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瀧井一博
伊藤博文早在幕末維新時期就留學英國,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在明治維新後,他制定憲法,開設議會,出任第一代總理大臣,構建了近代日本的框架。但是,後世對伊藤博文的評價卻不是很高,認爲他是沒有哲學頭腦的政治家,是沒有思想深度的現實主義者,是吞併韓國的幕後推手。然而,事實上卻不盡然。本書從“文明”“立憲國家”“國民政治”三個視角,詳細考察了伊藤博文的整個人生軌跡,明確了他那些被忽視的思想與國家構想。
專門查了一下,此書日文版的出版時間是2010年,這一年中國的GDP正式超過日本,這或許不是偶然。此節點正是日本社會焦慮的集體爆發期,幾十年世界老二的地位被超越、六年七相、安倍修憲、生育和老齡化問題、民怨沸騰。書中伊藤博文的形象,可謂精準踩中了時代痛點,契合了右翼的所有需求:它把伊藤博文重塑成一個不被短視民意裹挾、手握國家長遠藍圖的知識分子和領航員;把本被釘上軍國原罪的明治憲法,改寫爲日本本土生成的“立憲正統”,反過來將戰後和平憲法貶爲美國強加的外來枷鎖;把明治體制與軍國主義徹底切割,將侵略罪責推卸給“後人背離初心”;用文明階梯論的學術話語洗白殖民掠奪,用看似中立的精巧史料,悄悄偷換歷史的評判標尺,爲修憲右轉提供隱蔽的歷史合法性。這比粗暴的歷史否認更具毒性,因爲歷史的敘事權,從來都是未來的話語權,此書絕不是象牙塔內的中立史學著作,而是披着嚴謹學術外衣、爲日本政治右轉量身打造的意識形態文本。我不是陰謀論者,但請看看今天的日本吧。
主要是側重於伊藤博文政治家的一面,認爲他是一位學者型政治家,這個評價的另一方面就可能會導出他在有些時候過於空想,不注重實際。制憲上他考慮日本的現實,在實踐上則有些空想,表現在他的政黨觀上。帝室制度調查局,明治四十年軍令變動部分很有啓發,一元化的失敗導致的三元政治。韓國部分太生硬了,結論是他在日韓都是外人。可能是太“想塑造一個與此前印象有所不同的伊藤博文形象(後記)”了。
視角選擇上和資料挖掘上其實非常有典型性的傳記寫作特徵,這種偏於文學性的理解反而給歷史的討論打開了不一樣的空間
扉頁這句話用得太好:敢於爲一國人民進行創制的人——可以這樣說——必須自己覺得有把握能夠改變人性。(法)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50頁。
做大事不能太激進,光緒就是太冒進而變法失敗,伊藤博文從冒失激進變成沉穩漸進,是成功的重要原因,接受新思想積極學習西方和推進日本變革,使日本快速強大。
1.適合本身對這一時期的日本史有一定了解的讀者,本書對伊藤行動背景的敘事幾乎沒有。2.本書主要是對伊藤思想理念的介紹,不同於一般的記敘軼事,比較枯燥。簡單概括爲:在立憲體制的容器內慢慢注入有活力的國民政治,活力來源於文明開化-->知識-->教育(伊藤本身就是出身卑賤靠知識問鼎政壇之人),在自己的本職工作中,在參與經濟活動中,總結提出建議,純鑑證人一邊玩去。
本書的寫作很有啓發性。其提出的作爲知識性政治家(政治思想家)的伊藤博文定位適宜用來反思之前的研究取向,但是在論證中不可避免的出現很多邏輯不自洽的地方。推斷過多,推論過少。關於漸進主義、民本主義的理解都有可以再商討的地方。作者所推崇的“剛性結構的論文”,至少需要在邏輯上做到嚴密自洽,而這又必須以嚴格的史料論證作爲基礎,但前者尚未做到,後者的分析也往往過於跳躍,多僅剩餘具備生產性的問題意識。作爲論文和著作的寫作的一種範例,也值得深思。 另外,翻譯確實不行。校對也有問題。
大概是寫伊藤博文的書太多了,這本書就顯的一般了。剛剛看完《哈爾濱》,中日韓在二十世紀初,都留下了伊藤博文的痕跡,總感覺總設計師身上有伊藤的影子。
證明的說服力還不如一般的通史,寫的不算好
對伊藤博文形象的“另類”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