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社會：德魯克自選集

人的不完美是自由的基礎。 缺乏制度支撐的原則與缺乏原則指引的制度一樣，在政治上都是無效的，對社會秩序有害無利。因此，對他們而言，方法與原則同等重要。他們的成功不僅要歸功於所遵循的原則，也要歸功於所採用的方法。 過去200年的西方歷史中，每次極權主義運動都源自當時的自由主義。從盧梭到希特勒之間有一條清晰的脈絡。他們都產生於各自時代理性自由主義的失敗，都保留了各自由主義信條的本質，並且都用同樣的機制把理性主義者潛在的、無效的極權主義轉變爲革命專制者公開的、有效的極權主義。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絕不是自由的根源，反而是威脅當今世界的極權主義的濫觴。希特勒的納粹主義的源頭不是中世紀的封建主義或19世紀的浪漫主義，而是邊沁、孔多塞、正統經濟學家orthodox economist、自由憲政主義者（liberal constitutionalists）、達爾文、弗洛伊德與行爲主義者所倡導的理念。人類理性是絕對的，這是啓蒙運動的偉大發現。 真正的自由主義源於在宗教上與理性主義脫離關係。19世紀的英國自由黨部分立足於1688年開創的和解傳統，但更多立足於“不屬於聖公會的英國基督教徒的良心”。前者是對自由的重申，反對理性專制主義（以克倫威爾式神權政治和中央集權的君主制爲代表）。後者源自18世紀的宗教復興，尤其是衛斯理創立的衛理公會和低教會派福音主義。這兩者都訴諸基督教的愛、信仰與謙卑，都直接反對當時的理性主義：衛理公會反對啓蒙運動，低教會福音主義反對邊沁等功利主義者和古典經濟學家。 然而，絕對理性永遠不會是理性的，永遠不能通過邏輯證明或證僞。絕對理性在本質上凌駕於邏輯論證之上，且先於邏輯論證。邏輯推理可以且必須基於絕對理性，但不能證明絕對理性。如果是真正的宗教，那麼絕對原則是超理性的，是一種真正的形而上學原則，可以爲理性邏輯奠定有效基礎。如果是人爲的或人聲稱的，那麼絕對理性必定是非理性的，並且與理性邏輯和理性手段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 近150年來，理性主義的所有基本教條不僅是非理性的，而且基本上是反理性的。宣揚人類固有理性的啓蒙主義者持有的理性主義哲學便是如此。1848年那代功利理性主義者同樣如此，他們從個人的貪婪中看到了自然“看不見的手”促進共同利益的機制。20世紀的理性主義者尤其如此，他們認爲人受心理因素和生物因素支配。上述每種理性主義原則不僅否定自由意志，也否定人類的理性，並且都只能通過暴力和專制統治才能轉化爲政治行動。 但理性自由主義者從不將這些落實爲行動，因爲他們既不能爲掌權而妥協，又不能爲掌權而鬥爭。他們在政治上總是處於癱瘓狀態：理論上勇往直前，行動上躊躇不前；反對時慷慨激昂，掌權時束手無策；紙面上的正確理論不能轉化爲實際的政治行動。 理性自由主義者的悲劇在於，從他們的立場到政治成效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極權主義。理性自由主義者主觀上真誠地追求自由，客觀上只會導致暴政。理性自由主義者擺脫政治上的無效只有一條路：放棄理性主義，公開成爲極權主義者、專制主義者和革命主義者。 “公意”無須僞裝爲理性上可確定的或理性上可實現的。無可否認，公意是一種非理性的絕對真理，它蔑視理性分析，位於理性理解的範圍之外，並且超越理性理解。公意雖然存在，但沒人知道公意存在的方式、地點以及目的。既然公意是完美的、絕對的，那麼自然而然就是普遍存在的。任何擁有理性之人，任何理解社會的最高意志之人都有權利，也確實有義務把公意強加給多數人、少數人以至於個人。自由僅在於公意的完美實現。 美國革命爲一個在歐洲幾乎被徹底擊敗且顯然正迅速消亡的羣體（反中央集權者、反極權主義者）帶來了勝利和力量，這些人對專制的、集權的政府充滿敵意，並且不信任任何聲稱完美的統治者。美國革命使自治的普通法免於被淹沒在完美的法典之中，並且重建了獨立法庭。最重要的是，美國革命重申了下列信念：人的不完美是自由的基礎。 他們採用的方法不是基於所謂的藍圖或靈丹妙藥。他們堅信普遍原則的寬泛框架，並且在這一點上他們不會做出任何妥協。但他們知道，唯有行之有效（即解決某個實際的社會難題），制度方案才能被接受。他們也知道，幾乎每一種具體的制度工具都可以用來爲每一種理想目標服務。他們在教條方面是純理論家，但在日常政治活動中卻極端務實。他們沒有試圖構建一種理想的或完整的結構，甚至願意在實際方案的細節方面自相矛盾。他們想要的只是一套能夠完成手頭任務的方案——只要該方案符合寬泛的原則框架即可。 費城制憲會議的參會者反對在憲法中加入《權利法案》，與其說這是出於對法案條款內容的敵意，不如說是出於對抵押未來的厭惡。事實上，《權利法案》的條款基本上是消極性的，僅列出了不該做之事，而不是應該做之事。 “因襲的習慣”體現了政治方法領域的人的不完美原則，簡而言之，人不能預見未來，不知道自己會去往何方。人唯一可能知道和理解的是從歷史中發展而來的現實社會。因此，人們必須以現有的而不是理想的社會現實和政治現實作爲社會與政治活動的基礎。人類永遠不可能發明完美無缺的制度工具，因此最好使用舊工具而非企圖發明新工具來完成一件理想的工作。人們知道舊工具的運作方式，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如何使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任。人們對新工具一無所知，而且如果新工具被作爲完美工具兜售，那麼就可以合理地推定，新工具的使用效果將不如那些沒人期望完美或聲稱完美的舊工具。 “因襲的習慣”不僅體現了人的不完美，表明了“所有社會都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這一意識（可以據此區分政治家與政客），而且體現了一項經濟原則——比起復雜、昂貴、閃亮的創新，人們更喜歡簡單、便宜、普通的事物。這是常識與絕對理性之間的對立，也是經驗和責任心與膚淺的才華之間的對立。遵循“因襲的習慣”的人往往步履緩慢、低調平庸、默默無聞，但值得信賴。 事實上，如果說人們真的希望得到救贖的話，那麼人們尋找的仍然是世俗的救贖。教會（尤其是基督教會）可以且應該宣揚“社會福音”，但人們不應也不能用恩典代替政治，用救贖代替社會科學。宗教是任何社會的批評者，在不拋棄真正的王國（靈魂與上帝獨處的王國）的情況下，宗教不會接受任何社會或社會計劃。這既是教會作爲社會良心的優勢，也是其作爲社會中政治勢力與社會勢力的致命弱點。 這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最重要且前所未有的特徵。僅有口號和形式的外表被作爲一個空殼維繫着，而整個結構必然被廢棄。 法西斯主義崛起的真正原因就在於這種衝突。它源於當今時代的基本特徵：新信條和新秩序的缺失。舊秩序已經不再有效、不再現實，並且世界因此變得非理性和邪惡。但並未出現爲新信念奠定基礎的新秩序，也沒有從中發展出新形式和新制度把社會現實組織起來，以便使我們能夠樹立一個新的最高目標。 最不爲人所知的是，德意極權主義最根本的特徵是：企圖用非經濟滿足代替經濟滿足、獎金與照顧，並作爲個人在工業社會中等級、地位與功能的基礎。 極權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實際上都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認爲兩者都徒勞無功，因此謀求一種能夠超越兩者的不以經濟因素爲基礎的社會。極權主義社會唯一的經濟利益是保持工業生產機器的良好工作狀態。由於經濟成果完全附屬於主要社會任務，所以犧牲誰的利益和誰獲得收益都是次要問題。 換句話說，它們提供了典型的非經濟“炫耀性消費”，這些消費通常只有掌握經濟財富和特權的有閒階級才能享受。這些滿足本身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但它們是社會地位的有力象徵，旨在通過一套社會平等措施彌補持續的經濟不平等。 “領袖原則”（即英雄個人進行領導的原則）確定了工業企業家階級的社會地位，該原則也聲稱完全基於非經濟方面的區別。領導者的社會地位和功能並不取決於經濟功能和財富。一名領導者必須證明自身在精神領域合格，並且如果在這點上不合格，那麼他的經濟地位就必須被剝奪，這個欺騙性命題得到了提出者和許多其他人的認真對待。 “領袖原則”（fuehrer prinzip），簡單地講，即“元首的話高於一切成文法律”，政府政策、決定和辦公機構應爲該目標的實現而努力，該原則規定了納粹德國政治權威的根本基礎。——譯者注 政府不再是規則制定者、促進者、承保人、支付代理人，而是行動者和管理者。到1960年，政府是解決所有社會難題和所有社會任務的合適行爲主體，這已成爲所有西方發達國家普遍接受的觀點。實際上，人們往往質疑社會領域中非政府的、私人的活動，所謂“自由主義者”認爲這類活動是“反動的”或“歧視性的”。 作爲財政國家的萬能國家最不成功。無論在哪個國家，萬能國家都沒有成功實現有意義的收入再分配。事實上，過去40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了帕累托法則，根據該法則，社會各主要階層之間的收入分配取決於經濟體的生產率水平。一個經濟體的生產率越高，收入就越平等；生產率越低，收入就越不平等。帕累托法則斷言，稅收不能改變這一點。但財政國家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下述主張的：稅收能夠有效且永久性地改變收入分配。我們過去40年的經驗證明該主張是錯誤的。 實現多樣性的出路不在於一致，而在於聯合。我們不希望壓制社會的多樣性。每種多元機構都有必要性，都執行一項必要的經濟任務。我們不能縮減這些機構的自治權。無論政治辭令是否認可，這些機構的任務都決定了其應該自治。因此，我們必須創造一個可以聯合的共同點，唯有強有力的、卓有成效的政府堪當此任。 現在所有組織高管都習慣性地說：“人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然而，很少有組織會真正落實，更不會真正相信。儘管可能並非有意，但多數人仍然相信19世紀僱主的觀點：相較於組織需要成員，成員更需要組織。但事實上，組織必須像推銷產品和服務一樣推銷成員資格，甚至應該更加努力地從事後者。組織必須吸引人，容納人，承認和獎勵人，激勵人，服務和滿足人。 在大約60年前的1933年，伯利和米恩斯出版了《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這本書可謂美國商業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兩人指出，傳統的“所有者”（即19世紀的資本家）已經消失了，所有者身份迅速變成對企業沒有興趣或承諾，只關心短期收益的一羣不知名投資者。因此，他們認爲“所有權”已經與“控制權”分離，併成爲一種純粹的法律擬製，管理層不再對任何人、任何事負責。進而，20年後科迪納提出的“職業管理者”接受了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並試圖將其變爲一種優點。 然而，在政治過程中，人們不會試圖實現最優化，而會追求“滿意”（嚴謹的決策理論術語）；試圖找到能產生最低可接受成果的方案，而不是產生最優成果的方案，更不是產生最大成果的方案。這確實是人們在政治領域遵循的規則。……確切地說，人們試圖找到一個不會引起反對的解決方案，而不是一個能夠獲得大力支持的解決方案。當政客談論“可接受的妥協”時，其實際意思就是“滿意”。政治被稱作“可能的藝術”而不是“稱心如意的藝術”並非沒有道理。 亨利·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英國比較法學家、歷史學家，他在《古代法》中提出：“我們可以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爲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譯者注 讓我強調一遍，所有這些新概念都不符合定律“整體是各部分的結果”。相反，它們都符合一條絕非定律的新主張：各部分存在於整體的結構中。 而且，這些新概念與整體的結構沒有任何因果關係。貫穿笛卡爾世界觀的軸心（即因果關係）已經消失了。然而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因果關係並未被隨機和偶然關係所取代。愛因斯坦說他確信上帝不會擲骰子，這是非常正確的。愛因斯坦批評的只是物理學家（包括他自己）不能設想除了因果關係之外的任何秩序概念，也就是說，愛因斯坦批評他們不能摘掉自身的笛卡爾式眼罩。統一的秩序概念奠定了新概念（包括現代物理學的新概念）的基礎。不過這並非因果論，而是目的論。 知識已成爲特有資源，而不是一種資源，促進了社會轉型爲知識社會。這個事實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結構，創造了新的政治形勢、新的社會和經濟動態。 人們越來越認可約瑟夫·熊彼特的觀點：“動態不平衡”是經濟的唯一穩定狀態；創新者的“創造性破壞”是經濟的驅動因素；新技術是經濟變革的主要（甚至唯一）推動力。這與所有早期和至今仍然流行的經濟理論都截然相反。那些經濟理論的基礎是：均衡是健康經濟的標準；貨幣和財政政策是現代經濟的驅動因素；技術是經濟的“外部因素”。

一本很好的社會學研究著作，它關注於社會形態的歷史演進: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知識社會。並對知識社會進行了系統描述。

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動的本質恰恰在於，一極是信念、目的、願望、價值觀代表的理念領域，另一極是事實、制度、組織代表的現實領域。純粹的理念可能是健全的哲理或倫理；純粹的現實可能是健全的人類學現象或新聞。單憑任何一極都無法造就健全的政治，甚至根本無法形成政治 正當權力是一種受控的、有限的、負責的、理性決策的權力。 人類理性是絕對的，這是啓蒙運動的偉大發現。 各部分存在於整體的結構中，而且與整體的結構沒有任何因果關係。 成長、變化、發展纔是正常而真實的。 經驗轉化爲知識，把學徒制轉化爲教材，把祕訣轉化爲方法，把實踐轉化爲應用知識。這些都是我們所謂的“工業革命”（世界範圍內社會和文明的轉型）的本質。 新技術要求生產集中化，也就是把生產轉移到工廠中。知識無法用於數以萬計的小作坊和鄉村家庭手工業。 無一例外，現代史上所有早期的經濟強國（英國、美國、德國）都通過引領新技術而佔據領導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強國和地區（先是日本，接着是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的崛起都歸功於泰勒式培訓制度。該制度能在短短的時間內把一支很大程度上仍處於前工業時代並因此處於低工資水平的勞動力隊伍打造成一支具有世界級生產率的勞動力大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數十年中，泰勒式培訓成爲推動經濟發展卓有成效的引擎。 提供知識來發現如何通過現有知識最好地產生成果。使知識富有成效而必須做什麼。換言之，知識正用於系統性創新。 知識工作者掌握生產資料，即頭腦中的知識。這是一種完全可轉移的鉅額資本資產。由於知識工作者掌握自己的生產資料，所以他們能夠移動。體力勞動者對工作的需要遠遠超過工作對他們的需要。 大量知識工作者既從事知識工作又從事體力工作，我稱之爲“技術人員”。 技術人員可能是19世紀、20世紀熟練工人的真正後裔。 20世紀下半葉的經濟奇蹟（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立足於向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出口製造業產品，這些產品採用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生產設施進行製造，並由新興國家或地區提供勞動力。這種方式將不再有效。 《共產黨宣言》是對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回應；俾斯麥的福利國家、英國的費邊主義、美國的商業規制等政治理論都是對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回應，共同塑造了20世紀的民主政體。泰勒式科學管理（始於1881年）及其掀起的生產率革命也是對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回應。數年後專業管理的出現同樣如此。 我在公共圖書館通過閱讀學到的知識，比通過長達12年的中小學教育學到的多得多，也比後來在讀大學的數年時間內學到的多。 當時我如飢似渴地閱讀，沒有計劃，也沒有方向，但我發現自己越來越被政治理論、社會理論、政策方面的著作吸引

"翻開德魯克的《功能社會》，彷彿打開了一扇通往未來的大門。📚他的超凡預見力讓我驚歎不已，首次提出的知識社會概念，讓我對21世紀充滿了期待和好奇。👀知識工作者，這個新時代的寵兒，他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數據，作爲知識的載體，成爲新型生產要素，這讓我對未來的生產方式充滿了想象。🚀重讀大師的作品，就像找到了破解數據資源化、要素化難題的鑰匙。🔑建議大家靜下心來，好好品味這份智慧的饋贈。💖"

把知識用於工作，把知識用於知識。實際上，我們所謂的“管理”，就是通過提供知識來發現如何通過現有知識最好地產生成果。但只要存在卓有成效的管理，也就是把知識用於知識，我們總能夠獲得其他資源。 “只要竭盡全力去追求卓越，市場總是會爲我們敞開大門的。”

功能社會是一個由相互聯繫的部分組成的整體，其中每個部分都滿足社會的某種需求，從而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這種社會賦予個人地位和功能，且決定性的權力是合法的。 一、功能社會的定義 1. 功能社會將社會比作一個人，社會中各種組織就好比其器官，個人則好比千千萬萬承擔不同功能的細胞。當具有不同功能的各種細胞和器官各司其職，一個人才能保持健康狀態。同樣，只有一個社會的各種組織和個人都具有明確的功能，並且能夠盡職盡責地履行功能，一個社會才能正常運轉。 2. 功能社會是賦予個人地位和功能，且決定性的權力是合法權力的社會。雖然社會以它的物質形式體現，但它並非是由物質實體決定的，而是理念、信仰和價值組成社會的物質實體。 二、功能社會的功能 1. 功能主義認爲，社會分層之所以在各個社會中長期存在，是因爲社會分層不可避免，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既然社會上的地位差別、收入差別、貧富差別等是一種長期存在的普遍現象，那麼它作爲社會的一個構成部分必然對社會發揮着某種功能，滿足着社會某種需要。 2. 功能主義學派認爲，在任何社會中總有某些工作被視爲比其他工作更重要，因此，社會上由貧至富的分層體系實際上反映了社會對於不同階層、羣體之社會地位的重要性的規定；社會上人們的才能、知識、智力、技術水平各不相同，讓最有才幹者去擔負最重要工作應是社會分層的基本原則。這就是說，社會不平等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事實上對於社會的正常運轉也是必要的。

以AI和中美對抗爲標誌的新時期，個人與企業都在努力有工作或者存續，在處理相互關係的時候，都迫切的需要有類似德魯克的視角。

2001年的著作，距今1/4世紀過去了，仍然睿智而深刻，充滿洞察未來的遠見。

喫相太難看了，把以前寫的每本書裏摘一個章節湊出一本新書。

德魯克的書都會迴歸到兩個問題 作爲未來社會核心角色的知識工作者 以及與之相匹配的一套體系 知識工作者本身也是知識工作者的對象 因此完成了體系永恆推進 知識工作者需要被尊重 因其成爲某種技術崇拜者而非具體的對象忠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