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修訂本）

無法直面的人生，卻依然選擇前行——讀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 □□ 讀完王曉明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我合上書，坐在那裏發了很久的呆。 書頁間那個痛苦、矛盾、陰鬱，卻又始終不肯倒下的魯迅，像是從紙面上站了起來，靜靜地坐在我對面。 我沒有覺得他陌生，反而感到一種奇異的親切——原來先生也是這樣的人，會猶豫，會恐懼，會懷疑自己，會在深夜裏被“鬼氣”纏身。 可正因如此，他的偉大才不再是教科書上那種遙遠的光環，而變成了一種可以觸摸、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效仿的力量。 這本書誕生於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那正是中國知識界努力衝破單一啓蒙話語、試圖“回到魯迅本身”的年代。 王曉明沒有把魯迅寫成天生的鬥士或完美的聖人，而是選擇了一條更艱難的路：他把魯迅當作一個普通人來寫，一個和你我一樣會掙扎、會痛苦、會絕望的普通人。 全書以魯迅的三次“抵抗”爲主線。 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失敗後，他滿心失望，卻轉而投向思想啓蒙，用吶喊來抵抗消沉。 第二次是在新文化陣營分化的1920年代中期，他陷入深深的孤獨，卻寫出了《野草》《彷徨》，用文學直面內心的黑暗。 第三次是在1930年代初加入左聯之後，他在理想與現實的又一次衝突中，以雜文爲匕首，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書中細細描繪了魯迅從“王子”般的士族子弟跌落爲“乞丐”般的啓蒙者的全過程。家庭的變故、婚姻的不幸（與朱安）、與周作人的兄弟失和、與友人的猜忌和決裂、經濟上的拮据、名聲帶來的負累……每一道傷口，王曉明都沒有迴避。 他大量引用魯迅的書信和日記，那些“萎”“頹”“無所適從”的字眼，在別人筆下可能被輕輕帶過，在他這裏卻成了探測魯迅心理深度的鑰匙。 正是通過這些細節，我們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會因爲本家叔祖的欺凌而刺心，會因爲S城人的勢利和冷酷而憤懣，也會因爲許廣平的到來而重新燃起對生活的熱情。 □□ 作品鑑賞：一場溫暖而深刻的“祛魅” 王曉明這本書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在於他完成了一次對魯迅的“祛魅”——把魯迅從神壇上請下來，讓他回到人間。 但他做的又不是冷冰冰的解構，不是要把魯迅打碎給人看，而是在褪去光環之後，讓我們看到一個比神像更值得尊敬的人。 他特別善於把文學作品放回具體的生活處境中去理解。比如分析《野草》中那些夢魘般的意象——過客、死火、墓碑、影子——他並不滿足於指出其象徵意義，而是告訴我們：1924年到1926年間，魯迅剛搬出八道灣、肺病纏身、被女師大風潮捲入無休止的論爭。 正是在這種內外交困的至暗時刻，那些“陰冷”“虛無”的句子纔不是修辭，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從骨子裏滲出的寒氣。 與此同時，王曉明始終保持着一種可貴的平衡感。 他沒有把魯迅的“絕望”浪漫化，也沒有把它病態化，而是反覆強調：魯迅從未真正放下過抵抗。 哪怕抵抗是徒勞的，哪怕希望渺茫得像沙漠裏的一滴水，他依然在寫。 這種“知其不可而爲之”的悲壯，在王曉明的筆下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一個人每天醒來後做出的具體選擇：回一封信、寫一篇文章、寄一筆錢給素不相識的青年。 正是這種平衡感，讓這本傳記既不像早期官方傳記那樣高亢空洞，也不像後來某些解構派論著那樣消解一切意義。 它冷靜，但不冷血；它悲憫，但不濫情。讀完之後，你不會覺得魯迅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偶像，而會覺得：原來他和我一樣，只是他比我多了一份不肯倒下的倔強。 □□ 當下的人生啓迪：在焦慮的時代，魯迅能給我們什麼？ 說實話，讀這本書的過程並不輕鬆。 有好幾次，我都停下來問自己：這是真正的先生嗎？還是作者或讀者的臆想？ 但讀到後來，我漸漸明白了：糾結於是非對錯，也許本來就是多餘的。 先生之所以偉大，恰恰在於他明知不可爲而爲之，明知希望渺茫仍勇往直前，明知深陷其中仍要不懈鬥爭、突破禁錮。 他看人的眼光太毒辣，也看得明白自己，卻始終掙脫不了親情、愛情、友情、事業、金錢、名望的束縛——終其一生，始終掙扎。 這不也正是我們今天的處境嗎？ 生活在2020年代的中國，我們每個人又何嘗不是身處“無法直面的人生”？內卷、躺平、焦慮、抑鬱成了日常詞彙。 我們被算法推送的信息包圍，被消費主義的慾望驅使，被社交媒體的點贊和評判綁架。 表面上看，我們比魯迅那個時代擁有更多的物質享受和言論空間，但精神上的“鬼氣”卻從未消散：我們懷疑努力是否有回報，懷疑理想是否還值得堅持，懷疑自己到底是獨一無二的個體還是隨時可被替代的螺絲釘。 更可怕的是，我們常常連“懷疑”都不敢深究。 一旦深究就可能陷入虛無，於是我們用短視頻、綜藝、遊戲、購物來填充每一個空白時刻，用“佛系”“emo”來自嘲，用“潤”“擺爛”來消解行動的意義。 這不正是魯迅所說的“不敢直面”嗎？我們不敢直面工作的無意義，不敢直麪人際關係的疏離，不敢直面自己內心那些陰暗、懦弱的念頭，更不敢像魯迅那樣把它們寫下來、說出來、與它們正面交鋒。 然而，王曉明筆下的魯迅給了我們另一種可能。 他告訴我們：感到絕望並不可恥，內心有“鬼氣”也不意味着失敗。 魯迅比任何人都清楚希望的渺茫，但他依然選擇在《新青年》上發稿，依然選擇爲素不相識的青年看稿、寫信、寄錢，依然選擇在病痛中寫那些“匕首與投槍”般的雜文。 他從來沒有真正戰勝過絕望——絕望始終像影子一樣跟着他——但他學會了與絕望共存，並且在絕望的間隙裏，做一點算一點，寫一篇算一篇。 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承認生活的艱難和自身的侷限，並不等於投降；意味着在看清真相後依然盡己所能地去做一件小事、愛一個人、堅守一份良知，這本身就是抵抗。 不必人人都成爲鬥士，但至少可以像魯迅那樣，保持“睜了眼看”的習慣，不輕易被流行意識裹挾，不把自己的判斷權交給算法或權威，在每一次選擇中，儘量對得起自己內心的那一點光亮。 □□ 一份欣慰：我們還在讀魯迅，這本身就值得慶幸 說來有點奇妙。讀這本書之前，我以爲自己會對魯迅更加敬而遠之——畢竟看到他那麼痛苦，難免會想：我可不想變成那樣。但讀完以後，反而感到了一種莫名的安慰。 爲什麼？因爲魯迅的存在，本身就是對虛無最有力的反駁。 他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 一個人可以在看透了生活的荒謬之後，依然熱愛生活； 可以在嚐遍了人性的黑暗之後，依然選擇相信人性的可能； 可以在深陷絕望的泥潭時，依然伸出手去拉別人一把。 這種“無法直面”卻依然直面、“無法逃脫”卻從未逃脫的姿態，本身就是一種偉大的勝利。 而且，你看，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還在讀魯迅。 他的文字依然能擊中我們的心，他的預言依然在今天的現實中應驗：那些頭腦的機械、思路的狹隘、被流行意識牽着走的被動狀態，不正是今天我們口中的“愚昧”和“麻木”嗎？ 那些在親情、愛情、友情、事業、金錢、名望之間的身不由己，不正是我們今天掙扎的日常嗎？魯迅彷彿穿越了時空，依然坐在我們中間，用那雙毒辣的眼睛看着我們，嘴角掛着一絲冷峻又悲憫的微笑。 想到這裏，我心裏泛起一絲欣慰。 欣慰的是，在這個什麼都可以消解、什麼都可以娛樂的時代，還有人願意沉下心來讀一本關於魯迅的傳記； 欣慰的是，當我們被生活的重壓喘不過氣的時候，還有魯迅可以爲我們撐一把傘； 更欣慰的是，王曉明這本書告訴我們：無法直面的人生，並不是要我們逃避，而是要我們像魯迅那樣，哪怕渾身顫抖，也要睜了眼看。看清之後，依然選擇前行。 也許，這就是讀書的意義吧。 不是爲了膜拜，不是爲了逃避，而是爲了在別人走過的路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別人流過的淚裏，洗淨自己的眼睛。 然後，回到自己的生活裏，哪怕只是多說一句真話、多幫一個人、多讀一頁書，也足以讓這個不那麼完美的時代，因爲我們的存在而溫暖一點點。 這，大概就是魯迅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遺產。

一、魯迅看透的幾種典型人性 1. 看客人性 代表場景：《藥》圍觀殺人、《阿Q正傳》衆人取笑阿Q、路人圍觀受難者。 人性特點：他人的苦難是自己無聊的消遣；沒有共情，只有獵奇；弱者欺負更弱的人，面對強權噤聲。 根源：長期高壓下個體喪失獨立人格，沒有是非，只懂湊熱鬧，把別人的悲劇當成娛樂。 2. 根深蒂固的奴性 兩層表現： 1）對上卑躬屈膝，討好順從；對下刻薄欺壓（阿Q對趙太爺怕得要命，卻欺負小尼姑）； 2）安於被奴役，甚至主動維護壓迫自己的規則。只要能分到一點微小特權，就甘願做奴隸。 魯迅說：中國人常常想做奴隸而不得，或者暫時坐穩了奴隸。 3. 虛僞的禮教，扭曲正常人性 舊儒家禮教被固化成喫人制度，壓抑真情： 人不敢流露真實想法，滿口仁義道德，背地裏自私涼薄； 《狂人日記》：翻開歷史每頁都是“仁義道德”，字縫裏寫滿喫人。 “喫人”不止肉體殺戮，更是精神吞噬：喫掉人的獨立思想、良知、個性，把人改造成一模一樣的木偶。 4. 弱者之間互相傾軋，而非抱團反抗 底層人最可悲的人性困境：苦難沒有讓底層彼此同情，反而互相踩踏。 強者壓迫底層，底層無力反抗強者，就轉而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同類。苦難內化爲人與人之間的敵意。 5. 人性的惰性：安於現狀，害怕改變 大多數人寧願在黑暗裏苟活，也不願走向未知的光明。 哪怕現狀痛苦，只要勉強活下去，就會抵制革新；甚至會幫助舊勢力打壓先行者。覺醒者反而會被周圍人孤立、嘲笑。 二、魯迅眼中人性的另一面：並非全然黑暗 很多人誤以爲魯迅只看見人性之惡，其實不是： 1. 他承認普通人有樸素的善意，只是被環境遮蔽、磨滅； 2. 他寄希望於青年，希望新一代掙脫舊文化枷鎖，塑造新的人格； 3. 他自己選擇“肩住黑暗的閘門”，明知喚醒大衆無比艱難，仍舊不肯放棄。 他的悲觀是看清現實後的清醒，樂觀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堅守。

看的五味陳雜的一本書，斷斷續續終於讀完了，一時不知道用怎樣的文字去表達和感悟，看的過程總是在想，這是真正的先生嗎，還是作者或是讀者的臆想呢。但對於作者列出的種種證據和闡述，又詞窮了，畢竟我所知道的先生，也只是通過那些小部分的作品而已，所以到底如何爭辯，都難以言說。不過讀到最後，又貌似頓悟了，何必侷限於此，糾結於是非對錯，先生之所以偉大就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明知希望渺茫仍勇往直前，明知自我深陷其中仍要不懈鬥爭突破禁錮。他看人的眼光太毒辣，同樣他看的明白自己，卻又掙脫不了親情、愛情、友情、事業、金錢、名望等的束縛，終其一生，始終掙扎，時至今日，我們仍敬佩他，只因他就像是個預言家，穿越時空，他今日依然俯瞰衆生，看我們如何在矛盾與糾結中找尋希望，一面祈求，一面逃避，一面慶幸，一面又抗爭……那麼多年來依然如此，可能這就是深陷於骨子裏的本性吧。

剛開始讀時覺得作者要對魯迅“祛魅”，但越讀到後面覺得作者真的是太愛魯迅了，愛的深刻以至於感同身受他的痛和恨，血和淚。有些書評說這部書主觀色彩太濃厚，作者想象豐富，我不覺得，倒覺得史實較充分且很能讓讀者也置於魯迅“橫站”的姿態，陷入“無物之陣”的境地，自覺在感情和心理上離魯迅越近了。正如作者所說：“我也不再將他視作一個崇高的偶像，他分明就在我們中間，和我們一樣在深重的危機中苦苦掙扎。”看完後對魯迅和許廣平的感情也產生了興趣哈哈哈，準備去看《兩地書》了。之前在錢理羣現代三十年書中魯迅專題裏有個小標題是“說不盡的阿Q”，其實我覺得本質上還是說不盡的魯迅，因爲“他不止一次地說，他不希望年輕人繼續以他爲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期待自己的文字的'速朽'。但是，在這本傳記的初版序言裏，我就寫道，他這個願望是要落空的，他還將長久地引發後人的共鳴。”

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曉明《魯迅傳》是一部影響深遠的魯迅思想傳記，力爭完成魯迅“從神壇到人間”的轉型，從心理和思想兩個方面對魯迅先生重新進行了解讀，使讀者更加了解到真實的魯迅。魯迅作爲現代中國最重要的文學家，又是重要的思想家，在中國的影響力無與倫比，被毛澤東譽爲“中國革命文化的主將，是骨頭最硬的人，是現代中國的聖人”。該文凸現出他精神危機和內心痛苦掙扎，是一篇視角獨特的傳記作品。

我感受到了更人性的魯迅，這或許是我最大的收穫。我不敢說與魯迅先生共情，但我覺得自身對先生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透過了崇高的外在而體悟到了更內裏的世界。作者對魯迅先生一生的總結，有一條主線—即從他兒時的經歷以及以後的社會生活體驗所導致的“鬼氣”（個人的對自身及社會所產生的虛無感）。 對作家作品的分析真應該結合他的生活，結合他的境遇以及思想脈絡，那樣我們才能走的更深；畢竟，文學很難拋開作者本身的相關因素而完全創造一個完全獨立於作者的產物（就像父母與孩子，最低限度上，基因還在那裏）。相應地，我們也可以從作品中體悟到除作者的主要創作目的之外的其他更深層次的內容。 人是複雜矛盾的動物，不僅是或者說不是因爲人本身容易不堅定地反覆，而是個體所處的環境時刻變動極易導致搖擺，如果再加上一顆敏感的心，我們總能看到行爲等外在表現的變動。魯迅也是這樣，“日益深刻地承認他的陰鬱心緒的正當，卻同時竭力地懷疑和拒絕這些心緒。” 作者在對魯迅先生偏向俄國革命的描寫似乎是客觀的，評價共產黨接觸魯迅先生是看中了他的“名”和手中的筆，用一種功利主義的態度來評價。這一切可以說是客觀的，但也應是有傾向的，至少我是這麼看待的，還是個人的態度立場不同。從整體作品來看，我對作者的部分態度傾向也保持距離。 “絕望的抗戰”，這是對魯迅的人生歷程的一種解讀，也是給我們的啓示，不一定要以悲觀主義爲底色，但可以從悲觀中認識自己、認識社會，抗爭着邁向路途。

棄醫從文的魯迅歷來都被人們視爲一位思想的勇士，毛澤東曾評價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民族的至暗時代，魯迅大聲疾呼“真正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並對青年一代提出熱切的希望：“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的話。”然而凡是人，無論是偉人還是凡人，都具有兩面性，魯迅也不能例外。作爲思想的戰士和勇士，他的骨頭是最硬的，然而作爲人，他也有悲觀和脆弱的一面。他呼籲要“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然而對自己的人生，他始終無法直面；他希望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不要自暴自棄，但他自己卻一再陷入“冷氣”和“鬼氣”的纏繞之中，幾乎無法自拔。……讀此書，我們可以瞭解魯迅在那個時代所遭遇的精神危機和內心的痛苦，以及爲此進行的努力和掙扎；認識一個除了思想的勇士之外的魯迅，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

28萬字的書，4萬字的筆記，整理後的1萬字梳理筆記。看書標準流程。但是，依然感覺看漏了些什麼。這本書是值得重讀的，留待以後重讀完補充。 摘抄： 關於魯迅—— 「魯迅生性耿直，本不是那種一味“好脾氣”的人；從少年時代起，他又多受壓抑，在許多場合，都只能默默地忍受，那在另外一些場合，便很容易不自覺地發作。但他向來有個自我約束，就是儘量不對年輕人發脾氣。 」 「魯迅是個深沉內向的人，越是那種模糊和軟弱的情感，他越不願意宣示於人；即便記日記，也總是簡潔地實錄雜事，絕少有抒情性的表白。」 「魯迅是個現實感很強的人，那種竭力要看透現實的願望，特別深刻地制約着他對人生的情感體驗方式，他總是有意無意地將每個強烈刺激他的新印象，與他對人生的整體認識聯繫起來看，以這種互相參照的方式，來探究它的意義。」 「他所承受的來自前人的精神影響……不僅有那可以一直溯源到“孔墨和老莊”的“傳統”的部分，而也有另外一個同樣來自本土、時間上卻與他近很多、可以稱之爲“現代”的部分，它主要由從龔自珍、魏源到嚴復、章太炎這三代文化人/革命家爲代表，不僅通過文字和風潮，還以人身交往直接影響他。」 「章太炎寫《救學弊論》，這樣斷言：“凡學者貴其攻苦食淡，然後能任艱難之事，而德操亦固。”這一套觀念對魯迅影響頗大……」 「他是一個竭力“睜了眼看”的人，一個看得很深、很透徹，而且一定要清楚地說出所見的人，一個雖然痛苦、身心遭受很大損害，卻能在大多數時候保持幽默感的人……魯迅是一個性格活潑的人，小時候就很頑皮。但是，他能將這種活潑發展成一種特別的幽默感，並且一直保持住，卻主要不是因爲天性，而是因爲建立了一種面對黑暗事物的精神——包括智力——的優越感，他基本上一直是居高臨下地望着那些他所諷刺和抨擊的對象的，說得極端一點，他經常是覺得它們太蠢笨、太粗陋，因此太可笑，構不成與自己分量相當的對手。正因爲是出自這樣的優越感，他的幽默感就成爲一個強有力的心理因素，支撐他繼續直面壓抑和沉重的現實。」「他愛讀各種“野史”，其中對歷史上那些屠戮和酷刑的詳細記載，又反過來印證了現實對他的刺激。那正是一個迫使人把注意力轉向物質狀況的時代……儘管對物質因素的重視日益滲進了魯迅對國民性的認識，這卻並沒有把他引離開對精神病態的關注，甚至反而強化了這種關注。」 「他不斷地奪路而走，卻又總是踏入新的窮途，說得嚴重一點，他的一生，就是在各式的走投無路中苦苦展開的。 因此，人生的種種滋味當中，他體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種從彷彿的生路上面，又看見熟識的窮途時的失望，那種在重新找來的光明的背後，又發現舊有的黑暗時的悲哀。」 「1918年，他從紹興會館的“待死堂”逃向啓蒙主義的吶喊隊；1926年，他又從風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溫暖明亮的南方；1930年，他更從深感悲哀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逃向與共產黨結盟的激進反抗者的營壘。倘說逼他從日本回國，又推他陷入紹興會館那樣的孤寂生活，是命運第一次清楚地向他顯示其不容分說的擺佈之力，魯迅接着的三次逃離，就同樣清楚地顯示了他此後二十年的不肯屈服的人生和思想歷程的主要方向。 當然，這些逃離都不成功，它們給他的打擊，也一次比一次更大。以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又陷入了“鬼氣”的包圍，不得不再次面對那些他曾竭力推開的思緒。」 「在他一生的許多時刻，尤其是那些他完全看不到出路的時刻，他曾經凝神諦聽他那些陰暗思緒的啓示，在靜夜中，依照它們所展示的思路，深入地體悟他的命運，以及縮影在這個人命運之中的社會、文化和民族的命運。當這樣的體悟壓得他“艱於呼吸”的時候，他更寫下了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孤獨者》一類的小說，散文詩集《野草》，那些“鬼氣”瀰漫的雜感、隨筆和通信，還有像《亥年殘秋偶作》那樣的詩，都是這體悟的文字的結晶。」 「終其一生，他都是這樣一個矛盾的人：日益深刻地承認他的陰鬱心緒的正當，卻同時竭力地懷疑和拒絕這些心緒。」 「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上，他從“絕望”和“抗戰”這兩個方面，都刻下了極爲特別的深沉的印跡，它們能令任何一個認真看過、記住了它們的人，都不容易爲時俗所惑，甚至因此更穩固地保持對廣闊和高遠的嚮往。」 「他比那個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更多地承受了那種先覺者的苦痛，在某種意義上，他簡直是現代中國最苦痛的靈魂。但是他沒有因此就停頓不前。當理論信仰不足以支撐自己的時候，他就更多地依靠自己的人格力量，動員起全部的理智來保衛吶喊的激情。這就是“絕望的抗戰”的真正含義，它表現的主要不是一種用理論裝配起來的勇氣，而是一種由對黑暗的憎恨凝聚而成的意志。這就是那些自闢之論的意義所在，它們並非體現了一副睿智的思辨頭腦，而是顯示了一種與黑暗勢不兩立，一種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戰鬥的人格。」 「魯迅便是這樣的天才，他的獨特之處，正在於他比一般人更透徹地體會到了那個時代的悲劇意義，那種先覺者的痛苦和絕望，正構成了他內心最深刻的情感。」 「他的小說創作就像一輛雙駕馬車，先是那排遣苦悶的朦朧的衝動，隨後又擠過來一種相對狹隘的社會啓蒙的意識，這兩個動機合在一起，才使其輪子轉了起來。」 「即便是那些出類拔萃的作家，也多半隻能重複自己，幾乎沒有人能夠在奏出第一首動人的旋律之後，再唱出第二首更動人的歌……他不但有像《狂人日記》、《藥》和《阿Q正傳》那樣的小說，極其深刻地解剖大衆的靈魂，更有像《祝福》、《孤獨者》和《傷逝》那樣的小說，同樣深刻地解剖自己的靈魂。前一類小說凸顯出強烈的啓蒙主題，逼迫人從麻木和昏睡中驚醒，後一類小說則浸潤着濃厚的疑惑和悲哀情緒，使你禁不住要對整個人生髮生更大的懷疑……倘說《阿Q正傳》是代表着魯迅小說創作的第一樂章的輝煌的完成，那《孤獨者》就無疑標誌着他已經開始了第二樂章的創作，魏連殳的自毀，正是這樂章的一個動人的開端。」 關於魯迅的作品（小說）—— 《吶喊》： 1.狂人日記，1918年4月 2.孔乙己，1919年3月 3.藥，1919年4月 4.明天，1919年6月 5.一件小事，1920年7月 6.頭髮的故事，1920年10月 7.風波，1920年8月 8.故鄉，1921年1月 9.阿Q正傳，1921年12月 10.端午節，1922年6月 11.白光，1922年6月 12.兔和貓，1922年10月 13.鴨的喜劇，1922年10月 14.社戲，1922年10月 自序，1922年12月 「當寫《文化偏至論》（1908）和《摩羅詩力說》（1907）的時候，魯迅是多麼自信，字裏行間，處處迸散出先驅者的豪氣。但到“五四”前後，這股豪氣卻大爲減弱，你看他那些隨感錄，雖還常常以“我”和“我們”的名義大聲吶喊，另一種自省自責的情緒，卻也在其中悄悄地傳佈……」 「從啓蒙者的悲觀和絕望，從對尼采和綏惠略夫的共鳴和認同，魯迅一步步走進了虛無感。」 1913年，爲應付袁世凱政府的恐怖統治，開始抄書、輯書，其後又開始抄碑，讀佛經，除去教育部上班和逛書店，基本上不出會館，每日夜間孤燈獨坐，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好幾年。 「1913年10月1日他寫道：“無日不處憂患中，可哀也。”1916年7月18日又記道：“作札半夜，可閔！”到了1917年的除夕之夜，他更寫下了這樣的字句：“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 「《狂人日記》（1918）是揭發中國歷史的“喫人”的本質，《孔乙己》則是表現冷酷人世的另一種“喫人”的真實；《藥》凸顯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風波》則強調了中華民國的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描繪出舊式文人的無可挽回的悲劇，諷刺和控訴都遠比《孔乙己》犀利；《阿Q正傳》對病態的國民靈魂的透徹的揭發，對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情形的深刻的表現，更是匯聚成宏大雄壯的啓蒙的吶喊，顯示出“五四”那一代人對社會批判的最高水平。」 「他感受到的常常不是那種置身畜羣的牧人的孤獨，而是一種被逐出農莊的桀驁不馴的野獸的孤獨。這可以說是魯迅早年記憶中最執拗的一種情緒，它自然就要向他索取一種從受虐者的角度來表達自己的方式，正因爲心中原就有這樣一種執拗的要求，他纔會對果戈理《狂人日記》的敘事角度發生興趣。如果這樣來看，魯迅《狂人日記》的獨特的敘事形式，就正是體現了他那種排遣積鬱的抒情衝動，藉着狂人的瘋言囈語，他分明是在傾吐自己內心的隱情。」 「倘說《狂人日記》的前半部分是抒情小說，作者是在那裏吐露積鬱，這後半部分卻出現了“隨感錄”式的政論雜文，分明是在向公衆推行思想啓蒙了。」 「他最引人注目的小說，是《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可他自己最喜歡的，卻不是這類作品。《吶喊》出版以後，有人問他：你最喜歡其中哪一篇？他笑笑說，是《孔乙己》……他甚至自己動手，將這篇小說譯成日文，送到日文雜誌上發表。有一次和朋友閒談，他還將《藥》和《孔乙己》做過比較，說他不喜歡《藥》一類的寫法，因爲太不從容。」 「在《吶喊》集中，這（《孔乙己》）可說是吶喊的火氣最弱，作者的內心隱痛卻表現得最飽滿的一篇，魯迅如此偏愛它，正顯出了他創作的真正的興趣所在。」 「從1920年代中期起，魯迅很少再表現出五四時期的那種啓蒙者的自信，那種代表新世界的毫不掩飾的自傲了。」 「在1920年代中期，魯迅明確提出了一個“中間物”的概念……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於尋找必然性。就是再不情願的事情，只要你能夠向自己證明，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你也就會低頭去做。魯迅提出“中間物”的觀念，用意正是在論證一種充當犧牲的必然性：既然萬事萬物，都不過是盡着一份“中間物”的天責，那我現在夾在黑暗和光明之間，甚至有一半還罩在陰影當中，也就無須苦惱，也無可慚愧了。而一旦論證出充當犧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滿也就可以隨之化解，至少是有所減弱。 難怪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魯迅對自己有了一連串新的說法。他說自己是從舊營壘中殺出來的叛逆，又說自己甘願當一塊踏腳石。後來更將自己比喻成一個抽了鴉片而勸人戒除的醒悟者，一個“破落戶，不過思想較新……”這些說法都因上下文而各有所指，實際的意思也不盡相同，但是，它們都凸顯了同一個特點，那就是魯迅開始願意從“中間物”的立場來理解自己，你甚至不妨將它們都看成是他那個“不三不四的作者”的註解。他將自己從先驅者的位置挪到舊營壘和新世界之間，當然是後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這個後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穩了腳。」 「從1920年代中期到“抗戰”之前的十年間，似乎是中國社會邁向“現代化”的黃金時期，是許許多多留洋學生投身“建國”大業的十年，是胡適和羅隆基那樣的知識分子相信國家正在步入正軌的十年，也是許多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創建“蘇維埃”，以爲“革命高潮”正在臨近的十年。可是，這些在不同層面流行的意識卻沒有一個能夠罩住魯迅……這就是魯迅的偉大了，他總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社會，總是依自己的思路來理解世事，他一生都努力學習外來的新思想，但當判斷中國的現實的時候，他卻顯然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1920年10月22日，譯畢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工人綏惠略夫》。 「我印象最深的是《故鄉》（1921）。這是一篇祈禱希望的小說，借昔日“美麗”的故鄉和現在破敗的故鄉的對比，也借“我”與閏土、宏兒和水生的不同的交往，更用了結尾的一段話，強調對於將來的希望。但是，這種祈禱從一開始便遭到破壞。首先是許多具體的景物描寫，從“蒼黃的天底下”，到“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從閏土臉上“全然不動”地刻着的“許多皺紋”，到楊二嫂的凸顴骨和薄嘴脣，它們都向你拂去一股寒颼颼的冷氣，使你不知不覺就陷入一種淒涼的心境，請想想，一旦陷入這種心境，你又如何響應作者的祈禱？再就是對這希望本身的描述，什麼海邊沙地上的碧綠的西瓜，什麼手捏鋼叉的少年，金黃的圓月，等等，色彩都塗得那樣鮮豔，反而令人覺得生硬，尤其是最後那直抒希望的文字，句式和節奏猶如雜文，讀者在一派細緻的抒情氛圍中驟遇這樣的文字，難免會感到突兀，有這突兀的感覺隔在中間，你又如何能與它發生共鳴？連這點題的文字的句式，都在暗暗地削弱主題，魯迅這時候的小說中，的確沒有什麼東西，敵得過他的個人苦悶的流露了。 正是這個渴望表現內心苦悶的強大的衝動，促使魯迅把自己作爲主要的描寫對象。說到底，他在1920年代中期的最大的苦悶，就是不知道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綏惠略夫式的絕望，虛無主義的“鬼氣”，都站在前面向他招手，他不願受它們的蠱惑，卻發現雙腳不由自主地向它們走去，在那些心境最陰鬱的時刻，他簡直都不認識自己了。一個人失去對自己的把握，這是最嚴重的精神危機，魯迅越是明白這一點，就越要拼命找回對自己的把握。要“找回”，就先得把自己的靈魂攤開來，即便其中是“鬼氣”蒸騰，也只能把眼睛湊上去，不把一樣東西看清楚了，你怎麼把握它？因此，他越是想驅逐內心的“鬼氣”，就越要做深入的自我分析。他當時還不願全卸下自己的面具，不願向公衆全露出自己的血肉。要探究自己的靈魂，利用小說和散文自然更爲方便。倘說在《孔乙己》那樣的作品中，他常常只是不自覺地現出自身的一角，現在情形卻不同了，他有心要畫出自己的臉和心。」 「在1922年夏天寫短篇小說《端午節》的時候，他已經忍不住正面來描畫自己了。主人公方玄綽……有一段時間，魯迅的朋友們給他取綽號，就是叫的“方老五”。當然不能說方玄綽就是魯迅，但他的生活狀況，卻正是魯迅可能遭遇的一種狀況，尤其是他那構成小說中心題旨的“差不多”論，更令人聯想到魯迅同時或稍後幾年發表的許多雜文，譬如《即小見大》，譬如《雜語》。」 《彷徨》： 1923年6月14日，與周作人妻羽太信子發生嚴重衝突，當晚即改在自己房內用餐，不再與周作人等一起喫飯。 7月19日，接到周作人親自送來的絕交信，兄弟二人，就此絕交。10月1日，開始連日高燒，咳嗽，實際是肺病復發，持續一個多月，才逐漸恢復。 1.《祝福》，1924年2月16日 2.《在酒樓上》，1924年2月16日 3.《幸福的家庭》，1924年2月18日 1924年3月1日，往日本人開設的山本醫院就診。此後一個月內，接連往該醫院就診13次，都是治療發燒、咳嗽及吐血之類的肺病症狀。 4.《肥皂》，1924年3月22日 1924年6月11日，往八道灣11號舊宅取書及什器，又與周作人夫婦發生衝突。9月15日，作散文詩《秋夜》，此爲《野草》的第一篇。9月22日，開始翻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至10月10日結束。 5.《長明燈》，1925年3月1日 1925年3月11日，開始與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的學生許廣平通信。 6.《示衆》，1925年3月18日 7.《高老夫子》，1925年5月1日 8.《孤獨者》，1925年10月17日 9.《傷逝》，1925年10月21日 10.《弟兄》，1925年11月3日 11.《離婚》，1925年11月6日 「到1924年寫《祝福》的時候，他的猶豫顯然消除了。這篇小說似乎是繼續《孔乙己》和《明天》的思路，借祥林嫂的故事來表現紹興社會的一角。可是，就在用平實的白描手法寫出祥林嫂的一生的同時，他又忍不住用了另一種繁複曲折的句式，對作品中的“我”細加分析，不惜將“我”的自語和祥林嫂的故事，隔成明顯不同的兩大塊……在他的小說中，《祝福》是一個轉折，正是從這一篇起，他的自我分析正式登場了。他把它排在《彷徨》的卷首，這從他的小說的變化來看，確是一個恰當的提示。」 「接着寫出的是短篇小說《在酒樓上》。“我”重返故鄉，卻在酒樓上遇見昔日的同事呂緯甫，先前是那樣一個敏捷精悍的人，曾和“我”同去城隍廟裏拔神像的鬍子，和別人議論“改革中國的方法”竟至於“打起來”，現在卻行動迂緩，神情頹唐，一副潦倒相……倘若他真是順着虛無感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多半就會和呂緯甫成爲同路。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酒樓上》正是作者對自己內心“鬼氣”的一次專注的描述，主人公的精神歷程，正是他從那“鬼氣”的某一面概括出來的。甚至呂緯甫的臉相，都會令人想到他：“亂蓬蓬的鬚髮”，“蒼白的長方臉”，“又濃又黑的眉毛”——這不就是魯迅麼？ 再來看那個“我”。小說的全部敘述都是依“我”的視線展開，一面是“我”看到的呂緯甫，一面是“我”對呂緯甫的評價，小說從頭到尾，這兩部分總是交織在一起，因此，呂緯甫的故事再打動人，“我”總是隔在中間，破壞讀者和主人公的情感共鳴。看得出，作者很看重這個“我”，爲了讓它一直在場，不惜設計那樣一個呆板的敘述結構，讓呂緯甫在酒樓上對着“我”長篇大論，滔滔不絕，以致小說的大部分都成了帶引號的獨白。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請看小說的結尾： 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着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裏。 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一種從窒悶潮溼的地方走出來，可以深深地吸一口氣的暢快，這正顯出了作者突出那個“我”的用心所在。他固然要描述“鬼氣”，目的卻是想擺脫它，就在描繪出自己思想發展的某一種可能性，對它細加吟味的同時，他心中早有一個聲音發出警告：你必須和它劃清界限。 到了這一步，魯迅驅逐內心“鬼氣”的思想戰場，已經在他的小說中充分展開。」 「一直到現在，我讀魯迅的許多作品，最注意的常常都還是他對病態人心的這種白描……倘若在更多的小說當中，他都能夠像寫《肥皂》那樣，用平實的白描手法，把它們充分地表現出來，那將會產生多麼強烈的藝術效果！」 「1925年春天，魯迅在通信中這樣解釋自己的思想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所以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在他，這人道主義幾乎就等同於“改革國民性”的思想，他正是因爲愛民衆，纔去揭發他們的愚昧。而那個人主義，照他的說法就是：“要救羣衆，而反被羣衆所迫害，終至於成了單身”，正像那憎恨整個社會的“工人綏惠略夫”。」 「《孤獨者》……作者描寫主人公魏連殳，是比對呂緯甫更無顧忌，幾乎就是照着自己的肖像來描畫他。」 「在魯迅的全部小說中，還沒有一個人物像魏連殳這樣酷似作者，你當可想象，那種直接剖析自己的衝動，在他的創作中膨脹到了什麼程度。 從表面看，作者描述魏連殳的態度，和對呂緯甫一樣，他也設置了一個“我”，它在小說敘事結構中的位置，和《在酒樓上》裏的“我”完全相同。甚至結尾也一樣，而且更直截了當： 我快步走着，彷彿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衝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麼掙扎着，久之，久之，終於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坦然地在潮溼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但是，你再仔細看進去，就會發現，“我”的態度其實遠不像這結尾表現得這樣明確。作者把魏連殳描寫成那樣一個剛強的人。他對人生有幻想，可一旦看穿了，卻又比誰都透徹，如對那“一大一小”的評論，就顯示了對人心的異乎尋常的深察，一個人對親戚都能看得如此透徹，還有什麼人心的卑劣能驚駭他呢？對待社會的壓迫，他的抵抗更是十分堅決，絕不像呂緯甫那樣軟弱，那樣缺乏承受力，就連最後的自戕式的毀滅，也是對黑暗的報復，大有一種以自己的腐爛來加劇社會腐爛的意味。你看他已經被放進棺材了，還是“很不妥帖地躺着”，到死都不是一個順民。 作者的這樣的描寫，勢必促人發問：連魏連殳最後都失敗了，難道面對中國的黑暗，呂緯甫那樣軟弱的人要頹唐，魏連殳式的剛硬的人也同樣要絕望？在這樣的問題面前，無論結尾如何強調“我”的快步逃脫，都難以轉移讀者的視線吧。與《在酒樓上》相比，作者對“鬼氣”的探究是大大深化了。」 「“我”當面批評魏連殳：“那你可錯誤了。人們其實並不這樣。你實在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裏面了。你應該將世間看得光明些。”……可你聽魏連殳的回答：“也許如此罷。但是，你說：那絲是怎麼來的？”在整篇小說中，這是最令人震撼的一句話，它不但將“我”對魏連殳的全部責難都擊得粉碎，而且把小說的標題一下子放大，將它直推到讀者面前，使你無法迴避作者選取這個標題時的悲苦用心。是的，一個被虛無感纏繞住的人，正是一個最孤獨的人，魯迅在十年前就飽嘗過這份孤獨，現在又發現自己再一次深深地陷入其中。他當然想擺脫，可另一種咀嚼這孤獨的慾望又那樣強烈，正是這份複雜的心態使他寫出了這麼一個魏連殳，他在證實了“鬼氣”會將你引向什麼樣的毀滅的同時，又證實了你將無法擺脫那“鬼氣”的招引。與呂緯甫幾乎正相反，魏連殳讓人感到的，是“鬼氣”的雄辯和“我”的囁嚅。」 「我把《孤獨者》看作魯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甚至覺得，它對魯迅小說創作的意義，要比《阿Q正傳》更爲重大。《阿Q正傳》當然是魯迅小說創作的一座豐碑，它代表了從《狂人日記》到《示衆》的一系列作品；對阿Q精神的刻畫也當然顯示了作家獨特的眼力和才情，就對國民性的批判而言，至今大概也沒有誰能夠超過他。但是，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除了體現在寓意的是否深刻、技巧的是否精到上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看它是否獨特，是否表達了作者最獨特的人生體驗。」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魏連殳式的悲劇自然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最深刻的悲劇，像他那樣的陷身重圍的痛苦，那種啓蒙主義者的自我懷疑，也正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種最深刻的人生體驗，它應該爲許多知識分子所知覺。可實際上，由於知識分子內在和身外的種種原因，至少在魯迅生活的那個時代，卻極少有人感受到這種痛苦，似乎唯有魯迅才那樣敏銳而持續地沉浸在這種痛苦之中。我甚至覺得，彷彿魯迅的整個靈魂，就是造化專門安排來體驗這種痛苦的，他的天性，他的身世，他成年以後的整個遭遇，都合力把他推向這種痛苦，推向深刻的自我懷疑。」 「《傷逝》在形式上和《祝福》頗爲相似，也是在“我”的自嘆自剖當中，嵌進一個第三人稱的故事……但我覺得，就創作的動機而言，《傷逝》和《孤獨者》更爲接近。魏連殳是“孤獨者”，這孤獨的盡頭是毀滅。那麼，不再孤獨，照着《孤獨者》中的“我”的意思，另外去尋一條生路？這生路又會將你引向何方？作者在《傷逝》中展開的，正是這樣一種探究，他同樣是用涓生和子君來模擬自己人生道路的某一種可能性。不用說，答案依舊是否定的，在社會冷酷和內心軟弱的雙重打擊下，子君死了，涓生抱着悔恨的心情遷回原住的會館。儘管他像《在酒樓上》和《孤獨者》中的“我”一樣，在小說的結尾奮力掙扎：“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但那和子君相愛的悲劇依然罩在他頭上，以致他竟要“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傷逝》提供給作者的，還是一個老結論：此路不通。」 「他通過那個“我”，在小說中一一舉劾和揭發自己靈魂中的“鬼氣”，從呂緯甫到涓生的一系列人物，卻一一陳述那“鬼氣”的合理和必然，闡明它的深刻的光輝。非但如此，從《祝福》到《傷逝》，審問者的氣勢越來越弱，犯人的辯聲卻越來越高，這更是他始料不及的吧。他在一個星期中連續寫下《孤獨者》和《傷逝》，卻不像對《阿Q正傳》那樣立刻送出去刊載，直至第二年將其收入小說集《彷徨》，都沒有單獨發表，這是否正表明他的惶惑，他不知道該怎樣處理這些小說？ …… 繼《傷逝》之後，他又寫下兩篇小說，《弟兄》和《離婚》。《弟兄》對沛君的內心隱情的揭發，似乎比對涓生更爲犀利，《離婚》中瀰漫的那股冷氣，也令人聯想到《孤獨者》。但是，作者那種深刻的自我舉劾，在作品中日漸隱晦，《離婚》裏是完全看不見了。從《祝福》開始，魯迅的內心之門逐漸敞開，到《孤獨者》和《傷逝》，這門已經開得相當大。也許是開得太大，使他自己都覺得不安了？倘真是如此，他的頭一個本能反應，就該是趕緊關門。我覺得，《弟兄》和《離婚》的一個突出意義，就是表現了作者的一種也許並不自覺的內心收縮：他原是想借小說來驅逐內心“鬼氣”，卻沒有想到它反而利用了文學創作的特殊法則，在他內心膨脹得更爲巨大，情急之下，他只好先丟開筆再說了。寫完《離婚》，他果然停止了小說創作。」 「就在創作《彷徨》中的這批小說的同時，魯迅還寫下了一系列短短的散文詩，它們後來以《野草》的總名結集出版，這裏就不妨稱它們爲《野草》。魯迅的小說文字本就有兩種句式，一種平實直白，是寫他人的；另一種曲折繁複，是表現自己的。《野草》中的絕大部分篇章，都是用的後一種句式，單從這一點，你也不難判斷，他寫《野草》的目的是和寫《孤獨者》差不多，想通過自我描述來把握自己。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種句式上的相類，泄露了作者的另一層心思：他既想深入地剖析自己，又不願讓讀者一目瞭然，他是在袒露自己的血肉，卻又總還想掩上一層紗巾。」 「在1926年，除了《野草》，魯迅還寫了十篇總題爲《朝花夕拾》的回憶性散文，從小時候的種種趣事，一直說到老朋友範愛農的悲慘的溺死。內容既有點雜亂，口吻也不一致，有《二十四孝圖》式的憤怒的詛咒，也有《範愛農》式的徹骨的悲憫，有《瑣記》中談及衍太太時的輕蔑和厭憎，更有許多類似《阿長與山海經》那樣的輕鬆和幽默。和《野草》一樣，《朝花夕拾》也證實了作者內心的複雜，即便回憶往昔，也因了舊事本身和回憶時心情的不同，而顯出迥然相異的情致。但我更注意的是，他爲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寫起回憶來？」 「他1926年的文字活動，小說已經停寫了，《秋夜》和《墓碣文》那樣的散文詩也不寫了。雜文雖然還在寫，但除了繼續與章士釗、陳西瀅們打筆仗，以及幾篇談話記錄，幾乎就沒有稍長一點的文章，就連《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那樣借題發揮的長論，似乎也作不出了。他這一年的雜文中，多的是《無花的薔薇》那樣的雜感，一小段一小段的，這是否正表明了心裏的“蕪雜”呢？到下半年，又出現了日記體的雜感，後來又裝上“通信”的框子，其實還是日記，這不正是“只剩了回憶”嗎？四顧茫然，面對現實的社會和人生，他都不知道說什麼好，自然是隻能寫回憶了。 其實，在整個1920年代中期，這“無話可說”一直是魯迅的基本心態。他之所以竭力修訂對人生的種種認識，之所以在小說和散文中一遍遍分析自己，都是要找回對社會和自己的把握，要恢復自己說話的信心，要重獲一套能說的話。可是，他這些努力似乎都不成功，他在小說創作中那樣迅速地關閉袒露隱情的門戶，他始終用那樣晦澀的筆調來撰寫《野草》，都說明了他的遊移，他不敢繼續往下說，也不能確信這些話可以挑明瞭說。現在又出現這一批迴憶散文，更是明確宣告了他的失敗，他依然處在無話可說的困惑之中。」 「在1930年給朋友的信中，魯迅就寫道：“中國之可作梯子者，其實除我之外，也無幾了。”」 「還在廈門時，他就對身後的隊伍產生了戒心：“但發見稱爲‘同道’的暗中……背後槍擊我，卻比被別人所傷更其悲哀的。”到1930年代，更從這種戒心中發展出所謂“橫站”的說法。這些議論傳達出一種深重的痛苦，一種混雜着惶惑的孤立感。我覺得，比起他對歷史進步論的懷疑情緒，這種孤立感纔是滋生“鬼氣”的真正溫牀。」 「就從1935年開始，他筆下傳出了越來越響亮的憎的鼓吹。從“文人不應該隨和；……他得像熱烈地主張着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着所非”，到“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語氣是越來越激烈，直到說出這樣的話：“假使我的血肉該餵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卻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喫”！彷彿是發誓要憎恨到底。就連品評古今人事，他也常會特別推崇那“憎”的一面。」 「1933年他決意要再寫一組類似《朝花夕拾》那樣的回憶散文了。 但是，正因爲這一組散文的寫作計劃，是來自他對自己衰老的體認，他就直到1936年，生命之路的盡頭已經向他呈現得非常清晰了，才真正動筆來寫。從這一年的4月到9月，只要能從病牀上爬起來，他就努力地寫，《我的第一個師父》，《“這也是生活”》，《死》，還有《女吊》，一氣寫了四篇。另有兩篇已經打好腹稿，一篇講“母愛”，記述他一生承受的偉大而盲目的母愛；另一篇講“窮”，表現他怎樣從先前的“以窮爲好”的觀念，轉變到後來的“窮不是好事”的確信。」 「《“這也是生活”……》——他終於悟透了人生，或者說，他終於相信了自己對人生的這一種領悟……從“自己”的角度認真地打量生活……比起十年前那口口聲聲談論“虛妄”和“鬼氣”的情形，魯迅現在對“這樣的生活”的感悟，才真正是顯示了他的虛無主義的深度吧。他現在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努力以新的方式肯定一切，在某種意義上，這樣的肯定一切的裏面，正埋着通向不可挽回的虛無主義的地道。」 「《死》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它通篇表現出一種對於死亡的無所謂……這篇《死》剛發表，他去拜訪一位叫鹿地亙的日本朋友，進門第一句話就是：“你看了我寫的《死》嗎？”整整一上午，他和鹿地亙一直在談論死，從中國的鬼講到日本的鬼，從自殺講到幽靈，興致勃勃，講個不停。」 「在我看來，魯迅的文思和文風當中，最能夠顯示他的生命活力的，自然是那種非常生動的幽默意味了……可是，從1930年代初開始，先是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幽默的情致日益稀薄，尤其是1934年以後，你簡直難得再讀到一封像他1929年3月15日致章廷謙那樣的生動有趣的信了。似乎通信這一件事，在他已是一種負擔，他只顧匆匆地將要說的話寫完、封掉、寄走，而無意繼續從容地品嚐與友朋筆談的樂趣了。接着是他的雜文，大約也從這時候起，逐漸失去了從前那樣的調侃和幽默的意味，雖然筆鋒依舊銳利、抨擊依舊有力，但失了幽默的底襯，氣勢也就弱了許多。在他的三本“且介亭”雜文集中，像《“題未定”草·六》和《〈出關〉的“關”》那樣仍能迸射出一線幽默閃光的篇章，是越來越少了……《且介亭雜文末編》中的文筆是潑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這潑辣和老到旁邊，分明還站着文思的枯澀和文氣的衰竭。」

摘錄： 沒有直面現實的勇氣，不能承受這直面必然要造成的悲觀的重壓，我們就很難看清楚世界和中國的狀況，而如果連基本的狀況都不能看清楚，那還有什麼未來可言呢？當然，“悲觀”只是看待世界的一個角度，再壞的現實，也可以從“樂觀”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如果缺乏悲觀主義的挑戰和滋養，樂觀主義勢必流於淺薄，甚至一觸就破。一百多年來，因爲懷抱的希望和樂觀過於輕便，一遇打擊就崩潰，於是消極放棄的事例，我們見得還少嗎？而如果這樣來看，像我這樣的後代人，置身如此時代，精神上日漸孱弱，會不自覺地對魯迅生出一種期待，盼望他能將悲觀主義堅持到底，給我們留下更多的透徹之作，滋養我們的直麪人生的心力，就是十分自然的吧？不過，這樣的期待也是自私的，因爲我其實無從體驗，一個“將悲觀主義信仰到底”的人，要承受怎樣的身心的煎熬。 當然，之所以要堅持直麪人生，不惜爲此將悲觀主義信仰到底，目的還是在改變現實，要創造一個真正令人安心的世界。借用魯迅的話來說，“絕望”只是第一步，後面還該有第二步：“抗戰”。倘不是通向“抗戰”，“絕望”雖不一定流於淺薄，卻多半會引人陷入頹唐，那千千萬萬深信“我不能改變現實，只能適應現實”，於是避入虛無和苟活之途的人，就是明例。只有從“絕望”走向“抗戰”,或者說，由“抗戰”賦予“絕望”新的意義，將它改造爲自己的基礎和動力，由此展開的“抗戰”，就可能是真正強韌和耐久的了。魯迅不止一次說，在社會鬥爭的戰場上，他並不期望“速勝”，甚至不期望“必勝”，對一個真是這麼想的戰士來說，幾場敗仗又算得了什麼！

閱讀不同體裁的作品，所參考和評價的標準是不同的。作爲一本人物傳記，這本書確實如作者所說，在某些方面的思考和想法是很大膽和突破的，一改往夕只寫光明一面，而較深地揭露出魯迅心理矛盾和內在困惑的一面，對於我們更深入地把握和理解魯迅作品，以及瞭解一個在日常中所真實生活着的魯迅是有所幫助的。但不足的是，前面幾章有關基本生平介紹的細節，與一些其他回憶魯迅的傳記說法有所出入，以及最後幾章主觀推測意識較爲濃重。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與一般遵守時間和作品創作順序，描寫人物不同階段成長和勾勒作家人生髮展的傳記作品相比，這本關於魯迅的傳記作品較不按時間順序組織，而是章節之間具有經常跳躍說事的習慣。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是:每個章節作者是劃分爲不同人生階段的，比如少年時的魯迅，留學日本時的魯迅，北京任教時魯迅，1925年前後魯迅，作者也有意展現不同階段，魯迅的精神危機是如何發展的。但是每個階段舉例時，又往往跳躍，拿不同創作時間階段的作品舉例，講中年階段時魯迅創作作品和人物分析時，上一段是本階段創作，下一段又拿出魯迅在五四時期創作的作品來說事。這樣對作品瞭解不深的讀者很容易造成混亂的。這種處理或許有作者用意，但是對於人物傳記來說是有點問題的。因此我只能推薦爲一般。 在閱讀本書中，還是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的。(個人見解:還是要先讀先生的原書，老老實實把先生的書按創作順序讀一遍，結合自己對魯迅先生生平和作品的認知，以及其他人對其的介紹回憶再來看這本書相信或許會更有收穫。) 但中間章節對於魯迅先生精神和心理剖析的把控和書寫還是比較出色的，重點推薦閱讀第四、五，六、七章以及第十到十三章。 閱讀第四、五，六章所作筆記感受:矛盾或許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一種普遍精神特徵吧。魯迅作爲那個時代的先行者，一方面有獨到的敏銳眼光，深刻的思想感受，一方面又不能脫離時代，難免沾上一些舊的意識的束縛。處於新舊交替，傳統與現代巨大鴻溝間的知識分子難免彷徨矛盾。魯迅其思想的深刻性不僅在於寫出了那個時代的精神特徵，而且還展現出了一種雖然絕望彷徨但又不屈繼續奮鬥的探索歷程，以及與自我，與黑暗時代社會戰鬥的大無畏勇氣，這些體現在先生的小說作品和人生經歷中。其精神又代表了一種新的前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