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樓裏的女人：山西日軍性奴隸調查實錄

《炮樓裏的女人》這本書揭示了日寇侵略中國在農村犯下的滔天罪惡，讀來令人髮指。他們也是人啊，又不是動物，就一點惻隱之心都沒有，把這些普通的農村婦女不當人對待，只是他們泄慾的工具，沒日沒夜地發泄。他們也有父母、姐妹、子女，可是到了中國怎麼就變得禽獸不如了。完全是對中國人的蔑視，把支那人當作牲畜對待，所以永遠不能原諒日本人。 對作者的堅持和揭穿罪行的韌性感到敬佩，幾十年如一日，到處搜尋受害人，一次受害人不說，就去十次八次，鍥而不捨，終於一個受害人帶起另一個受害人，一個接一個拜訪，細緻地把侵略者的罪行記錄下來。是最真實的記錄，是貼近生活的記錄，是血淋淋的事實，是發自內心最深處的控訴。本來受害人準備帶進棺材裏的，一輩子也不對人說，連最親的家人也沒有說過。可作者寧是拼着自己的耐心把它們挖掘出來，示於世人。

這本調查實錄是價值極高的史料（按照史料分類方法屬於口述史料），承載着歷史記憶、展示了歷史證據，也推動了相關研究的發展。 關於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慰安婦的調查研究算是小切口的研究視角，在日常的學習與研究中相對小衆。對於慰安婦這一羣體，之前只知道她們境遇悲慘受盡折磨，但對她們具體的受害經過與內心活動無從知曉，也少有渠道能進行了解。本書作者經過十幾年的追蹤奔波、耐心引導，方能從一些倖存受害者口中收集到如此詳盡的史料。全書並無華麗的詞藻與抒情的感嘆，但通俗樸素的文字描述出受害者們那許多個日日夜夜遭受的各種暴力脅迫、身心折磨、人格侮辱、飲食取暖虐待，這些非人待遇僅僅是閱讀文字都讓我覺得渾身難受，不忍再讀，但還是勉強讀完了，只有一種感受：作爲女性能生在和平穩定時的中國，我真是三生有幸。 書中侯冬娥、楊壯來等受害者飽受摧殘，歷盡艱辛，還能頑強地活到七八十歲遇到本書作者參加訪談，究竟是怎樣的身心素質與堅定意志支撐着她們在泥濘中向陽而生堅強的活？我自問若我有此經歷，極大概率早就不堪忍受而輕生或者年紀輕輕就鬱鬱而終了。我由衷的敬佩她們的堅韌與勇敢。 通過本書也讓我意識到，慰安婦經歷給受害者們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肉體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屈辱，而是一場貫穿終生的長久傷痛，比如很多人終身患疾、無法生育、難以嫁人、遭人非議、親人死散等，這些或顯或隱的傷口終其一生都無法癒合。傷害雖在一時，可痛苦持續一世！

日本兵殺了人家的父母，然後當着人家死去的父母強姦輪姦少女。有的12、3歲也不放過，然後再把這些少女抓去做慰安婦，不僅性侵還要進行毆打折磨，如果讓他們不高興，還會捅下體殺死這些女孩。對男的也進行了虐待，罐冷水，壓肚子，肛門和嘴都冒水，再用烙鐵燙，最後用狼狗咬死。 其實落後確實是要捱打的，說是印度人沒有底限，但是你看那個時候中國作爲弱者的時候，這些日本鬼子更加邪惡，幾乎都把女性全糟蹋到不能懷孕，有的流血不止也不會停止。我們被教育要同情弱者，但是通過書裏的描寫就讓人發現，這個時候越是體現你的痛苦，這些日本鬼子就會笑的更大聲，痛苦使他們感到愉悅。 以前9.18那個長鳴，侵華也只是課本里或者大家提起、抗戰片裏給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抗戰片大部分還是那種拿鬼子當猴耍的劇情。今年看完里斯本丸沉沒之後，雖然里斯本丸講的不是侵華歷史，但是日本鬼子在電影中的殘忍以視覺表達衝擊到了我，今年那個鳴笛開始讓我切實感到悲傷，作者做這個訪問是很有意義的。我希望那個鳴笛對我來說不僅僅是鳴笛，要確實讓我記住一些東西，或者說一種信念，還是要盡力使自己不要處於那種變成砧飯上的魚肉的境地。

戰爭的罪惡，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人類父權社會對女人的滔天罪行，戰爭中的性犯罪…………這些滔天罪行至今沒有得到清算，應該讓全世界看到這本書，看到這些當事人的證言，向全世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勒令日本政府道歉、賠償！

默哀一下 以示尊重 心情很沉重 和平生活來之不易 珍惜身邊人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感恩

我本來打算在去年的12月13號發佈這篇書評，因爲那天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當天發佈的話更有銘記歷史、砥礪前行的意義。 後來我想了想，“慰安婦制度受害者”這個話題，什麼時候討論它都有意義，尤其在她們一個個離我們而去的今天，在她們依舊沒能得到侵略者態度誠懇的道歉與賠償的今天，更應該有人站出來，讓這個話題永遠擁有持續不斷的熱度。 更何況爲受害者鳴不平，呼喚全社會的關注，也不需要在某個特定的日子裏去完成，因爲每一天我們都能爲之發聲、吶喊。哪怕爭取到遲來的正義，對她們而言，已經是畢生的安慰了。 Part 1 成書背景 《炮樓裏的女人》是一本報告文學合集。它包含作者張雙兵在山西省盂縣（今屬陽泉市）和陽曲縣（今屬太原市）這兩個地方所做的“慰安婦制度受害者”調研實錄。 自1982年以來，他一直堅持爲日本侵華戰爭受害者爭取到日本政府的賠償。 他也是我國大陸地區首批關注“慰安婦制度受害者”的民間學者之一。從山村小學的教師、烏河文學社的社長，到揭開歷史真相的社會活動家，三十多年來，他一直用自己的力量感染、鼓舞着其他國內外正義之士。他和他們一起讓全世界看到了這個特殊的羣體。 他同時還參與了紀錄電影《二十二》和《大寒》這兩部作品的拍攝。去年9月18日，在衆多日本華僑和留學生的幫助下，電影《二十二》在日本的東京和大阪這兩座城市公映。 截至去年11月10日，該電影提到的老人已經全部去世。 在張雙兵本人的作品中，也有許多老人沒能等到正義出現，便因爲身體原因撒手人寰。 盂縣報告中提到的侯冬娥老人是我國大陸地區第一位站出來控訴日軍暴行的戰爭受害者。 但是出於心理壓力和當時的社會輿論壓力，從1982年到1994年，整整十二年來，她從來沒有向張雙兵正面提及過自己的經歷，直到她看見他帶來的北京方面的親筆信，得知自己終於有機會向日本政府索賠時，才肯把殘酷的史實公之於衆。 Part 2 典型案例 下面我以第一人稱視角，向大家簡述一下侯冬娥老人的故事。 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又是村“婦救會”主任，負責帶領全村的婦女做軍鞋、藏糧食；半夜和大家一起躲山洞，防止落入敵手。我長得很漂亮，人們都叫我“蓋山西”。村裏的漢奸把我出賣給日本的紅臉中隊長，導致我天天躲也沒地方躲。還是黨組織力量大，給我指導藏身的地點，掩護我每三天一換。 可是後來，這個紅臉隊長拿僞村長15歲的小女兒做威脅，要他說出我的藏身地點，他只好如實相告，求中隊長放過他的女兒。這怎麼可能呢？當天晚上，他們就當着僞村長的面輪番欺負了他的小女兒，第二天一大早再來我家的地窖裏把我抓走。我拼死抵抗，但依舊無濟於事。 被抓進日寇據點的頭天傍晚，我遭到了兩名看守士兵的強姦。本着長痛不如短痛的原則，我想撞牆自盡，可是想到我五歲的兒子和剛滿月的女兒，以及還需要開展的敵後婦女工作，我決定忍下這份屈辱。紅臉中隊長玩了我三天，隨後將我關進一座大房子裏。除了我以外，房間裏還有六個女人，她們都是從別的村莊被抓來的。不管白天和晚上，我們都只能光着身子睡在日本兵搶回來的被窩裏，任由他們隨意抓一個出來當衆強姦。 有一次，我記得來的日本兵非常多，一整夜我都沒有休息。後來睡我身旁的張曉妮說，她數了數，那天晚上我們身上一共過去了50多個日本兵。沒過多久，我的身體完全垮了下來，子宮和陰道無休止地大出血，體質越來越差。 如果不逃走，真的只能死在這兒了。於是某天深夜，我趁日軍守衛們換班的空檔悄悄溜了出去。幸運的是沒人跟過來，我不顧渾身上下的痠痛拼命往家跑，可惜天公不作美，剛跑出去沒多久，濃霧就遮掩了回家的路，再往前一步，我跌下了懸崖。我忍着劇痛爬進一堆灌木叢裏，想着在這兒死了也好，至少還能落個乾淨的名聲。可是第二天清晨，日本人還是發現了我，並將我捉回去繼續折磨。 黨組織得知我的境遇，一直在外圍想辦法營救我。幸好我的身份從未暴露，否則還會牽連其他同志。 組織上找到安插進日軍據點的特工李四銀，這個人表面上是僞軍小官，在日本人面前也挺得臉，有天晚上趁日軍換班的空檔，他單獨找到我，跟我說出了營救計劃。我服從黨組織的安排，吞下了他悄悄給我的生鴉片。李四銀逢人就說“蓋山西喫鴉片自殺了”，紅臉隊長讓軍醫給我做身體檢查，證實我的確服用了大量的生鴉片。他想着既然也玩膩了，要死乾脆讓我回家去死，再加上李四銀在旁邊賠笑臉、說好話，還給了他不少錢，他最終決定放了我。 第二天，李四銀僱了幾個村裏的民工把我擡回家。剛進門公公婆婆就哭着對我說，在我被侮辱的那段時間裏，我剛滿月的小女兒因爲奶水不足，身體抵抗力下降，一場小小的感冒就輕而易舉地奪走了她的生命。 我絕望到了頂點，險些哭瞎雙眼。幸好平時還有公公婆婆和五歲兒子的安慰，才讓我從身心的雙重打擊中慢慢恢復過來。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想過去死。我主動恢復了黨組織關係，身體剛有所好轉，便挑起了領導全村婦女積極抗日的重擔。 日本鬼子險些把我折磨致死，是黨組織把我從魔鬼手中救了回來，我真恨不能親手宰了這幫畜生，可我不會放槍不會舞劍，我只能努力工作報答黨的恩情，盡心盡力地爲抗日工作奔波。 不幸的是，紅臉隊長在我家周圍放了密探，時刻監視我的行蹤。那個密探看到我能在院裏劈柴，有時又能下地幹活，便向紅臉隊長彙報。紅臉立刻派出幾個日本兵，到我家來把我抓進他們的據點，關進房子讓日本兵糟蹋。 再次被抓進慰安所，我心中的痛苦比之前更加深重。第一次能被黨組織全力營救出來，這一次我還能活着出去嗎？ 那個時候已經是1944年，進圭據點的很多日軍都被調到其他戰場打仗去了，這裏的兵比前一年少了很多。有時候在哨兵的監督下，我們可以出來走動，也可以到其他房間串門。在此期間，我結識了跟我一樣被抓進來做慰安婦的難姐難妹們。我們互相鼓勵，彼此寬慰，熬過了相當困難的一段時光。 三個多月後，婆家、孃家和其他親戚一起湊了150塊大洋送到日本兵手裏，把我從地獄裏救了出來。我本以爲生活能夠慢慢好轉，可沒想到公公婆婆在數月內相繼去世，早就打好的棺材被日本兵搶去給他們戰死的同伴用了，我只能用草蓆一卷，將兩位老人葬進了祖墳。 這個時候我發現自己懷了日本兵的種，我深知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告訴任何人，更不能把這個孩子生下來。於是我故意做些高強度的、危險的勞動，也不給它供給營養，終於靠人力把它打掉了。可是我因此大出血，從此以後再也沒了生育能力。 我一個人操持着自己和兒子的生活，直到1951年丈夫才從外鄉回來。原來他早就聽說我被日本兵強徵做了慰安婦，覺得我身上“不乾淨”，所以找了個小老婆。更可恨的是，他還把兒子搶走，讓我淪爲無依無靠的棄婦。 我不得已回到孃家高莊村生活，由於能證明我黨組織關係的上級均已戰死，導致光憑我空口白牙自證清白，是洗不清所謂“漢奸”罪名的，於是我被開除黨籍。 沒了丈夫，沒了兒子，沒了黨組織，可我還得活下去。在村裏人的撮合下，我嫁給了第二任丈夫，可惜我不能生育，只能從家族宗親裏抱養一個孩子給他傳宗接代。 老天不長眼，沒過幾年第二任丈夫因病去世，孩子歸家族撫養，我又失去了自己的依靠，只能委身一個連話都說不利索的爛鼻子老頭。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我們兩個都先後得了腦血管病，身體活動不方便，已經不能再勞動。再到90年代，又發展成腦血栓後遺症（半邊偏癱），拄着柺杖，行動更加不便。 可我不願意死，我要知道日本政府對我們是個什麼態度。於是我果斷站出來，在雙兵同志的幫助下寫訴狀、接採訪，不能去日本作證，我就在國內號召大家都站出來討回公道。可惜的是，我最終沒能等到日本政府一個字的回答。 1994年4月，我在病痛中走向了死亡。 以上就是侯冬娥老人的故事，她是作者張雙兵接觸時間最長，瞭解得最詳細的一位戰爭受害者。除了她之外，在他最開始調研那十二年間（1982年至1994年），還有李秀梅、萬愛花、劉面換、周喜香、郭喜翠、馮壯香和陳林桃等一共八十多位倖存的受害者。 可以說她們每一個人的經歷，都讓我內心感到分外悲痛。和侯冬娥老人一樣，周喜香老人也是一名共產黨員，不過她的身份因漢奸告密而敗露，爲了保護老百姓，她與其他十名男同志一起被日本人抓進據點監獄狠狠折磨。 白天，他們拿她當共產黨員，在她身上施加各種慘無人道的酷刑，逼她出賣黨組織的聯絡點。夜晚，他們就用她發泄獸慾，讓她做供人淫樂的公共性奴。 我在日本兵的身體下面根本不是一個女人，而是一個物件，還不如一條狗，一頭豬，只是他們的一個性工具。像一塊木頭，一聲不響，一動不動地任憑日本兵在身體上施行暴力，有的日本兵發泄時打我、擰我，甚至於還用牙齒咬我，我有時也會麻木得感覺不到。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間看到全身的傷痕時，纔會感到渾身的疼痛。 1944年5月，八路軍第十九團某部第二中隊接到線人密報，稱日軍要把這批共產黨員轉移到另一個據點。他們在半路設下埋伏重創日軍小分隊，將包括周喜香在內的11名共產黨員救了出來。但由於在獄中飽受折磨，周喜香徹底喪失了生育能力。 除了直接受害者外，張雙兵還走訪了部分去世受害者的家屬。南二樸的女兒楊秀蓮向他講述自己母親的親身經歷。 自打我記事起，媽媽就經常在我我耳邊說日本鬼子的暴行。那時我聽不懂，後來我才知道，我母親當年多次被日本兵抓住，關押的時間又比較長，影響很大。1942年春天，日軍駐紮河東據點的兩名小隊長來南頭村強搶民女，我母親是其中不幸的代表。 她被他們關押了一年八個月，期間還生過一個男孩。那個男孩只活了幾個月就死了。我姥爺賣了好幾畝地，希望能把女兒贖回來，可惜無濟於事。媽媽用腰帶上吊自盡，被翻譯官救下。她沒有死成，就想到了逃跑，但是每次都被抓回去，然後遭到更慘烈的折磨。 有一次，她逃回了孃家，日本鬼子追上來，當着她的面把我懷孕的姥姥和兩個年幼的舅舅全部殺害。1943年，兩名小隊長被調到戰場去，母親還是沒能逃離日本人的魔爪，又被一個叫苗機的小隊長霸佔，這一佔就是兩個多月。期間她想過逃離，但每次都沒有成功。 終於有一天，她又趁機逃了出來，一路跑到陽曲縣一個村子裏的親戚家。日本兵多次尋她未果，一把火把她家的房子燒了個一乾二淨。她隻身一人流浪數年，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後，我母親才放心地回到孃家。 在姥爺的努力下，他們蓋起一間小平房，村裏人也幫我母親介紹了婆家。由於她失去了生育能力就抱養了一個女兒，起名楊秀蓮，也就是我。沒想到十年特殊時期，我媽媽因爲她過去的一些事情收到了牽連而被迫害，被勞動改造關押兩年，後來雖然得到平反，但終因經不起社會輿論的壓力，帶着滿肚子冤屈上吊自盡。1992年8月，有人提出要幫助她們這些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要賠償，我十分激動，決定繼承母親的遺志，爲她伸冤報仇。 上面這三段口述的事實，只是衆多殘酷真相的冰山一角，還有很多過於悲慘的遭際我就不在視頻裏詳盡闡述了，歡迎大家看完節目以後備好紙巾，直接閱讀原作。接下來，我將爲大家補充日本方面對待這羣戰爭受害者的態度。 Part 3 艱難維權 張雙兵組織了三批“慰安婦”制度受害者遠赴日本起訴，被告是日本政府。 第一批原告爲李秀梅、劉面換、周喜香和陳林桃這四名老人；她們在1995年8月7日來到日本東京，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和賠償的訴訟請求。她們的起訴得到中國律師和日本部分律師的積極支持。 一審敗訴後，她們連續上訴6次，2004年12月15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以“國家無答責”和“訴訟時效已過”爲由，駁回了山西受害羣體的上訴，原告方敗訴。此後到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終審判決駁回，維持原判。 第二批原告爲郭喜翠和侯巧蓮這兩位老人。她們於1996年2月22日來到日本東京，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並賠償她們的損失。 只不過這次，原告之一的侯巧蓮老人還沒等到判決結果，便於1999年5月病故。兩年後的2001年5月30日，東京地方法院做出駁回原告要求的判決，2001年6月，原告之一的郭喜翠老人上訴到東京高等法院。 2005年3月18日，東京高等法院再次做出駁回原告要求的判決，並首次支持了日本政府提出的“請求權放棄論”的主張—— 該判決認爲：1952年《日華條約》締結時已放棄了國家賠償權，中華民國政府是“正位政府”，與日本締結的條約是有效的，關於戰爭賠償問題是適用國家間的，不是限定在部分地域適用的，因此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中國全境，都可以適用《日華條約》。 這就等於什麼呢？等於用前朝的劍斬本朝的官，等於你去得到“庚子賠款”的國家喫霸王餐，喫完以後人家要你結賬，你說老佛爺已經替你付過了一樣離譜。 原告郭喜翠老人上訴到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4月27日，日本高院終審判決原告敗訴。第二天，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在北京發表《聯合聲明》，對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的終審判決表示強烈抗議，認爲判決不當，是爲日本政府推卸了本無可否認的法律責任。 第三批原告包括萬愛花、趙潤梅等九名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南二樸的女兒楊秀蓮。1998年10月30日，一行10人抵達日本東京，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狀告日本政府。2003年4月24日，東京地方法院作出了駁回萬愛花等原告要求的一審判決，但認定了加害和受害的事實。 2005年3月31日，東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審判決，維持原判。7月，萬愛花等原告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訴，是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判決原告敗訴。 Part 4 殘酷現狀 直到現在，以上三批原告都沒有勝訴。 日本政府從地方到中央都對她們的受害事實採取消極否認的態度。不僅不肯認錯謝罪，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傷害受害者感情的事，爲自己的侵略罪行辯護，掩蓋侵略事實，美化侵略行爲。 尤其是這些被日本兵糟蹋過的女性，她們當年承受日本軍人的殘酷迫害，在身體上和心理上受到的打擊是難以想象的。她們有的因此喪失了勞動能力，一輩子沒有經濟收入，依靠別人的憐惜和施捨度日；也有的甚至因此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利，到了老年，無依無靠，沒有經濟來源，得了大一點的病，就幾乎沒有康復的希望，只能等死。她們中的大多數已經在戰爭年代和戰後的幾十年裏陸續逝去，只有一少部分活到現在。 這一少部分中的幾位受害者衝破幾千年封建社會強加給她們的層層枷鎖，不顧兒女和親戚友人們的極力反對，頂住精神和輿論上的壓力，勇敢地站出來，指控日軍的暴行。只有她們自己知道，恢復名譽對她們來說是多麼的重要。 一個悲觀的現狀是，截至2023年11月10日，電影《二十二》中的所有老人均已去世。 經上海師範大學慰安婦研究中心調查確認的，我國大陸地區登記在冊的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僅剩9人。 我國臺灣省“婦女救援基金會”已知的最後一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也於2023年5月10日過世，享年92歲。 截至2023年5月2日，韓國登記在冊的在世“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僅剩9人。 這個數字還在一天天變小，8、7、6、5、4、3、2、1，直到有一天徹底變成“0”。 而我們的敵人正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甚至想扭曲不爭的事實，以達到動搖中國文化根基、摧毀中華民族精神的地步。別覺得我在危言聳聽啊，要不然“殺人誅心”這個詞是怎麼來的？ 那我們能做什麼？ 一句話，做能做的事，發能發的聲。即便你的個人力量跟我一樣微不足道，但依然請大家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我們將歷史真相代代相傳，那麼永遠都會有人記得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犯過的滔天大罪。 她們，不容遺忘；它們，也不容遺忘。 我仍相信，沉冤昭雪那天一定會來的，只要我們一起努力。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或感受，也歡迎補充相關的歷史資料，讓更多人通過這部報告文學作品，注意到“慰安婦”制度受害者這個特殊的羣體。 用歷史思維解讀文學作品。我是一串山胡椒，我們下本書，再見。 PS：這篇書評是我在B站發佈的視頻節目《被迫成爲“慰安婦”的她們，如今怎麼樣了？》的文案。我也同時將它發佈在了我的個人微信公衆號“椒麻園”裏。公衆號版本有豐富的配圖，歡迎大家查閱。以及請勿以任何形式洗稿或抄襲。

乘火車地鐵的片刻拼湊讀完這本書，車上的冷氣十足伴着沉重的史事不寒而慄。 影院看《二十二》的那天格外的累緩緩的生活記錄幾欲入眠。真的作爲一個山西人的觸動特別大，我知道慰安婦知道這個詞的含義，但也就僅此而已。多數老人晚年悲涼，一個老人泣哭:不舒服不舒服，我不要說了。眼眶紅了一圈，葬禮是我親自接觸過的，真實的可怕。 比較算喜歡歷史，看過古代研究過民國慚愧從來沒敢想着探討抗日，載滿了鮮血的史頁翻不得碰不得，沒勇氣吶。 人爲什麼要親眼見證自己的衰老然後死亡？這是一件多麼殘忍的事情。不如肆意放縱而後化股青煙。這些將死的老太給了我新的感悟。“說道苦，沒人比我更苦但是沒想過要死，這世界紅紅火火的我要留着命來看”一生活在痛苦中卻說：這世界真好。人只罷一生那我且自安好。 我十分佩服站出來的老人，歷經地獄卻又堅強向生，衝破壓在身上的所有精神束縛要打得一場公道贏得一聲道歉。然也有的聲音:不是安慰不是同情充滿了惡意，這些個被糟蹋過的老太太爲什麼還有臉活着？ 人的生活是自我的選擇，英愛衝着鍾芬嘶喊:那你就這麼賤的活着吧。她回:死亡纔是最輕鬆的選擇。我要回家，看媽媽看鐘吉。 劇尾點着歷史不該忘記，怎能忘記。 2017-8-24  11.24

無法評說，內心很難過。難過於戰爭中的女性不僅要承受被人凌辱的痛苦，還要承受家人鄉人的排斥與離棄。有一位婆婆，丈夫在外革命，家中全靠她。她被凌辱本想自殺，想着家裏的孩子和婆婆和公公含恨活下來。一個人撐起一個家，她的丈夫卻在外已經有了新的妻子，回來後把她趕走，切斷她與孩子的親情。逼她只能再嫁去謀生。她丈夫的行徑真的太過於讓人寒心。 這些女子受盡折磨，艱難求生。卻一次又一次地被家人背叛。或者是沒有了生育能力就被無情拋棄。彷彿她只是一個生育機器。唯一一個婆婆有人愛着，還是她的孃家母親爲她而死。 爲了無謂的貞潔，這些婆婆被強姦之後對於丈夫對於鄉人的指摘都一一接受，因爲他她們認爲自己不再幹淨。彷彿所有人都站在了道德高地，所有人都有資格去謾罵、嫌棄她們。髒的從來不是被強姦的女性是施加這些禽獸之心的日本兵。這麼正義凜然的話爲什麼不去懲罰那些犯罪的日本兵？反而去責難受苦的女性。大家都是受害者，爲什麼還要互相侵害？ 對女性羣體的貞潔觀綁架，古有貞潔牌坊現有女性坐要有坐女性的坐姿，反觀男性manspreading確是尋常之事。 再看看最近的JM漫畫事件，榮譽化慰安婦和赤裸裸的戀童。還有一堆人在爭辯創作自由。

太慘了 這是我看完這本書的第一感受。 閱讀的過程非常艱難，很多時候我都要歇好幾天才能看下一段。中後期由於本書編排上的問題，很多婦女的講述其實相差不多，只是羅列名字和村子的不同，卻無法再給讀者提供更多信息，讓後面的幾篇採訪淪爲單純的數據，不得不說是一種失誤。苦難看多了也就是不是苦難了，只是一長串數據了。爲了對抗這種敘事方法上的乏味，我要求自己盡力去統計每一個婦女經歷上的相同和不同之處，這樣才促使我讀完這本書。 本書寫的是山西一些地區的女性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抓到炮樓裏做性奴隸的真實事件。 大多數婦女都生於1920年左右，我記得甚至有一個生於1930年，她1944年被抓去的時候年僅14歲不到 這些女性有的年齡大一些的，是婦救會的領導人，有的給八路軍做過軍鞋，有的丈夫是八路軍，有的父母兄弟都在抗日，但是無論是什麼，都擋不住她們被抓，也擋不住鬼子強姦，輪姦，毆打，侮辱她們，真的想不明白，成天宣傳這個大捷，那個大戰，李雲龍動不動就打平安縣城，那這些婦女被強暴的時候，應該保護她們的中國軍人在哪裏？ 絕大多數的婦女經歷的流程是: 聽到說鬼子下鄉掃蕩了，然後急忙想躲到山裏，躲到地窖裏，躲到在地去，結果來不及的，直接被鬼子堵住門被抓走。 大部分是有漢奸帶隊的，也有偶然遇到的，絕大多數被抓的女性非常年輕，還有幾個主動提過自己年輕時候非常漂亮，可以看出鬼子的挑選似乎有一些規律，有一個八路軍家屬說過自己在1944年，和1903年左右出生的母親一起被抓，被強姦，她的母親已經四十一歲了，在傳統社會里遠稱不上年輕，可能是鬼子對於抗戰力量的報復。 被抓進炮樓裏沒有別的，只有無休無止的強姦和輪姦，能活下來的，都是反抗沒有那麼激烈的和運氣相對較好的。很多講述中，跟她們一起被抓的女性當中，反抗強烈的都被殺了，運氣不好沒有撐下去的，最後也死了。 如果家裏能夠拿出銀元來贖人，鬼子有時候也會放人，即使是家裏有抗日力量的，也在交錢以後放回去，但是無一例外不是帶着滿身傷痕，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一般贖人的價格都是在100塊大洋左右，我記得有個好像是80多塊也放人了。 也有運氣好中途逃跑了的，也有遇到看守的中國人實在看不下去偷偷放跑的，還有一個是求了一個面色比較友善的日本人放了自己的，這些情況佔比很低，大部分還是被贖回去的。 回到家有的花了三四年養好身體了的，有的一輩子殘疾的，大多數都是身體養好了，但是再也無法懷孕了，如果年齡大一些，在被日軍抓走之前有過一個或者幾個孩子還好，萬一沒有，只能抱養或者維持一輩子無兒無女，晚景悽慘。 這些婦女之所以能夠回來，絕大多數都是自己的父母把家中的田地房產變賣救回來的，我記得有一個好像是叔叔出錢的，很少有婆家，或者是丈夫出錢贖人的。出來以後也是在自己孃家養着，其中有好幾個明確說自己被日軍搶進炮樓以後出來，被丈夫嫌棄，要麼跟其離婚，要麼就帶着別的女人私奔，非常少能有繼續原有婚姻的情況。 由於遭受了鬼子的折磨，這些婦女的一輩子徹底變了樣，很多人原本身體很好（這也是應該的，畢竟她們那時候大多數都是十五六歲，二十多歲，正是一輩子最好的年紀。），但是經過這些事情以後，身體機能大大下降，名聲也是一敗塗地，這種情況下，很多人經歷多次婚姻，很多次改嫁，也是可以預見的，好多人出來以後主動找那些身體殘疾，原本就應該打一輩子光棍的男性搭夥過日子，就這樣還一輩子被對方看不起。 也就是說，對於這些女性來說，造成她們不幸的罪魁禍首當然是鬼子，他們的殘忍永遠的改變了這些婦女一生的命運。但是，當鬼子兵走了以後，或者說他們逃出魔窟以後，等待她們的也不是全是理解和同情，更多的是來自周邊的指指點點，讓她們受到了二次傷害，也讓她們的身心再也無法修復。 無論是帶領鬼子來抓人的漢奸，還是無情拋棄妻子私奔而走的丈夫，又或者是在她們背後傳她們閒話的愚昧百姓，他們都是中國人，他們雖然不是鬼子，但他們又都是鬼子

慰安婦，此詞來自抗戰時期日本軍隊。日本鬼子在侵略佔鄰各國期間，不僅給佔領國造成巨大的創傷和破壞，也給佔領國的民衆帶來巨大的精神恥辱和傷害…。至今，日本政府以時效過期爲理由，拒絕任何國家當過慰安婦的賠償。學學戰敗國德國，不但對猶太人墓下跪，公開道歉，而且賠償猶太人戰爭損失。不僅贏得世界各國的諒解，並且德國經濟建設得到恢復，國家迅速崛起，這纔是大國應有的擔當。知錯就改纔是好孩子。日本不知錯、不認錯，死豬不怕開水燙，願怎麼着怎麼着吧…。對待這樣賴皮狗，我們受害的百姓真的沒着嗎？試目以待，靜等日本政府懺悔認錯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