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轉向：全球學研究的理論、研究設計和方法

歐美學術界內關於交叉學科研究價值的爭論不絕於耳，這些爭論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並重覆上演着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的學科間對立。固守傳統學科的學者把交叉學科學者看作業餘人士，或認爲交叉學科研究僅僅在理論分析與文獻之間建立起膚淺的聯繫。此外，交叉學科研究還常常被認爲是不可控、無法解釋、支離破碎的，並且難以對其價值及發展進行評估（Jacobs 2009；另可參閱Strathern 2005）。另一個陣營中，交叉學科研究的倡導者則把傳統學科描繪成自我邊緣化的瀕臨滅絕的恐龍。當不同陣營的學者們互相爭奪機構內部的資金支持與有限資源時，這些爭論就會愈演愈烈。近些年，美國高校的管理層都在竭力應對經濟衰退所產生的影響，這種情況就更加明顯。作爲結果，歐美大學裏對交叉學科研究的支持普遍減弱。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跨學科工作支持的減少並不包括主要的科研資助機構。例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家衛生研究院在過去5年間增加了對跨學科與合作研究的預算，並且從總體上說，它們對創新的研究理論及方法持歡迎態度。無論支持還是反對交叉學科研究，這些爭論的一個主要問題在於，它們都深深植根於個人主義、民族主義、理性主義和世俗主義等現代主義概念與邏輯之中（Ludden 2000）。正如國際研究實際上是對國家的再確認，內隱於交叉學科研究的則是對現代學科的再次強調。跨學科研究只能在既有學科基礎上拓展超越，因爲前者的創新性與作用要通過作爲參照物的後者才能加以衡量。…在過去四十年裏，關於交叉學科性的學術爭論有增無減，而在學術實踐領域也發生了重大變革。既定學科之間的交會之處開始湧現出引領性的學術成果，包括米歇爾·福柯、皮埃爾·布迪厄，以及時間上離我們更近的學者如布魯諾·拉圖、阿瑪蒂亞·森、瑪莎·努斯鮑姆和誇梅·安東尼·阿皮亞等人的貢獻。正如我們在第一章所說的，這些變革共同反映了一種發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登頂的新的世界觀。戰後，歐美學術界開始質疑其自身對那些公認知識的穩定性與不變性的執念。以北美、歐洲和拉丁美洲民權運動所引發的社會、法律變革爲基礎，很多曾在19、20世紀學術界佔據主導地位的思維方式受到了挑戰。交叉學科研究的出現橫貫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其中包括地區、環境、種族、女權主義、性別、宗教和科技研究（弗格森2012）。20世紀90年代伴隨着冷戰的落幕、對國際化進程日益增長的意識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全球化的綜合的新形式，跨學科學術創新再次活躍起來。爲應對這些新興挑戰，學者們建立起此前難以想象的新型跨學科聯繫。這些發散開的學術努力新近匯聚成一個跨學科框架，這一框架在某種程度上使學科邊界和“交叉學科性”概念本身都變得無關緊要了。在自然科學、工程學以及醫學中，交叉學科性久已存在，神經科學就是一個突出的跨學科範例。作爲一個新興研究領域，神經科學“已經成爲解剖學、生理學、化學、生物學、藥理學和遺傳學的結合體，並對文化、倫理及社會背景懷有深切關照……爲了適應21世紀，神經科學必須進一步加強其所有部分之間的關聯，同時將遺傳學、環境和社會文化背景也一併結合起來，從而發展出更爲複雜的心智模型”（Burnett 2008：252；另參見菲茨傑拉德和Callard 2014）。在社會和人文學科領域內，學科邊界也同樣變得模糊不清，但正如我們將在後面所討論的，這常常是在不經意甚至不認可的情況下悄然發生的。…我們深深感到，大學校園裏普遍存在着一種集體壓力，它“把學科、教師、學生，最後是專家都切割成迷你的專門化碎片”，爲學者們的整體性、創造性思維及其對我們時代“最緊迫的道德、政治和文化問題”的關注設置了障礙（Hedges 2008：89-90），有鑑於此，這種對跨學科性的擁抱極爲必要。…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它是基於問題的，因此涉及知識在現實世界中的實際應用，而現實世界中的問題往往具有多個面向、需要多樣化的分析視角。同時，跨學科研究還探究了最初作爲特定世界觀、意識形態及文化偏見的反映與產物的知識是如何形成的。羅斯瑪麗·約翰斯頓認爲，跨學科研究“公然想方設法打開‘無限可能性的思維地圖’，……從而創造不受傳統模式及程式束縛的思維空間”（約翰斯頓2008：229-30）。跨學科研究通過將西方與非西方知識整合成一個回應當前各種緊迫問題的整體性方法，明確地試圖將學術界從現代主義思維方式和知識組織方式中釋放出來，在此意義上它具有潛在的解放性。Patricia Leavy進一步補充道：“跨學科性產生了新的知識建構實踐……對於使學術研究成爲它本身所要研究的全球化世界的真實組成部分來說，這些實踐至關重要”（Leavy 2011：14）。作爲一種被正式命名的研究取向，跨學科研究是相對比較新近纔有的，但我們認爲其首要關懷，即使知識生產過程向多樣化的視角與世界觀敞開，是能夠在那些學術通才的涵蓋面更廣的知識取向之中找到共鳴的，這些知識取向在現代學科建立並根深蒂固之前曾經極具影響。科學革命的偉大人物——包括弗朗西斯·培根、尼古拉·哥白尼、約翰內斯·開普勒、勒內·笛卡兒和艾薩克·牛頓，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沒有被現代學科束縛住手腳，原因之一便是當時還沒有建立起後來的這些學科。同樣地，約翰·洛克、大衛·休謨、孟德斯鳩、伏爾泰以及托馬斯·傑斐遜等早期啓蒙思想家從文學、哲學、理論與方法的浩繁卷帙中汲取力量來突破傳統思想的疆界。這些“前學科”時期的科學家與哲學家們對19世紀的偉大社會思想家有着深遠影響，後者包括了傑里米·邊沁、奧古斯特·孔德、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卡爾·馬克思、埃米爾·涂爾幹、馬克斯·韋伯和杜波依斯，他們也幾乎完全不受學科羈絆。這些經典現代思想家通過借鑑包括歷史、科學、經濟、政治、哲學等在內的多領域知識，思考有關殖民主義、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及其相伴生的對民主的籲求、工業化以及現代帝國主義的複雜社會問題，這些構成了他們生活於其中的動盪時期的主要特徵。如今常被認爲是其各自不同學科創始人的這些早期知識分子對跨學科研究開放靈活的應用，在許多方面是非凡和令人驚異的。直到19世紀晚期與20世紀早期，現代學科纔開始將知識結晶化爲各自分離的專業領域，諸如政治科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經濟學和法學等學科在大學校園裏，並通過專業協會、資助網絡、期刊和會議被制度化，而所有這些努力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由民族國家所發起的。在知識生產變得國有化的同時，先前那些綜合性整體性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冷落。每一個學科都爲“何爲權威性知識”制定了自己的規範和標準，並且各自作爲排斥非成員的知識生產俱樂部行使着職能（皮爾斯1991；Stichweh 2001）。儘管像法學、經濟學等學科宣稱比其他學科更加理性與科學，但這些學科都是由現代性邏輯所架構的，它們最終都依賴於個人主義、理性主義、世俗主義、實證主義、私有制和民族國家等西方觀念（福柯1975）。但是，當知識生產被隔離爲互不相關的學術領域時，馬克思、迪爾凱姆和韋伯等思想家的影響仍未曾衰減。即使在今天，我們也能發現這些“前學科”時期的學者們爲辨別和應對我們當代互爲關聯的那些挑戰提供了新的方法。自從1970年皮亞傑的跨學科研究著作發表以來，一大批來自於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們也開始採用這一方法取向了（Fam etc.2016）。令人遺憾的是，在社會和人文科學領域，跨學科研究一直處於學科/交叉學科之爭的陰影下，從未獲得學術界的廣泛認可。這些學科往往過於看重對自身邊界及資源的防衛，故而未能充分參與各種合作性努力。例如，既有學科用來抵制交叉學科的關鍵策略之一就是吸納新興的跨學科領域。政治經濟學領域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其源頭可以追溯到至少1615年，早於“經濟”這個詞在英語中定型爲現在的意義（1835年）之前200年，以及現代學科發展之前近300年。這段歷史並沒能阻止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都曾在不同時期對政治經濟學宣示其主權。另一個例子是國際關係研究，這一交叉學科領域始建於1919年國際聯盟成立前後。國際關係領域甫一建立就明確涵括了哲學、經濟學、歷史、地理、法律、政策、社會學、人類學、犯罪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然而，政治科學或多或少成功地宣示了國際關係是其專屬領域，這可能是挽回了它自身與後者的關聯性但卻最終貶損了它的價值（參見科恩2014）。同樣，曾經令人振奮和富有成效的跨學科領域——社會心理學也已分化爲兩個顯然不再那麼多產的次級領域，其中一個歸入心理學，另一個則歸入社會學。在文化研究、傳媒學和其他幾十個新興跨學科領域中，這種限制性、批發式佔用的模式也在不斷地重複着。在此意義上，這些學科在吸納曾經屬於跨學科的研究從而努力克服自身侷限性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發生着融合（Gass 1972）。這種吸納的結果之一便是很多核心學科的學者實際上已經在從事超越學科範式的研究工作了。…在美國，儘管交叉學科學者們面臨着發展的制度障礙，但自1985年以來，授予學生的交叉學科學位數量卻大幅增長。1985—2010年，授予的多學科及交叉學科學士學位的數量增長了307%（從13754人增加到42228人）。（資料來源：2013年教育統計數據摘要，表313，美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統計中心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2/tables/dt12_313.asp）。 —伊芙·達裏-史密斯，菲利普·C.麥卡迪《全球轉向：全球學研究的理論、研究設計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