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

這本書顯示的託尼朱特對法國以致歐洲的瞭解。三位重量級的法國知識分子代表，政治家的布羅姆、作家加繆和政治哲學家雷蒙阿隆，朱特先生顯示自己的公知特點，將三者拉入公知陣營，用大量資料及分析，發現三人另一共同的特點～時代的局外人，由公知堅守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從一個側面準確瞭解當代法國曆史。個人體會，隨着老殖民統治的逝去，精神、靈魂上也相對漂泊，可部分理解歐洲目前缺乏自主的困境；想做到物質加精神的新型殖民，缺乏如美元和對自由認同的支撐，如同人缺少自帶偉哥，是一個時代的逝去。歷史又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託尼·朱特（1948年-2010年8月6日）是研究戰後歐洲歷史最重要的學者。1948年出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執教於紐約大學。他的兩部重要作品《責任的重負》和《戰後歐洲史》。

作者對20世紀法國的3位“特立獨行”的思想家（布魯姆、阿爾貝加繆和雷蒙阿隆）進行了傳記似的評論。 20世紀是人類史上最悲慘的100年，其重要動因便是社會主義空想（希特勒也是社會主義者，至少他舉着社會主義的旗幟大行其惡），而當時的法國知識分子基本上都傾向於社會主義空想，現在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空想是不可取的，但當時的環境便是那樣的——思想上青黃不接。在那樣的環境下，沒有被社會主義空想完全同化甚至與其牴觸的人自然是很顯眼的，作者的3位人物便是這樣的人，雖然各有不同。 作爲一部傳記，顯然不適合在相對小的篇幅記述3位人物，而這本書也不是思想史，因爲3位人物並沒有完全聯繫在一起構成本書，雖然讀完此書對法國20世紀思想界的3個代表人物有了一個瞭解，但不知道朱特教授爲什麼要寫作此書，這是從開始便敏感意識到的問題，直到讀完都沒有得到答案。我現在是把它當做3個人物的傳記和20世紀法國思想史一隅來理解的。

導論對於法國圍繞歷史記憶的政治爭論傳統的概括優雅精當。社會民主主義視角下的“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託尼·朱特在本書中討論了法國尤其是法國知識分子在二戰前後“不負責任”傳統中的三個異數：布魯姆、加繆和阿隆，他們悲劇性的努力在於扭轉和挑戰在公共生活的各種領域裏忽視或擯棄知識、道德或政治上的責任的傾向。對被今人遺棄的先知——社會黨領袖萊昂·布魯姆的介紹尤爲動人，體現了理性、道德激情與樂觀主義的結合，或者更簡單的說，是精神的顯現。19世紀的偉大激進傳統、共和國的信仰以及法國左翼社會主義的傳統，這一切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但是對於理解那個時代的歐洲卻是尤爲珍貴的。加繆或許最爲讀者所熟知，但是作爲一個文化偶像的熟知在某種程度上卻掩蓋了他的不自信與自我矛盾——加繆在蘇聯和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所陷入的個人道德與政治忠誠上的兩難困境更加普遍地成爲了今天每一個人的命運，加繆由自信走向懷疑，由懷疑走向沉默，並最終落腳在權衡，落腳在道德主義者以無可迴避的自我懷疑承擔自己的責任。當然，朱特對加繆最終回答的詮釋（對於人類不得不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絕對複雜性的認識）頗有一種六經注我的味道。對於阿隆來說，當他說自己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指的是他在試圖理解世界的時候，把所有——也只有——他所認爲的有關世界的現實都考慮在內。正如他1938年在哲學論文答辯時解釋的那樣：“我的書主張與道德主義和意識形態的抽象概念一刀兩斷，相反，要根據其在現實本身的界限內，去探尋可能的抉擇的真實內容。”然而阿隆的結論是最不能被教條化的繼承的，原因在於我們必須理解更多的現實，無論是他的身前或是身後。

託尼·朱特，1948年出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後在紐約大學執教，專門從事歐洲問題研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研究專家之一。2007年，託尼·朱特入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這個院士頭銜，可是英國科學院能夠授予一個學者的最高榮譽，是對一名學者學術水平的最高認可。他的主要著作有《戰後歐洲史》《沉痾遍地》《思慮20世紀》等。 《責任的重負》一書，是託尼·朱特在《戰後歐洲史》之外，最負盛名的著作之一。書中的觀點雖然具有顛覆性，卻都是有根有據、嚴肅而嚴謹的學術判斷。20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幾乎被當成了法國曆史上最負責任的一批知識精英，然而作者在本書中尖銳地指出，20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看似充滿政治熱情，勇敢地參與到了社會活動當中，肩負起了許多政治責任。但事實上，那卻是另外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而那整個時代，則像是一場巨大的不負責任的鬧劇。本書一經發表即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它改變了一貫的認知，提供了一個理解法國20世紀知識分子行爲的嶄新的視角。 核心內容 在本書裏，從極負責任到不負責任，託尼·朱特用精準的歷史眼光、嚴謹的學術態度，重建了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的種種事蹟，用鐵一般的事實配合嚴密的說理，告訴我們負責社會責任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它需要一個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都堅守良知，言行一致。而在整個20世紀的法國社會，只有三個人做到了這一點，他們是萊昂·布魯姆、阿爾貝·加繆、雷蒙·阿隆。

“導致阿隆走了與布魯姆和加繆相歧的道路：他不像布魯姆那麼沉溺於本黨的立場，又比加繆更依賴專業政治思維而非道德直覺。正如他那部訪談錄的書名《介入的旁觀者》所示：他能夠同時站在“局外人”和“當局者”兩種立場上看待現實問題，把理性的清醒與現實主義的認知結合起來，使得身爲右翼的阿隆身上最少黨派之氣，也最能不受左右二分的格局的約束。”這段話是本書的核心，布魯諾因左派立場而受困與極左與極右的爭端，加繆因道德水平至高與專業政治水平的不足陷入兩難困境，而站在現實主義的阿隆，更能客觀看清法國共產主義左派的虛僞面目，直抵現實迷霧背後隱藏的本質問題，戳穿以薩特爲首爲蘇聯意識形態唱讚歌的傀儡左棍

這是本朱特視覺看阿爾貝·加繆、萊昂·布魯姆、雷蒙·阿隆這三位法蘭西精神的代表人物，儘管朱特也繫世俗的人文主義者，但他還原了三位生活的那個社會時代，清楚地闡述了三位的言行與歷史縱橫嬗變之間的聯繫，討論了當時法蘭西知識分子與歐洲思想史的諸多重要議題。我主要是來看他如何評價阿隆的。

基於30年代的民族主義的布朗肖對布魯姆的強烈反對而讀。人民陣線太短暫了，看起來布魯姆並不是有完整戰略視野的政治家，但很顯然布朗肖更不是。敵人的敵人並不總是朋友，一個人所篤信的具有普適性的思想可能根本沒辦法凝聚廣泛的共識。法國共產黨在與法國社會黨的論戰中再一次驗證了它沒有前途。 作者選擇的三位“文人涉政”的案例，各自的特色很明確，我在其中讀出來一些政治人通過自我攻擊自我放逐的方式來博取政治同情。時代過去了，政治參與已不能成爲知識分子的責任，這三個人各自的聲譽回落至文學/哲學成就上。也許我們就是學着和歷史達成和解。

從戰後歐洲史追到責任的重負。幾乎以看小說的精神着了魔般追着讀下去。裏面回答了曾一直困擾的問題：“如果我在上個世紀的年代，我會如何表現呢？我會如何在自保與良知間做出選擇呢？我又會如何抵制烏托邦幻想的誘惑？”布魯姆，加繆，阿隆，在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黨派鬥爭思維中，始終做理性而道德的“介入的旁觀者”。 最後的譯後記，譯者忍不住說，“萊昂·布魯姆的遭遇，政敵對他的毒辣攻擊，以及那種揪老底、揭動機的思維方式，讓人分外熟悉。類似的失範決非政治文化領域獨有，更非法國一家獨有；一個沒有接受過現代公民政治訓練的民族，即便爭取到了理想的公共空間也是枉然，到最後只能各自撿起叢林法則抵擋橫行的偏見、狂妄與自私，繼續享受來之不易的自由平等。” 所謂分外熟悉，是因爲這就是腳下土地僅僅幾十年前發生的一切。 又或者是仍在發生。甚至不知以後能否還能讀到這類的書呢？

加繆，對“一個道德主義者的”定位覺得是中肯的。要是對阿隆的精妙的平衡、局裏局外思想描述再深刻繁複一些就好了，他的思想感覺是要反覆讀的。很喜歡這兩位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