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浩著
本書所探討的“書”是君臣在行政過程中發表的言論所形成的一類文獻,它的體裁以記言爲主,內容也大多是“政事之紀”。 “書”在先秦時期的流傳處於以“類”相存的形態,篇目與文本並不固定。我們現在看到的《尚書》與《逸周書》是由先秦時期的某一種“書”類文獻的選編本流傳到漢代後整理編定的,因而它們並不能囊括先秦所有的“書”,其中的一些篇目也很難歸入“書”的範疇。傳世《尚書》、《逸周書》大約是由儒家選編本流傳而來,至於清華簡中的“書”則很可能受到了墨家傳“書”的影響。“書”的選編本不僅在篇目上有所差異,其文本也在不斷演變。這其中既有文獻流傳過程中簡冊散亂造成的自然演變,也有後人出於避諱、押韻以及趨近思想而作的主觀改易。隨着東周時期的官學下移,單篇流行的“書”類文獻逐漸被民間學者蒐集、選編爲傳道或教學用的選編本。而由於地域、家派以及偶然因素的影響,各種選編本對篇目的揀選也不盡相同。結合清華簡中的“書”類文獻提供的信息以及古書中的相關記載,可以大致還原“書”由史官對記言檔案的不斷整理、加工並經過流傳過程中的不斷增廣歷時成篇的過程。
全書可謂面面俱到卻又蜻蜓點水,論述得比較膚泛,而且有一些相關文獻上的錯誤,上下篇真正屬於作者自己的東西很少,全書差不多是一篇大綜述,其中很多地方都值得商榷,對作者的學問也比較無語。如今先秦文獻似乎有把文獻的創作時間抬遠的趨勢,也是和考古界把上古史拉長桴鼓相應。
作者充分重視了書類文獻的形成、結集、流傳中的複雜性,也未止於空話、套話(諸如“出土文獻能更新我們的眼光”一類),而是對《清華簡》涉書篇目逐一考察,具體而微。當然,難點也在於此,先秦文獻本就少之又少,作者雖言不能以有限的已知否定無限的未知,但關於無限的未知的推論所使用的材料,其實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這不能認定作者能力不夠,而是歷史帶給我們的客觀性的“硬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