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論：語言的本質、發展與起源

Treatise of Language

我們只是談論文學作品，而且是將它歸於語言的領域。但是這並沒有使問題變得簡單，相反更爲複雜了，因爲語言的領域實際上是一個幽暗的王國。這種幽暗不在於沒有光明，而在於它的自明，亦即人們用語言談論一切的時候，無需談論自身，這使語言的本性一直遮而不露。 當然關於語言已存在各種各樣的理論。人們認爲神給予了語言，這種語言並非一般的語言，而是作爲道或者真理的語言，甚至神就是這種語言本身，神在言說中顯現，在沉默時隱去。與此不同，人們也認爲自然存在語言，更準確地說，它是道之文，呈現爲天地運行的軌跡，亦即日月山川。聖人通過洞見體悟了道之文的祕密且昭之天下，從而給人指出一條道路。不過人們更多地將語言看成是人的行爲，也就是清晰的發音，這甚至成爲了人和動物以及文明和野蠻的分界線。 此種理論設定了一個模式：首先是存在或者是事情，然後是思想對於它的反映，最後它的表達成爲了語言，此表達還以書寫的形態形成文字。這種觀點規定了人們一般對於語言的理解，也規定了人們對於文學作品的解釋。於是出現了三種不同但又密切相聯的文學觀：第一，文學是現實的模仿，第二，文學是情感的表現，第三，文學作爲語言藝術，其語言就是切中模仿和表現的對象。 文學作爲現實的模仿是一極其流行的理論。這裏所謂的現實就是作家之外的所有的給予性，它包括了一切客觀的存在，如自然世界，社會生活以及精神領域等等。所謂的模仿就是複本和原本所構成的一種特別關係，它要求前者對於後者如其所是地描寫，這也被稱爲寫實，寫真或者反映等等。 當然這種描寫也有被動和主動之分，被動的描寫強調機械的複製，主動的描寫則主張描寫自身的區分，選擇和創造。作爲現實的模仿，文學是用語言來刻劃現實中所發生的事情，而且是用形象思維，以此區別於歷史，哲學以及其他的語言形態。在模仿中，被模仿者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爲它是文學作品的內容，主題等等。 在模仿論中人們突出了存在對於文學的規定性。與此不同，在表現論中人們注意了思想，尤其是情感對於文學的本原性。表現論主張文學是作家的表現。在此作家作爲主體和客觀世界相分離，他就是自身的生活及其體驗，是自身的思想，特別是自身的情緒和情感。 這種情感並不源於存在，而是基於心靈，同時它還投射於存在。當然情感自身尚不能構成藝術，因爲它沒有區分生活情感和藝術情感。情感成爲藝術必須依賴於它成爲語言的表現過程。因此作家的使命就是體驗自身的情感並將它表現出來，如此表現的過程就成爲了文學藝術。由於情感得到了表現，所以它構成了人的情感之間的交流。 雖然文學是現實的模仿和情感的表達，但是它並不是現實和情感自身，而是語言，這樣便構成了語言和現實，語言和情感的關係。語言在此沒有獨立的意義，它的使命就是更好地模仿現實和表達情感。於是語言和現實以及情感的關係成爲了手段和目的的關係，而手段不過是爲了目的的實現。因此問題在於語言如何切中現實和情感。 這種切中實際上要求語言符合現實，吻合情感，亦即達到真實性。所謂真實性只是意味着如其所是。達到真實性就是達到現實和情感自身所是的狀態。這迫使語言放棄假大空的詞句，丟掉似是而非的表達，準確地將現實和情感描寫出來。這一過程正如“推敲”一詞所說的人們對於字詞細微之處的把握。 上述三種理論幾乎壟斷了一般對於文學的看法。人們認爲，文學不是模仿現實，就是表達情感，或者是這兩者的有機結合。同時文學作爲語言藝術其獨特之處就是語言的運用，以此它區分於現實和情感，也區分於其他的藝術形態，如時間和空間藝術。雖然這三種理論各不相同，但是它們都立於“存在－思想－語言”的框架之內。因此問題在於：這個框架自身是否是有充分根據的？由此它也決定了流行的三種文學理論是否是有充分根據的。 “存在－思想－語言”的框架設定了存在，思想和語言三者的相分，因此它假設了這樣一個前提，即一個沒有思想的存在，一個沒有語言的思想和一個沒有自身獨立意義的語言。但是這種假設只是一種虛構，因爲存在，特別是人的存在是有意識的存在。如果沒有意識的話，那麼所謂的存在只是非人的存在，而且它根本不可能顯現出來，因此它也根本不可能被思考和被談論。同時，思想也是語言的思想，這也就是說，思想是在語言之中進行思考的。 倘若思想沒有語言的話，那麼思想只是一種低級的感覺。在此也不存在人先不用語言思考，然後再用語言來表達思想。只要人思考的話，那麼他就進入了語言的維度。最後，語言具有自身獨立的意義。這在於語言自身有自身的規律和道路。“存在－思想－語言”的框架不僅設立了存在，思想和語言相分，而且設立了存在對於思想和語言的優先性，也設立了思想對於語言的優先性。 這種優先性表明：存在決定思想和語言，同時，思想也決定語言，語言作爲被決定者只是思想的外殼。然而這種優先性不過是一種經驗的幻相。如果說人的存在是有意識的存在的話，那麼思想也就規定了人的存在，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人與動物不同，他自主，自覺和自由地創造他的生活。 由於意識對於存在的規定性，語言對於思想和存在的規定性也凸顯了，因爲語言規定了思想的道路。由此揭示了“存在－思想－語言”的框架的無根性，於是也暴露了流行的三種文學觀的無根性。這也就是說，文學不是現實的模仿，不是情感的表現，它作爲語言藝術也不是爲了切中現實和情感。 在慾望之中，我始終和對象構成一種關聯，這是因爲我自身不能在自身之中實現自身的慾望，我必須指向一個它者，不管是人，還是物。在此我作爲慾望者，對象作爲被慾望者，由此我和對象的關係成爲了慾望者和被慾望者的關係。 文學作爲語言的藝術已經給予我們一種暗示，它要求我們在語言的領域內達到文學自身。因此我們仍然需要對於一般的語言問題進行追問。 對於語言的本性的追問必然轉換成對於言語的追問，因爲語言就是一切言語現象的集合。如我們所知，對於“誰在說話”的問題，人們已經給予了三種答案，亦即上帝，自然和人類，它們是三個不同的言說者。不管這三個言說者中誰是最根本的，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設定了一個在言說之前的言說者。 然而言說者之所以成爲言說者，就在於言說之中。因此不是言說者規定了言說，相反是言說規定了言說者。作爲規定性的言說就顯現於所說，亦即話語。於是根本問題不是“誰在說話”，而是“說了什麼”。語言所說可謂多矣，但就其大端爲慾望，工具和真理。 慾望語言是人最初的語言，這是因爲人作爲生物的，經濟的和語言的存在，生物的存在是他的最初的直接現實。所謂生物的存在就是人的身體，亦即他的血肉之軀所具有的本能。雖然人的本能與動物的本能具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相似性，但是它們在根本上存在一微小的卻難以逾越的縫隙。 這在於，動物的本能是它的全部活動，而人的本能卻只是他的全部活動的一部分，並且與其他部分相互制約。因此人從開始就不是一般的動物，也就沒有所謂的動物性。將人的身體性描述爲動物性只是一種比擬的說法。於是人與動物的相聯和區分並不具備重要的意義。就人的基本本能本身而言，它就是人的身體的基本需要以及實現這種需要的能力。 人的基本需要是人的生存的自我保存。一方面是個體生命的存在，它表現爲飲食等等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種族生命的繁衍，它體現爲生殖的滿足。本能作爲人的自然慾望，還由自身衍生了人的社會慾望和精神慾望，如權力，名聲和利益等等。 慾望語言的基本表達式爲：我慾望某個對象，亦即：我要某個對象。在慾望之中，我始終和對象構成一種關聯，這是因爲我自身不能在自身之中實現自身的慾望，我必須指向一個它者，不管是人，還是物。在此我作爲慾望者，對象作爲被慾望者，由此我和對象的關係成爲了慾望者和被慾望者的關係。 如果我是慾望者的話，那麼我就被我的慾望所驅使，我不是一個自主，自覺和自由的主體；如果對象是被慾望者的話，那麼它自身失去了作爲物自身和人自身的獨立性，而只是成爲在某種程度和方式上滿足慾望的填充者。我和對象相互作用，不僅對象因爲我成爲被慾望者，我也會因爲對象成爲慾望者。 慾望的話語成爲了人的基本話語，並且構成了人的生存的驅力。當我被我的慾望所襲擊時，我就要去滿足它；當我被對象所激動時，我就要去佔有它；當我實現我的慾望時，我會心滿意足，躊躇滿志；當我沒有完成我的慾望時，我將身心痛苦，悒鬱或者憤怒。此外，我要消滅那些阻礙或爭奪我的慾望對象的敵人，我要在滿足了一次慾望之後還要滿足新的慾望，總之，慾望無邊，慾壑難填。 如果慾望的語言將自身言說出來的話，那麼它也要求工具的語言。這是因爲慾望語言一方面固然是慾望自身，另一方面它作爲對於慾望者的表達和對於被慾望者的反映已經將自身理解爲實現慾望的工具。工具就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它依賴於並服務於目的，在此亦即慾望。當然工具也會脫離外在的目的，使自身轉成內在的目的。 這尤其實現於現代的信息社會里並顯現爲技術語言。作爲技術語言的信息將語言的豐富性變得抽象化，使之成爲工具且不斷極端化。不過這個工具並不爲了達到某一具體的目的，相反它自身成爲了獨立王國，並使信息社會的人和物變成了手段。技術語言的壟斷和統治已經通過廣播，電視和計算機構成了一個鋪天蓋地的大網，於是無一可逃。 工具性的語言是語言的工具性的無限膨脹。表達和反映是衆所周知的語言的工具性，這甚至被理解爲語言的基本特徵。同時，語言的交流也是一顯而易見的特色，因爲沒有所謂的私人語言，語言在本性上是公共性的，這在於語言的言說就在對話之中。 如果對話只是理解爲生活經驗和思想的交流的話，那麼語言只不過是傳達思想的媒介而已，事實上，語言常常就是媒介的代名詞，如“繪畫語言”所說的那樣。此外，語音轉換成文字使語言不再流逝，而可長存，於是語言似乎就是寶庫，包容了一些偉大的思想。總之，表達和反映，交流和保存是語言作爲工具在一過程中前後顯現的諸種功能。 不過，這種種對於語言的工具性和工具性的語言的理解仍然是外在的，而不是內在的，因爲語言的工具性決定於語言自身所具有的計算性。任何一個句子總是詞與詞的組合，而句子的組合則構成了句組。所謂的組合就是關係的建立，而一個合理的關係正是邏輯。 主詞和賓詞通過系詞的聯結形成了判斷，不同的判斷又可以依照不同的關係成爲演繹推理或者歸納推理。這樣一個推理的過程就是計算或者算計的過程。計算在此表現爲：如果我這樣做的話，那麼事情會怎麼樣；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那麼事情又會怎麼樣。總之，算計是爲了實現一個目的對於手段的區分，選擇和決定，因此它自身成爲了手段的手段。 慾望的語言和工具的語言並沒有達到語言自身的真正本性。所謂語言的本性它不是別的什麼，它就是真理的語言。語言的意義不只是在於說出了慾望，說出了手段，而在於說出了真理。關於真理人們有各種各樣的規定。認識論的真理，亦即思想和事實的符合，它意味着真知；存在論的真理，亦即存在自身的顯現，它意味着真相；工具論的真理，亦即實用主義的尺度，它意味着真用。 上述觀點觸及到了真理的不同維度，但是語言的真理作爲本原性的真理只是真的話語，亦即真的道理。只有在語言的真理的指引下，纔有思想的正確，存在的去蔽。但是語言的真理由何而來？它沒有根據，它自身設立自身的根據。只要語言自身給予，只要語言自身言說，那麼語言就可能說出真的道理。 當然這需要語言的區分，亦即話語的區分，因爲語言的言說已經聚集於它所說的話語之中。對於這樣的整體，一方面要排除慾望性的語言，另一方面要排除工具性的語言。這種區分就是語言與自身的分離，亦即清去非純粹的語言，保留純粹的語言，於是語言自身作爲語言自身展露出來。 此時的語言不是慾望，也不是反映和表達什麼，而是道理的顯現。它的言說指引一條道路，哪些是必然不存在的，哪些是必然存在的。正是基於這種指引的召喚和對於它的回應，人們才能正確地思考和真實地存在。 雖然真理的語言達到自身純粹性是通過與慾望的語言和工具的語言而實現的，但是真理語言的指引性剛好又在於對於慾望語言和工具語言的劃界。一方面給慾望劃界，區分可喫的東西和不可喫的東西，可成爲性的對象和不可成爲性的對象，另一方面給滿足慾望的工具劃界，區分在喫的過程中可採用的方式和不可採用的方式，在性的過程中可使用的手段和不可使用的手段。 在此，真理的話語就是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間劃定一條邊界，但是這個邊界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不斷地遊移和新生。因此真理的話語形成了一個世界，同時又構成了一個歷史。 這個歷史就是人性的生成。在慾望方面，喫飯不再只是滿足充飢，而是成爲美食和禮樂，性交不再只是爲了生殖，而是昇華爲歡樂和愛情。同時在工具方面，手段不異化爲目的，而是保存爲手段，它不只是爲了慾望，而也是爲了真理。 概而言之，慾望的語言是黑暗的，因爲它基於人的本能和無意識；工具的語言是鏡似的，憑藉於它反映或者表達；真理的語言是光明的，這在於它是純粹的，並穿透那些不純粹的。 也許在歷史上哲學的主題只集中於存在和思想的問題而不是語言問題，但任何一個接受過後現代思想洗禮的人，都必須承認語言是當代最重要的哲學主題之一。但語言如何成爲了當代的主題？ 顯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的歷史上，人們對語言並沒有一種簡單的觀念。根據文化人類學的考察，巫術雖然承認語言與現實的差異，但卻相信語言和現實的一致。在祈禱和詛咒中，人們試圖讓語言變成現實。與此不同，在文明社會里，語言和現實的非同一性是一個簡明的道理。當然語言有不同的種類。神言是神明的言說，它是神聖的。 聖言雖然是人言，但它是聖人之言，是關於天地之道和人類之道的言說，也是不可褻瀆的。最後是一般的人言，它只是關於人及其世界的表達。在這種種的語言形態中，有一點是共同的，語言被理解爲工具。人們認爲，首先是事情，然後是關於事情的思想，最後是作爲思想表達的語言。這形成了一個從古到今的模式：存在-思想-語言。在此結構中，語言是被規定的，因此也可能是無關緊要的。 但這並不意味着人們沒有思考語言。中國的儒家和道家都關注過“名”的問題，只不過將它限於“仁義”和“道德”的範圍內。名家等甚至將關於“名”的思考形成了主題，遺憾的是它被人嘲笑爲不是道而是術。當然中國有漫長而豐富的訓詁學歷史，它所從事的唯一工作就是對於語詞作歷史的解釋。但它沒有對於“解釋”自身進行解釋，從而達到語言的自覺，如同西方的解釋學那樣。 西方古代哲學對於語言的思考是在一個特別的意義上，即不是一般的語言，而是作爲概念的語言。概念是理性對於存在本質的把握，其意義在於它所表達的思想。憑藉概念，理性進行判斷，展開了自身的邏輯推理的進程。因此概念不僅是理性的產物，而且也是理性的工具。於是語言在根本是被理性所規定的。 與古代思想不同，現代當然注重了語言。人不只是理性的動物，而是語言性的存在。同時語言自身也是存在性的，因爲所謂的存在只有顯示爲語言，所謂的思想只有表達爲語言，它們纔是可理解的。伽達默爾的解釋學經驗關於語言的基本教條就是“能被理解的存在是語言”。 作爲現代哲學所思考的語言不再是作爲理性工具的概念，而是開啓存在經驗的語詞。因此任何一個有意義的語詞都能成爲現代哲學思考的問題。但語詞在此仍然依賴於對於語詞之外的存在的經驗。因此在現代思想那裏，語言是被存在所規定的。 如果說人在說話，那麼就是認爲人是語言的主人，擁有它並可以拋棄它。然而也許要反過來，語言是人的主人，語言使人成爲人，使人區別於動物並創造了世界。那麼是否可以說語言在說話呢？ 後現代將語言真正形成了主題。作爲哲學主題性的語言不是被規定的，不再依附於作爲存在的社會歷史根源和作爲思維的心靈法則，而是自身規定性的，如索緒爾所說的語言的意義在於符號能指之間的差異性（差異原則），同時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是任意的（任意原則），或者是自身沒有任何規定的，如德利達所謂的延異。 對於這種情況，我們也許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語言在後現代成爲了哲學的主題？其回答當然也只能是語言性的。 一方面，我們在後現代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語言的世界裏，這個時代被描述爲信息時代。不僅報紙、廣播和電視等在日益發展，使人們更多地接受語言，而且固定和移動通訊也在突飛猛進，使人們更多地交流語言。至於互聯網則敞開了一個語言的虛擬世界，使人們更多地構造語言。這種由現代技術所支配的語言是當代人生存的一個最突顯的事實。 另一方面，哲學在思考了存在和思想之後必須揭示語言的尚未思考的意義。因此語言成爲哲學的主題實際上是哲學自身發展的結果，是思想內在更新的使命。但語言一旦成爲哲學的主題，那麼存在和思想的主題就會逐漸消失。同時語言也要不斷從存在和思想的規定中剝離，將自身顯示出來。 對於語言，後現代的首要問題是：誰在說話？誰都知道是人在說話。但這一提問顯然是對於這一回答的預先置疑。如果說人在說話，那麼就是認爲人是語言的主人，擁有它並可以拋棄它。然而也許要反過來，語言是人的主人，語言使人成爲人，使人區別於動物並創造了世界。 那麼是否可以說語言在說話呢？作爲對於“人在說話”的置換，“語言在說話”看起來是無意義的同義反復，並且也是“語言”的一種擬人化，但它意在回到語言自身。那麼它是什麼樣的語言？在這樣的提問中，“誰在說話？”就轉換成“說了什麼？”。這是因爲語言顯示它所言說的話語之中。如果問題是如此的話，那麼它要求語言的劃界，亦即分類。 第一種語言是慾望的語言。慾望作爲潛意識藉助符號、隱喻和形象等起作用。在此意義上，它就象一種語言。但拉康認爲，潛意識惟有獲得語言之後，纔開始真正的存在。人不僅有慾望，人甚至就是慾望。慾望表現爲需要、匱乏、意願和願望等。人的慾望從自身出發，但又指向自身之外。 因此慾望是意向性的和對象性的，並始終呈現爲對某個東西的慾望。人的慾望原初性的是身體的慾望，即本能。所謂的基本本能無非是食慾和性慾，前者指向特別的物，後者指向作爲異性的人。身體性的慾望逐漸發展成心理的、社會的。最後慾望以致成爲對於慾望的慾望，這種無邊的慾望就是人們所說的慾壑難填。

因爲考研複試買了實體書，認真讀完並做了幾十頁讀書筆記。後來考研成功上岸，雖然這本書沒派上用場，但是裏面的一些知識給我了莫名的信心，其中有很多對語言的闡釋非常幽默。這也是我讀完的第一本學術著作，受益良多。 對後來者建議，對於本書的閱讀如果沒有開始請不要開始，如果已經開始請不要停下。秋風日緊，珍重添衣。

2023年5月17日 星期三 祝福早安 天氣晴朗 氣溫23℃ 《語言論》 一 名詞 在名詞及形容詞的屈折中，我們看到了與動詞相似的語言現象。印歐語系的幾種古老語言包含了諸多不同且尚未在現代語言中出現的詞形。雖然最初，這些詞形之間各有不同，但隨着時間推移，要麼通過改變詞尾消除差別，要麼通過類推產生統一形式，例如：現代英語“good”一詞在古英語中有“god，godne，gode，godum，godes，godre，godra，goda，godan，godena”等不同詞形；意大利語“uomo”與法語“homme”曾經在拉丁語中具備“homo，hominem，homini，homine”等形態。不僅如此，如果將口語考慮在內，法語[ɔm]不但與上述拉丁語詞形對應，也可追溯到“homines，hominibus”等形式。此外，現代語言只包含1種或2種格，其前身可能有3，4種格，而在該語言最爲古老的階段則具備7，8種格。但是，單純依靠某個單詞擁有多少種詞形來判斷古代語言的難度是片面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查找不同變格中某一格的數量。不過有些時候，我們會發現一些特殊變格隻影響了某一個單詞。 有學者認爲，現代語言確實會出現新的不規則形式，用以彌補該語言在早期歷史發展過程中被拋棄的不規則變格。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依照這一原則，編制了一份清單，羅列同一語系在古今兩個階段中的所有屈折形式：這是唯一能夠真正權衡語言得失的方法。筆者在《語言進化論——特別着重英語》（以及再版的《論英語》第9章）對古英語與現代英語的格系統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古英語的格系統佔據7至10頁，而現代英語僅佔2頁。這幾頁紙上全部是縮寫與附表，看起來未免枯燥，不過筆者認爲，相比孤立的例子或者抽象的推理，這幾頁紙更能說明英語900年曆史的真實趨勢與變化，能夠向每位讀者展示英語的總體結構實現了怎樣的巨大飛躍。 談到語言是否進步，我們有必要在此引用穆勒的另一種觀點：“即便霍屯督人能夠區分‘he’‘she’‘it’及其單複數，但第三人稱 ‘he’和‘she’的同一發音以及第二人稱的相同發音都表明霍屯督人對性、數語法概念毫無意識，必然導致該語言的性、數分類與我們的語言系統截然不同。”[1]穆勒或許不該如此嘲笑霍屯督人，因爲他的母語（德語）也好不到哪裏去，我們大可公平地評判：“就像德國人使用不同的詞形表示複數，如‘gott-götter，hand-hände，vater-väter，frau-frauen’，等，德國人對數的認識同樣缺乏概念。”又或者，我們以拉丁語爲例，無證據表明“dominus-domini，verbum-verba，urbs-urbes，mensis-menses，cornu-cornua，fructus-fructūs”等單詞之間有着相同的關係。即便是同一詞，其複數的形式也非一致：“dominus-domini，dominum-dominos，domino-dominis，domini-dominorum”。穆勒認爲這種不規律不利於說話者構思單詞的複數形式。這無疑是正確的，一種語言只能用複雜的手段來表達單複數的簡單差別，這種差別就像兒童理解一個和多個數量的差別那樣簡單，而另一種語言只需要一種表達方式就能夠概括所有的單複數。顯然，後一種語言要比前一種更優越。從名詞單複數來講，現代英語明顯優於古英語、拉丁語或者霍屯督語。 二 不規則詞源 經典比較語言學派相信，每個格原本只有一個詞尾，該詞尾無差別地置於所有名詞之後（比如，單數屬格名詞都以“-as”結尾），而在現存最古老的語言中，我們發現不規則的詞形是後來發展起來的，它們大多基於各種語音技巧和手段並從假定的統一形式中派生而來。因此現在，學者們開始意識到原始語言不可能始終如一、有跡可循。[2]如果着眼於事實，而忽略想象或者重構語言形態的話，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在印歐語系最古老的階段，不僅詞尾呈現複雜多樣的局面，詞基也會受到不同格的影響產生劇變。因爲在不同的詞形中，詞基具有不同的重音和（或）不同的元音交替，又或者在一些最爲常見的單詞中，格的產生源自一個單詞的詞幹，而其他格則由其他單詞的詞幹構成，比如，主格源自詞幹“r”，間接格源自詞幹“n”。希臘語“水”一詞就保留了2個詞幹，由此形成主格“hudōr”與屬格“hudatos”，屬格中的“a”原本讀[ən]。無論詞幹變化的起源是什麼，這種現象都發生在印歐語系的早期階段。在這一時期，我們發現主格中的詞幹“r”變成了其他格中“n”+“r”的組合詞幹，例如，拉丁語“jecur（肝）”變成了“jecinoris”，“iter（航行）成爲了“itineris”，學者推斷“itineris”原本要代替“itinis”，其產生原理與“femur”變成“feminis”相同。不過，印歐語系在後期開始簡化，所有的格只有一種形態，無論是主格詞幹，如英語“water”，德語“wasser（希臘語hudōr）”，還是間接格詞幹，如斯堪的納維亞語中的古諾爾斯語“vatn”，瑞典語“vatten”，丹麥語“vand（希臘語前綴hudat-）”，以及混合詞形，如瑞典湖泊“Vättern”，古諾爾斯語與丹麥語“skarn（泥土）”。“skarn”中的“r”源自希臘語“skōr”，“n”源自希臘語屬格“skatos（舊讀 [skəntos]）”。英語將這種簡化發揮到極致，同樣是“water”這一詞形，相對於使用不同格的古英語，它維持詞形不變，如“the water is cold”“the surface of the water”“he fell into the water”“he swims in the water”，並且還能夠作爲動詞（如，“did you water the flowers？”）以及準形容詞（quasi-adjective），如“a water melon”“water plants”。 總之，大多數格的不規則形式已經通過簡化被完全廢棄，只有一種詞形（或詞幹）得以保留。保羅·克雷奇默（Paul Kretschmer）認爲，不規則的屈折導致了某些單詞的徹底棄用，[3]如在現代希臘語中，“hêpar”被“sukōti”取代，[4]“phréar”被“pēgadi”替代，“húdōr”被“neró”取代，“oûs”被“aphtí（=ōtíon）”取代，“kúōn”被“skullí”取代，或許“commando”取代拉丁語“jubeo”也屬於這一情況。 一些學者堅持認爲，中世紀諸多語言比現代英語更具規律，但是深入思考這些學者的言論，我們會發現，所謂的規律性並非指詞義的規律性（不過，詞義的規律性對於語言使用者來說同樣重要），而是指該語言與其早期語言之間對應的規律性。埃米爾·利特雷（Emile Littré）在《法語史》（L'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1878）發表的文章中涉及了這種觀點。他對古法語充滿熱忱，但他對法語的偏愛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古法語忠實地保留了拉丁語的某些特徵。因此，古法語兩種格的形態差異由來已久，比如：單數主格“murs”，單數賓格“mur”，二者變爲複數的詞形恰好相反，複數主格“mur”，複數賓格“murs”。而二者又與拉丁語“murus，murum”的複數詞形“muri，muros”完全一致。學界曾經認爲古法語對“s”的去留過於隨意。不過，當學界最終發現了“‘s’的規則（règle de l's）”，使得這一現象終得解釋。學者一直認爲，這是現代法語失去古法語值得稱道的優點，同樣的看法也體現在法語單詞格的區分上，比如古法語主格“maire”，賓格“majeur”，或者主格“emperere”，賓格“emperёur”分別對應拉丁語“májor，majórem，imperátor，imperatórem”，但彼此的重讀位置不同。不論歷史語言學家對此方面多感興趣，對於法語使用者而言，與過去複雜的用法相比，現代法語中更加簡潔的屈折變化無疑是一種進步。這一點正如舒哈特一針見血地指出：“語言史學家厭惡現代語言。” 三 句法 在古代語言中，格的句法使用也存在諸多不規則之處，例如，有些動詞搭配屬格，有些動詞搭配與格，等等。即便在多數情況下，這些用法都有據可循，但對於使用者來說，格的句法似乎變化無常，必須逐一學習每一個動詞的用法。因此，格的句法逐漸被棄用，這無疑是一件幸事，很多語言都有這樣的趨勢，甚至保留了諸多傳統格的德語也是如此，如“entbehren，vergessen，bedürfen，wahrnehmen”之類原本搭配屬格的動詞，現在多與單一賓格搭配。這種簡化使得被動語態的句子結構更加簡單，也更具規律。 棄用陳舊的格的句法，其優勢在英語和法語的使用者身上得到體現。他們可以輕鬆地說：“with or without my hat”或者“in and round the church”，然而保留傳統句法的德語是“mit meinem hut oder ohne denselben”和“in der kirche und um dieselbe”。雅各布·瓦克納格爾（Jacob Wackernagel）曾經寫道：“Was in ihm und um ihn und über ihm ist？”如果介詞後緊跟一個沒有格區分的實質性名詞，那麼德語句子結構自然與英語一樣簡單，比如：“mit oder ohne geld”。優秀的作家有時甚至能夠寫出“um und neben dem hochaltare”（歌德），或者“Ihre tochter wird meine frau mit oder gegen ihren willen”。這些實例摘引自喬治·奧利弗·庫姆（George Oliver Curme）《德語語法》（German Grammar，1905）第191頁。類似的例子還有“Ich kann deinem bruder nicht helfen und ihn unterstützen”。 因此，在消除傳統格句法之後，古代綜合語言中許多鮮爲人知的習語可用英語方便表達，如：“Genius，demanding bread，is given a stone after its possessors death.”——蕭伯納[5]；“He was offered，and declined，the office of poet-laureate.”——埃德蒙·威廉·戈斯（Edmund William Gosse）；“The lad was spoken highly of |I love，and am loved by，my wife | these laws my readers，whom I consider as my subjects，are bound to believe in and to obey.”——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He was heathenishly inclined to believe in，or to worship，the goddess Nemesis”—— 菲爾丁；“He rather rejoiced in，than regretted，his bruise.”——菲爾丁；“Many a dun had she talked to，and turned away from her father's door.”——薩克雷；“Their earthly abode，which has seen，and seemed almost to sympathize in，all their honour.”——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 四 異議 筆者認爲，沒有格的語言最優越。不過，阿維德·約翰森（Arwid Johannson）與我意見相左，在1892年《印歐語系研究》（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第1卷，第247頁一篇極具說服力的文章中，他援引一些模棱兩可的德語句子：“Soweit die deutsche zunge klingt und‘gott’im himmel lieder singt（‘gott’是主格還是與格？）”；“Seinem landsmann，dem er in seiner ganzen bildung ebensoviel verdankte，wie‘Goethe’（‘Goethe’是主格還是與格？）”；“Doch würde die gesellschaft‘der Indierin’（‘der Indierin’是屬格還是與格？）lästig gewesen sein”；“Darin hat Caballero wohl nur einen konkurrenten，die Eliot，‘welche’freilich‘die spanische dichterin’nicht ganz erreicht”；“Nur Diopeithes feindet insgeheim dich an und‘die schwester’des Kimon und‘dein weib’Telesippa.（在後兩句中，哪些成分充當主語，哪些成分充當賓語？）” 約翰森表示，這些段落證明了棄用格所造成的缺點，假如每種格都有自己獨特的標記，那麼句意就會清楚明瞭，因此，在他看來，“格的形式越豐富，句子含義越清楚。”而上述例句表明，詞序規則最爲嚴謹的語言也會產生歧義。筆者並不認爲“die schwester（姐妹）”和“dein weib（你的）”當作賓格是錯誤的，因爲句末並無“an”。同樣，筆者也不願指出倒數第二個句子中把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稱作費爾南·卡瓦列羅（Fernán Caballero）的勁敵（konkurrent），反映了該句作者對這位西班牙女作家的偏愛，因此，我們須把“welche”視爲主格，“freilich”似乎也是如此。當然，這些不過是微不足道的異議。最關鍵是，我們必須承認，約翰森的論點包含真理，德語的確存在缺陷，確實會導致歧義的產生。從宏觀的視角審視德語結構，如果把這些句子譯成其他語言進行比對的話，就不難找出缺陷的原因。 首先，考慮到屬格之間的形式區別，德語的真正缺陷不在於詞尾太少而是詞尾太多，我們應該預見，英語和丹麥語也會出現同樣的歧義，但在這兩種語言中，由於格導致的歧義要比德語少得多。事實上，這種歧義在德語中比這兩種語言中更加常見。儘管聽起來十分矛盾，但導致德語歧義的主因之一正是德語語法形式過於豐富。如果使用其他單詞代替上述例句中模棱兩可的單詞的話，我們會發現歧義幾乎消失，原因在於其他大多數單詞都擁有不同的詞形可以分別指代這兩種格，例如：“Soweit die deutsche zunge klingt und‘dem allmächtigen’（或‘der allmächtige’）lieder singt”；“Seinem landsmann，dem er ebensoviel verdankte，wie‘dem grossen dichter’（或‘der grosse dichter’）”；“Doch würde die gesellschaft‘des Indiers’（或‘dem Indier’）lästig gewesen sein”；“Darin hat Calderon wohl nur einen konkurrenten，Shakespeare，‘welcher’freilich‘den spanischen dichter’nicht erreicht’（或者‘den…der spanische dichter…’）”；“Nur Diopeithes feindet dich insgeheim an，und‘der bruder’des Kimon und‘sein freund’T.（或‘den bruder…seinen freund’）”。 事實上，上述的句法結構極爲清晰，但人們也可使用該句型造成模棱兩可的含義。如果大部分單詞的主格或與格相同，如“gott”，或者與格和屬格相同，如“der indierin”，那麼，上述句法結構不利於思想傳播。因爲，造成歧義的根本原因在於格的形式不統一。雅利安語中所有古老語言都存在格不一致現象：某些詞或者某類詞幹不同格的差別明顯，而另一批詞或者另一類詞幹的不同格則完全相似。在此，筆者列舉一些拉丁語實例，因爲拉丁語是代表格混亂最典型的語言，當然，哥特語和古斯拉夫語也出現同樣的情況。比如，“domini”既可以是單數屬格，也可以是複數主格（如，“verbi”“verba”）；“verba”既可以是複數主格，也可以是複數賓格（如，“domini”“dominos”）；“domino”可表與格、離格；“dominæ”可以是單數屬格，單數與格，也可以是複數主格；“te”表賓格、離格；“qui”表單、複數；“quæ”表陰性單複數以及中性，等等。因此，“patres filios amant”和“patres filii amant”雖表意清晰，“patres consules amant”卻存在兩種理解。那麼，“Horatius et Virgilius poetæ Varii amici erant”究竟有多少種含義？“Menenii patris munus”可能表示“美尼涅斯神父的禮物”或者“美尼涅斯父親的禮物”；“expers illius periculi”要麼意爲“脫離危險”，要麼表示“避免與那人一起犯險”。而在包含兩個賓格的不定式中，明晰主語和賓語的唯一方式是依靠語境，不過此方式並非絕對，例如古希臘伊庇魯斯國王皮洛士（Æacide Pyrrhus）[6]的神諭就是如此，馬庫斯·西塞羅（Marcus Cicero）從昆圖斯·恩尼烏斯（Quintus Ennius）那裏引用了該神諭：“Aiote，Æacida，‘Romanos’vincere posse（告訴你吧，伊庇魯斯國王，你將征服羅馬人；告訴你吧，伊庇魯斯國王，羅馬人將征服你）。”即使高度屈折化的雅利安語似乎也難以擺脫此類缺陷，而這類缺陷又往往存在於詞尾豐富的語言中。當然在這裏，我們並不關心如何創造人造語言（筆者不建議在人造語言中使用多種格），而是關注自然語言在其早期和現代階段的價值，因此，對於約翰森“形式越豐富，話語越易懂”的論點，難以服衆。 五 詞序 在上一節列舉的德語句子中，其語義不清不僅由格所致，還包括德語詞序規則的緣故。其中的一個規則是將動詞置於從句最後，這樣一來，上一節兩句話中的主句就不存在歧義：“Die deutsche zunge klingt und‘singt gott’im himmel lieder”或“Die deutsche zunge klingt，und‘gott im himmel singt’lieder”；“‘Sie erreicht’freilich nicht die spanische dichterin”或者“Die spanische dichterin ‘erreicht sie’freilich nicht”。不過，歧義的產生在於另一條詞序規則，即動詞須置於引導性次修飾語（introductory subjunct）之後。假如省掉“doch”，句義就會變得清晰：“Die‘gesellschaft der Indierin würde’lästig gewesen sein”或者“‘Die gesellschaft würde der Indierin’lästig gewesen sein”。在此，語言結構不一致所帶來的後果再次一覽無遺：一些詞序的規則是爲了顯示語法關係，但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規則又要給其他規則讓位，這就破壞了原有詞序。在德語中，詞序有所改變，句意無太多變化，但這不符合語言習慣（語法性變差）。而在英語中，詞序的改變會產生極好的語法效果，其句意也與原句不同。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德語的詞序規則一無是處，而英語的詞序規則奉爲楷模，我們只能說英語的詞序在改變句意的程度上要比德語深得多。 曾經，一位批評家反駁我的觀點：“舉一例就能說明，幾乎所有的修辭（rhetoric）都會破壞句子的清晰度，比如‘And thus the son the fervid sire address'd”。他還補充道：“假如主格和賓格使用不同的形式，歧義會立即消除。”毫無疑問，這種觀點會招致反駁，因爲正常詞序也會受到爭議，正如格尾（case-ending）是其他語言語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詞序也是英語語法無法分割的成分，違背詞序規則同樣會造成理解偏差，比如：拉丁語用“dominum”替代“dominus”造成的歧義。即便在每一種英語修辭中都能找到歧義句，筆者也會指出，英語著作中所存在的歧義句是極爲罕見的。詩歌存在破格（poetic licence）現象，對節奏、押韻也有要求，詩人也對古體以及不合常規的表達有所偏愛，這些因素都會導致詩歌違反正常詞序，但即便如此，詩歌的歧義句也極爲少見。當然，對於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詩中的主語，學界衆說紛紜：“And all the air a solemn stillness holds（萬化皆偃息，陰肅籠四野）” 實際上，這行詩並不重要，因爲到底是空氣籠罩着肅穆，還是肅穆包裹着空氣，人們對此行詩的理解都是相同的。在日常用語中，我們或許會發現相似的搭配，但人們不會對哪個是主語，哪個是賓語存在質疑。通常的詞序爲“主—謂—賓（Subject-Verb-Object）”，一旦詞序有所改變，那麼一定存在理由。改變詞序可能是爲了減輕句子某些成分的負擔。如果爲了減輕主語的負擔，只需重讀就可達到目的，詞序不受影響；但是爲了減輕賓語的負擔，就需要把賓語放在句首，若是如此，英語並不像德語和丹麥語那樣要求動詞倒置而是變爲“賓語—主語—動詞（Object-Subject-Verb）”，其語義清晰，不產生歧義。例如，查爾斯·狄更斯（Charlies Dickens）的句子：“Talent，Mr.Micawber has；capital，Mr.Micawber has not（才華，米考伯先生是有的；資本，他可沒有）。”下面的實例出自近期的一本小說：“Even Royalty had not quite their glow and glitter；‘Royalty you’might see any day，driving，bowing，smiling.The Queen had a smile for every one；but the Duchess no one，not even Lizzie，ever saw.（就算是皇室，也沒那麼光彩，就算是皇室，你也可以見到他們開車、鞠躬、微笑。女王對誰都會報以微笑，可公爵夫人就不是了，即使是利茲也沒見過公爵夫人微笑的模樣）。”莎士比亞的詩中也有這樣的句子： Things base and vilde，holding no quantity， 卑賤和劣行在愛情看來都不算數， Loue can transpose to forme and dignity， 都可以轉化成美滿和莊嚴， ——《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第1幕，第1場，第233行 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譯自弗里德里希·馮·羅高（Friedrich von Logau）的詩句： A blind man is a poor man，and blind a poor man is； 瞎子是窮人，窮人是瞎子； For the former seeth no man，and the latter no mansees. 前者看不見人，後者人看不見。 違背“主—謂—賓”詞序的原因可能出於語法目的：關係代詞或疑問代詞須置於句首。不過，英語語法再次避免了這種歧義，以下句子可以爲證：“This picture，which surpasses Mona Lisa（這幅畫的創作水平高於《蒙娜麗莎》）”“This picture，which Mona Lisa surpasses（這幅畫的水平不及《蒙娜麗莎》）”“What picture surpasses Mona Lisa（哪幅作品超越了《蒙娜麗 莎》）？”“What picture does not Mona Lisa surpass（哪幅作品《蒙娜麗莎》沒有超越）？”如果是德語（如“dieses bild，welches die M.L.übertrifft”，等），上述4句話都會產生歧義，若是丹麥語，後兩句句意毫無差別。可見，英語證明了少數格的存在並不影響句意的清晰。假如《亨利四世·下》第1幕，第4場，第33行中那句著名的神諭：“The Duke yet liues，that Henry shall depose（公爵還活着，亨利就要下位）”存在歧義，這也只是該句使用詩體創作所致。而在一般的散文體中，要想清晰，只需一步，即以上句中的“Henry”作爲賓語，詞序倒裝。

這樣的書，能有人打不行。與這種層次的人共用一個學習平臺令我感覺侷促

微信閱讀竟然有這本書，嗚嗚嗚嗚，西方語言學幾大家之一葉斯柏森的著作，竟然有，熱淚盈眶了我的微讀嗚嗚嗚嗚……

在專業知識海洋旁的沙灘上——遲遲不敢下水游泳。 鉅著不愧爲鉅著，2022年勵志淺嘗一下葉先生的知識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