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作品集：學術與政治

祛魅與清明 ——讀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9/2022】 第一次聽說“祛魅”這個詞，是讀劉擎的《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他在書中用《祛魅時代的學術與政治》一章，專門介紹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讀後有一種醍醐灌頂之感。 久聞韋伯大名，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名著在中國知識界影響深遠。哲學家雅思貝斯稱韋伯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德國人”，只可惜自古天才多夭折，與尼采一樣，韋伯晚年患精神疾病，於1920年英年早逝，年僅56歲。 關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讀者是繞不開韋伯的，於是我先從他的這本《學術與政治》入手。感謝劉擎老師，讓我認識韋伯，知道了什麼是“祛魅時代”。讀書方法之一是以書找書，白巖松說“人找書很難，但書找書很容易，越讀書才越知道要讀什麼書。”認識一位作者及其著作，既是偶然，也是緣分。有如交友，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那些影響你一生的“貴人”，往往是偶遇或經人介紹認識的。 打開我的微讀書單“韋伯專輯”，《學術與政治》有四五種譯本，選擇羅衛東先生的這個本子，因他譯自德文，且寫有長篇導讀。韋伯的思想博大精深，但他的書與許多德國思想家一樣，內容龐雜，行文曲折，初讀時如墜雲霧，考驗耐心。看完劉擎與羅衛東的兩篇專論，再讀原著，方理出一點頭緒，弄明白韋伯這篇名著究竟好在哪兒。 本書是韋伯生前兩個膾炙人口的演講名篇：《學術作爲一種志業》和《政治作爲一種志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戰前後，昨日世界業已崩塌，新的社會及政治秩序尚未成型，德國年輕人對未來的道路充滿了迷惘。韋伯應慕尼黑大學邀請先後做了兩場演講，史稱韋伯的“志業演講”，旨在爲大學生解答學術與人生道路上的核心問題，後成爲20世紀西方著名的思想文獻，獲得經典地位，被列爲西方大學生的必讀物。 據媒體披露，今年我國有一千多萬大學生畢業，稱爲史上之最。面對就業壓力，他們有的報考公務員，選擇從政，有的應聘學校醫院等事業單位或研究機構，立志與學術和專業爲伍，有的投身企業，實業報國。來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的大學生，讀讀韋伯一百年前的忠告，正當其時。 《學術與政治》也可看作韋伯晚年對自己畢生致力的兩大領域的深刻反思。韋伯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有兩個關鍵詞要記住，一是祛魅（除魅），二是清明。本人試着從三個方面加以解讀。 （一）世界已進入一個祛魅的時代 古代人們生活在一個魅惑的世界中，被神祕超驗的東西所籠罩，於是依託神和上帝等比人類更高的存在，通過宗教信仰和儀式，產生敬畏之心，從而確立人生存的目的與意義，獲得“安身立命”的根基。 西方人文思想的源頭之一，是起源於耶路撒冷的宗教。猶太教以《聖經》立規，認爲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高高在上，不可琢磨，任何想要描述他的存在都是一種荒謬，任何試圖給他畫像都是一種褻瀆。人要無條件地信仰服從上帝，通過虔誠的禱告來影響神，以期改變塵世中個人的命運與處境。斯賓諾沙認爲，人類之所以信仰宗教，是根植於人內心的兩種情感，一是對未來不確定的困惑與期望，二是對痛苦與死亡的恐懼。 西方人文思想的另一源頭，是起源於雅典的古希臘哲學，倡導理性主義。哲學因其理性精神，天然使命就是爲宗教祛魅。西方通過宗教改革，在文藝復興的土壤上，開始了啓蒙運動，隨着18世紀科學革命的成熟與工業革命的崛起，推枯拉朽般取代了神學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觀念，科學與理性主義成爲主流的思維模式，隨着宗教信仰的大退潮，神逐漸在人們的腦海中被隱去，於是尼采振聾發聵地發出一聲吶喊：“上帝死了！”，人類從此進入一個袪魅的時代。劉擎說“現代的來臨意味着一種覺醒，像是世界到了夢醒時分，解除了古代迷夢一般的魅力或者魅惑。現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時候，會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這就是所謂世界的祛魅。” 韋伯說得好：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特點就是世界已被祛魅，那些曾經被奉爲最神聖最崇高的價值觀，以及其代表人物已經退出了公共生活。對曾經頂禮膜拜的東西，人們早已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再三拜九叩、三呼萬歲也無濟於事。世界祛魅之後，現代社會基於宗教信仰統一性的價值體系崩塌，人的社會價值觀趨於多元化，思想意識難以統一，不再定於一尊。“袪魅”是韋伯對現代社會的根本判斷，是他對現代世界特徵的深刻洞察，也是影響深遠的一個見解。 中國本無宗教傳統，求神拜佛從來就不是歷史的主流，而封建皇權則藉助儒教，統治民衆數千年。上世紀初，隨着皇朝退位，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引進，孔家店被掀翻在地，傳統的儒家文化日漸試微，“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國際歌》從此響徹華夏。經歷文革的洗禮，40多年來，隨着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觀念深入人心，在社會的各個層面，“祛魅”相當徹底，甚至比起西方社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上帝等偶像早已跌落神壇的今天，任何新的造神之舉註定應者寥寥，無法持久。中國與世界己邁入一個袪魅的時代，這是我們當前思考問題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二）保持頭腦清明，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 很喜歡“清明”一詞，在漢語中，“清明”一是形容政治清明，有法度，有條理，反之即腐敗與昏暗。二是形容頭腦清楚鎮靜，神志清明。三是形容自然清澈而明朗，如天氣晴朗，月色清明，反義詞是混濁。 清明一詞，首先讓我聯想起17世紀初英國的一批清教徒，爲擺脫宗教王權專制，逃避迫害，尋找自由和財富，毅然乘“五月花號”帆船漂洋過海，移民荒涼的美洲新大陸，成爲美國精神的肇始。 清明一詞，還讓人聯想到光緒年間朝廷的清流黨，當時一批有名望的士大夫自喻德行高潔，他們以敢言著稱，評議時政，上疏言事，彈劾大臣，因特立獨行，不苟隨時俗，不願同流合污，在晚清昏暗的官場有如一股清澈的流水而得名。 無論是西方的清教徒還是東方的清流黨，他們的共性都是爲了追求清明的政治與理想生活，特立獨行，甘願冒險，這與韋伯倡導的 “清明”異曲同工。韋伯的清明，是指在這個萬事萬物已經祛魅的時代大背景下，人應該保持獨立清醒的頭腦，以一種客觀性的眼光看問題，以實事求是的立場冷眼向洋看世界，不人云亦云，不隨波逐流，保持“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定力，做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進入21世紀，人類擺脫了愚昧的觀念和宗教的羈絆，世界的祛魅成爲難以逆轉的現實。在互聯網時代，知識的爆炸日新月異，一切都是速朽的。隨着人工智能以指數級發展，“奇點時刻”日益臨近，“元宇宙”也邁入人們的視野。而隨着俄烏衝突的爆發，世界進入一個更加動盪的不確定時代，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戰，西方主導全球的神話開始破滅，國際政治與金融也進入一個祛魅時代。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如何保持清醒頭腦，冷眼觀察，沉着應對，以百折不撓的勇氣與忍性，一心一意發展經濟，最終實現民族復興的千年夢，值得國人深思。 （三）袪魅時代的志業 何謂志業？志業即志向與事業，是內心和信仰的召喚而選擇的“神聖事業”或者“天職”。在一個祛魅後的世界，學術及政治還能否成爲一種志業？韋伯的回答是，學術與政治作爲“啓人清明，喚醒責任”的事業，仍然彌足珍貴，值得當作“志業”去追求。韋伯並不教人如何擇業，因爲人各有志。韋伯強調的是擇業的態度，即做人做事應具備的素養與品質。他以冷峻、清醒與充滿激情的演講，描繪學術與政治這兩種職業的狀況及所需的素質與條件，揭示學者與職業政治家的責任與內在使命，如何將志業視爲畢生的追求與理想，而不僅僅是一種謀生的手段。那麼，在一個祛魅的時代，以學術或政治爲天職，意味着什麼？韋伯的回答冷峻剋制，暗蓄悲情，寄託深遠。 首先，就學術而言，韋伯提出“價值中立”和“責任倫理”兩大原則，可作爲學者的最高信仰。他強調“爲世界除魅”，即致力於以學術爲業的人，應該將各種崇拜與魅力驅除，以理性的推理和基於事實與數據的客觀分析從事學術研究，不迷信權威，不弄虛作假，不爲五斗米折腰。在拜金主義日盛的今天，學術的可貴之處，在於使人頭腦“清明”，寫文章做學問不是爲了撈取名利，更不是爲了晉職稱，分房子，那樣是永遠出不了大師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你必須憑良心寫文章，爲自己的學術後果承擔責任。韋伯堅信，學者遵循的最高原則是“智性的誠實”，就是要揭示真相，無論真相有多麼嚴酷。具備這種清明，我們才能獲得“內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保持精神上的寧靜，這就是韋伯所講的“思想的清明”。韋伯以自己一生對學術的奉獻，抵達了思想清明的境界。學術工作投入很大而回報很少，作爲謀生手段“性價比”很低，像是“一場魯莽的賭博”。選擇學術，意味着選擇了一條冷清孤寂艱苦的攀登之路，只有少數幸運者才能登上峯頂，摘取學術皇冠上的明珠。對此你有思想準備嗎？ 其次，就政治而言，政治被韋伯喻爲“堅定而從容地鑽透硬木板”。中國自古有“不爲良醫便爲良相”的傳統，許多青年學子志向不凡，懷有憂國憂民的滿腔熱血與宏大抱負。職業政治家是政策法律的制訂者和實施者，具有職位帶來的權力、威望和影響力，也享受決策成功帶來的成就感和榮譽感。政治家在人格上應當具備三種品質：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俗話說“當官不爲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政治家應常懷增進百姓福祉、促進社會進步、推動政治清明的責任感與使命感，而不是將從政當作一個養家餬口的職業，更不能將權力作爲謀取私利的工具。政策不是在認定一個烏托邦後拍腦門決定的，政治家們應該時刻牢記自己權力背後的社會責任。 需要特別提醒的是，大學生千萬不能把眼睛只盯着學術與政治這兩種崗位有限的志業。作爲全球第一製造業大國，實業永遠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因此到企業去，到生產一線去，應該成爲絕大多數青年的正確選擇。 閱讀韋伯的《學術與政治》一書，對即將踏入社會的青年莘莘學子，無異於崗前培訓，上一堂難得的職業生涯課。 開卷吧朋友！你將獲益。 （2022年7月3日）

清揚齋哲思 /走進馬克斯韋伯 傾聽時代的波濤/ 緣起——Omg！韋伯這該死的無處釋放的魅力！ 年前收拾書房的時候，看着一排排的史書中夾雜着兩本社會學書籍，一本是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另一本是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將兩冊書捧在手裏思緒盪漾，費老作爲中國社會學的扛鼎之人，其作品深刻而又立體的描摹着腳下這片古老的土地以及生活在這片熱土之上的人，初讀時的震撼與欣喜似乎歷歷在目，故而決定將社會學置入新年必讀之列。從何讀起又是我犯了難，公認的現代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一是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幹，代表作《社會分工論》等；另外兩位均爲德國人，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卡爾·馬克思，著有《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另一位則是馬克斯·韋伯，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享譽中外。說來也巧，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元旦之後我鬼使神差般的購入了一冊劉擎教授的《西方現代思想講義》，書一到手拿起來便讀的如癡如醉，作爲第一章的路標人物，我的眼睛再也沒有離開過那個閃閃發光的名字：馬克斯·韋伯。 側目——只因在人羣之中，多看了你一眼！ 既然篤定要讀韋伯，關於韋伯其人有必要深入瞭解一下。（以下內容摘自劉擎《西方現代思想講義》） 韋伯出生於1864年，學術生涯起步很早，25歲就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不久之後在柏林大學擔任講師。1894年就被弗萊堡大學聘任爲正教授，兩年多以後又獲得了海德堡大學一個重要的教授席位，當時不到33歲，令同輩學人望塵莫及。但很可惜，1897年秋季韋伯患上了精神疾病。那一年他父親去世，此前父子倆有過激烈的爭吵，卻再也沒有和解的機會，這給韋伯造成了嚴重的心理衝擊，引發了他的抑鬱症。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裏，他時而處在精神崩潰的狀態，完全停止了學術工作。 1902年韋伯病情有所起色，雖然有輕微的反覆，但已經能重新投入工作。1903年他擔任了重要的學術編輯職位，同時開展基礎性的社會科學研究。但直到1918年他才重返大學，先是在維也納大學授課一個學期，後來接受了慕尼黑大學的正式教職。但不幸的是，這個教職他只做了一年。韋伯染上了當時肆虐歐洲的西班牙流感，引發肺炎，於1920年6月14日去世，年僅56歲。 韋伯的思想生涯有兩個突出的特點。第一，他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韋伯的研究橫跨了經濟、政治、歷史、宗教和哲學等領域，甚至對古典音樂也有獨到的研究，他是一位博學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第二，韋伯廣泛介入了公共討論，在報刊上發表過重要的政論文章，還直接捲入了許多政治活動，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從軍，參與野戰醫院的管理和建設，作爲德國戰後談判使團的顧問參加凡爾賽和會，以及討論起草“魏瑪憲法”等工作。因此，韋伯不只是純粹的書齋型學者，他還是德國當時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去世之後，他的學術和思想遺產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被視爲西方現代歷史上的一位思想巨人。 傾心——再也沒有忘記你容顏！ 面對着這樣一位思想巨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深思熟慮多方參考之下，我決定從這本《學術與政治》入手！《學術與政治》是馬克斯·韋伯於1917-1919年間在德國慕尼黑爲一批青年學生所做的《以學術爲業》和《以政治爲業》兩場演講的合集。當時的德國在普法戰爭後，以國家主義的鐵血政策飛速躍升爲資本主義經濟強國，以理智化爲核心的現代化使理性在爲世界祛魅後成爲時代的主導精神，工具理性成爲社會生活的通則，但其價值無涉的特質無法爲現代人提供解決終極意義問題的場所，造成舊的價值體系已然崩塌，而新的信仰秩序尚未建立。面對如此困境，年輕的學子們普遍感到迷茫，急需一個偉大的導師來爲未來指明發展方向，而韋伯作爲當時德國思想界巨擘，正是他們所期盼的不二人選，他以熱烈的關切和冷峻的思想，對現代性諸問題進行了解釋，《學術與政治》便是這一詮釋的思想精華。 沉淪——想你時你在天邊，想你時你在眼前！ Part.1：現代社會的精神危機之祛魅後的精神荒蕪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將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終極而崇高的價值，已自公共領域隱沒” 韋伯如是說道，這便是祛魅的過程。在現代以前，絕大多數人相信這個世界上是存在神鬼的，那些超越人類經驗感知的存在，就構成了古代人精神的重要部分，譬如圖騰崇拜，鬼神敬畏，人與世界在此種連接下獲得了生存的終極意義。但經過啓蒙運動之後，自然科學飛速發展，以理性的方式來探索世界成爲主流，人們逐漸拋棄了古代對於神祕力量的崇拜。隨着理性化的推進，世界被祛魅，而科學又無法提供新的信仰，人們因此失去了以往可靠的終極價值，於是現代人陷入價值多元的衝突困境，精神由此變得荒涼而迷茫。 Part.2：《以學術爲志業》：從價值判斷到事實判斷 馬克斯·韋伯創造性地提出“世界的祛魅”這一說法，反映的是步入現代性不久的人們普遍的精神困惑。但較之當時流行的悲觀主義論調，馬克斯·韋伯的悲涼卻表現出勇於直面慘淡現實的精神品質。既然基於事實判斷的科學理性不涉及終極關懷，那麼作爲天職的科學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學術的意義不在於幫助人們理解神的旨意，也不會讓人生活的圓滿，更不會讓人得到真善美。然而，雖然學術沒有以往所認爲的種種意義，但學術依然有價值。韋伯說，在現代性社會在價值層面步入多元紛爭的困境時，科學雖然不思考價值，但科學能夠促進思想鍛鍊，擴展思考，這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科學的價值在於頭腦的清明。 在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不可調和的固有衝突下，“一名科學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價值判斷之時，也就是對事實充分理解的終結之時。”故而作爲職業的科學，“不是派發神聖價值和神啓的通靈者或先知送來的神賜之物，而是通過專業化學科的操作，服務於自我和事實間關係的知識思考”。因此，“唯有理智的正直誠實，纔是最有價值的美德”。自我之清明，必須實現從價值判斷到事實判斷的過渡。 Part.3：《以政治爲志業》：從信念倫理到責任倫理 《以政治爲業》中，韋伯認爲真正的政治家應該同時具有激情、責任與適當的判斷力。在論述政治與道德的關係時，韋伯抓住目標與手段的本質將倫理分爲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既然國家是“合法壟斷暴力的工具”，且支配可以分爲傳統式、魅力式與科層式三種理想類型，那麼國家在達成一件事情時，會不會出現目標與手段的倫理衝突呢？答案是肯定的，國家爲實現“善”的目標而使用“惡”的手段，本身就是政治思維的利益邏輯，比如說，爲了實現減少犯罪這一“善”的目標，必然要採取懲罰犯罪這種“惡”的手段。 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雖然相互矛盾，卻也並非截然對立。韋伯說，唯有將兩者結合起來的人，才能更好承擔起政治所賦予的使命。基於當時德國的實際情況並察覺到青年對政治浪漫主義的狂熱幻想，韋伯冷峻地告誡道：“政治是件用力而緩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時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的歷史經驗都證明了一條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執着地尋覓這個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他說，“即便是那些既非領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須使自己具有一顆強韌的心，以便能夠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滅。”他還說，“一個人得確信，即使這個世界在他看來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爲之獻身，他仍能無悔無怨；儘管面對這樣的局面，他仍能夠說：‘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這一步，才能說他聽到了政治的‘召喚’”。 仰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劉擎教授在《西方現代思想講義》中將韋伯提出的理論稱爲“現代思想的成年”，因爲韋伯在看清現代的同時反思現代，使得現代社會步入不惑之年。在讀過《學術與政治》後我更加理解了劉擎教授所說的思想成年的兩個標誌：第一是明白自己，對自己的過往有真正的理解；第二是反思自己，能看透自己存在的問題。是的，一個人成年的決定性標誌就是開始自覺的自我反思：你不只是在過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夠有意識地反觀自省你的生活。自理解與反思忠於事實的科學與從於責任的政治起，我與韋伯同行的思想探險纔剛剛開始。 新的慾望已經甦醒， 我要趕去享受永恆的光， 白日在前，黑夜在後， 蒼穹在我頭上，波濤在我腳下。 ——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浮士德》

我一直在想，沉思或閱讀是否真的有必要塑造、併發生於那些十年如一日的生活裏，還是說，這只是值得我在某個星期的週末，花上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探討的東西；就像存在主義的悖論，如果人們已經講明白存在了，怎麼會有人一直停留在存在的釋義與學習裏，亦甚至就在這種研究當中保留自己的榮耀呢（就比如說陳直 ，如果他發現自己的所有困惑都已經得到了解決，自己的問題都有了答案，亦甚至對於可以用於自己一生的那種思想都已經成熟，思想在“佔領一切過往”的工作中也開出了朵朵由沉思雕琢出來的花；最後發現自己若決意搞研究的唯一理由只會是滿足自己的好奇，那這種生活是否有還有必要繼續呢——明明是協助人理解生活、知道該怎麼面對生活、並最終理解人其自身的存在。一旦生活被佔領之後，那剩下的時間也只想用來思索了。但是思索值得嗎，尤其是當思想“觸底”的時候）？ 對存在的感知時時刻刻都有，怎麼會存在在五六年對同一些問題反反覆覆研討，還似乎找不到事物在最本質次級的揭示與萬物理解的邊界呢？對於我而言，如果人們不是那些畢生可著書最後出成 二三十冊的人，不要聽從文化者或政治者的建議去尋找自己的“志業”——不要看到韋伯給你臺階下，讓你甭管社會的喧囂與人的浮躁，去做“當下能做的事情”，你就真下，要看清楚自己是不是有什麼真本事——以沉思，討論與書齋來替代自己的生活及其當中必須做出的選擇（所有人都必須承認，所有文化性質與觀點性質的學識是最簡單的，對社會的價值是最貧乏的。而那些困難的則是認知性質，強調邏輯思維的嚴苛推理與證明的，亦或者是極其強烈的自我揭發與自我批判與自我反省；而除這些對象以外，人的對象只剩下物質自然、生命自然、技術科學等所有形式的“硬科學”了）。我或許已經自知，成爲研究與學術者並不是我感到值得過的生活。同樣的，那些與我一樣的，同那些被豢養、着生活在制度裏的人並不一樣的人，也過不上那種生活的；就更不要把這種學究式的天職當成是自己所要追尋的人生了

馬克斯·韋伯在《學術與政治》中，以"以學術爲業"和"以政治爲業"兩篇演講，深刻剖析了現代性語境下學術與政治的本質分野與內在張力。韋伯強調學術應堅守"價值中立"，政治則需秉持"責任倫理"，二者各有其獨立的運行邏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爲鏡鑑重讀此書，既能看到韋伯思想的深刻洞見，也能發現其歷史侷限性，從而獲得更爲辯證的認識。 韋伯提出學術的"祛魅"功能，認爲在理性化時代，學術不再承擔提供終極意義的責任，其價值在於通過概念工具和因果分析增進人對世界的理解。這與馬克思主義強調的認識論功能有相通之處——馬克思同樣重視科學認識對把握世界規律的作用。然而，馬克思更進一步指出，真正的認識不僅是解釋世界，更在於改造世界。學術若僅僅停留在"價值中立"的描述層面，便可能淪爲維護現存秩序的意識形態工具。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知識生產的階級屬性，提醒我們任何學術活動都無法真正脫離特定的社會關係與價值取向。韋伯的"價值中立"作爲一種方法論自覺有其合理性，但若將其絕對化，則容易遮蔽學術背後的權力結構與利益訴求。 在政治領域，韋伯區分了"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主張政治家應以對後果負責的態度行使權力，而非僅憑道德激情行事。這一觀點體現了對政治複雜性的清醒認知。馬克思主義則從階級分析的視角出發，指出政治的本質是階級鬥爭，國家機器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韋伯的責任倫理側重於政治家的個人品格與行爲邏輯，而馬克思主義更關注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韋伯對科層制合理性的分析，揭示了現代國家治理的技術理性特徵，但馬克思主義進一步追問：這種理性化服務於誰的利益？當技術理性脫離人民立場，便會異化爲壓迫性力量。因此，政治的責任倫理不僅要對行爲後果負責，更要對人民根本利益負責，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的核心要義。 韋伯對現代性困境的悲觀洞察——工具理性的擴張導致意義世界的萎縮——在當代依然具有警示意義。馬克思主義則提供了超越這一困境的路徑：通過生產力的解放與人的全面發展，在更高歷史階段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學術不應止步於"祛魅"，更應致力於揭示社會矛盾、推動社會進步；政治不應僅是權力運作的技術，更應是實現人民解放的實踐。 紙書閱讀標記：2026年8月17日

馬克斯韋伯《以學術爲志業》觀點匯總 1 學術共同體具有邊界，外來者發言需要獲得許可。 2 學術不提供某些最終結果，而是提供方法、提出問題。 3學術道路沒有保障，並不適合作爲一種職業。因爲全身心的投入和天賦，也不能保證獲得教職。很多人生的偶然。 4學者需要把整個私人生活奉獻給學術，需要犧牲掉私人生活，進入一種苦行僧式的自律。 5學者有兩種對待學術的態度，一種是對科學的熱情，另一種則將科學視爲手段。後者是危險的，因爲這逼着此人去做和內在態度並不匹配的學術成果，才能在系統中獲得成就和聲望。因爲科學不回答過於存在的終極問題，也不會給任何人意義。科學不能回答倫理問題。 6科學只能教我們怎樣達成一個目標，卻不能告訴我們是否應該追求這個目標。 7科學同時教我們祛魅 （entzaubern）。讓世界從幻覺和神話被冷靜清晰取代，但是不給人安慰。➡️因此，學者必須是嚴格而冷靜的自律而富有激情（Askese苦行僧 & kühle Leidenschaft 冷靜的激情）。 8客觀性Sachlichkeit是科學家Wissenschaftler&Wissenschaftlerin的第一美德。這種客觀性需要自我剋制，在真正理解對象之前，暫緩自己的判斷。決定一個人是否適合做學術，不是看智商而是看人格，也就是客觀性、激情和自律。 Und diese Sachlichkeit beruht auf Selbstbeschränkung: auf der Fähigkeit, das eigene Urteil zurückzustellen, bis man den Gegenstand wirklich verstanden hat. 9科學不斷被替代，學者要做好自己一定會被淘汰的準備，這種迅速的消亡甚至會發生在完成學術作品的那個瞬間。➡️因此學者的幸福不是擁有真理，而是爲真理勞動。 Sein Glück liegt nicht im Besitz der Wahrheit, sondern im Arbeiten an ihr. 10科學給我們的是，清晰。對事實的清晰和對概念的清晰。 Die Wissenschaft kann uns Klarheit geben: Klarheit über Tatsachen, Klarheit über Begriffe. 11沒有任何科學能賦予生命意義，科學帶來的是清晰，也就是智性的誠實。 es gibt keine Wissenschaft, die dem Leben einen Sinn gibt. Aber sie kann uns etwas anderes geben: intellektuelle Redlichkeit. 12從事科學的人，被一個內在的惡魔所支配。因爲他無法從其中脫身。其中的意義在於，他必須如此。 Es ist dies: daß der Mensch, der Wissenschaft treibt, von einem inneren Dämon beherrscht wird. Nicht der Wunsch, etwas zu gelten, nicht der äußere Erfolg, sondern dies innere Müssen ist entscheidend. 13每個人都必須跟隨抓住她的那個惡魔。 Und jeder von uns muß dem Dämon folgen, der ihn hält. 14學者的命運不是獲得幸福，而是承受清晰的誠實，排除掉一切幻想，追求智性的純正。它迫使我們看到事實的本來面貌而非我們希望的樣子。學者必須學會在無意義中繼續前進。 Und wir müssen fähig sein, diese Sinnlosigkeit auszuhalten – wenn wir wissenschaftlich arbeiten wollen. 15老師不能在課堂上講述任何關於價值觀的話題，儘管每個人都先天具有自己的判斷。無論置身何處，一個人只要懷着他自己的價值判斷從事學術，他對事實的完整理解也就終結了。

讀了以學術爲天職、以政治爲天職，說老實話，沒太讀懂，特別是學術這篇。打4.5吧，不是文章本身不值得滿分，純粹是因爲我個人水平差的太遠。 這兩篇是韋伯1917年和1919年的即興演講，現場感強，翻譯成中文後很多語氣和時代背景都丟了。加上韋伯的論證方式是在跟當時的德國聽衆對話，如果我們中國讀者不瞭解那個語境，讀起來像聽一場沒頭沒尾的辯論。特別是學術一篇，不做學術研究的愛好者更是這很難代入。 大致是韋伯在一百年前根據當時的時代特點，對於學術研究和政治環境的困境提出他的理解與對年輕人的希望吧。在祛魅的現代世界，人如何找到值得獻身的事業？學術不能給意義，政治需要責任倫理。個人必須在“諸神之爭”中選擇自己的神，併爲之負責。這就是韋伯所說的“志業”（Beruf）——既有職業的含義，也有使命和召喚的含義。 以政治爲天職裏，韋伯提出我們如今耳熟能詳的概念，比如國家是“合法壟斷暴力的組織”，政治是“追求權力和資源分配的努力”，這些概念比馬克思提出的階級統治論更溫和，也更容易被人接受。他還強調，政治家必須兼具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兩種倫理，但責任倫理是政治家的底線。因爲政治涉及暴力和權力，手段往往是惡的，如果只講信念不講後果，就會造成災難。他用“登山寶訓”作對比：絕對倫理要求“有人打你右臉，把左臉也轉過去”，但政治不能這樣，政治家必須面對手段與目的的衝突，可能不得不使用惡的手段，但必須爲後果負責。 最後他講現代政治的困境：官僚化和理性化壓縮了政治家的空間，大衆民主與領袖民主之間存在張力。從這些觀點中，也能判斷出後來韋伯爲什麼深度參與政治以及與魏瑪共和國政權的關聯。 讀韋伯對照着馬克思的思想一起，是很有意思的體驗，他們總有很大的相似，同時又那麼地不同甚至相反。

馬克思韋伯，對自己負責。 開頭：永恆的昨日、卡理斯瑪、法制。 中間：忘了 結尾：那麼我要坦率地說，我立刻就想問問，這種信念倫理究竟有多大的內在份量，而我的印象是，我十有八九是在同一些誇誇其談之輩打交道，他們並沒有真正認識到自己正在幹什麼，不過是陶醉在一種浪漫情懷之中而已。從人性的角度來說，這種表現既引不起我的興趣，也完全不會打動我。能夠深深打動人心的，應該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齡大小，他意識到了自己對實際後果的責任，真正發自內心地感受到了這一責任，然後遵照責任倫理採取行動，到了某個時刻，他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別無選擇。”這纔是真正符合人性的感人表現。我們每一個人，只要精神尚未枯死，就必定有可能在某時某刻置身於這樣一個處境。就此而言，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就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互爲補充的，唯有兩者共同作用，才能造就出真正的人，能夠擔當“政治天職”的人。 現在，尊敬的在座各位，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十年之後再來討論這個要點。由於一系列的原因，我不得不擔心，那時或許已是反動歲月降臨已久的時代。各位中間的許多人，坦白地說，也包括我自己，我們的希望和期待可能極少如願以償，極少，也許不會一無所獲，但至少在我們看來，很可能是太少了。雖然我不會因此被擊垮，但無疑，認識到這一點畢竟是一種內心的負擔。我希望能夠看到，那些今天覺得自己可以成爲真正的“信念政治家”、分享着這場革命帶來的陶醉感的人，從內在的意義上究竟“變成”了什麼人。 但事情並非如此。無論現在是哪些人表面上獲勝，我們的前方都不會是繁花似錦的夏日，而是冰冷嚴酷的極地寒夜。因爲：在一無所有的地方，喪失了權利的不但有愷撒，還有無產階級。當這漫漫長夜逐漸退去，那些今天看上去盛開的錦繡花團，存活者能有幾何？屆時，在座各位的精神將會發生什麼變化？悲觀厭世還是流於平庸？是乾脆無可奈何地接受這個世界和自己的職業，還是做第三種選擇，而且這也不算少見：神祕主義遁世？有人有此天賦，不過也有人往往只是令人厭惡地追隨時尚。不管是哪種情況，我都會得出結論說，這些人沒有能力勝任自己所誇口的作爲，沒有能力應付這個世界的真相和他們的日常存在。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說，他們雖然自認爲是在以政治爲天職，但並不知道它的最深層含義。他們要是能夠樸實無華地把人與人之間的仁愛關係照料好，此外又能本本分分地經營自己的日常工作，那就足可稱道了。 政治就相當於堅定而從容地鑽透硬木板，這需要兼有激情和眼光。確鑿無疑的是，全部歷史經驗都在證明：除非你不懈追求世間的不可能之事，否則連可能之事也會不復可能。但如此作爲的必須是個領袖，不僅如此，在非常通俗的意義上說，他還必須是個英雄。即使那些既非領袖也不是英雄的人，也必須準備好一顆堅強的心，可以用來承受全部希望的破滅，現在就應當這樣去做，要不然，甚至連今天可能做到的事都無力做好。一個人只有確信，即便他打算爲之獻身的這個世界在他看來如此愚蠢和卑劣，他仍然不至於心灰意冷，面對這一切他仍然能夠說：“但是！”只有做到了這一步，纔可以說他擔負起了政治這項“天職”。

1.在韋伯看來，學術化越來越專業化是無可避免的，因爲只有這樣，學者才能在自己的知識領域內做出一些完美的成就。 2.學術自由意味着思想自由，但學術自由也是在一定範圍之內的自由。 ------------------------------------------ 3.來自演講“在今天這個亢奮的時刻裏，當整批的心志政治家，突然如雨後春筍般地蹦出來，異口同聲地複誦着:「愚蠢而庸俗的是這個世界，而不是我。對後果應付什麼責任，與我無關。這個責任，是那些受我辛勞服務，並有待我來掃除其愚蠢與庸俗的其他人的事情。」在這個時刻，我公開說:我們首先要問，在這種心志倫理的背後，有多大的內在力量。我的印象是，我碰到的十中有九都是大言炎炎之輩。他們並沒有真正認識到，他們想承擔的事是怎樣的一回事，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動之中。就人性的方面而言，我對這種東西缺乏興趣，更毫無使我感動之處。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真誠而全心地爲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候說:「我再無旁顧， 這就是我的立場。」這纔是人性的極致表現，使人爲之動容。只要我們的心尚未死，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會在某時某刻，處身在這種情況中。在這種情況中，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兩極對立，而是互補想成。這兩種倫理合起來，構成了地道的人，一個能夠有「從事政治使命」的人。”

較之第一篇，《以政治爲天職》更加瑣碎難讀，很容易讓人細節難以自拔。但通篇來看，就現代人如何安頓自身而言，其宗旨還得一以貫之的。 〈一〉 首先對國家和政治進行定義，指出三種不同正當性支配類型，即傳統型、克里斯瑪型和法理性。進而轉入對權力形成後運行狀況的研究，權力經營需要人力和工具，同時也要滿足個人利益，包括精神榮譽和物質獎賞。 控制資源的手段包括直接控制與代理人，現代國家一般選擇後者。現代國家源於君主對私人權力的剝奪，包括行政權力、戰爭工具和金融手段，這與資本主義企業剝奪獨立生產者意義。現代國家中，所有資源和工具都集中於最高權力，行政人員與物質手段進行分離。 現代職業政治家作爲臣僚服務於政治領袖，獲得物質與精神滿足，類似企業的經理階層。專職政治家把政治變成職業，爲政治而生的政治家需要經濟獨立，靠政治而生的則透過政治謀生。 黨派更替就是政治崗位的輪換，形成政務官(隨黨派更替)和事務官(不更替)。傳統政務官有：僧侶、文士、宮廷貴族和士紳。現代政黨政治中律師影響極大，因爲需要通過利益集團進行運營，而律師擅長這類工作。新聞工作者因爲山洞等特質，適合政治工作。 政黨分肥制：如在美國，黨老大是政治上的資本主義企業家，爭取選票是爲一目標，通過政治支配實現利潤最大化。德國政黨淪爲權貴的行會組織。 〈二〉 政治爲志業的內心享受是權力感，可以影響他人，超然於瑣碎事務之上，掌握歷史命脈。政治家需要的素質有：客觀冷靜的激情，具有眼光和責任感，進而把激情和冷峻熔鑄在一起。政治家的罪孽有：虛榮心、不實事求是和無責任心。 韋伯否不認可用日常倫理衡量政治的做法，政治自身離不開合法壟斷暴力的特性，應該高度關注選擇的後果。心志倫理爲了目標不擇手段，而責任倫理則考慮行動邏輯和後果，如何抉擇，就像學術層面的價值選擇一樣，最終還要靠個體做出判斷。但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並非完全割裂，政治人需要將恪守信念與結果導向結合在一起，儘管二者存在深刻對立，就像價值無涉與宗教信仰之間存在對立一樣。 韋伯認爲，做政治工作就像從容地鑽透硬木板，明知不可爲而爲之，即使面對愚蠢和卑劣，也不灰心喪氣。

行文非常彎彎繞繞，說句實話，沒看懂，但畢竟久負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