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的誕生：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

10個小時讀完 真正講“世紀的誕生”，也就是說中國人由20世紀這一觀念所產生的現代意識部分值得一讀。 保皇派與共和派在面對大中華的政治整合/還是漢民族的民族自治的分野上也值得一讀。 對五四的剖析，尤其是對其中“科學”一詞政治化的剖析也很有趣。 總體來說，80%的內容是有意義的，但汪暉在漢語的使用上似乎缺乏一些天賦，如果真要一句一句細扣，那這本書恐怕就完蛋啦。 所以我的閱讀策略是大概理解其表述，然後進行一定的聯想。綱領性的作品，缺乏邏輯性緊密的論述，但搭出的思維模式框架還是值得一讀的。

$社會主義體制中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持續地發生着變化，也存在着內在的矛盾。毛澤東用“過渡時期”的概念描述中國社會主義的性質，同時認爲：並不存在一勞永逸的、完美的制度，即便在基本制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在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在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成爲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的缺陷。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質的變革來解決，仍然需要及時地加以調整”。1962年，就在中蘇論戰公開爆發之際，毛澤東提醒全黨：“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爲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因此，設想一種脫離了社會主義經濟過程的“無產階級專政”或“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思議的。 但到底什麼纔是“社會主義經濟”呢？存在着沒有社會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嗎？在回答20世紀社會主義的挫折究竟從何開始這一問題時，關鍵的問題或許不是時間點的確定，而是如何辨別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內經濟與政治的逐步分離——何時、如何、以何種形式、爲什麼發生這樣的分離。這一分離的實質是探索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實踐的轉向與終止。這也是估價中國社會主義與蘇東社會主義的不同命運和道路的主要視角之一。以改革之前的人民幣爲例。由於社會主義中國仍然保留並仍然在發展商品經濟，故人民幣具有貨幣的性質；但社會主義中國試圖在發展公有制經濟過程中同時發展商品經濟，又在發展商品經濟的同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故人民幣並不只是商品交換的工具，它與其他票證等所象徵的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並非純然的商品交換關係。在這個意義上，人民幣是貨幣又不是貨幣，它標誌着一種新型的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創生。由於經濟發展與商品經濟之間的這種複雜關係，勞動者參與其中的生產過程不能簡單描述爲出售勞動力的過程，相反，勞動者的勞動付出除了換取生活必需品（勞動力再生產）之外，也包含着創造新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的含義。 因此，在這一過程中，經濟過程不是與社會政治過程相互脫節的過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很長時期內，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很低，民族資本極爲弱小；在資本和技術匱乏的條件下，工業增長大規模地依賴於大衆動員和勞動力投入，人民戰爭的傳統和新中國的政治動員成爲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動力。“文化大革命”從造反開始，但迅速地沿着早期人民戰爭的邏輯向奪權及權力鞏固方向轉變；在這一急劇而混亂的轉變中，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的探索未能成爲中心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改革首先從經濟領域開始，也意味着經濟構成了社會主義體制的“薄弱環節”。伴隨改革的深化，經濟逐漸蛻變爲一個獨立於社會主義政治的領域，勞動者從社會的政治上的主人轉化爲勞動力商品的出售者，從而社會主義政治向國—黨政治轉化，社會主義的理念演化爲與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實踐相互脫節的、僅僅用於鞏固國—黨體制的合法性話語。因此，經濟與政治的脫節同時也正是政治的嬗變。如果說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就是克服卡爾·波蘭尼所謂經濟與政治的分離這一19世紀歐洲的“大轉變”的偉大實踐，社會主義的挫折就發生在經濟再度與政治和其他社會關係的脫離並主宰其運行的時刻。在經濟邏輯凌駕於其他政治和其他生活領域之上時，社會主義政治的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

20世紀中國不僅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同時也是我們審視自身、審視歷史和未來的視野。在21世紀已過20年，讀20世紀，頗具審視意義。

全書分了幾部分，以論文的形式進行串聯。除了最後一部分，寫得都非常精彩。20230908

立意獨特、觀點新穎，但提綱挈領夠了，論述展開不夠

在理論引發的歷史悲劇和人道災難面前，任何巧言令色的言辭都是蒼白無力的，更無法改變歷史事實……“社會的真正目的不是把社會的利益作爲遺產授予一個階級，而是使各個階級在能夠取得這些利益的時候，共享這些利益”—米涅

本書名爲《世紀的誕生》，世紀，指的是20世紀，有着與另一本與20世紀息息相關的著作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鮮明而自覺的的對話意識。總的來看，相較於極端的年代，本書對20世紀的探討有些許特點。最關鍵的是把帝國主義及以之爲背景的，奠基於以能動主體爲基礎的羣衆性運動之上的民族解放運動作爲自己的核心視角和根本出發點。能動政治主體的塑造與解體、與由英法政經雙元革命開闢的18、19世紀道路的決裂、20世紀走革命道路的亞洲國家跟隨18、19世紀道路與否定18、19世紀道路的矛盾與自我否定是貫穿全書的話題。 作者還着重討論了五四文化運動走向悲劇性命運的內在原因。作者指出，對傳統文化共同的反對態度是五四各派暫時團結的基礎，換句話說，五四運動的整體性是建立在共同的外部敵人的基礎上的，離開了這個外部敵人，五四運動中的各派並沒有能夠形成的一個建設性的方法論。此外，作者還與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啓蒙”這一觀點展開了對話。他認爲，這個說法之所以不太成立，是因爲首先，啓蒙就源於救亡，沒有救亡就沒有啓蒙。另外，救亡與啓蒙從根本上就不是能等量齊觀的對子。表現爲人的解放的五四運動只不過是那幾年思想界的主要風潮，而民族主義、救亡圖存則是中國近代史的長期主題，所以，啓蒙從一開始就不具備和救亡掰手腕的實力。 另外，五四運動處在西方文化轉型的時期。這個轉型，簡單來說就是從推翻舊時代、解放人類的高歌猛進的理想主義轉向認識到這種理想落實爲現實也不過是另一種現實的悲劇意識。西方文化的轉型同中國現實的錯位——西方已然過了高歌猛進的階段，而中國仍以高歌猛進爲可希望的未來，非但沒有導向現代思想，反而造就了中國更爲激進的理想主義，具體表現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西方近代理想主義的重估，造就了具有悲劇意識的西方現代思想，但是在中國，同樣的重估造就了比西方現代理想更爲理想化的思想，這不能不放在中國面臨的帝國主義侵略的背景下考察。 作者還提到馬克思主義持續發展而啓蒙運動短暫的現象，對於這一現象，作者順着五四文化運動與西方啓蒙運動的對比這個思路分析，指出中國的啓蒙思想只有對待傳統文化批判的態度，而並不能建立起一套對於世界和未來的嚴密思想體系，也拿不出改造社會的可行路徑。故而，無法改變甚至無法認識自己所處的中國社會，從而只能作爲懸浮在中國社會之上的“叛逆者”。而馬克思主義，不僅提供了邏輯嚴密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通過階級分析的方法找到了改造中國社會的現實可依靠的力量，即革命中的“朋友”這一概念。從而找到了理解、改造中國社會的現實抓手和依靠力量。最終，回到中國社會之中，成爲“革命者”，得到了免於被重估的心靈上的安寧。這一分析思路與王汎森《煩悶的本質》一文較像而更加深刻。 這裏提到的朋友與敵人的劃分也是作者一直強調的新的政治主體形成的關鍵步驟。在作者20餘年後撰寫的另一篇探索五四文化運動起源的文章即一戰、內戰與思想戰一文中，作者也有類似分析。作者通過對《東方雜誌》中杜亞泉以探討東西文化的方式討論政治問題的分析，並將其與同樣包含對西方文明反思但以激進反傳統爲結論的《新青年》雜誌進行比較，最終得出結論，《東方雜誌》意欲克服表現爲一戰和共和危機的現代文明危機，並以東西文明調和和接續主義爲手段，但是由於它未能回答誰來調整新舊勢力以形成新勢力的問題，沒有能夠在現實中找到、創造實踐其路徑的主體，故而陷入了無主體的困境。相形之下，《新青年》通過創造新的政治主體，喚醒了政治運動，開啓了其對於文明危機和共和危機的克服的嘗試。 在這裏，作者探討了文化、社會與政治的關係。並指出，五四文化運動中，不談政治、遠離政治只是一種策略，而不是真的不談政治。相反，正是通過談論文化、關注社會，創造了一種新的政治。有別於軍閥的、議會政黨的政治，這種政治拓寬了政治的範圍，將政治從國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創造了新的政治主體。因此，在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主軸仍然是政治，但是這種政治具有與以往時代不同的特點，那就是與理論爭鳴、思想運動、社會改造密不可分。 五四文化運動的國內背景是共和危機，即清朝普遍主義王權瓦解之後出現的中央與地方矛盾持續激化、中央政府內部矛盾重重、邊疆危機進一步發酵、西方式憲政民主無法在中國落地生根的問題，歸根到底是政治整合問題。這裏，作者把民初中國的混亂局面歸結爲第一次共和革命的內在矛盾，而非如一般敘事一般歸咎於革命力量的軟弱和妥協及袁世凱等復辟實力從外部的破壞。作者認爲，第二次共和革命即共產革命正是通過引入非常規的羣衆運動的機制實現了政治整合，克服了共和危機。 從這裏也可以引申出作者對20世紀即力圖超越18、19世紀道路的共產革命的整體評價的方法：不能從自由、人權、民主等概念出發抽象地否定20世紀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踐，而是要從當時的歷史語境出發，看待無產階級專政的成就與失敗。在這裏，最大的歷史語境就是世界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在這裏，最大的成就就是，創造、奪取了政權。因此，從在帝國主義時代創造新生政權的角度來看，無產階級專政無疑是成功的。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功，就在於對本屬於經濟概念的階級的創造性政治化，從而讓衆多軟弱的階級凝聚成能塑造領導權的統治階級，這裏的關鍵就在於對階級概念的靈活使用即統一戰線的策略。而作者也提到，例如20世紀60年代“血統論”的階級概念是去階級化的結果，使得階級概念日漸僵死，失去了其活力。但是，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思考無產階級專政爲什麼會從成功走向失敗，而不能將成功與失敗割裂開來。在我看來，兩者的原因是一樣的，那就是革命國家始終以政治爲社會主題。無產階級專政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它在政治主導的國家裏以政治的方式抓住了改造社會的關鍵，其失敗之處也在於它過於依賴政治這一路徑，從而喪失了更深地改造社會的機會。 帝國主義及民族解放運動的視角是本書的亮點所在，也是構成作者與歐洲中心主義對話的地方。我十分贊同作者從民族解放運動看待20世紀國際共運的視角，事實上，我認爲，打破以政治控制、軍事佔領爲形式的帝國主義正是20世紀國際共運不可磨滅的貢獻。大分流以來形成的世界格局是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的背景，即西方的全球優勢地位、西方階級矛盾的激化、東方的普遍無產階級化。這導致西方無產階級、東方決心超越西方的上層與東方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共同構成了反對西方資產階級的國際聯盟。這個劃分儘管忽略了法西斯道路、印度道路，但對於解釋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成功還是有幫助的。同樣，二戰以後西方福利國家對西方階級矛盾的調和、東方新貴族和新官僚集團的形成則可以解釋這一國際反帝聯盟的瓦解和國際共運的退潮。在經歷20世紀反帝運動的洗禮後，全球化的形式也迎來了轉型。從前“商品過不去的地方士兵可以過去”的情景被以跨國公司爲載體的新一輪全球化所代替。沒有反帝運動對殖民帝國的瓦解和新生政權的構建，這樣的變化是難以設想的。作者在這裏再次強調革命主體的關鍵作用，他認爲，只有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危機而沒有亞洲的反抗、革命，是無法構成20世紀的。20世紀正是在亞洲的覺醒的革命序列中，而不是一戰的硝煙中誕生的。的確，無論帝國主義如何構成反帝運動的背景，沒有革命主體的行動，反帝及在反帝中形成的新的世界都是空談。 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是一普遍現象。然而，作者也提到了，中國的特殊性就在於21世紀的中國基本延續了清代中國的民族、版圖，是唯一的多民族帝國的孑遺。作者仔細分析了辛亥革命時各方的妥協，在妥協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方遵循着共同的底線，那就是努力維持中國的大一統不變。之所以中國曆經多次革命而保留了基本的民族、版圖，就是因爲歷次革命均考慮到民族問題，從而在革命的原則上有所妥協。在探討列寧的民族自決觀一章和章太炎二郡一司三荒服一節中，作者提到了列寧判斷民族自決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基本衡量標準：獨立是否會導致被更兇暴的民族吞併、獨立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某種程度上，中俄兩國在民族問題上的不同現狀正源於俄國“外重內輕”而中國“外輕內重”的格局。即，俄國的邊疆地區獨立反而能取得更好的經濟發展。這一點，在二戰後蘇聯頻繁干涉東歐國家改革中也得到印證。 最後，20世紀道路不僅體現在政治上，也體現在思想上。從筆觸中可以看出，作者更推崇章太炎和魯迅的思想。我想這是由於二人強烈的反抗進化宿命論樂觀主義的意識，魯迅以人的內心需求作爲判斷正信迷信的關鍵，並試圖探索一條抵抗現代文明壓制人內心需求的道路。章太炎認識到，新的公理體系是比古代的天理體系更爲壓迫人的支配性權力。公理不是客觀的，而是人的主觀的曲折表達，因而是控制和支配的代名詞。這個批判不可謂不深刻。同樣，科學作爲中國各個意識形態的最大公約數表明中國對科學的迷信甚至甚於外國。在今天，科學已經道成肉身，深刻地滲透在學術體制、分工體系、教育系統、生產製度等各個方面，使得科學意識具有堅實的現實基礎。這種對於科學的反思是反思現代性的先聲。其實，反思現代性本質上就是反思異化，異化無處不在，從馬克思的經濟生產領域的異化，到政治官僚的異化，再到科學化的分工體系對人的生活的全面異化。但是，對異化的反思不能簡單跳躍爲消滅異化的行動。不可低估文明與異化的非揚棄式的關係，即，不能想象既要文明又不要異化。如果說改變政治佔統治地位的模式而不是僅僅重塑政治統治（哪怕這種政治統治自稱會消滅政治本身）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麼審慎看待異化與文明的關係應當是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 ​

汪暉老師一直是久仰大名但尚未拜讀其書，本書讀完之後讓人感慨確實汪老師確實不愧思想者的稱呼，文章寫的是激情澎湃文采飛揚，而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進程，尤其是革命與政治的演變，更是充滿了思辨性，特別是注重在普遍性與獨特性的反覆“對抗”中來理解中國的歷史發展。

御用文人用看不懂的術語求名利的投刺。

汪暉提出的這個想法非常好：中國作爲一個邊緣國家，在與“中心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接觸過程中，產生了諸多重新自我定位的努力，“世紀”一詞的發明代表了這一“接觸”的努力。與普遍認爲那時的中國主要在從西方“拿來”許多先進經驗不同，汪暉這本書提醒我們，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藉助西方概念重新把中國歷史放置在一個更大的世界框架下，並且藉助這些新發明的舶來詞，倡導一種變革的思維。這種變革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中間也夾雜着諸多反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最終這些舶來詞的中文版本與外語原意又會產生諸多不同，反映的是“進口”這些概念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探索對這些概念的深刻影響。 本書的優點是思想深邃，但是缺點在於對普通讀者來說還是太過艱深。作者似乎無意以更平時、普通的語言介紹他的發現，本書的主要讀者應該是（歷史、文化）學術研究者。另外，論證篇幅過長，也許可以把篇幅減少一半，更簡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