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他鄉是故鄉：司徒雷登回憶錄

《原來他鄉是故鄉：司徒雷登回憶錄》既是一部個人回憶錄，也是一份兼具史料與思想價值的歷史文本。 全書共十五章，前十二章大致按時間順序回顧了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的經歷，後三章則是整體性的反思與總結。作爲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之子，他自幼在杭州長大，畢業於金陵大學預科，後赴美深造，獲得神學和教育學學位，立志回中國傳教辦學。1919年，他受聘出任燕京大學首任校長，親自完成校名、校徽和校園規劃，四處籌款，選購勺園舊址，奠定了日後“花園大學”的格局。抗戰爆發後他留在北平，1941年被日軍軟禁，在囚禁歲月中仍維持教學出版，盡力保護師生安全。1945年他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深度介入國共談判，1949年國民黨政權垮臺前後，他堅持“一箇中國”立場，反對在聯合國製造“兩個中國”的可能。1950年因健康原因返回美國，開始撰寫回憶錄，後因中風由友人代筆完成最後幾章。 這本書最大的魅力在於作者的多重身份——燕京大學的創建者、二戰期間的被囚者、冷戰初期的外交官——集於一身，使他親歷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遷。書中有大量生動細節，從籌款買地到校園設計，從被囚時的讀書筆記到與國共雙方高層的私下談話，讀來如臨其境。尤其最後三章，他集中討論中美關係、宗教使命與個人信念的衝突，對自身“雙重文化身份”進行了深入反思。 司徒雷登在書中反覆說過一句話：“我一生在中國，也屬於中國。”這句自白道出了他跨越文化與國界的複雜情感，也爲讀者理解這部回憶錄提供了一把鑰匙——它既是一個“外國人在華五十年”的私人記憶，又是一部觀察中國鉅變、反思中美關係的時代記錄。

以爲的司徒雷登和自傳裏的司徒雷登還是有很大區別，司徒在中國長大並且生活了五十多年，對中國人的感情我並不懷疑，由其在建立燕京大學過程中的艱辛，且無論建立其目的是否有其說的那樣高尚，這所大學也是實實在在的爲中國培養了一些可用之才。 但是在後期做爲美國駐華大使，代表着美國的利益，難免對看待及處理中國問題，以及GD問題上有失偏頗，對於果黨是應該是“真愛”，只是果黨不爭氣。 這本書，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司徒，也間接的瞭解那段歷史的一個小片段，蠻不錯的。

司徒雷登寫自己在中國出生、長大、創辦燕京大學，後來當了美國駐華大使。他寫自己怎麼在戰火裏保護學生，怎麼在國共之間奔走，怎麼在離開時回頭看那片土地。他說他一生都在兩個國家之間，到最後哪個都是故鄉，哪個又都不是。

全書誠懇真切、樸實無華。一位將畢生心力傾灑在華夏大地上的外國人，足以值得所有國人的敬重。爲了讓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走出愚昧的困境，四處奔走，到處遊說，募集資金，創建大學，孕育出那麼多有才華的莘莘學子，前無古人，功績啓蒙，實在是了不起的事業。記錄歷史詳實謹慎、真摯細膩，而末尾的總結足顯一個外交家的精神高度。向燕大的老校務長致敬！

對司徒雷登重新認識開始於2010年央視十套播出的《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三集紀錄片。 “燕京大學的創造者司徒雷登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的一個居民區裏，司徒雷登的一生都在爲中國的教育事業而付出，創造出了中國教育事業的輝煌成就！” 燕園（今北大校園）景色是世界最美麗的。司徒雷登說，燕大校舍應該融合古典外觀和現代裝潢，這就象徵着中國文化和現代知識的完美融合。所以學校的建築外觀保留中國傳統建築風格，非常喜歡中國古典建築的建築師亨利・墨菲成爲燕京校舍的設計師。爲了建校籌款，司徒雷登和哈利・盧斯辛勤奔波於中美兩國之間。燕大建校（1919年）之時正值新文化運動時期，司徒雷登樂觀地關注着整個過程，並希望胡適和其他學者發起的“文學革命”能夠取得成功。“他認爲這是一場有必要的、進步的運動。”爲了融合世界的優秀文化，司徒雷登聘請了世界各地的名師。同北大校長蔡元培一樣，他們都努力爲校園營造濃厚的學術氛圍，讓自由的思想在校園中相互激盪。 在這本回憶錄中，司徒雷登對自己的評價是：宗教、教育和中國，是影響我一生的三大因素。中國這個國家孕育了我的宗教精神和教育理念。 我們可以從書中看出司徒雷登作爲一名傳教士，他的思想是始終樸素的、真誠的。因爲出生成長在中國，他對中國以及中華民族有着深厚的情感和清醒的認知。正是由於他特殊的成長經歷、辦學經歷以及對中國的熟知使他成爲美國駐華大使的合適人選，同時他也忠心地願意爲中美搭建友好之橋。他堅信“中國人本性真誠，與美國人之間的友誼絕對不會那麼容易切斷。有朝一日，這份感情一定會繼續的。 ”（1972年建交），但中美兩國關係對他來說確實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纔有了“別了，****”。站在21世紀回望那個年代，我們應全面客觀地認識他，這是對司徒雷登先生的尊重，這也是我們思想的成長。

司徒雷登的父母是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他出生在中國，後又回國，多年後他又作爲一名傳教士回到中國。開始傳教的最大的障礙——語言，畢竟他離開中國已經有18年。雖然小時候留下的中文基礎幾乎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但幸好有過在中國的生活經歷，使他學習成語和日常用語並不需要浪費太多力氣。 ​“燕京”這個詞充滿了詩意，它不僅僅代指中國古代的燕國都城，同時在中文裏這個詞也代表北京。經過艱苦的運作，燕京大學成立，但到1951年時，燕大被除名，私立基督大學的身份蕩然無存，它所有的院系分別合併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系列高校中。 ​後期司徒雷登身份的轉變，讓他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改變，他必須要在遵守美國整體外交政策和目標的前提下進行。

《在華五十年》是2010年7月1日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 ​《原來他鄉是故鄉：司徒雷登回憶錄》是2014 年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圖書。 ​常江，《在華五十年》（新版）譯者。北京大學文學學士、碩士，清華大學傳播學博士）： ​歷史真是個叵測的事物，沒人知道哪些會被記錄下來，哪些又被人爲地衝刷掉。 作爲曾在燕園度過六年最好時光的北京大學畢業生，作爲司徒雷登唯一一本回憶錄的中文譯者，我彷彿肩負着某種不容推脫的責任。太多的內容我們可以在書中讀到，我不妨去碰觸一下那個最淺白也最深奧的問題：誰是司徒雷登？在我看來，這個生於中國、長在中國、將大半輩子生命播撒在中國的美國人有三張面孔。 首先，他是燕京大學的創始人和校務長。燕京大學在1949年之前是遠東地區最出色的教育機構之一，從誕生到發展所產生的一切開銷，由司徒雷登及其同伴在中美兩國籌集而來。籌款的過程可以“篳路藍縷”來形容。如司徒雷登本人所言：這種高級乞討最讓人着急的地方就是，儘管我用友善的態度將潛在的捐助人吸引過來，但友誼卻遲遲不能化爲實際的款項。到1937年時，燕大的捐助基金已達到250萬美元。那麼燕大聲譽最隆時的情況是怎樣呢？以頗負盛名的新聞系爲例，在一段時期內，中央通訊社在世界上所有大國首都的常駐代表幾乎都是這個系的畢業生。燕大，如司徒雷登本人所言，儘管用了美國的錢，卻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大學。 其次，他是一位基督徒。他雖以傳教士身份來華，卻最終放棄了本行，走上教育家的道路。20世紀50年代，胡適曾在《在華五十年》英文版序言中毫不吝惜讚美的筆墨，甚至將司徒與馬禮遜、偉烈亞力和傅蘭雅等人並舉，稱其最先呼籲社會與政治變革，將古老的中國從沉睡中喚醒。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司徒雷登將傳教視爲義務而非興趣，他用這種方式表達對信仰的忠誠。 他的最後一個身份，纔是政治家。在國共談判行將破裂之際，司徒雷登匆忙上任大使一職。對此，無論胡適還是司徒雷登本人均承認是一個失敗的認命。從執掌使館到退休，司徒雷登遠離自己心愛的燕大，近觀中國時政，最終在大陸全境解放前夕離開中國。其實，司徒雷登並不想做美國大使，也不適合去當大使。他的意識形態，時刻掙扎在對人性無限信任和對新政權深切懷疑的罅隙裏，從未得到片刻靈魂的安寧。他曾聲稱：“從國民黨獲取政權那天起，各級官員就受賄、貪污、人浮於事、效率低下、亂搞裙帶關係、大行派系鬥爭”，而“中共新的政權卻給我留下了精力旺盛、效率奇高、清正廉潔的印象”。但宗教情懷和政治傾向使他無法看清當時的政局和民意，最終只能在大陸“淪陷”的背景下黯然退場。 三張面孔，代表着三個司徒雷登。在他的這本回憶錄中，處處可見他對傳教士與政治家兩個身份的牴觸，唯有追憶燕大歲月時，才流露出深深的緬懷與溫情。歷史的演進往往伴隨着一個遺憾：真相總是缺席，而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對真相的種種解釋。當年毛澤東主席的一篇《別了，司徒雷登》彷彿爲司徒其人畫上京劇臉譜，幾十年來他變成了一個符號——能指是司徒雷登四個字，所指是十惡不赦的美帝國主義。尤其令人傷感的一點是，過去60年來，始終未給這位燕大校長任何講話的機會，就連聞一多的《最後一次演講》中對司徒雷登的稱讚，也在選入中學課本時被刪除。這樣看來，半個多世紀後，《在華五十年》中譯本的公開發行，恰是還歷史以澄澈的最好方式。 所幸的是，層累的歷史終將趨向公正。司徒雷登的骨灰終於在2008年11月17日下葬於杭州西子湖畔，他出生的地方。儘管葬身燕園的願望或許永遠不能實現，但能夠在半個世紀後魂歸故里，終究是對這位“愛美國也愛中國”、“像中國人比像美國人更多”的老人的遲來告慰。墓碑上，他的頭像下面用中英雙語刻着簡單的一句話語：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我相信，這正是他最希望自己被後人永遠銘記的那張面孔。

司徒雷登的一生，是一部跨越兩個世界的傳奇。 他生於杭州，長於中國，卻有着美國人的面孔；他深愛着這片土地，卻最終以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離開。 這本回憶錄最動人之處，不在於宏大的歷史敘事，而在於一個“邊緣人”對自我身份的漫長求索。 童年的司徒雷登在“耶穌弄”的教會大院裏與四兄弟嬉戲，喫着中國點心、看着社戲、說着杭州方言，他自認“完全是一箇中國式的美國男孩”。 然而11歲回到美國後，他卻成了同學眼中的“怪物”——被問“中國人喫老鼠嗎”，被嘲笑“和中國人一樣”。這種撕裂感貫穿了他的一生。 他在兩種文化間輾轉，卻始終未能完全歸屬於任何一方。但正是這種“夾縫中的身份”，讓他擁有了獨特的雙重視角：既理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又深諳西方的行事邏輯。 回憶錄中他坦言自己曾對傳教士職業產生厭惡，也曾見證傳教事業的種種弊端，但他最終選擇回到中國，並在燕京大學的教育事業中找到了歸宿。 讀完令人感慨：真正的故鄉，或許從來不是地理的座標，而是靈魂安放的地方。

書中記錄了被日軍長期軟禁的那段歲月，失去人身自由，周遭環境壓抑艱難，但他依舊堅持讀書、整理文字，儘可能保護身邊的師生。這段囚禁經歷，讓我看到亂世個體的無力，即便心懷理想，也難以躲開時局施加的磨難。回憶錄平實記下這些煎熬日常，沒有刻意渲染悲情，反而讓這段苦難歲月顯得更加真實厚重。

這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外交官、教育家、美國前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博士寫的一本在華回憶錄。全書共15章，前12章中司徒雷登回憶了他的在華經歷，後3章則是他的反思與總結。全書記述了作者對其個人事業的選擇、傳教士在中國的使命、燕京大學的創建歷程、二戰期間被日軍軟禁的經歷以及二戰後擔任美國駐華大使所參與的對華事務等。作爲一個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司徒雷登的這部著作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它本身也是很好的史料，對於我們瞭解20世紀上半葉的那段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