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的四季：皇帝與首輔

如果能忍受翻譯腔和英文繞口的定語，西式的表達可以一讀，我第一次也沒有讀下去 少年朱厚熜剛來到北京城，因爲沒有根基，就在張璁等少數派臣子的幫助下，贏得了和楊廷和爲代表的文臣舊臣派的勝利。之後開啓了張璁主導的改革。張璁出身寒門，瞭解底層百姓的困苦，47歲才中進士，中進士沒有授官職就遇上嘉靖登基，與楊廷和的禮法爭執。張璁此時在北京，以大膽的投機、精準的策略、深厚的經驗和機心，聯合幾人幫助嘉靖贏得了“大禮議”的勝利，壓制住了楊廷和及孝宗遺孀張太后爲首的文臣和勳臣集團，沒有成爲北京權貴的傀儡皇帝。年輕的嘉靖在大禮議中面對洶洶的反對派，躊躇猶豫時，是張璁答覆道：“彼衆爲政耳。天子至尊，明如日，威如霆，疇敢抗者？需錦衣衛數力士足矣。”張璁爲首的少數派出謀劃策，幫皇帝鎮壓了多數派。 之後當了首輔的張璁，沒有在驟貴後驕橫斂財，反而開始了得罪勳貴太監的一系列改革。張居正後來實行的一條鞭法也是從張璁開始啓用。張璁是一個通機變、有權謀的法家型官員，難得的是他一生不論何種境地都不忘初心，方顯政治家審時度勢、隱忍大膽、敢爲人先的氣度。 夏言出身官宦世家，爲人才華橫溢、剛直孤傲。嘉靖一方面愛其才，厭其不遜。他任職首輔，繼續了張璁抑制權貴、關注民生的政策，也有收復河套、防禦蒙古的大略。但是終因孤直結怨於衆。嘉靖一生都在被人奪權的恐懼中，厭人不遜；嚴嵩自卑自傲，陰狠刻毒。剛直孤傲、心懷大志的夏言遇上這對陰狠君臣，陷入了死局。一代首輔被綁縛四肢，棄市而亡。夏言死後兩年，蒙古俺答就兵臨北京，史稱“庚戌之變”。 15歲入京繼位，沒有受過完整帝王教育、沒有自己班底的朱厚熜，在與大明最頂級狠辣的官吏過招中，從屠龍少年終成惡龍。“壬寅宮變”的宮女因不堪虐待要弒君，終於成爲嘉靖不再信任任何人的最後一根稻草。本來體弱的皇帝死裏逃生後，開始自己虛幻的長生之路。修仙版不粘鍋、只關心權力的嘉靖上線。 嘉靖最佳白手套——嚴嵩上線。嚴嵩亦是出身寒門，少年神童，家境寒微，刻苦攻讀，才華橫溢。剛做官遇見正德時劉瑾之亂，回鄉養望十年。因爲夏言同鄉，受其提拔之恩，接替了禮部尚書。嚴嵩遇見了只想修仙攬權不想負責的嘉靖，無限逢迎，極力隱忍，構陷夏言，獨攬大權。在他那個善弄權、鬼才兒子的幫助下，拉幫結派，結黨營私，建立了政治黑幫，牢牢把控住了權力，成爲了嘉靖修仙的最佳拍檔。 嚴嵩、嚴世蕃的政治黑幫在大明或大或小、遍地都是。他們父子的黑幫大概是權力的剝削與壟斷的一種極致了——通過打殺壓制反對派，建立恐怖威懾；絕對壟斷嘉靖的聖意，成爲上情下達的權力中樞；由腐敗與人情建立的利益共同體，短期穩定了朝局，實則掏空了國家根基。 徐階是陽明心學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但他更像是一個典型的大明首輔。深諳隱忍和權謀，左右逢源，既能向上管理嘉靖的修仙與不安，又能保護善類，平穩政局，調和陰陽，爲張居正、高拱改革鋪平了前路。於私，在家鄉大肆兼併，巧取豪奪。一款武裝了陽明心學的典型頂級大明士大夫。 他們所有人都是大明頂級精英，面臨封建專制壓迫下民生困苦、政治黑暗，都給出了自己的解法，然後把問題留給了下一代。 從張璁到徐階，每一個解法都曾燃起希望，又都在皇權的鐵壁前化爲新的困局。嘉靖朝的四季輪完，春天沒有到來。

這個書讀起來很辛苦，文言文和翻譯腔雙重暴擊。但因爲這個給它打低分是不公平的。作者做到了他聲稱的，將四位首輔作爲嘉靖朝社會、官場的切片。既然是切片，那就註定了不會有大量作者的解釋和觀點。作爲讀者必須在奏章和皇帝的回覆中構建人物的形象。嘉靖朝臭名昭著的腐敗和危機並沒有被渲染得很戲劇化，而是通過不帶情緒的白描展現的。這可能是讀海外學者著作的好處吧，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嘉靖 朱見深之孫，興獻王之子，因堂兄朱厚照無子嗣，兄終弟及登基爲皇。藩王繼位，是運氣的加持。年少入京，勇於反抗文官集團，以繼統不繼嗣掀起大禮議風波並取勝。後又借多次禮制（父親入太廟太宗改成祖、天地分祭、改動孔子祭典）之爭，對大臣進行服從性測試，完成權力馴服。寫青詞，戴香草冠，都是他對大臣的服從性測試。在李福達案中，更是指鹿爲馬，要皇權不要對錯。短暫推行嘉靖新政後，沉迷修道。20年不上朝，通過權謀操縱內閣，借奸臣之手滿足自已私慾，大興土木建觀修廟。迷信二龍不相見，不見兒子，不立太子。壬寅宮變，庚戌之變……精通駕馭帝王術，精於權力的遊戲。卻漠視民生，心無百姓。爲後世留下隱患。嘉靖嘉靖，家家皆淨！真是天下第一昏君！

標題比較吸引人，相比夏言、嚴嵩、徐階這些大部分人都熟悉的首輔，張孚敬其實大部分人不熟悉，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張孚敬個人與嘉靖帝的書信內容，變相了科普了張孚敬，讓更多人瞭解，也讓我洞察到當15歲的嘉靖皇帝失去的藩王府邸的袁長史之後，把40多歲的張孚敬當做半個老師半個父親的角色特別僅僅，隨着嘉靖的成年，二十多歲血氣方剛，對能幹的夏言也是真心的喜歡，當做自己身邊人，可惜嘉靖本身是聖人心，夏言也是聖人心，兩個人因爲夏言不肯戴香葉冠而怒斬夏言，等到了嚴嵩，嘉靖權術更加精湛，駕馭臣下更加嫺熟，就再也不會把大臣當做自己人、身邊人的傾向，而是工具人，所以嚴嵩是一個合格的工具人，能撐二十多年。等到嘉靖晚年，徐階這樣高手出現跟嘉靖打太極，徐階屬於更高明的工具人。從早期唯親，唯愛，再到唯用，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嘉靖皇帝也結束了一生，以定下了內閣大學生內鬥的格局。

對自己要求高的人會更有責任心。會總結、會思考、有目標、有方法。不對立、不對抗 是一個自我激勵的行動主義者。 徐階拒絕扮演一個安靜、低調的角色。 徐階甚至自己都不承認他對最高職位的強烈野心，但是他始終對下一次機會保持警覺 討論、闡釋和內化向內尋求道德信條的主要規誡，成爲徐階終生全神貫注之事。 嚴嵩很可能是太老了，以至於無法改變自己的作風，他甚至沒有被驅使去嘗試徹底改造自己。 徐階的行動方式是給一線的行動人員寄出雪片般的個人信件，信中是他經過深思熟慮的建議和勸告。嚴嵩更喜歡的行事方式是和一個最重要的人建立親密關係。因爲此時嚴嵩是比徐階更強有力、對生活豪奢的人更爲友好的人物；腐敗和有效的官員表現並非必然對立。

略微枯燥，可能跟翻譯有關係。將嘉靖帝在位時期分爲四個階段且與之代表的四屆首輔與四季相對應，應該只有西方人才會這樣劃分，可能這也是一種特殊的視角吧。 嘉靖帝中國古代史上很富傳奇色彩的皇帝。他在位45年，避居西苑二十餘載，時而整頓朝綱，勵精圖治，時而崇信道教，寵信權臣，他的獨特，從他繼位時就開始顯現。通過耗時三年的大禮議之爭，扳倒了三朝元老楊廷和。大禮議事件是明史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它的背後隱藏意義非常大，遠不止一屆首輔的倒臺或者單純的禮儀之爭這麼簡單。而是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即新舊政治勢力的較量。大禮議是明代皇權由明武宗流向明世宗的必要路徑，也是恢復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驟。明世宗在大禮議中一步步的勝利和楊廷和集團一步步的失敗，其實就是明世宗皇權一點點地獲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復。藉助於大禮議組建自己能夠掌控的人事格局，這是明世宗最大的政治收穫，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大禮議使得楊廷和與明世宗兩人形同陌路。楊廷和被削官爲民，更中斷了楊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後推行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世宗日漸腐化，大肆興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長生不老之術，此後明朝政治風氣愈發頹廢。 明朝廢除了宰相制度，首輔相當於接替了它的職能，但雖位高權重，但仍要時刻把握皇帝的心思，從張驄、夏言、嚴嵩到徐階無一不如此。他們君臣之間的合作、互動、糾紛和博弈展現的是明代中央政權的運轉。

我自己的評價處於正面和負面之間。一方面，我尊敬他的勤奮和對權力的理解；另一方面，我厭惡他的生活方式，憎惡他的殘忍。我試圖理解嘉靖，但我必須承認，我不太喜歡他。不過，我在本書中的目的與其說是對他個人做出判斷，倒不如說是探索他的首輔們的生活和經歷，並從中獲得大量在明朝歷史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運轉中的政權的具體畫面。我希望自己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後記 汗青堂087，《嘉靖帝的四季》是美國漢學家竇德士的明代史著作，全書以 “春夏秋冬” 四季隱喻嘉靖朱厚熜四十五年的統治歷程，以四位內閣首輔爲線索，跳出非黑即白的人物評判，聚焦皇帝與內閣的君臣博弈，還原明代中期複雜的朝堂政治生態。嘉靖並非預設皇位繼承人，正德皇帝無嗣駕崩，少年藩王朱厚熜從湖北入京繼位。即位之初爆發 “大禮議” 之爭，年輕的嘉靖對抗以楊廷和爲首的文官集團，堅持尊奉自己的親生父母，這場鬥爭既是禮制之爭，更是皇權與文官集團的權力較量，爲他一生的統治定下基調。書中將嘉靖朝劃分爲四個階段。春季代表張孚敬（張璁）主政時期。大禮議取勝之後，張孚敬得到嘉靖重用，作爲銳意改革的意識形態鬥士，他推動整頓吏治、覈查土地、改革科舉，強化皇權，助力少年皇帝鞏固統治，朝堂充滿革新的朝氣。但張孚敬行事凌厲，不斷遭受文官集團攻擊，在君臣猜忌之中幾經起落，最終退出權力中心。夏季以夏言爲代表。夏言幹練務實，擅長行政事務，是能力出衆的技術官僚。此時嘉靖皇權穩固，朝堂國力鼎盛，但是君臣之間裂痕漸生。夏言性格剛直，在道教祭祀、朝堂禮儀等事務上時常忤逆皇帝意願。嘉靖一邊倚重他處理政務，一邊不斷猜忌敲打，最終夏言遭構陷被殺，盛世表象之下，朝堂危機開始顯現。秋季是嚴嵩掌權時代。皇帝日漸厭棄朝會，移居西苑崇信道教，長期不臨朝堂。嚴嵩善於揣摩聖意，以柔順姿態獲得嘉靖信任，執掌內閣十餘年。書中沒有簡單將嚴嵩臉譜化爲奸臣，而是寫出他依附皇權、縱容官僚腐敗的現實。這一時期朝堂腐朽，邊患四起，財政弊病叢生，帝國步入蕭瑟的秋天。所有權力根源依舊掌握在嘉靖手中，嚴嵩只是皇帝用來駕馭文官集團的工具。冬季對應徐階當政。徐階深諳心學，處事隱忍圓滑，長期周旋於嘉靖與嚴黨之間，暗中積蓄力量。待到嘉靖晚年，徐階抓住時機扳倒嚴氏父子，整頓朝局。此時大明已是暮氣沉沉，社會矛盾重重，嘉靖帝生命走向終點。隆冬之中，王朝暗藏轉機，爲之後隆慶朝的改革埋下伏筆。本書打破大衆對嘉靖 “沉迷修仙的昏君” 的刻板印象，還原出一個複雜的帝王形象。嘉靖絕頂聰明，深諳馭臣之術，即便不上朝，依舊牢牢把控最高權力；但他多疑敏感，極度看重個人權威，後期沉溺道教，忽視民生，縱容朝堂腐敗。作者依託《明實錄》與大臣文集，不做簡單道德審判，揭示明代內閣制度的本質：首輔沒有獨立相權，所有榮辱沉浮，都取決於皇帝的信任與取捨，君臣之間是合作、試探、猜忌、拋棄的循環博弈。 這書真的是很差評，以前就讀到第三章，實在讀不下去了，雖說我能閱讀史料，功底也不差，但是經不住本書內大篇幅的史料引用，覺得讀來昏昏欲睡，今天強忍讀完了 拋卻小部分史實錯誤，能看出來架構以四季對應四個人物的結構是有巧思的，有卜正民某書的氣質，然而書的內容生硬，一是翻譯，二是作者自身對史料的駕馭能力不夠。 明世宗朱厚熜，系明憲宗朱見深四子興王朱祐杬之次子，即明孝宗朱佑樘侄、明武宗朱厚照堂弟，正德二年（1507）生於興王就藩地湖北安陸。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無嗣而崩，朱厚熜依宗法承繼帝位，次年改元嘉靖，開啓了長達四十五年的嘉靖時代。 嘉靖帝及其子隆慶帝、孫萬曆帝在位時間總和將近百年，卻以怠政之名見諸史冊，論者以爲皇帝怠政於上、百官貪腐於下，致使大明帝國日薄西山，在席捲全球的“十七世紀危機”中滑入了天崩地坼的“明清鼎革”。又另有史家認爲嘉靖帝雖表面不理政事，實際仍“乾綱獨攬”，以權術操縱大臣、中官，有效掌控了明朝運轉已久的官僚機器，在嘉靖帝祖孫三人的統治下，明朝經濟發展、社會繁榮，以致世風遷移、崇尚奢靡，明末文人一時竟有了“幸生聖明極盛之世”（宋應星：《天工開物·序》）的縹緲盛世感。 基於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場，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總有不同。對嘉靖帝及其時代的褒貶對立如此鮮明，昭示着後人，嘉靖一朝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複雜超過我們想象。而相比以《萬曆十五年》聞名於世的萬曆朝，嘉靖朝如同隱入巨燭之下的暗影而不爲人所重。國內學者林延清著有《嘉靖皇帝大傳》（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胡凡著有《嘉靖傳》（人民出版社，2004），卜鍵著有《明世宗傳》（人民出版社，2013），均未達到《萬曆十五年》的傳播度。通俗作品方面，最著名莫過於2007年電視連續劇《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至今仍被史學愛好者評價爲“神劇”，但上映時收視慘淡，至今未見重映。如今，著名元明史學者竇德士所著《嘉靖帝的四季：皇帝與首輔》譯介出版 竇德士與本書 竇德士（John W. Dardess），有時譯作“達第斯”，1937年1月17日出生於紐約，1958年畢業於喬治城大學，1968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66年至2002年任教於堪薩斯大學，長期擔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著述頗豐，其代表著作包括《明代社會：14-17世紀的江西泰和》（1996）、《儒學與獨裁統治：建立明朝的精英》（1983）、《征服者與儒士：元代後期政治發展面面觀》（1973），他還參與了《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元朝後期部分的撰寫。2020年3月31日，竇德士去世，享年八十三歲。 本書英文版Four Seasons: A Ming Emperor and His Grand Secretarie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出版於2016年。全書將嘉靖朝四十五年的歷史依照時代特徵劃分爲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均有一名代表性的首輔大臣。作者以記載皇帝言行與軍國大事的《明實錄》及四位首輔的奏議文集爲主要史料，依時間順序鋪陳敘述了嘉靖帝與這四位首輔大臣的互動。和前述代表作不同，本書並非研究型著作，而是以敘事爲主，作者無意在書中提出重大觀點或是構建模型，但穿插其中的議論亦值得讀者思考。藉由這種最高層的君臣互動視角，讀者可窺見當時明帝國政治的運轉，國家治理的過程，以及政治格局的變動，這也是作者將本書比喻爲“打入瓦礫、泥土和岩石中鑽孔的探測器”的用意。 四季”的大循環與小循環 將長時段以一年之四季作喻並非竇德士的首創，早在明萬曆時期，張濤在《歙志·風土論》根據社會風尚的變化，便嘗試將明朝此前的歷史分爲四季，顧炎武將其全文錄入《天下郡國利病書》中： 弘治以前，“詐僞未萌，訐爭未起，紛華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後春分以前之時也”； 至正德末、嘉靖初，“詐僞萌矣，訐爭起矣，紛華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後夏至以前之時也”； 至嘉靖末隆慶間，“詐僞有鬼蜮矣，訐爭有戈矛矣，芬華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後秋分以前之時也”； 到張濤自己時代，“鬼蜮則匿影矣，戈矛則連兵矣，波流則襄陵矣，丘壑則陸海矣，此正秋分以後冬至以前之時也”。 對於以後的歷史，張濤自然是不知道的，他也只能說“後有來日則惟一陽之復”這種循環的可能。 卜正民（Timothy Brook）很喜歡這種比喻，認爲用“這種週期循環的隱喻”進行敘述可以“捕捉明人對於他們身處其中的那個時空的些許感受”，因此他寫作《縱樂的困惑》一書時也將明朝分爲冬（開始）、春（中期）、夏（結束）三季，而以秋（毀滅）作爲結尾。四季，也正是當時人捕捉所在時代“變化脈搏”的感知，用以形容一個無發展的變化循環，恰如其分。 無論四季還是三季，張濤還是卜正民，他們的分期中，嘉靖朝都位於兩季更替之間，也正是嘉靖帝的登基拉開了一系列變動的序幕，成爲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大循環中的一次劇變，而其在位的四十五年亦足以完成一輪春夏秋冬的小循環。 在這四十五年裏，實際經歷了不止四任首輔，但其中任期最長的四位，也是本書四個部分的主人公，張孚敬（1475 －1539 年，浙江永嘉人）、夏言（1482 －1548 年，江西貴溪人）、嚴嵩（1480－1567年，江西分宜人）、徐階（1503－1583 年，南直隸華亭人），恰好代表了嘉靖朝的春、夏、秋、冬，他們共同塑造了嘉靖朝的君臣關係與內閣政治，其影響甚至超過嘉靖朝，遠及隆慶、萬曆。 皇帝與首輔的政治日常 作爲“故事書”，本書始終緊扣“政治”的主題，以四位首輔的成長史爲線索，不厭其煩地列舉了每個時代首輔的日常工作、與皇帝的互動，以及當時的重大政事。 “四季”正式開始前，是嘉靖帝的登場，也是他與前朝舊臣決斷、打造本朝班底的開始，故此不屬於嘉靖帝的四季。但此時嘉靖帝的權術已經初露鋒芒，張孚敬等後來的主角亦已嶄露頭角，四季已有萌發之勢，帝業亦已成形。從自己的入城儀，到母親的入城儀，再到尊皇考的問題，嘉靖帝步步緊逼，楊廷和等舊臣則一退再退。即位一個月的時間，嘉靖帝已經理解了“權力”——如何運用個人資源，凌駕於那些比他年長且閱歷豐富的男人（以及女人）之上併爲所欲爲（第8頁）。他精準地注意到“禮”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並始終將其掌握手中，又通過扶持當時的少數派、也是資歷尚淺的張孚敬等人，在人事上亦佔據了主動。當“大禮議”以嘉靖帝的勝利宣告結束，產生了“兩道餘波”，其一是《明倫大典》的修纂，宣告了皇帝對孝道、禮儀的權威；其二則是作者所謂的“獵巫運動”即官員互相檢舉參劾，本質上是官場上的一次重新洗牌，宣告了皇帝對人事和時局的完全掌控。這兩端恰好分別對應了皇帝對道統與治統的壟斷，於是，舊官僚黯然退去，嘉靖帝的四季正式到來。 春季的主角之一張孚敬已經在序幕中出場，當他正式步入朝堂、參預機要，嘉靖朝的革新開始了。嘉靖帝雄心勃勃，有心爲整個大明重製禮法，即“復古”或“中興”，禮儀改革也是他革新的重點。張孚敬在“大禮議”時作爲嘉靖帝的得力助手，此時便先後以大臣、大學士、首輔的身份參與進來。張孚敬與其他首輔不同之處在於，他出任大學士時，嘉靖帝年僅二十歲，雖然展現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並樹立了絕對權威，但畢竟還是少年，因此張孚敬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導師、醫生、心理治療師的角色，也參與了嘉靖帝家庭事務，如母子關係、帝后關係、子嗣問題等——當然，皇帝的家庭事務同樣也是國事，但畢竟牽涉到皇帝的隱私，是以君臣在此更偏重於私人關係而不在於國政。隨着嘉靖帝的成長，對權力的佔有慾日益增強，他“帶着與生俱來對權力的瞭解，展現出鋼鐵般的意志和狂熱的野心”（46頁）。他不再依賴張孚敬，與張孚敬分歧愈來愈大。而當大臣與皇帝在戰略上發生分歧，基本已經預告了前者的離場。在三次下野後，張孚敬最終於嘉靖十四年（1535）徹底致仕。此時，作爲少年皇帝奪權工具的大禮擁護者已經全部離開舞臺，這標誌着萬物初萌的春季已經結束，嘉靖朝即將迎來盛大熱烈的夏季。 正如夏之萬物實萌發於春，嘉靖朝夏季的主角夏言在入閣前已經歷任要職數十年，早在楊廷和時代便已參與政事，在“春季”時更以祭祀天地等禮儀改革深稱帝意。作者在對夏季的敘述時，以夏言入閣爲節點將其分爲前後兩段。入閣前的夏言是一位“技術專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涉及了明朝統治的方方面面。夏言的工作不止於嘉靖帝所沉迷的禮儀改造，從兵科給事中的職位開始，他糾劾佞臣、清查冗官、整理莊田，對這些工作絕不敷衍。雖然嘉靖帝當時有意以張孚敬等一派制衡、壓倒楊廷和等舊臣，但仍需要楊廷和、夏言等人肅清弊政。嘉靖十年（1531），夏言出任禮部尚書，開始加入到禮儀規劃與改革的工作中，作者將這段時期的工作概括爲“在憤怒妒忌的同僚不斷地攻擊下，管理禮儀重建計劃，監管外交關係，管理藩國以及官僚錄用系統……參與皇帝的家庭事務”（126頁）。夏言的內閣生涯則是不成功的，甚至可以說是失敗的。作者無奈地說：“明朝中期的官僚生活中，沒有人能逃離激烈的人機對抗和地下派系”（121頁），夏言也不例外，在作爲入閣預備的禮部尚書任上已經備受攻擊，入閣後第一段任期即因閣臣不和而去職，第二段任期仍然陷入“最高層的對抗”中。雖然夏言作爲“技術專家”治國有術，但作爲大明的首輔，更需要的是和嘉靖帝本人的互動能力，而這並不是夏言所長——最終，夏言被牽入曾銑“復套之議”一案，嚴嵩等趁機發難，“竟坐棄市”。夏季戛然而止，轉入肅殺蕭條的寒秋。 史書評論夏言之死，有“以驕蹇得上惡”之論，故爲嚴嵩所乘。嚴嵩在這方面的性格上與夏言形成了鮮明對比，後人以嚴嵩爲奸臣，實際也是看到了他逢迎上意、結黨營私的一面。是以作者在寫作時，也有意將嚴嵩與夏言進行對比，比如強調他“所擁有的和藹可親的外表和靈活的政治手腕，也正是夏言缺乏的”（149頁），比如兩人在待人接物上“夏咄咄逼人，嚴較爲柔和”（154頁），又比如嚴嵩在接任夏言留下的禮部尚書後，作者以同樣的順序討論了他任內的工作：“包括外交關係、學校和考試，然後是藩國和其他。”（168頁）作者沒有糾結於嚴嵩的貪腐事蹟，而是將重點放在嚴嵩從事的政事及其與皇帝的關係上，指出嚴嵩“不是理論家、反對者，也不是狂熱分子”的中庸、務實一面，當然也沒有否認嚴嵩的野心與慾望。嚴嵩很明白，他最重要的任務是不斷取悅嘉靖帝。當嚴嵩作爲首輔登臺，嘉靖朝已經過半，皇帝已在位二十七年，經歷了春、夏兩季，早已不復當初的熱情。嘉靖帝在統治前半段，不僅精力充沛地參與禮儀重建，親力親爲踐行各項儀式，還樂此不疲地干預羣臣政務，到了後半段，皇帝終於疲乏了，開始沉溺於精神世界的崇道修仙，與羣臣的關係越來越依賴於有限的高級官僚溝通。嚴嵩以道教的青詞取悅嘉靖帝，又能爲嘉靖帝選拔能員、駕馭羣臣，故雖然明知嚴氏一門貪腐，但深居西苑、追求清靜的嘉靖帝卻仍需要嚴嵩爲自己遮風擋雨。嚴嵩擅權近二十年，時“士大夫側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門”，朝政蕭索，國勢日頹，大明已是秋風日緊了。 嚴嵩以逢迎上意鞏固權位，以參劾攻訐使夏言倒臺從而上位，諷刺的是，在擔任首輔的最後歲月，他卻因忤逆上意而失寵，又被隨之而來的彈劾終致倒臺。“嘉靖對嚴嵩有盲目的情感，嚴嵩對自己的兒子也有盲目的情感，但是嘉靖和嚴世蕃之間沒有一絲情感，這最終導致了整個機器的崩潰。”（232頁）隨之上位的徐階是一位傑出的首輔，在其之前的仕途中長期低頭實幹，在外省歷任親民之官、備察民情，在中央處理了包括皇子冠禮、方皇后入太廟、外國朝貢、俺答汗入寇等問題，其入閣前的經歷豐富程度遠超前面的三位首輔，入閣後亦能左右逢源，在嚴嵩擅權期間洞若觀火、隱忍不發，還配合嘉靖帝修道而撰寫青詞，頗膺帝眷。在內閣低調經歷十年後，徐階以嫺熟的政治技巧一擊致命，徹底擊敗把持朝政二十年的嚴氏父子，時爲嘉靖四十一年。今天的我們自然知道嘉靖帝還剩四年壽命，當時的明朝人恐怕也能感到嚴嵩倒臺後的絲絲寒意，嘉靖帝的統治已近暮年。而徐階頂住了下滑中的明朝國勢，讓制度恢復活力、重新注入了能量。在嘉靖朝僅剩的時間裏，他修正了嚴嵩身後留下的統治機器，爲內閣制定了規範——內閣、連同內閣首輔的權責事務，正是在嘉靖朝歷任首輔的實踐中逐漸成型。作者對徐階評價頗高，稱其爲足智多謀的“黨人”，讚許了他擁有豐富的經歷，同時能接近嘉靖帝，在政治上能與官僚打交道、並在適當時機出手（272頁）。正如隆冬仍然蘊藏着生機，徐階所在的冬季雖然迎接了嘉靖帝的離世，但同樣爲未來的隆慶、萬曆之世開啓了革新的希望，如此，似乎新一輪春夏秋冬又將啓動。 全書最後，作者列舉了晚明與清人對嘉靖帝及其時代的評價，大致是晚明人評價傾向於積極，認爲嘉靖帝實現了“中興大業”，而清人則認爲嘉靖帝僅僅是“中材之主”。作者本人的評價兼具兩面，一方面肯定了嘉靖帝在政治上對權力的控制，另一方面則對嘉靖帝的生活與感情表示厭惡。至於四位首輔，作者曾在徐階登場時給了每個人一句簡單的評語，茲錄如下： 張孚敬：犀利的意識形態戰士； 夏言：傑出的技術專家； 嚴嵩：操縱以腐敗爲基礎的官僚機器的政客； 徐階：將個人行爲模式（“致良知”心學）引入高層政治領域、與衆不同的大學士。 日常背後：禮儀、皇權與明朝政治 與大多數人想象不同，政治的日常、尤其是高層政治的日常是非常無聊的，英國著名政治喜劇《是，首相》就自嘲過“批評政府的劇是世界上第二無聊的，第一無聊的是讚美政府的劇”。但這種流水賬式的政治日常，或許才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侯旭東在《什麼是日常政治史》裏反思了“只是關注制度運行中發生變化的若干時刻”和“構建大事件序列或線索”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日常統治”的概念，即：從事件、事件序列、制度轉向關注小事件、事務，關注人與事務的關係，同時亦由關注“變”轉向關注“常”，以及“常”中如何產生“變”。前面提到的《萬曆十五年》，其英文標題“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後半段“不重要的一年”，黃仁宇稱“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爲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後人將這不重要的一年置於晚明的政治變動中，卻能夠發現“風起於青蘋之末”，也正是此意。 我們回過頭來，將本書作者記錄下嘉靖帝與四位首輔日常往來的政治活動，置入明朝政治的長河中，會發現什麼？ 本書最大的背景，就是明朝政治的過分成熟。“它是成熟的力量，其機構發達而穩定，政治思想錨定在文明的黃金時代，在地緣政治上的姿態是確定不變的。治理明代中國的龐大官僚機器也是同樣成熟的，甚至是過分成熟的。”（vii頁）而作爲一個過分成熟帝國，在政治中的體現便是對“禮”的重視。明代中國整體太平無事的氛圍，使得禮儀的重要性超過了國防和國內安全等其他事務（第8頁）。這也是爲什麼，嘉靖帝從未進入京城，便如此強調以何種禮儀入城，之後更是通過“大禮議”才得以鞏固自己的地位。而本書的四位首輔，全都是通過禮部進入內閣這一權力樞紐——在此之前，入閣的踏腳石是翰林院（152頁），同樣是涉及“禮”的部門。而四位首輔入閣前後的經歷同樣可以看出，他們所掌管的事務幾乎都是在配合嘉靖帝、對禮儀進行革新或是維繫。這些看似日常的例行公事，其實正是當時的特點。這也是《萬曆十五年》裏所說的：“統治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專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祕訣在於運用倫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從尊上。”嘉靖、隆慶、萬曆，一脈相承。 本書敘事的線索是嘉靖帝與四位首輔的互動，在這種政治日常的背後，是嘉靖一朝內閣政治的發展。明代內閣政治基本成型於明初楊士奇、楊榮、楊溥即“三楊”時期，他們歷仕四朝，得到了幾任皇帝的信任與重用，“賴朝廷委遇責成之專”，又以內閣學士兼尚書之尊，時以“天下稱三楊，政本在內閣”，“閣權益重”，隱隱有相權之形。（韋慶遠：《三楊與儒家政治》）但閣權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不時仍有部權挑戰，而且始終受到宦官勢力的制約。雖然明人屢以宰相比擬內閣學士，後世首輔張居正也一度被人稱爲“真宰相”，但內閣從未真正擁有過宰相的名與實。歷史學家祝總斌指出，宰相必須同時具備議政權和監督百官執行權，而即如內閣首輔也從未真正擁有過，內閣的權力始終隨着皇帝的倚重與否而漲落。作者在書中寫道：“在16世紀嘉靖治下的明朝，多年穩定統治的關鍵在於皇帝與其首輔之間的個人關係。”（231頁）實際上，明朝臣下權力本質始終來源於皇帝，整個明朝、甚至整個帝制中國都概莫能外。 我們在本書中看到，張孚敬因得到嘉靖帝的支持而能在同僚孤立的情況下平步青雲，夏言因禮儀改革贏得嘉靖帝賞識而入閣、因“復套之議”爲嘉靖帝憎惡而喪命，嚴嵩雖結黨、貪腐，屢遭彈劾，卻能因嘉靖帝保護而毫髮無損，最後倒臺也是由於聖眷已衰，徐階更是在嘉靖帝與嚴嵩間長袖善舞，在嚴嵩倒臺後贏得了嘉靖帝的信賴，直至嘉靖帝駕崩。在四名內閣首輔的身後，是無處不在的皇權——嘉靖帝。本書對嘉靖帝直接着墨不多，讀者或只能在“大禮議”和宮廷事務中看到嘉靖帝的直接表態，但作者在“嘉靖統治的宏大開場”之後、嘉靖帝的四季正式開始之前有這樣一段話： 年輕的嘉靖憑着自身品性的力量，充分運用明朝皇位的傳統特權，以及僅僅六位關鍵支持者的幫助，將自身的意志強加於數以千計難以應對的官僚，再通過他們施加到億萬民衆身上。（33頁）這種權力結構與統治模式，註定了每位首輔所執行的必然是皇帝的意志，嘉靖帝始終沒有離開本書的敘事，即使已經深居西苑，其皇權的陰影仍在每位首輔的身後，揮之不去。是故明代史學家王世貞稱：“世宗晚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故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 本書未竟之處 本書以皇帝與首輔的君臣關係爲觀察明朝政治的視角，以此串聯其他主題，角度新穎，議論隱於敘事之中，可讀性較強。但囿於敘事方式和體裁限制，以及作者對涉及史事的取捨，本書仍有未竟之處。 首先，本書以“皇帝與首輔”爲副標題，而不是“嘉靖帝及其時代”，我們固然不能苛求本書對嘉靖一朝的史事面面俱到，但由於嘉靖朝首輔實際權力並非靡所不綜，並不能完全覆蓋當時的全部大事，當作者將視角侷限在皇帝與首輔、特別是四名首輔在任期間的政事時，本書涉及的史事便很有限了。明人黃鳳翔《嘉靖大政類編》列舉嘉靖朝大事凡十九件： 大禮、四郊、莊肅諡議、章聖南祔、京營、河道、閹宦、二後喪祔、冊立分封、宸章召對、大獄、張延齡獄、甘州兵變、大同兵變、大同再變、遼東兵變、南京兵變、南倭、北虜 以上大事，本書或輕輕帶過，或隱匿無聞，這都是由於首輔並未參與或參與有限，自然無法在自己的奏議、文集中留下過多記載。作者應該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用了相當篇幅介紹每位首輔入閣前的宦跡，但這又帶來了新的問題。 其次，本書分爲春夏秋冬四部分，每一部分均以一名首輔爲中心人物，且記敘每位首輔時不拘於其首輔任內之事。由於四位首輔在事蹟上有大量重合之處，勢必造成“一事而復見數篇 ”——這實際也是傳統紀傳體史書一弊。爲防止重複，作者不得不將一事分系於各人，這造成了原本重要的史事因分列多處而首尾難顧，如“大禮議”和“復套之議”均被分散在不同的章節，其中“大禮議”更被嚴重弱化。“大禮議”及其餘波幾乎覆蓋整個嘉靖帝統治前期，深刻影響了嘉靖一朝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革新，僅就“首輔”而言，尤淑君在《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中認爲“大禮議影響了人際關係、權力結構及政治文化”，嘉靖帝有意賦予首輔大權，以處理君臣衝突，由此纔有了“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即閣權加重、首輔次輔分明的體制。作爲敘述“皇帝與首輔”的著作，實在不應忽視。 第三，作者爲強調明朝對“禮”的重視，所敘首輔工作基本都圍繞服務皇帝的禮儀構建，不同首輔的對比也側重於個人素質和具體庶務，這使得本書並不能完整展現嘉靖朝政治變化的軌跡。古人與當代學者均注意到嘉靖朝在明朝內閣制度發展中的革新一面，明人王世貞特作《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揭示了嘉、隆、萬三朝內閣權力的發展，指出內閣權力愈大，始於“嘉靖入紹，盡掃其蠹而新之，歸政內閣”，特別是從楊廷和開始，首輔地位突出，後來纔有了萬曆朝張居正專權的可能。田澍在《嘉靖革新研究》中指出，內閣權力擴張固然有嘉靖帝有意授權的原因，但歷任首輔的能力及行爲也是不能忽視的，如正是在嘉靖朝，首輔楊廷和成功壓抑吏部尚書、結束了“閣部相持”的局面，其繼任張孚敬“居內閣，則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將百官次序排列成內閣-九卿-監司-守令，以內閣爲百僚之首。這些在本書中都沒有涉及，於是造成了本書第五章中，徐階與嘉靖帝討論內閣性質與作用，嘉靖帝稱“此官（首輔）雖無相名，實有相職”，徐階強調大學士與吏部尚書均至關重要，這一段彷彿憑空出現一般。 此外，本書雖強調“禮”，但對“禮”本身及其對於皇權的意義討論得並不夠，僅將其作爲一個默認的、不言自明的背景知識，也無視了對於嘉靖朝從中央祀典到民間祠廟祭祖制度的變革及關聯——而這正是第二位首輔夏言在禮儀上的重要政績，王學的興起也只在徐階登場介紹時如蜻蜓點水一帶而過。雖然可能是作者考慮到預設受衆和篇幅原因未能深入，但對比本書對“禮”的一再強調，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餘論 當作者筆下的嚴冬過去，隆慶、萬曆相繼登基，大明朝即將迎來一個新的權力首輔時代。到底是四季重演，還是長冬凌冽？歷史的親歷者或許最多隻能感受到風起於青蘋之末，而他們大多數看到的是萬曆以後，廟堂之上衆正盈朝、萬象更新，江湖之遠齊家化鄉、敬宗收族，各地無不以“詩書傳家、簪笏盈庭”爲尚，“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官商，橫遊薊北”，一派“聖明極盛之世”的氣象。因此，在他們看來，嘉靖帝“垂德澤於無窮”，隆慶帝“海內翕然，稱太平天子”，萬曆帝“廟號曰神，殆真如神”，真“聖聖相承”也！ 但站在歷史末端的我們捧起史書後卻能知道，當這個享國日久、過分成熟、崇尚禮樂的龐大帝國重複着日常政治，它的東北部，一個年輕、簡陋、尚武的小部落正在悄悄崛起。

聚焦明朝的“話題之王”嘉靖帝， 透視皇帝與首輔的互動博弈。 提起嘉靖帝，很多人大概會想起高分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裏由陳寶國老師飾演的形象。他在位45年，是明朝在位時間第二長的皇帝。 嘉靖帝可以說是明朝的“話題之王”，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在繼位時爆發了『大禮議』之爭，少年氣盛的嘉靖帝聯合張璁（張孚敬）等人，鬥倒了歷經兩朝、根基深厚的楊廷和集團，開啓了皇權強勢的嘉靖時代。 在統治初期，他意氣風發，作者以春季來對應，首輔是有從龍之功的張璁。之後在嘉靖帝統治的夏、秋、冬季，嘉靖沉迷道教，夏言、嚴嵩、徐階相繼粉墨登場，成爲首輔大臣。而徐階爲了上位，甘居嚴嵩之下，百般討好，待羽翼豐滿之後，取嚴嵩而代之，這段史實堪稱政爭文的典範。 嘉靖帝在位後期常年避居西苑，練道修玄，卻始終牢牢掌控着大明的朝政，精於玩弄帝王心術，試圖在大臣之間平穩權力的天平，琢磨人心。

看完後 感覺自己的文言文水平有了顯著提升 開篇從17歲楚地世子 歷經三年大禮儀後大權在握 雖然統治生涯褒貶交織爭議不斷 還算是有始有終 天選政治家不過如此了 皇權至上 殺伐決斷 掌控人心 首輔就像他手裏的引線 操控他的王朝 經歷四季更迭 春華秋落

這本書的角度很好，用嘉靖朝四位比較重要的首輔闡述執政後的歷史。然而，歷史並不是分段的，作者反覆橫縱跳躍描述，讓人感覺比較難讀。作者對嘉靖帝的評價我比較贊成，“一方面，我尊敬他的勤奮和對權力的理解；另一方面，我厭惡他的生活方式，憎惡他的殘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