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的轉向：美國科學戰略與大學變革（1945—1970）

美國研究型大學重科研輕教學的歷史，源於二戰後政府對研究型大學科研功用的重視。 戰後美國政府在所有科學領域的投資均急劇增加。戰時在武器——原子彈、雷達和近炸引信研發方面的大量積累，現在都已成爲美國政府的永久固定投入。麻省理工學院的電氣工程教授範內瓦·布什（Vannevar Bush），後來擔任政府戰時研發主管。在他具有遠見卓識的指引下，美國政府不斷擴大對國內頂尖研究型大學的撥款並且與之簽訂合約，致力於永久資助政府實驗室的基礎與應用研究。1950—1961年，政府用於研究和發展的資金每年穩定增長14%。從這一時期開始，爲了趕上蘇聯在太空方面的成就，政府的資金投入呈現出了更加急劇的上升趨勢 。1945—1969年，政府的研究經費幾乎每5年翻一番 。10年之內，美國國防部的研發經費從戰爭結束時的3億多美元增加到了18億美元。戰時大量湧現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特別是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輻射實驗室以及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應用物理實驗室，紛紛得到重新分配與安置，並得到了更慷慨的撥款。在主任艾倫·沃特曼（Alan Waterman）的指導下，海軍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ONR）迅速成爲美國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最大資助者，而AEC則擴大了戰時“曼哈頓工程區”的設施，創建了幾個“國家級”實驗室，每個實驗室都由附屬大學進行管理並提供人員配備。到1949年，原子能委員會（AEC）資助了800名博士研究員，ONR則支持了1200名。各大高校開展的工程與生物科學研究，其中有96%是由這兩家機構共同資助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府撥款和合同佔整個大學部門收入的5%，但到20世紀60年代末，這一比例已上升到26% 。這一數字並未完全反映政府資助對於研究團隊的實質性影響，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加州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以及另外6所大學。這些高校的學術預算近50%來自政府資助，教授們可能只要一門心思搞科研而不需要教書上課了。…這個故事的關鍵是，在這段時期之內美國領先的研究型大學和政府之間發展起來的獨特關係，因爲這些大學轉變成了美國海軍、空軍、AEC、NASA（在較小程度上）還有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附屬研究機構 。由政府所有但由大學運作的實驗室這一獨特模式——這也是解決官僚機構對科學過分嚴格控制問題的一種獨特辦法，在數量和質量上產生了非凡的科學突破。由此產生的大學—政府軸心一直延續至今。這種結構確實成功地推動了世界級的科學發展，但代價或許就是大學文化的完整性逐漸缺失。隨着美國州立研究型大學和地區性教學院校在財政和學術實力上的差距越來越大，我們或許不禁會自問，在追求最好的科學發展道路上，美國是否犧牲了高等教育體系。…20世紀40年代末，國防部和AEC的大型承包商已經成爲美國一流研究型大學的重要資金來源，以至於這些資助項目實際上扭曲了大學生活。大學會根據長期政府合同建立整個學系和實驗室。大學會聘請不承擔教學任務的教授，這些教授的工資並不依靠學費收入。一些大學，特別是芝加哥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伯克利大學，正在建造全新的校園來容納這些合同研究項目，容納與所在機構關係不大的科學家，校園沒有本科生，也幾乎沒有研究生。 合同研究項目可能會讓大學的注意力脫離核心教育活動，使年輕科學家的工作脫離基礎研究。沃特曼憂心忡忡地寫到，合同資助的誘惑破壞了教員之間的基本公平，加速了從事軍事問題科學家的研究產出，同時削弱了基礎科學家以及從事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教員。…1960年，白宮的一份報告重申，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是“美國科學的核心”，而這兩者都要在美國的大學進行。強大的大學撐起了一個強大的國家，這意味着政府的研究投入對國家安全和國家實力至關重要。“大學的科學應該儘可能強大”符合國家的利益（用報告的話說）。 大學成爲基礎研究的中心，並非一開始就註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很少有大學會開展大量的研究，而將其視爲核心使命的大學就更少了。過去，基礎研究往往由富有的個人在私人實驗室（通常在他們家裏）進行，或者是個人以俱樂部或團體的形式組建私人科學聯盟來開展。 整個19世紀，大學教授指導學生學習實驗科學和技巧的情況並不常見；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在1910年提交給卡內基基金會的報告《美國和加拿大的醫學教育》（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中提到，在155所醫學院中，只有6所擁有足夠的實驗室設施和課程來培養攻讀醫學博士學位的學生。 本科院校就更不可能擁有必要的實驗室設施了。…大多數主張在大學開展基礎研究的人，都承認教學和研究的協同作用。研究生顯然能從接觸實驗室中受益，他們可以在那裏學習相關的技術，參與項目，目睹資深科學家如何將項目從概念推進到資助和落實。要證明研究能夠加強本科教學比較困難，要證明只有大學實驗室才能爲嶄露頭角的科學家提供合適的實習機會也不容易。但與之相反的情況是，教學能夠加強和促進研究這種說法更沒有說服力，參考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大多數成功的科學家利用他們的政府合同和資助來擺脫教學義務。但研究生明確的提問及僵化地參與項目，有時能迫使科學家要不斷提煉他們的理論和研究方案，但這種情況是否必然會出現很難證明。許多最具創新性的戰時研究，都是在沒有研究生參與的情況下進行的，政府和工業實驗室中許多最成功的科學家都很珍惜他們被免於教學義務的自由。…1960年，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強調需要增加擁有“優秀教師和優秀學生羣體”的大學數量，以更快地推動科學發展。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全美擁有近2400所四年制大學（這一數字在戰後的幾十年裏隨着回國的美國大兵不斷求學而迅速增長），但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估計只有15到20所大學有能力開展認真的研究。 …1960年，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強調需要增加擁有“優秀教師和優秀學生羣體”的大學數量，以更快地推動科學發展。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全美擁有近2400所四年制大學（這一數字在戰後的幾十年裏隨着回國的美國大兵不斷求學而迅速增長），但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估計只有15到20所大學有能力開展認真的研究。 政府資助削弱了對教學的投入，扭曲了傳統大學的優先次序。在那些最專注於研究的大學，教學的重要性下降，而資助申請和專著發表（尤其是在高知名度的期刊）的地位也隨之上升。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在給學院同事的信中寫道，教學負擔“耗盡了一個人最好的時間和最有創造性的精力”，爲了國家的科學事業，教學負擔需要大幅削減。 雖然大學在薪資上無法與私營企業競爭，但它們可以延長暑假、減輕負擔和增加支持資助，從“休閒”和研究機會層面與私營企業競爭。 格倫·西博格更進一步指出，最好的大學有必要設立全職、永久的研究教授職位，主要是針對最優秀的科學家，讓他們永遠擺脫教學責任。 …更慷慨的撥款資助也削弱了行政權威。雖然一直以來，教授們在分配工作時間、確定課程內容和研究問題方面有着不同尋常的獨立性，但他們會屈服於機構的壓力，加入各種執行委員會，按要求進行授課。但那些得到慷慨研究經費支持的教授對系主任和院長沒有那麼感激，他們往往會退出大學事務，加入較少的委員會，自由決定自己的教學偏好。校長和院長几乎沒有什麼影響力；教師合同要求寬泛，獲得充分資助的教師完全可以拿着他們獲得的撥款轉到其他大學。——喬納森·恩格爾《科研的轉向：美國科學戰略與大學變革（1945—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