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徊徨：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及其時代（增訂本）

今年讀到的最佳：《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徊徨》 三聯去年新出的增訂版，補入張之洞，使晚清士大夫的精神圖景更趨完整。書很薄，分量卻極重。楊國強先生從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的出世爲官之路切入，以三人受教育背景的殊異，牽引出晚清數十年事變，讓人看到他們在“義理”與“事功”之間無盡徊徨的身影——辛苦，更心苦。 曾國藩的故事最見這種撕裂。他一生奉理學爲圭臬，講求“誠”與“禮”，然而天津教案中，明知曲在法方，卻只能懲辦本國官民以全和局。事後他自譴“內疚神明，外慚清議”，那種堅守義理卻不得不屈從事功的錐心之痛，幾乎透紙而出。更堪玩味的是，他平定太平天國後主動裁撤湘軍，這既是理學名臣的自全之道，也深藏着對君臣大義的最後持守。可裁軍之後，淮軍代興，事功的邏輯早非個人所能駕馭。 李鴻章便沿着這條邏輯滑向更現實的一端。他出自曾幕，卻不喜空談心性，一生撲在洋務上，造輪船、建北洋水師，篤信“師夷長技”足以自強。甲午一役，半生心血灰飛煙滅，他自嘲爲“裱糊匠”，清醒得無比蒼涼。這種心苦不是失意，而是在事功的極限處，看清了沒有義理支撐的事功終究是紙糊的老虎。張之洞則試圖以《勸學篇》調和兩者，“中體西用”既是文化理想，又是施政綱領。他辦漢陽鐵廠，亟亟於求強，卻因固守官僚體制而左支右絀；庚子年違詔參與東南互保，以事功保全東南，卻又揹負着對朝廷的“不忠”。三人皆在“理”與“勢”的撕扯中，體會着人隨事走、心長力絀的宿命。 書中收錄的《軍功官僚的崛起和輕重之勢的消長》一文尤見史識的深刻。楊先生細密地梳理了湘淮軍興之後，“兵爲將有”如何催生軍功集團，督撫手握兵權、財權，中央的“重勢”日益下移。曾國藩尚能以內聖外王自持，可到了袁世凱小站練兵，軍功私屬性已無法回頭，最終演成軍閥割據。義理所維繫的禮法秩序，被事功催生的實力政治無聲瓦解，這便是晚清至民國板蕩歷史的必然理路，讀來讓人頓生感慨。 前年讀《兩頭不到岸》，那本書專論最後幾年的彷徨無地，與本書恰成鏡像。兩著史觀一致，都在追問過渡時代裏的人如何自處。今天同樣面對百年未有之變局，重溫這羣在夾縫中左衝右突的士大夫，我忽然覺得，他們的徊徨並不遙遠。也許讀懂那份心苦，便能在紛繁的世事中，多一絲清醒與定力。

作者的文筆很好，筆墨縱橫間不禁讓人拍案叫絕，風格頗近似於其師陳旭麓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深諳辯證法之道。能準確捕捉到近代中國社會中最爲複雜的羣體，地方督撫的掙扎兩面。義理與事功之間徘徊恰好道盡了地方督撫的尷尬境地，一方面他們是脫胎於傳統儒學教育體制的士大夫，可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受益於近代變局的得利者，與高居於朝廷廟堂上的公卿士大夫、清流們不同，他們是士人羣體中的邊緣人，處於中西交鋒的夾縫之中，深刻體會到西方衝擊的強大力量，迫使他們不得不變，最終在中西力量的擠壓下尷尬徘徊。歷史將這一羣體推上舞臺，在晚清的五十年間，他們是主導變革，統治政壇的強大勢力，塑造了晚清以將的中國社會。但成也變局，敗也變局，不新不舊、不中不西的尷尬身份最終還是限制了他們，在一輪新過一輪的社會變革中他們還是被時代所淘汰，隨他們而淘汰的還有他們耗盡畢生心血所維持的大清王朝。

讀楊國強老師的書，遣詞造句方面還是一如既往地享受。論文集中多次提及的「新陳代謝」與「新舊衝突」可以看出楊老師受其老師陳旭麓先生影響之深。對晚清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有精闢的見解。對中興名臣的評價客觀嚴謹，一針見血。尤其對李鴻章的評價，實是字字誅心。

讀了張之洞二篇，楊國強的文字像歷史散文，自由地表達對歷史的看法。

頂層觀念未變，底層心態未變，一邊閹割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一邊徹底拒斥現代化，但是要忍受工業化、全球貿易與人力資源的所有直接不利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