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華人大社會學碩士論文選編（2018-2021）

《北大清華人大社會學碩士論文選編》由鄭也夫、沈原等發起，現由盧暉臨、晉軍、聞翔、李丁等繼續。《北大清華人大社會學碩士論文選編》收集鮮活的經驗材料，對問題進行細緻描述並展開較深入的分析。鮮有時下學界頗爲流行的空話套話，以及曾經在別處不知說過多少次的二手話。

一本很有價值的書，很值得閱讀。 從城市到鄉村，從小羣體到普羅大衆，從文學藝術到家庭愛情，社會的複雜性、多樣性在一篇篇論文中被體現的淋漓盡致。 掩卷沉思，人生百態，三教九流，酸甜苦辣，喜怒哀樂，一幕幕活生生的生活畫面不由自主的就在眼前流淌。提醒着我，這個世間還有那麼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那麼多值得探索的未知。 感謝鄭也夫先生的堅持，使我有機會能看到如此精彩的文章。也感謝那些認真去探索社會和進行思考的人們，將如此精彩的各種觀點分享。 文章寫盡天下事，亦肯俯首看蒼生。 與愛好探究社會的朋友們共勉。

讀完三校論文集，感觸凝結成一句話：一定要去做社會學研究生。

看了婚姻、彩禮那一章 不是一般的爛，對婚姻制度的溯源及持續的原因沒有 與"上門女婿"的對比沒有 性別視角沒有 真的是社會學的書嗎？就是人類學也不至於如此吧

大致翻了目錄，都是我感興趣的議題，閒下來一定要讀完。

這本書我只看了感興趣的部分—《個體化理論下的數字遊民研究》，感受如下： 李誕曾說，工作的本質是交易，我們在用自己的時間和才能，通過一家公司與市場交換金錢。公司會產生的原因，就是人們自己直接與市場交易成本太高。 “數字遊民”，就是一羣自我去穩定，直面市場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來換取個體時間和空間自由的互聯網羣體。他們通過互聯網從事生產活動，脫離主流的價值體系和工作框架，選擇將個體命運最大程度地掌控在自己手上。 “屬於自己自由可支配的時間，也是收入的一部分” 他們認爲，“上班，是勞動換取薪酬的日常規律活動，也是重複性的循環和對創造力的磨滅” 因此他們選擇從社會結構中脫嵌出來。 第一次聽到“數字遊民”的概念是在“9號酒館”的一檔播客節目中，女主人公是一位擁有兩年數字遊民生活經歷和1000小時人生教練經歷的女孩，她從大理開始，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新鮮有趣的故事，同時她對自己職業-人生教練的探索也讓我不斷髮出“哇塞，還能這樣”的感慨。 這種很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了我。可能源自於對坐班的疲倦，朝九晚六重複性勞動生活的茫然，我開始思考工作的本質和意義。我想和不同行業的人去交流，想和不同背景的人進行思想碰撞，我相信互聯網有無限的機遇和可能性，也想去探尋更多的生命體驗。 但是理智將我拉回了現實，數字遊民無疑對互聯網賺錢的能力和自我規訓能力有極高的要求，同時這種不確定的生活方式不一定適合所有的人，就如本文提到的，已經在“數字遊民”路上的人，也可能因爲個體自我認同出現危機時，選擇重新回到新的社會關係或結構來實現自身的再嵌入。

整本論文集實在是有些多，選擇性地挑了幾篇自己對研究題目比較感興趣的文章翻了翻，很遺憾的是有一篇關於農村教育的，實在是寫得有些淺，於是最後沒有進行下一步的梳理。 個人選了《身體棱鏡下盲人按摩師的職業生命與生活日常》與《個體化理論下的數字遊民研究——一種自我去穩定的遊牧實踐》這兩篇梳理一下。 何爲身體棱鏡？我覺得是以身體作爲分析出發點，身體作爲實踐的中心折射生活邏輯。這篇文章通過職業身體（秩序化的身體）與日常生活身體（活生生的身體）的“二分”展現盲人按摩師羣體的自我理解與生命實踐。結合常人方法學爲主的日常生活研究理論和身體政治、身體社會學作爲理論框架，解讀他們的生命體驗。 盲人意味着什麼？視覺的障礙決定了的弱勢羣體？鐵板一塊的基本都會從事盲人按摩行業？病態羣體與不正常行爲？…諸如此種見解，我們難以說是錯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刻板印象下的類羣體思維，類化了盲人羣體，簡單化片面化了其異質性的行爲取向。這篇文章的突破點就在於，切換敘事視角，以盲人按摩師爲主體進行兩種身體的互構，以“盲”的身體爲中心，盲人如何形塑職業與日常的雙重線路，秩序化身體下如何在具象情景中完成身體展演與自我認同。 對於殘障人羣，國家完善了諸多條例，從醫療保險到就業寬限，似乎是盲人羣體的維權，提供了可行的生活方式與途徑。但反過來思考一下，這是否也告訴我們，盲人羣體的特殊性被放大，與視覺“正常”人之間的邊界固化？似乎也是如此。這不僅關涉到他者如何理解盲人，也作用於盲人羣體的自我定義。擺在盲人羣體面前的現實困境顯然是，被迫接受設定的無奈之舉or“奮起反抗”，可後者，視覺的既定障礙又能使他們在何種職業路徑得以生存？默認後，又有着主動接受並拓寬想象、維持常態的兩種向度…這樣的理解，似乎在接觸這篇文章之前，也能梳理出來，顯然文章的目的不在於此。 所謂秩序化的職業生命與身體何以形成呢？我們可以理解爲外在動因與內在抉擇的相互作用。生理條件的限制，盲人羣體的職業選擇窄化，按摩作爲盲人技術的主流凸顯出來，反之，盲人羣體選擇按摩居多的現實情況，反過來形成固有觀念，即盲人好像就該去按摩。官方職業定位的分野，醫療行業與保健事業的涇渭分流，盲人按摩師處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尷尬地位。盲人羣體的職業工作中也有性別分化，女性按摩師在職業體驗中會有較多糟糕的“侵犯”。 盲人按摩師又是如何建構自己的職業理解呢？首先，盲人按摩行業存在有區隔，店面規模的大小、從業人員的“盲”與否，都推動着盲人按摩師只能夠選擇低頭苦幹提升技術，以招攬顧客、積累口碑與打造品牌;其次，盲人按摩師藉助消費主義式“保健焦慮”的傳播與再生產，構建“理想化”的身體規劃，在釋放與強化身體焦慮中形構顧客店內店外的“二元”身體（店內的健康身體與店外不加珍重的“病態”身體）;再次，按摩師人際與交談藝術的打造也同樣重要，盲人按摩師在按摩中自覺不自覺地完成了空間生產，顧客與按摩師之間的身體間空間。加之盲人按摩師由於視覺障礙而具有的獨特匿名感與陌生感，以及按摩店的薪資評判標準，盲人按摩師自然而然地與顧客之間會存有交談與溝通，職業關係的社會交往。盲人按摩師也要在聊天策略中有所注意，釋放正能量與聊天技巧的打造，哈貝馬斯式理想言語溝通情境的再現；最後，“醫人易醫己難”，盲人按摩師框定在流水線的按摩作業中，工作壓力飆升，工作強度加劇，身心雙重疲憊卻無人可依。 行業秩序定義和賦予了盲人按摩師的職業身體與意義，在工作日常化中將規則自然化，凝視下社會規訓與自我約束的實現，福柯筆下的身體控制成爲現實。 既已分析完職業身體，我們需要回歸到以“盲”爲中心的生活化身體，再現生活敘事。視力障礙可以劃分爲先天性與後天性兩種，類型學考察在此處還是可以運用的。但無論先天和後天，都無法脫離“想象”這一中心環節。爲何這般定論？我們來思考，作爲先天性視力障礙導致失明的盲人按摩師，自降生至今的生活體驗中都是“漆黑一片”，並沒有從光明到黑暗的極限落差，所以他們的生活更多的是依賴想象，依賴自己從外部客觀描述中拼湊出的“從未擁有過的視覺”得以想象周遭的一切;而後天原因導致的失明，似乎心理層面不那麼容易和解，某一刻的兩極反轉將其拉入深淵，既有的色彩印象繼續延伸與發揮作用，基於已經積累下來的生活經驗，在想象中繼續建構自己的生活日常。可見，實際上想象是兩種不同盲人羣體的“共在”，一種建構空間的時空想象。 盲人羣體生活實踐中突出了“正常”與“病態”的兩極分化。常態與否取決於什麼？又是誰決定的？權力運作與符號話語發揮作用。人們對其同情之餘也難以擺脫“厭惡感”，生怕自己成爲其中一員，所以這也是在社會文化中建構並在實踐中強化的一種“區分”。 制度化規範化背後的生活邏輯是怎樣的？我覺得可以概括爲“出離與迴歸”，即跳脫刻板印象，重新解讀日常生活。在衣食住行中生成的生活經驗，背後以一種模糊的實踐感支撐，其他感官與知覺的實踐爲中心呈現出一種身體技術與生活策略。比如盲人按摩師們也會在交往中表現出對衣服、杯具等物品的好看與否的價值追求，亦可以通過手機讀屏等外部技術延伸感官，以樂觀的生活態度書寫人生。 最後，盲人按摩師個體雖然在社會宏觀結構中處於看似能動性微乎其微的、只能接受設定行動的“被支配”羣體，可顯而易見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盲人按摩師羣體以職業身體與日常生活身體的雙重敘事，展現着“盲”的文化理解與生存策略的智慧。不僅僅是羣體認同，更是生命體驗與身體重構，也是文化資本的積累與輸出。 數字遊民，或許聽起來並不陌生，我們身邊隨處可見的依託互聯網媒體等技術從事自由職業的人，似乎都可以理解狹義的“數字遊民”。正如題目所言“自我去穩定”，數字遊民可以理解爲一羣主動選擇直面市場的風險與不確定性，藉此換取個體時空自由的自我去穩定的互聯網職業羣體。他們的職業策略與經歷，可以概括爲逃離穩定生活與脫嵌、重建安全感與再嵌入、穩定化與長期化三個階段。 植根在科技高速迭代、勞動方式紛繁複雜與全球化大行其道的現代社會，資本流動也存在跨國傾向。外部環境推動下，人們對於工作與休閒的定義也發生了扭轉，工作從生存手段到自我實現路徑、休閒從工作補充到生活態度與方式，人們在實踐中處理工作與生活的關係，以“數字遊民”的形象書寫着自己的身份認同。 作者這篇文章以個體化理論作爲分析框架，把鮑曼、貝克等人的全球化、流動性思考統合爲個體化現象進行思考。不得不說，讀這篇文章還真的補充到了理論知識，題中的“遊牧”，來自德勒茲《千高原》中的遊牧哲學，轄域作爲其分析概念的核心，類似布迪厄所言的場域，是權力場與關係束的集合，突出了權力控制。與之相伴而來的是遊牧策略，我認爲是逃逸線劃定（即解轄域化）與再轄域化的配套與組合。解轄域化簡單理解爲一種權力約束的逃離，再轄域化則指重建新關係。聯想我們日常生活中理解的遊牧人生活，大抵也是好理解的，變動不居，見招拆招，動態生活。德勒茲的精神解救法，是一種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精神分裂”，此精神分裂非彼精神分裂，是一種精神層面的超然與逃脫。 明明有穩定的選擇，爲何要“另闢蹊徑”，選擇脫嵌，逃離穩定的工作生活呢？或許是對自由的理解與追求，坐班制度下枯燥乏味的工作方式令人牴觸，重複的996模式缺乏新意，創造力與想象力被磨損，工作的意義感逐漸喪失…勞動生產不僅控制着商品，也在時空雙重意義上控制勞動者，體現爲馬克思所言的“勞動異化”。人們在工作中其實會追求一種“獨異感”，明確自己的工作與自己本身都是獨特的，都是不可替代且意義非凡的，但顯然坐班制磨滅了這種感受，促動着部分人冒着風險與不確定性走上了數字遊民的道路。風險中博弈伴隨着緊張感與探索欲，在安全閾限不可知、安全閥不穩定中發掘不同的可能性，也許這也是主動選擇自我去穩定的心理動機。但不可否認的是，數字遊民的選擇多數建立在較爲可觀的經濟基礎之上，想來也是，要是最基本的飲食起居都難以保證，誰會冒着風險去“流浪”呢？有趣的是，數字遊民羣體的實踐是一種模糊化歷史的手段，現在同時是過去與未來，塑造一條綿延的時間流，強調現時的生活體驗。 但走上數字遊民道路以後，隨之而來的種種不確定因素又使得其呈現出重建安全感與再嵌入的特徵。數字遊民既已成爲更具自由度的職業選擇，職業生涯的可持續必然離不開自我規訓與約束，即自律的生活態度。脫離制度框架後的個體，工作與休閒的界限模糊化，此時只有自我實現的欲求推動自我管理，工作的完成度才能夠有所保證。試想一下，如果一個較爲懶散的人硬將其扔入數字遊民行業，或許還不如穩定控制下的收入可觀。所以這種自我管理也事關收入與生存。數字遊民羣體不論是套利還是其他手段，都是在接受資本主義的情況下積極擁抱資本主義，夾縫求生。此外，作爲社會性的動物，“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際關係作爲生活體驗的重要構成部分，數字遊民們似乎遇到了些許困難，面對着孤獨感的考驗。流動性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他們不能夠在某個空間建立長久穩定的親密關係，線上與線下的雙重渠道均是如此，只能夠在一次次移動中“斷舍離”。安全感在衆多考量中逐漸消磨，也使得數字遊民羣體產生自我懷疑，安全感的重建與再嵌入成爲了一種選擇。無論是退出數字遊民迴歸穩定生活，還是半退出的搖晃狀態與堅守，本質上都是數字遊民羣體的穩定性與長期性打造的過程。即數字遊民羣體穩定再嵌入與復歸節奏化生活，亦或者是繼續走數字遊民的職業道路，選擇各種道路都無可厚非。 數字遊民的生活實踐中，他們進行着自我去邊界的過程，打破固有的職業想象，擁抱風險與不確定。此處的風險儼然不同於瑪格麗特筆下的社會風險接受，更多的是一種盧曼式的個人選擇隨之而來的結果，不能夠先定地確定其究竟是一種積極意義還是消極意義。個體化也存在着中西文化差異，西方社會的“民主化”進程決定着西方社會個體的生活政治，反觀中國，其實還處於一種解放政治的階段，追求民主權利與社會地位。鮑曼在《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中定義窮人與否的分界線——是否具有選擇自由——似乎也與數字遊民的身份定義有異曲同工之妙。畢竟數字遊民不是流浪者，是自主選擇而非無奈之舉。也許，以後的我，也會在某個無法忍受生活壓力的時刻，走上數字遊民的道路？一切都尚無定論…

讀了其中的《傳統與現代鉚合下的彩禮給付實踐》有點感想： 改革開放以來的城鎮化導致女性經濟水平提升，對家庭的貢獻增加，進而使女兒在家庭中的地位與重要性逐漸提高。但是傳統家庭仍然以父系繼承爲再生產模式，由此產生的代際倫理（養育、成家、養老）要求家庭資源以兒子成家爲目的。因此，彩禮就是女方爲滿足男方的父系繼承需求而損失女兒的補償。 由此看來，高價彩禮的產生女性獨立與父權制衰落共同作用的結果：隨着現代化進程，父權制度已經失去經濟與現實基礎了，但父權制作爲意識形態仍然存在於傳統家庭的代際倫理中。 彩禮本質是一筆“觀念稅”

第一個論文不光對鄉村地區的教育放棄現象有很多具體的分析，能對鄉村諸如舊寨這種類型的學校的學生放棄模式分析提供借鑑，同樣也能夠對當下小城鎮地區的學生學習問題分析提供借鑑。其中大部分現象我都深有體會，看到後有會心一笑的感覺，但這種與文中契合的經歷背後卻是無比心酸的過往。同樣的，其實大城市中放棄現象也十分普遍，就我個人所看到感受到的而言，感覺可以深入研究一下城市地區的教育現狀。

《梳理帖子》 一、良好的學習習慣與教養 1、思維/心理習慣 1）心無旁騖 2）壓制情緒（針對數學系） 4）忍耐孤獨 5）愛好安靜 6）忍受學業壓力 2、身體習慣 耐受長期枯坐 3、負性習慣 1）動力不足、目標渙散 eg：量化自身的學習能力幫助減少迷茫的模糊帶來的壓力 二、 在班級中言談較少（隔離了父母、社區和同輩羣體的不利影響） 三、應試教育的競爭風格 /現代教育制度培養的品質： 耐得住奮力苦學之辛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