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作光
章學誠 (1738---1801)字實齋。號少巖,浙江會稽(紹興)人。一生坎坷,發憤治學,曾主講定州定武書院,保定蓮花書院,歸德文正書院。是中國著名的史學家、思想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義》《校讎通義》集古今之大成,成一家之言。在乾嘉考證之風鼎盛之世,斗膽獨創了較爲完備的史志思想體系。他二十三歲赴京求學,六年後授清朝國子監博士,後不爲流弊所動毅然離開。三十九歲再任國子監典籍,不久又因挑戰權威堅辭。四十一歲中進士。四十九歲選爲知縣,爲了自己所愛的方誌事業。發奮著書決然捨去。他六下江南,五上北京,四次手稿被盜, 遊歷二十餘省市,生活窮困之極,依然矢志不渝,修志十六部之多,年老雖眼致盲,仍然讓兒子代筆批判時弊。梁啓超稱他,中國方誌之祖,世界方誌聖人。
讀劉鹹炘後纔對章學誠產生強烈的閱讀興趣,讀完章學誠傳,則對邵廷采望眼欲穿。讀書做學問正是這樣的時學時新,沒有盡頭,所以章學誠說:“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由此而有浙東史學的三大特點:求實、貴專、主通。求實則上徹天地之心,下體生民之急,合天人之際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貴專則進於劉鹹炘所說的“推十合一,一攝萬有”;主通則無門戶之見,而有融會之神。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與“方以智,圓而神”這是章學誠史學的神妙處,“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是章學誠史學的精微處,“求史義與史德”這是章學誠史學的光明處,至於筆刺與方誌則見其膽魄與發明。 我最喜歡章學誠的二十歲。二十歲時,他在天門山中,悟道萬古雲霄一羽毛。從此學如天授,一往直前。對此,他曾總結說:「二十歲以前,性絕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學爲文字,虛字多不當理。廿一二歲,向長,縱覽羣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人皆謂吾得力《史通》,其實吾見《史通》已廿八歲矣。廿三四時所筆記者,今雖亡失,然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惟當時見書不多,故立說鮮所徵引耳,其識之卓絕,則有至今不能易者。……乃知吾之廿歲後與廿歲前不類出於一人,自是吾所獨異,非凡人生過廿歲,皆可一日而千里也。」 非凡人生過二十歲,皆可一日千里,章學誠說這話時的自信與氣勢令人神往。由此二十歲的頓悟,則其畢生貧困交加中的自信與堅韌自是理所當然。其雲,“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爲後世開山。”“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爲千古史學闢其蓁蕪。”“如有良史纔出,讀《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誌奉爲開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義,亦當尊爲不祧之宗。” 同樣是20歲那年,章學誠「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雲“三月,桃花水下”。先生之父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先生彼時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爲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20歲的章學誠,閤家學與天機於一活潑潑的史義主體中,這是他的通天人之際。至29歲,得戴震醍醐灌頂,這是他的究古今之變。到35歲開始寫《文史通義》,這是他的成一家之言。 29歲那年,章學誠寄居朱筠家中,後來他回憶當年與蔣雍植以及其他友朋交往情形時說:“乾隆三十一年秋冬,始識君於朱先生座上,酒酣耳熱,抵掌談古今。方是時,朱先生未除喪,屏絕人事。學誠下榻先生邸舍,時時相過,若程舍人晉芳、吳舍人、大理廷丞及君,爲燕談之會。宴歲風雪中,高齋歡聚,脫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 這一年,他給遠在家鄉會稽的族孫章廷楓寫了一封信,信中講到:「往僕以讀書當得大意,又年少氣銳,專務涉獵,四部九流,泛覽不見涯,好立議論,高而不切,攻排訓詁,馳騖空虛,蓋未嘗不然自喜,以爲得之。獨怪休寧戴東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僕駭其說,就而問之,則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僕重愧其言!因憶向日曾語足下所謂“學者只患讀書太易,作文太工,義理太貫”之說,指雖有異,理實無殊。充類至盡,我輩於四書一經,正乃未嘗開卷卒業,可爲慚惕,可爲寒心! 近從朱先生遊,亦言甚惡輕雋後生,枵腹空談義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學者先求徵實,後議擴充。所謂不能信古,安能疑經,斯言實中癥結。僕則以爲學者祈向,貴有專屬。博詳反約,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氾濫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遠。古人復起,未知以斯語爲何如也。要之,談何容易!十年閉關,出門合轍,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須不羨輕雋之浮名,不揣世俗之譭譽,循循勉勉,即數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爲者而爲之,乃有一旦庶幾之日。斯則可爲知者道,未易一一爲時輩言耳。」 章學誠曾說:“我所處的這個時代和我的思想是多麼不相稱。二百年之後,人們纔會和我的思想對話。”一想到章學誠至今還沒有一個點校的全集出世,就爲之寂寞不已。 章學誠其人,醜與怪,窮且困,疑而辨。之前讀黃宗羲,滿紙悲壯;這回讀章學誠,則字裏行間寫滿了貧困與孤絕。讀古代歷史,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從明中期往後,不爲時代理解的奇才怪才越來特多。究其原因,一是意識形態的封鎖與壓迫,二是主流思想文化的僵硬與固化,三是大融合大啓蒙時代的萌芽與刺激。 同爲浙東史學之巨匠,黃宗羲反清復明慷慨悲壯,而章學誠則極力爲清統治者爭正統地位。跳出華夷之辨來看,只能說每個人都有他的時代性,而時間與習慣會抹平一切。在《遺書》外編《丙辰札記》中,他說:「自唐虞三代以還,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魏晉唐宋之禪讓,固無論矣,即漢與元,皆是徵誅而得天下。然漢自滅秦,而元自滅宋,雖未嘗不正,而鼎革相接,則新朝史官之視勝國,猶不能無仇敵之嫌。惟我朝以討賊入關,繼絕興廢,褒忠錄義,天與人歸,而於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無鼎革之嫌。」 在《遺書》外篇《乙卯札記》中,他甚至對明朝遺民的一些反清思想言論予以批評:“亡國之音,哀而不怨,家亡國破,必有所以失之之由,先事必思所以救之,事後則哀之矣。不哀己之所失,而但怨興朝之得,是猶痛親之死,而怨人之有父母也。故遺民故老,沒齒無言。或有所著詩文,必忠厚而悱惻。其有謾罵譏謗爲能事者,必非真遺民也。” 生於清代而言清代之正統,這個沒毛病。問題在於,章學誠的論據多少有點強詞奪理。人無完人,於此可見。 人無完人,但可以求爲“大人”;人力有窮,但可以執一端而得造化。生年日長,閱歷日多,愈是對這兩個意思體貼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