義等。李文宜說：“座談時大家憂心忡忡，說有的學校學生要求黨委退出學校，而校黨委聽之任之，似乎已經癱瘓，已無力控制學生了（他們不知道這是一種策略），認爲民盟的教授們有責任幫助黨勸阻學生不要鬧事，以免發生小匈牙利事件。”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這次會議被視爲一個極其嚴重的事件，史稱“六教授會議”。這個會議本意是爲執政黨分憂，卻被誣爲“向党進攻”的黑會，成了當時形勢急劇轉折的一個關節，甚至成了一根導火索。費孝通在此後反右高潮中成爲挨批最多、最重的人物之一。早在“六教授會議”二十天之前，毛澤東爲《人民日報》寫評論員文章，已做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判斷，並考慮反右鬥爭的步調與時機。從此後一系列起到定調作用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喻爲“引蛇出洞”的策略。5月15日，毛澤東爲《人民日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事情正在起變化》原來題目是《走向反面（未定稿）》，毛澤東審閱第一次清樣稿時，改了題目，“在其上方加寫了‘內部文件，注意保存’的字樣，題下加寫了說明：‘（此文可登黨刊，但不公開發表。此文是五月中旬寫的）。……6月12日，此文印發黨內。毛澤東在看已經印發的這篇文章時，……在右上角‘內部文件，注意保存’後加寫了以下文字：‘不登報紙，不讓新聞記者知道，不給黨內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後，才考慮在中國報紙上發表。’”5月16日，毛澤東起草《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時又說：“最近一些天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6月6日，即“六教授會議”當天，毛澤東起草《中央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說：“北京的情況證明，各民主黨派、高等學校和許多機關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動思想和錯誤思想，反動分子乘機活躍，但是他們只佔各單位人數的百分之幾，最反動的分子不過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幾是中間派和左派。請你們注意將你們的單位人數，在運動中，按左中右標準，排一下隊，使自己心中有數。…費孝通很可能因參加6月6日會議和此前發表的《關於社會學，說幾句話》《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重訪江村》等文章成了全國最著名“右派”人物之一。反右運動突然改變了當時的社會氣氛。費孝通從此進入與前半生完全不同的時期。一夜間，他從一個有名望、有代表性、受尊敬、身兼要職的知識分子，掉進一個無從掙扎的泥潭，成了必須接受公開批判的人，在一個接一個會議上被當面痛斥。民盟中央的會議、民盟北京市委的會議、國務院專家局的會議、中央民族學院的會議、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的座談會、中國科學院召開的社會科學界反右派鬥爭座談會……費孝通說：“那是我第一次經歷這樣的事情。我沒有這種經驗。羣衆攻擊！所有的臉都突然轉過去，在一週之中！”…1957年5月31日，費孝通曾在《“早春”前後》一文結語處說：“‘早春’之後，來日方長，暫時說到這裏吧。”一語成讖，“來日”之“長”，是在二十多年之後。…費孝通住在中央民族學院教師宿舍，和潘光旦比鄰而居。1966年9月1日，費孝通和潘光旦、吳文藻等知名教授都被拉到了院子裏，接受“革命羣衆”的批鬥。一週前，8月24日，費孝通已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並被迫開始進行“勞改”。8月27日，紅衛兵勒令費孝通的妻子孟吟回鄉。費孝通不甘身心受辱，他想一死了之。二十年後，他在一篇序文中寫道：“三十年代我應該死而沒有死，四十年代人要我死而沒有死，六十年代我想死而沒有死。”後一句說的“我想死”是他在1966年9月1日當天的念頭。但他顧慮自殺會連累妻女，不敢驟然實施。他改變想法，先把妻子送到安全之地。“第二天我送妻子回蘇州。碰運氣我們買了一張火車票。這純粹是巧遇。有人要退票，問我們要不要票！我們就買了那張票，我安排妻子上了火車。原來，只有那天，纔可能讓犯罪分子、‘敵人’的家屬離開北京。第二天就不可能了。”9月2日，災難繼續。費孝通說：“我剩下獨自一人。然後襲擊來了。他們來拿走我家裏全部東西，這叫抄家。我是幸運的，他們留一間屋子給我，潘光旦沒有留下任何東西。臥房也封了，……他不得不睡在洋灰地上。我的門沒有全被紅衛兵加封。所以我能取出我的牀墊鋪在地上給潘光旦睡。那時只有我倆和一位老保姆和潘光旦的外孫女，一共四人，住兩間小房，包括廚房。其他房間全被關閉。他們關掉了我所有的房間，……其後的一年我們反覆被拉出去鬥爭。”面對混亂和瘋狂，費孝通要求自己“逆來順受，躲風避雨，少惹是非，力求自保”。潘光旦“以三個S應付”殘暴，一是submit（服從），二是sustain（支撐），三是survive（生存）。那段日子裏，潘光旦的幾個女兒都不在身邊。費孝通與他同住，朝夕相處，相依爲命。費孝通說，在經常被批鬥的一年裏，他們時常被強制勞動。費孝通的主要任務是打掃廁所和拔草。他因此“對校園中的全部廁所都相當熟悉”。潘光旦也“每日勞改，不因其殘廢而寬待”，勞動任務（拔草）比費孝通還重。拔草時，禁止他坐小凳子，潘光旦只能坐在地上幹活。葉篤義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祕書長，他記述潘光旦病逝前一些情況說：“‘文革’開始以後，我經常到他家去看他。他說他是以三個S應付當時形勢。……後來他的前列腺病症越來越嚴重，費孝通不得不把他送到積水潭醫院做手術。手術剛剛做完，醫院裏也鬧起‘革命’來了，給他做手術的大夫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成爲專政的對象。因此他的小便插了管子以後，就只由一個護士看護。醫院裏整天鬧‘革命’，一切正常醫療手續都顧不上了。他插進小便的管子掉出來了，也沒有人管。他尿在牀上也沒有人過問。我去看他，他叫我到民族學院告訴費孝通轉告潘乃穆去接他回家。我勸他忍耐住在醫院，家裏的條件總還不如醫院好。我說：‘sustain and survive。’他苦笑着說：‘第四個S，succumb（死亡）。’”潘乃穆記述後續情況說：“父親於1967年5月13日住院，6月1日出院回家，6月10日去世。……他去世時我們沒有一個守在身邊。臨終時並無遺言。多年後我瞭解到的情況是這樣：那天晚上，老保姆看他情況不好，急忙請費先生過來。父親曾向費先生索要止痛片，費先生沒有。他又要安眠藥，費先生也沒有。後來費先生將他擁在懷中，他遂逐漸停止了呼吸。”費孝通說自己“日夕旁侍，無力拯援，悽風慘雨，徒呼奈何”。人緣加書緣，費、潘二人師友風誼近四十年，守望相助近二十年。費孝通說：“我們長期比鄰，以致我每有疑難常常懶於去查書推敲，總是一溜煙地到隔壁去找‘活辭海’。他無論自己的工作多忙，沒有不爲我詳細解釋的，甚至常常拄着柺杖在書架前，摸來摸去地找書作答。這樣養成了我的依賴性，當他去世後，我竟時時感到丟了柺杖似的寸步難行。”… 費孝通在“文革”中被迫寫的檢查、交代文字，如今能見到的手稿共有162頁，字數在10萬字上下。其中有一份檢查提綱（1頁）；一份“初步檢查”（35頁）；一份“在革命大批判中對我罪行的揭露”（14頁）；一份“綜合材料”（83頁）；一份“綜合材料補充交代”（29頁）。根據這些手稿的文末落款和文中涉及人物的年齡，大致可確定寫於1969年前後。這些手稿，費孝通在接受一次又一次批鬥的間隙中寫出。當時情景如同噩夢，是他直到去世始終緘口不言的傷心話題。1999年，《費孝通文集》出版前，他“再三考慮”，決意“免於收入文集”。這份史料是否能公開，何時公開，尚屬未知。1969年10月，中共中央發佈戰備疏散第一號令，北京大量機構和人員要疏散到外地。費孝通隨着“整個學院被送往五七幹校”。該校設在湖北潛江廣華寺一個勞改農場，簡稱“沙洋幹校”。費孝通在這裏開始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段體力勞動者生活。費孝通說：“在五七幹校裏我們的生活條件實際上改善了，但我們智力衰退了。”“在那裏我成爲一個相當好的勞動者！我學會了怎樣蓋房、種棉花、燒飯。但是我沒有目的地生活着。在勞動中可以不展望、不回顧，可以隨時強自取樂。當你累的時候休息一會兒，抽一支香菸，那時會覺得很舒服。但是沒有希望。我們和外界隔絕，一點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這可以在費孝通的《幹校家書》（1969—1971）中得到印證。據《幹校家書》記述，費孝通在幹校經歷過的勞動工種有蓋房子、洗石灰、守倉庫、開溝平地、種棉花和玉米、放羊、看青、幫廚燒飯、分發報刊等等。其中僅種棉花一項，又有種植營養鉢、大田補種、間苗、定苗、除草、鬆土、打藥、打枝、打葉、收棉等。…1972年，費孝通結束幹校生活，回到北京。…1972年5月，費孝通的老朋友、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應周恩來邀請訪問北京。他在自傳裏記述見到費孝通的情況：“在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先生爲我們舉行的首次晚會上，……我們還見到了我們的老朋友，社會學家費孝通，他剛從幹校（五七幹校）回來，他說他在那裏學會了種棉花。他又挽起衣袖，指着那結實的手臂說，這都是給站在牆上的泥瓦匠拋磚的時候鍛煉出來的。他的聲音壓得很低，因爲據說有人通知過他不準用英語與我們交談。後來我們訪問了他所在的民族學院，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學院的負責人是一位對民族學一竅不通的軍宣隊長，他略帶誇張地向我們介紹了院裏的情況。這時我們才意識到，我們這些教授朋友仍然未完全擺脫控制，至於允許他們參加我們的歡迎會不過是對少數幾個人的恩賜罷了。”…費正清是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指導的博士生阿古什（R. D. Arkush）學位論文的選題方向是關於費孝通和中國社會學的研究，題目是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當時已有初稿。費正清知道了費孝通的處境，沒有談這件事。不久後，費孝通還是聽到傳說，得知哈佛大學有人寫了他的傳記。隨後，消息被證實，他收到一個來自美國的郵包，裏面是那本傳記初稿打印本。費孝通描述他當時的心情說：“杯弓蛇影，令人心悸。……當時我的心情凡是受過和我相同經歷的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樹碑立傳’，罪惡滔天，何況又是出於洋人之筆，其禍大矣。我提心吊膽地過了一陣，沒有人來追究，總算混了過去，直到粉碎‘四人幫’後纔敢示人。”——張冠生《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

“老來依然一書生” ——讀《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 作者：陳心想《光明日報》（ 2025年10月23日 11版:光明悅讀）   20年前，費孝通先生以95歲高齡謝世。他人生閱歷豐富，留給後人多方面啓示。正因如此，如何爲他寫傳記並提煉出一個恰當的定位，實在是一項考驗。張冠生的新作《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將費孝通定位爲“一介書生”的“傳燈人”。這一定位，應該是恰當的。以費孝通助手身份近距離觀察得來的體會，是張冠生此書最大的特色。   2000年，張冠生曾出版過《費孝通傳》，後修訂再版。這本《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以下簡稱《斯人斯土》），是在先前傳記基礎上增刪修訂而成。將時光再往前回溯，費孝通在世時，美國學者大衛·阿古什（亦稱歐達偉）曾於1981年出版了英文版《費孝通傳》。費孝通認爲，阿古什只看到了他受西方學術影響的一面，沒有看到他思想裏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因此，給他的定位並不準確。於是，費孝通對正在寫作其傳記的助手張冠生表示，“他（指阿古什——筆者注）沒有寫準。對我的定位沒有定好。你已經寫出來的關於我的文字，定位比較準。”   《斯人斯土》的寫作方法，亦受到了費孝通閱讀《帕克傳》後所寫作的《補課札記》一文的影響。1999年春，費孝通對張冠生說：“帕克傳是自然史的寫法，但他有個主題，講帕克怎樣成爲一個社會學家。我的傳記主題不容易找。我算是個什麼樣的人呢？”談及寫傳記一事時，費孝通曾對張冠生說過：“我這一生，主要還是學術”，“我心裏邊有個中心，一定要從學術上打出去。這個學術要對老百姓有好處”。自謂“老來依然一書生”的費孝通，自我定位便是“一介書生”。在其去世20年後，張冠生將其昇華爲“傳燈人”，將費孝通的學術思想和個人經歷放置在中華文化長河中予以考量。 學術軌跡梳理   除序幕和尾聲外，《斯人斯土》一書分爲三部分，分別對應費孝通學術生命的早期、中期、晚期三個階段。閱讀此書，可瞭解其一生的學術經歷與思想源流。   赴英國留學前，在清華社會學及人類學系讀碩士研究生的費孝通，得以與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大瑤山進行田野調查，成爲我國最早一批人類學實地田野調查者。由於一場意外，費孝通受傷並失去了愛妻王同惠。也是在此行中，費孝通初步瞭解了瑤族與漢族等民族之間的關係，開始思考各民族之間如何相處。可以說，大瑤山調查埋下的種子，經過漫長的歲月，啓發了費孝通晚年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思想。此外，瑤族調查也使“多元一體”概念在費孝通心目中萌芽，後來經過多年“邊區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研究”，提煉爲1988年他正式提出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離開大瑤山，費孝通在姐姐費達生邀請下到家鄉江蘇吳江開弦弓村養傷。養傷期間，費孝通在該村做起了田野調查，爲《江村經濟》的寫作積累了大量素材。《江村經濟》這部後來由英國知名學術出版社羅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推出的書籍，得到了西方社會學界代表性人物——費孝通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導師馬林諾夫斯基的盛讚，被稱爲實現了人類學研究“文野鴻溝”的跨越。馬林諾夫斯基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爲在此之前，人類學家都是對野蠻部落的“他者”研究，而《江村經濟》關注的卻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而且，“作者並不是一個外來人，在異國的土地上獵奇而寫作的；本書的內容包含着一個公民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這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成果”。   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一書，於1948年首次出版。書中所提出的鄉土中國“差序格局”的概念，概括了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特徵，是費孝通爲社會學貢獻的最爲經典的術語之一，也是中國社會學對世界社會學理論做出的最大貢獻之一。費孝通以投入水面的石子形成的“波紋”作比，說明以個人爲圓心形成的漣漪狀波紋，即爲講求親疏遠近的中國人際關係社會結構特徵，與西方社會組織類似一束一束捆起來的“柴”的團體格局形成了比照。正因如此，《鄉土中國》英文版的譯者說，通過這本寫中國的書，可以反觀、理解西方社會組織。 “文化自覺”理念呈現   《斯人斯土》的第三部分名爲“社會轉型與文化自覺（1979—2005）”，這說明，學界通常把費孝通的學術路徑界定爲由早年“志在富民”到晚年“文化自覺”轉變。筆者以爲，如果從費孝通早年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開始，他一直是在踐行“文化自覺”的理念。雖然費孝通明確提出“文化自覺”的概念已是米壽高齡，但就他一生的學術實踐來看，不論是鄉土研究、民族調查，還是晚年的思索，其實都是在有意無意地踐行他所說的“文化自覺”。   通覽全書，可知“文化自覺”的思想，在《花藍瑤社會組織》編後記裏已有苗頭，他說：“我們只希望同情於我們的朋友能不住地在這道路上走，使中國文化能得到一個正確的路徑。”到《江村經濟》時，費孝通認爲，“社會科學應該在指導文化變遷中起重要的作用。”再到寫《初訪美國》時，他確認：“我們實在只有用同樣的努力去發展可以促進人類合作的知識。若是溝通文化是可以消弭國際誤會的話，這無疑是我們不應再事延緩的工作了。我怎能不急呢！我們這一代處在這一代歷史的考驗裏！”作者將“文化自覺”意識如何貫通費孝通學術生涯的脈絡仔細地梳理了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費孝通倡導的“文化自覺”，並不是讓中國與外國對立，而是包容性的——是爲了“自知之明”。再者，它又是多義的，既是思索學術歷程和學科建設的“文化自覺”，也是探求中國文化來龍去脈和特色，以在全球化的時代獲得準確定位，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文化交流互鑑、共生共存的“文化自覺”。   筆者以爲，晚年費孝通的“補課”，也是他踐行“文化自覺”理念的一部分。在書中，作者寫道：“‘世變方激，趕快補課’，是費孝通八十歲後經常說起的話題。他的補課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學基礎知識，二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資源。”費孝通自己對“補課”的解釋是：“這幾年來，特別是這一年來，我日益覺得所處的時代變動得太大和太快了”，“我已說過多次，‘身逢盛世’。時代是對得起我的，但我卻有點負了時代……不管以後的日子還有多少，當前我的腦子似乎還抵用，於是自己提出了‘決心補課’”。   費孝通對自己學術人生的認知與反思，可從書中引述的他寫於病中的文字中體會出來：“成人以來立志以腦力勞動爲人民大衆謀些福利，即所謂志在富民。回顧此生這個志願基本上做到了的，至於有什麼效果就讓別人在身後去評論了”，“但所學不夠，更不深入……成績不如條件好，多得於人而出得不夠……受於人者遠過於援於人，這個天平上我不是個成功者”。   在書的結尾，作者還將費孝通的“遺言”收錄了進來，將他住進北京醫院後“‘最後’的最後”的想法交代給讀者——道出自己沒能及時抓住機會做得更好的遺憾。費孝通說：“舉個例子說，我所師從的幾位老師是很難得的，但我並沒有好好地學，把他們的成就繼承下來。比如史祿國的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ungus，其涵義很深，我沒有搞清楚。又如潘光旦的新儒學的見解，我也沒有好好學會。其他如Park和Malinowski我只是掠了個皮毛，沒有深入。學習不認真是我的大毛病。”在此，作者感慨“一介書生，留下的最後文字，是懺悔”。好在，費孝通在社會學領域播下的種子、點燃的“學燈”，已有後來者承前啓後、薪火相傳。 做“活學問”   如果從社會學、人類學學科歷史發展來看，費孝通所傳遞的是融匯中西理論的“學燈”。他曾受業於吳文藻、帕克、潘光旦、史祿國和馬林諾夫斯基等人，取各家所長，形成了以“從實求知”原則做社會調查的治學方法，做的是“活學問”。   吳文藻在大洋彼岸留學時遇到一種劇烈的社會科學學術大轉型，即“社會工程”的學術轉向——由原來從書本到書本做學問的方式，轉變爲通過實地調查研究，把獲得的知識用於對社會改進的規劃和指導之中。吳文藻回到國內，就着手實踐這一新的學術範式，把以帕克爲主要代表人物的芝加哥學派的社區實地研究與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主義相結合，以實地調查的“社區研究”啓蒙了費孝通的治學方法，開啓了被國際學界稱作中國社會學派的“燕京學派”。這是費孝通學術思想與方法中西學的一脈。   費孝通學術思想與方法的另一脈是國學，即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主要受潘光旦影響，尤其是儒家思想方面。比如，費孝通最具有標識性的概念“差序格局”，就深受潘光旦文章和思想的啓發。正是循着這些前輩學人的足跡，費孝通走出了自己的社會學研究道路，成了“舉學燈，穿長夜，自光明”的人。   費孝通受到的學術訓練和獨特的研究經歷，使他在學術生涯早期就奠定了自主自覺的意識，這種意識貫穿了他的一生。27歲時，他就在《關於實地研究》裏寫道：“且慢用外國名詞來形容中國事實，我們先得在實地詳細看一下。”1981年，費孝通參加第二期社會學講習班開學典禮，在講話中說：“西方社會科學中的每一個概念，都有產生它的具體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當這些概念傳入中國時，又有一個與中國特點相結合的複雜過程”，“這本身是一個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他在1997年的一次對話中說：“我擔心很多知識分子不自覺，跟着外國人走。他也想問題，不是不想，但他跳不出人家的想法。他不接觸中國的實際。他不懂啊。他講得很好聽，很好看，可是很多人看不懂。沒有用啊！我是說，你寫的東西要有用啊。”   由上述論述可知，費孝通的學術觀念中，有很強的“自主”（調適）意識，他認爲沒有個體的自主性、自覺意識很難實現治學中的自主性。這種意識，值得當下的學界學習。   《斯人斯土》一書，是作者張冠生集其數十年的親身體會，廣泛閱讀，深度結合《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撰寫而成的著作，將費孝通一生實踐“文化自覺”的“傳燈人”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實爲理解費孝通和他所經歷過的時代不可多得的佳作。   （作者：陳心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費孝通簡介、婚姻家庭及子女 一、人物簡介 費孝通（1910‑12‑02—2005‑04‑24），江蘇吳江人，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奠基人之一。 • 早年就讀東吳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1936年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1938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江村經濟》成爲國際人類學經典著作。 • 代表作：《鄉土中國》《生育制度》《祿村農田》等。晚年提出文化自覺，提出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 一生致力於中國鄉村、民族社會調查，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二、婚姻家庭 費孝通一生有兩位妻子： 第一任：王同惠（1912‑1935）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才女，1935年與費孝通結婚，婚姻僅108天。 婚後二人一同赴廣西大瑤山做田野調查。調查途中費孝通誤入獵人捕獸陷阱受傷，王同惠獨自下山求援，不幸失足墜崖遇難，年僅24歲。 費孝通整理她的調查筆記，出版《花藍瑤社會組織》，終生懷念亡妻，廣西大瑤山有王同惠墓碑，爲費孝通親筆題寫。二人沒有子女。 第二任：孟吟（1913‑1994） 經兄長介紹相識，1939年在昆明結婚，相伴55年，是患難與共的生活伴侶。 孟吟受過師範教育，性格淳樸、勤勞持家。1994年孟吟在北京病逝，此後費孝通獨居，不再續娶，直至2005年去世。 三、子女 費孝通只有獨生女：費宗惠（1940‑2017），小名“小惠”。 • 生於抗戰時期的雲南，名字中的“惠”，用來紀念亡妻王同惠。 • 費宗惠從事高校相關工作，爲人低調；退休後長期照料父親費孝通的生活。費孝通去世後，她與丈夫張榮華（費孝通生前祕書）整理費孝通文集，傳承費孝通學術遺 一、人物簡介 費孝通（1910‑12‑02—2005‑04‑24），江蘇吳江人，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奠基人之一。 • 早年就讀東吳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1936年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1938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江村經濟》成爲國際人類學經典著作。 • 代表作：《鄉土中國》《生育制度》《祿村農田》等。晚年提出文化自覺，提出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 一生致力於中國鄉村、民族社會調查，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二、婚姻家庭 費孝通一生有兩位妻子： 第一任：王同惠（1912‑1935）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才女，1935年與費孝通結婚，婚姻僅108天。 婚後二人一同赴廣西大瑤山做田野調查。調查途中費孝通誤入獵人捕獸陷阱受傷，王同惠獨自下山求援，不幸失足墜崖遇難，年僅24歲。 費孝通整理她的調查筆記，出版《花藍瑤社會組織》，終生懷念亡妻，廣西大瑤山有王同惠墓碑，爲費孝通親筆題寫。二人沒有子女。 第二任：孟吟（1913‑1994） 經兄長介紹相識，1939年在昆明結婚，相伴55年，是患難與共的生活伴侶。 孟吟受過師範教育，性格淳樸、勤勞持家。1994年孟吟在北京病逝，此後費孝通獨居，不再續娶，直至2005年去世。 三、子女 費孝通只有獨生女：費宗惠（1940‑2017），小名“小惠”。 • 生於抗戰時期的雲南，名字中的“惠”，用來紀念亡妻王同惠。 • 費宗惠從事高校相關工作，爲人低調；退休後長期照料父親費孝通的生活。費孝通去世後，她與丈夫張榮華（費孝通生前祕書）整理費孝通文集，傳承費孝通學術遺產。 • 2017年1月1日，費宗惠病逝。

這個國慶，用三天時間讀完了《費孝通的一生》，很是奢侈。最深的感悟是：頂級的智識與學術創造力，從來不止依靠天賦和努力，更依賴連續的思考自由、獨立的問題意識與穩定的學術生長環境。時代的強行介入，會造成不可逆的智識斷裂。 一、智識被打斷的核心：不是停滯輸入，是精神主體性的消亡從費孝通、瞿同祖、潘光旦一代人的命運來看，真正的智識中斷，從來不是知識輸入的停止，而是思考主權的喪失。 其一，自主問題意識消亡。早年的費孝通，帶着自己的核心命題探索中國社會轉型的底層邏輯；後期的研究多爲響應式、任務式創作，不再擁有專屬的、長遠的、顛覆性的學術追問，沒有獨立問題，就沒有真正的深度思考。 其二，思想範式被被動改造。🧧🧧外部環境的規訓，重塑了他的思考邊界、立論尺度與表達邏輯。思維仍在運轉、筆墨從未停歇，但自由思辨、批判解構、創新突破的空間徹底收縮。 其三，學術複利徹底斷裂。頂級智識靠長期思辨、學術對話、觀點迭代積累成型，一旦長期脫離前沿學術語境、與外部思想隔絕，天賦靈光會慢慢鈍化，創造力永久衰退。 這也能解釋同代學人的命運分化。瞿同祖、潘光旦皆是一代宗師，卻被時代徹底困住，學術生涯半途戛然而止，畢生治學抱負付諸東流，是時代犧牲品。許倬雲之所以能維持終身的智識活力，核心是守住了思想連續性與精神主體性；而柏楊歷經牢獄磨難，思想內核與批判視角從未被改造，因此並未出現思想死亡。 由此可見，摧毀智識的從來不是苦難，而是🧧🧧🧧思想被接管、視角被統一、問題被剝奪。1949年後的費孝通依舊勤勉做事、深耕調研，但巔峯的開創性學術成就徹底止步於早年，本質是這場深層智識斷裂的必然結果。 二、去留抉擇：無最優解，唯有適配自身的學術宿命對比遠赴海外的陳存仁，可以看懂費孝通留在大陸這個抉擇的合理性。 陳存仁的離開，是非常清醒的個體避險選擇，他的人生目標、資產形態、專業屬性都支撐這個選擇； 費孝通留下，🎁🎁🎁是社會改造理想 + 士大夫家國情懷，疊加對新政權初期統戰氛圍的樂觀判斷。他的侷限在於，沒有預見到社會學學科會被廢除、獨立學術批評空間會消失，高估了容納 “諍友” 的制度可能性。 這不是 “誰更聰明、誰天真” 的區別，而是兩個人人生目標、價值優先級完全不同：陳存仁優先保全個人與家庭；費孝通優先守住他畢生研究的中國社會，想要參與這片土地的變革。 三、被低估的核心洞見：漸進改革與鄉土工業的中國邏輯相較於大衆熟知的“差序格局”，皇權與紳權的深刻洞見外，費孝通基於紮實田野調研沉澱的還有兩個觀察。 第一，中國社會轉型必須堅持漸進式改良，摒棄激進變革。他看透傳統鄉土社會具備極強的結構性韌性，千年形成的小農經濟、基層秩序、宗族肌理無法被激進顛覆。大破大立只會引發社會失序，唯有在傳統根基上循序漸進、迭代改良，才能實現平穩現代化，這是貼閤中國國情的底層發展邏輯。 第二，鄉村小型工業化是鄉土振興的核心出路。他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提出，單靠傳統農業無法富民，無法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城鄉失衡等核心問題。照搬西方城市化、棄鄉從工的模式並不適配中國，唯有將小型工業落地鄉村，以工補農、就地興業，才能穩住鄉村基本盤，實現農民增收、鄉土永續發展。後續蘇南模式、鄉鎮企業的崛起，也精準印證了他超前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