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大屠殺

近期讀了齊格蒙.鮑曼大師的兩本書：《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以及這本《現代性與大屠殺》，如同醍醐灌頂，深感智慧的衝擊。對鮑曼大師更有驚爲天人之感：這世上竟有這樣透徹的人。 美中不足的是，書的內容一流，但翻譯很一般，有些地方甚至語句不通，看的一頭霧水。這麼好的書建議重新翻譯一遍，讓更多人看到。 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是：大屠殺發生的原因不是仇恨、嫉妒等負面情緒，更不是激情破壞，而是因爲現代性。換句話說：大屠殺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現代性的必然產物。 現代性就是正在經歷的時代，它的基本特徵是思想解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平等、民主、法治，崇尚自由、追求效率。簡單的說就是理性化和世俗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三個特點： （1）形成了系統的管理制度。 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可以建立更加高效的管理制度，形成流水線式的社會：每個人只要做好自己負責的局部工作，整個社會就能良好有序的運行，並且能繼續發展。 （2）注重“秩序”和“設計”，形成工程思維。 整個社會就像“園藝”，由理性的“園丁”進行設計，培育“良種”（符合主流規範的對象），消除“雜草”（主流規範之外的他者）。 （3）技術和道德分離。 技術成爲中立的工具，不可用道德做評價。 由此，隱藏着很可怕的後果。 管理制度和工業體系將決策者和執行者分開，決策者人不需要親自做具體事務，執行者僅做局部工作，不必爲整件事情承擔責任。 這這種情況下，決策者可以下達很殘忍的命令，而不會觸發惻隱之心。執行者只需要機械的執行命令，看不到事情的整個過程。就可以完成很殘忍的事情。 最典型的例子是猶太人遭到的系統性屠殺，德國負責屠殺的部門叫“管理和經濟廳”，表面上和屠殺毫無關聯。 其運作模式就像流水線：火車運輸、毒氣室、屍體處理等環節均被精確規劃，執行者只需機械執行命令 。這種將暴力工具化的過程，使劊子手得以通過“履行職責”合理化惡行，形成“平庸之惡” 。 在“園藝”思維的掩蓋下，納粹德國表現爲將猶太人污名化爲“病菌”，進而以“衛生工程”名義實施種族滅絕 。 現代性社會通過細化社會分工和強化權威服從，使個體道德責任被消解，距離感導致對暴行的冷漠 。 拿破崙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表面上講的是士兵應該積極進取，有上進心。本質上是要求士兵對官僚體系有認同感，把官僚作爲他的偶像，爲之奮鬥，直至成爲符合官僚精神的人。 當人的本性（厭憎殺戮、不傾向於暴力、害怕負罪感、害怕對不道德行爲負責）遭遇到文明的產物當中最備受珍視的實際效率，即遭遇到其技術、選擇的理性標準、思想和行動服從於經濟與效能的傾向的時候，就暴露出了它的不足與脆弱。成爲木的感情的工作機器。 大屠殺是理性的，流程化，制度化的行動，需要理性、合作、執行力強的人。那些狂熱，天生暴力傾向的人不適合執行大屠殺。 現代文明不是大屠殺的充分條件；但毫無疑問是必要條件。沒有現代文明，大屠殺是不可想像的。 現代性本身並非全然負面，但其理性化、技術化與官僚化的趨勢若不受約束，可能重演類似悲劇 。個體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堅守道德責任，避免因制度壓力或技術合理化而淪爲惡行的共謀。 波普爾曾提出“自由悖論”：極端的自由只能變成極端的奴役；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必定會導致極端嚴厲的約束，因爲他使惡霸得以任意奴役順從的人。 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如無必要，它的權力不應該增加。

《現代性與大屠殺》理性背後的人性警醒 閱讀這本書過程不算輕鬆，大段的長難句又一次挑戰了我的閱讀理解能力。但這份閱讀上的阻力並非無意義，它迫使我放慢節奏，沉下心去觸碰那段黑暗歷史背後，比暴行本身更值得深思的本質問題。 大屠殺這類反人性的事件，在歷史上並非孤例。在此之前，對這類慘劇的認知，大多停留在極端時代催生極端惡行的層面，默認是少數人的瘋狂或集體的失智導致的。但這本書打破了這種常識化的認知，作者始終在追問一個核心問題：爲何高度現代化的社會，會孕育出如此野蠻的結果？ 隨着閱讀深入，我逐漸理解了作者的核心觀點：大屠殺的發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極端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是隱患，爲暴行提供了扭曲的正當性；而官僚體系與工具理性，則成了這種隱患發酵的溫牀。官僚機構的層級分工，讓每個參與者都成了龐大機器上的一環——有人負責統計，有人負責運輸，有人負責執行具體操作，沒人需要直接面對殺戮的本質，只需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務。這種看似理性的分工，反而消解了個體的道德責任，讓殘忍的行爲變得可執行。 更讓我警醒的是，這種惡並非突然爆發，而是漸進式升級的：從最初的驅逐、隔離，到後來的迫害、殺戮，一步步突破道德底線。當具體的人被抽象爲異己、累贅，被剝離了作爲人的基本特徵，暴力就失去了心理障礙。這讓我想起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時的感受——兩者都在提醒我們，對極端理性保持警惕，不要忽略對個體生命的敬畏。 書中關於完美社會、理想生活的論述，也讓我頗有感觸。那些不允許質疑、不包容異見的美好願景，反而可能走向其初衷的反面。因爲這種完美往往由權力定義，背後藏着對多元性的排斥，而這正是滋生極端主義的土壤。真正的文明，不該是單一標準下的統一，而應是對差異的包容，對每個個體價值的尊重。 歷史的教訓不僅是銘記苦難，更要警惕那些潛藏在進步、理性表象下的風險；警惕將人標籤化的思維，敬畏每一個生命，對看似絕對正確的理念保持審慎。雖然閱讀過程略有挑戰，但這份思考帶來的警醒，讓這本書顯得格外有價值。

日常舉止之所以溫和，主要是因爲假如它們都是暴烈的，那麼人們現在就面臨着暴力的威一種他們無法匹敵也無望趕走的暴力。可見，暴力從日常生活的視線中消失是現代權力集中和壟斷趨勢的又一體現，個體交往缺乏暴力是因爲它顯然受到了個體之外的力量的控制。但是，這個力量並不外在於每個人可觸及的範圍。因此，日常生活中過於吹噓的溫文爾雅的態度以及隨之而來讓人愜意的安全都有它們的代價（埃力亞斯） 這又是一本可以結合像米格拉斯人性實驗一樣力圖解釋像納粹，盧旺達，孟加拉國種族屠殺，古拉格羣島屠殺的力作，但鮑曼顯然和韋伯一樣，繼承了對現代性文明的懷疑，他也是從這個角度上分析現代理性如何讓道德喪失和冷漠，又結合列維納斯，阿倫特，薩特的著作分析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紐帶何以如此脆弱，這一切都是理性官僚的扭曲結果，康德啓蒙主義帶來實踐理性最終沒有帶來預期的自由，反而導致了非理性的經濟力量和官僚化的社會組織對人的控制，確實很多地方值得深思，讓我最震顫的分析來自個體的責任如何被建構，從而讓我們行爲的半徑內沒有道德指涉，我覺得現代理性社會就是特別喜歡強調個體責任，並且將應該盡的工作義務，犧牲和忠誠視作最重要的個體價值，如此，其實我們只是像納粹的艾希曼也只是整個社會官僚系統的螺絲釘而已，那種責任的強調讓我們實現了自身價值，但由於我們只是螺絲釘，根本毫無能力去反對權威系統行爲的目的性，即便能反對，官僚系統高效率的分工讓我們失去道德行爲的可預見性，許多參與屠殺的德國普通民衆一直到大戰結束後才知道自己幹了什麼，這是最恐怖的地方，我們可能就是被深深嵌在凋敝的深淵裏，只知道往上爬，卻不知道自己行爲最終在這個社會組織裏指向什麼目的，如此想想，道德評價可能只是出於外在評價而已，不可能出於系統內部，現代官僚系統的實用性和道德完全分裂了。我由此又想到馬雲提的996工作制度，這個制度也是納粹屠殺時候的工作精神，爲什麼不多談談企業的社會責任，爲什麼不多談談支付寶保護公民隱私問題上做了多少貢獻呢？如果這樣企業一味只是消費公民各種隱私數據去建立自己的“理性資本主義”，那毫無疑問，馬雲的員工也不過是諸多“艾希曼”。 關於人性的思考，現代西方哲學最主要還是三個方面，存在主義下的“主體的人”，人是可以充分選擇的，選擇先於本質，但顯然，個體的選擇在現代性的官僚系統裏已經是毫無價值，甚至是無奈的，所以我們並不是主體，只是一種官僚管理下的客體，器具而已，於是現代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下，我們也不過只是“後現代人”罷了，除了我們有一張個性生動的臉以外，我們還有什麼自主性，自爲性呢？很多自主性的抉擇在官僚系統裏不過是另外一種他爲的再生產而已

很多人至今仍然願意相信，大屠殺是一場歷史的“異常”，是文明暫時失手、理性失控、野蠻回潮的結果。齊格蒙特·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毫不留情地擊碎了這種安慰。他提出一個令人極度不安的判斷：大屠殺不是現代文明的背叛，而是現代文明在某些條件下最一致、最徹底的實現。正是理性、計劃、效率、官僚體系、專家分工與道德中立性，構成了這場災難的操作條件。 鮑曼的真正鋒芒，並不在於描述暴力本身，而在於揭示一種結構性幻覺：現代社會以爲自己已經“去暴力化”了，因爲暴力不再出現在日常生活的表層。但事實上，暴力只是被集中、壟斷、制度化，並從個體交往中消失，轉而藏身於行政程序、技術系統與決策鏈條之中。我們之所以感到安全，是因爲我們相信有一套“防衛機制”在替我們承擔風險；而大屠殺的意義，恰恰在於證明：當這些最值得信任的防衛機制全部失效時，文明並不會自動退回道德，而是會繼續向效率推進。 正是在這裏，尼采被頻繁、也常常被誤讀地拉入討論。許多人在看到“上帝死了”“價值崩塌”“人必須成爲自己立法者”這些句子時，會本能地問：尼采的哲學是否爲大屠殺鋪平了道路？鮑曼的分析實際上給出了一個清晰而冷靜的答案：真正危險的不是尼采式的價值真空，而是沒有真空卻拒絕承擔責任的秩序。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反覆強調的，並不是“一切皆可”，而是“你必須爲你所做的一切承擔不可轉讓的責任”。超人不是服從者，而是無法把判斷外包給任何制度、任何神祇、任何規則的人。 如果說尼采拆除了外在權威，那麼大屠殺所展示的，恰恰是另一種相反的危險：責任被徹底社會化、程序化、技術化，個人只剩下“執行”的位置。納粹並不是在價值虛無中行動，而是在高度飽滿的價值確定性中行動，秩序、純潔、效率、歷史使命。正如鮑曼所揭示的，那些參與者並不需要成爲惡人，只需要成爲“合格的專業人士”。從這個意義上說，尼采並沒有催生大屠殺；相反，大屠殺更像是對尼采最深刻警告的反面印證：當人拒絕作爲道德主體站出來時，最理性的系統也會變成最冷酷的機器。 這正是《現代性與大屠殺》在今天重新變得刺眼的原因。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由 AI、算法決策、自動化系統深度參與社會運行的時代。推薦系統、風控模型、預測警務、自動審批，正在把“判斷”從人手中轉移出去。這一切都以善意的語言出現：效率、客觀性、規模化、減少偏見。但是：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技術是否聰明，而是責任是否仍然有一個具體的人來承擔。當決策被拆解、分發、嵌入系統時，道德就會被壓縮成流程合規，而不是對具體他人的回應。 尼采曾寫道：“你必須成爲你是誰。”這句話在 AI 時代顯得異常沉重。因爲今天真正的誘惑，不是去作惡，而是去放棄判斷，把判斷交給模型，把責任交給系統，把後果推給結構。鮑曼的書提醒我們：現代災難並不是由瘋狂的人制造的，而是由理性卻不再遲疑的系統完成的。 如果說這本書有什麼真正的價值，那就是它迫使我們放棄一個舒服的信念：文明並不會自動通向善，理性也不會自動生成道德。道德從來不是社會的產物，而是社會不斷試圖操縱、壓縮、替代的東西。它只存在於一個具體的人，在面對另一個具體的人時，不肯把判斷外包、不肯把責任轉移的那一刻。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性與大屠殺》並不是一本關於過去的書，而是一面鏡子。它照見的不是納粹，而是我們每一次對“系統已經替我想好了”的輕鬆接受。而這，或許正是尼采和鮑曼在跨越一個世紀後，仍然同時向我們發出的同一句警告：當理性不再遲疑，災難才真正開始。

在你的理解中什麼是現代化？ 而你對大屠殺又是怎樣的認知？ 如果有人告訴你，現代化是大屠殺慘案的元兇，你是不是會覺得荒誕可笑？ 中國人對於大屠殺的認知，無可避免地都會聯想到南京大屠殺，32萬同胞慘遭於難，這是我們認知中最大的滔天罪行。可是如果我告訴你，德國納粹在二戰期間屠殺了約500萬猶太人，你是不是會覺得不寒而慄。 鮑曼的這本《現代性與大屠殺》刷新了我對現代性的理解，也在他的帶領之下逐漸地看清了現代化如何能夠實現對猶太人的“清理”。其中主要提到幾個觀點，園丁花園管理模式，藥理學原理，遠距離導致道德失效，理性至上主義最爲讓人印象深刻。 園丁花環管理模式，指的是一個國家的治理就如同一個園丁治理花園一樣，花園是具備規劃理念的，花園裏什麼可以生長什麼不能生長，甚至什麼該怎麼生長都是有規矩的。花園裏的雜草一定要除去，因爲會影響整體佈局，對破壞花園規劃。而猶太人則被認定爲雜草，會破壞德意志共和國，所以猶太人應該被剷除。 藥理學原理和花園理論有某些共通之處，即存在不意味着合理，而是否有利於整天才是存在必要性的關鍵。而猶太民族就相當於身體裏面的癌細胞，其不存在主觀善惡，而且其存在本身就是一個錯誤，對於錯誤的存在只能夠消除而不能和諧共生。 遠距離道德失效也是指的是手段與目的分離，職業責任代替了個人道德。每個人都只是目的成功上的一環，各個環節之間互不溝通，都專注於自己的事業。例如生產輪胎的人僅專攻於輪胎的生產，他不在乎輪胎最終會組裝成什麼樣的物品，發揮怎樣的效用，亦或者說不能確切地知道自己的產品將會用於何處，就比如說輪胎最後成了火車的輪胎，投入了鐵路線上，火車上裝滿了猶太人，目的地是奧斯維辛。。。 理性主義，最爲明顯的特徵就是通過計算成本與收益來衡量決定行爲。以我保全，與合算是理性主義最常考慮的指標，然而你如果知道就是因爲這樣的原則，德國納粹可以將猶太人輕鬆操縱，讓他們自願，平靜地走進毒氣室，可以讓500萬人不願揭竿而起，讓爲數不多手持武器的人任意凌辱，你是否想要重新審視一下這個原則。 現代化的主要特徵就是理性主義，系統化，邏輯化，程序化，技術化。而這些都是大屠殺得以產生的根本原因，大屠殺並不是現代性的副產品，而是大屠殺產生的必然條件，可以說沒有現代性，面對如此龐大的人羣，光思考如何掠奪那麼多人的性命都會讓納粹望而止步，可是現代化爲這一瘋狂的想法提供了現實基礎，高端的技術，使得執行者能夠掙脫動物般的同情心；理性主義，讓猶太委員會成爲了大屠殺的幫兇。 我們是時候審視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時候正視文明於技術的力量了。

在本文開始之前，首先釐清一個翻譯上的問題，本書中的“大屠殺”並非古典意義上的屠殺暴行，而是holocaust，漢譯約定俗成爲“納粹大屠殺”，翻譯簡便地採取了“大屠殺”。因此在理解上造成了許多誤讀。直到晚近如盧旺達大屠殺或南京大屠殺，根本上是人類歷史上長存的野蠻暴行或者戰爭罪行，與精密安排、高度理性的納粹集中營體制有云泥之別。大屠殺（holocaust）是一種在現代化制度下的工業生產、管理體系和價值解釋下，對人類進行毀滅的行爲。 大屠殺是社會、文明和文化的一個問題，我們應該脫離卷帙浩繁而又疊牀架屋的故紙堆，從全人類的視角審視大屠殺帶給人類的思考，體會一種工具理性與社會理性之間的矛盾、科層體系的森嚴秩序帶來的危機。 一枚硬幣的兩面 在開頭，令我耳目一新的是，作者充分討論了大屠殺在普通民衆（甚至社會學家）的標籤化印象，在經歷了媒體的清潔化歷程與猶太政府的簡化之後，它是“邪惡之徒對無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是“猶太民族的災難”。 但是作者提出，大屠殺是“現代文明的物質和精神產物”。 一個非常奇妙的類比是，大屠殺的倖存者們離婚率極高，學者的研究結果表示，是因爲夫妻們在嚴酷的環境下看到了彼此懦弱、無能甚至齷齪的一面，感到失望、決定分開。而而大屠殺中的人性與人平時的表現並不是分割的，它們正如同一枚硬幣的兩端，只是在不同環境壓力下的顯形。現代文明與大屠殺在同一枚硬幣上，一面是醫療衛生、莊嚴的宗教思想、動人的藝術和優雅的音樂，一面是奴隸制、戰爭、剝削和死亡集中營。但也許這並不是文明與野蠻的分野，因爲文明與野蠻無法分離。 正如作者所說，“我打算將大屠殺看成是對現代社會具有的潛在可能性進行的一次罕見、重要、可靠的檢驗”。 它不僅僅表現爲生命的屠殺，也可能是任何形式對人類本身的破壞和毀滅。 “一方面，現代化科學和理性價值爲人類文明所辯護；另一方面，施行者又在利用前者爲偏見、歧視和暴力等一系列破壞性行爲所辯護。在現代化的土壤中，並非是在壓制人性中野蠻的一面，而是釋放人性的雙重性，使奧斯維辛成爲普遍中的可能。” 我們生活在一個使大屠殺成爲可能的社會中，生活在並不包含任何可以阻止大屠殺發生的東西的社會中。 園藝國家觀與工具理性 現代文明中的許多精華思想和高度完善的制度是供給大屠殺以發展的養料。 現代“園藝”國家觀是根植於許多偉大思想的底層邏輯：“將統治的社會看做是設計、配置和噴殺雜草等活動的對象”，人類社會正在朝向正確的方向前進，現代化的終點是文明，用理性改造世界，可以得到更加完美的世界。 在“園藝國家觀”的邏輯下，雅利安人想要動手清楚猶太人這些“雜草”。德國反猶浪潮中，起初，他們只是想創造一個“沒有猶太人的德國”，驅逐就可以達到目的。但隨着納粹的擴張，創造一個“沒有猶太人的歐洲”似乎並不是一件難事，在可行性的考慮下，爲什麼不呢？出於工具理性和追求效率的思維，肉體上的毀滅成爲最可行、有效的方式。國家的官僚機構爲了一個目標嚴密有效地運作起來，現代的工具理性、效率至上和官僚制度成爲大屠殺得以實現的土壤。現代官僚體系這個機器一旦啓動，因爲慣性很難停止。直接走向最理性、最效率、最無法質疑的結局，西博格認爲，“第一個德國官員寫下第一條驅逐猶太人的規則的社會，也就是歐洲猶太人的命運成爲定數的時候。“ 爲了更好的實現園藝國家觀的社會理想，猶太人需要從“人”降格爲可以被清除的“雜草”。於是，嚴密的科學理性邏輯將猶太人非人化，從“罪人”異化爲“罪惡”，納粹黨人用科學理性宣揚種族主義的正確性，以園藝國家觀的指導思想決定犧牲猶太民族以“淨化世界”。 在“病因學理論”的廣泛認知下，種族自衛的語境化身了政治用語中的“自我純淨”和“政治衛生”。納粹將猶太人與斑疹傷寒症捆綁，使反猶成爲反骯髒、反疾病的代名詞。這一觀點與《疾病的隱喻》遙相呼應，美國將艾滋病與“垮掉的一代”進行捆綁，反艾滋就是反對青年的叛逆文化——同性戀、搖滾和種族平等。而中國疫情中輿情的湧動也無時無刻不彰顯地域歧視，網民看到受難中的上海反而開始爲《小時代》正名，這正是現代社會荒謬的一幕。 啓蒙運動依賴科學的興起之後，長期對猶太人的排斥才能說成一場“衛生運動”。摻入了民族主義的僞科學（生物學、人類學、基因學等）將猶太人從“有罪的人”降格爲“癌症、害蟲和野草”，猶太人被非人化。在納粹進行的社會工程（思想上的訓練、宣傳和洗腦）之後，即使公衆情緒尚未被引導到直接參與滅絕行動，但已經足以保持冷漠，讓冷漠成爲猶太人“脖子套索上的一根加固繩。” 德國的反猶情緒和敵意相較於其他地區來說遜色的多。而且在大屠殺的過程中，反猶主義也不是一種積極的力量。可以將反猶浪潮看爲大屠殺的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意見普遍只是冷漠而已，是在災難發生時，把臉轉向另一邊。 同時，秉持着對自然和自身積極管理的科學態度，衆多人類歷史上優秀的科學家成爲大屠殺的擁躉。屠殺成爲一項社會理性的管理活動，也是“系統地應用科學的思維方式、哲學和訓誡的一次嘗試。” 現代性將理智從感情中解放，將理性從規範的壓力中解放，將效用從道德規範中解放，宗教和道德的權威得到瓦解，科學成爲了大屠殺的實施者，科學家也是如此。科學團體爲了資金、滿足好奇心或者別的原因產生了政治積極性，而不是公衆意識中認爲的政治理念強加於懦弱的科學家。 猶太人和種族主義 在作者的定義中，“反猶主義代表的是對猶太人的仇恨。它所指的是猶太人作爲一個外來的、敵對的和不受歡迎的羣體的概念，以及這個概念衍生出來的並支持這個概念的實踐。” 從我的理解看來，反猶主義是民族排他性的一種體現，從猶太人離開自己的故土、並拒絕融入基督教文化開始，他們就處於一種尷尬的中間狀態，與當地的民衆形成一種孤立態（isolation）。猶太人是遷徙的民族卻拒絕融入當地文化，然而被視作聖地的故土已經聯繫微弱，甚至早已被人所居。無論在在現實生活中還是精神世界上，猶太民族都可以被視作居無定所的民衆。 在前現代格局中，猶太人的特點主要有三點。一是在等級制社會中，“儀式性的制度化”（也就是當時的法律）在固化種族、階級不平等的秩序格局的社會，也在創建一個沒有摩擦、相對獨立的社區，猶太人生活在和平的、歧視的一環裏。第二，宗教觀念也是重要的一環，基督教與猶太教的關係是複雜的。基督教的很多觀念取攝於猶太教，例如一神教、創世紀以及“星期天”的紀念意義。但二者並不相同，在基督教二元觀體系中，信仰猶太教的猶太民族是一種異類：“猶太人不是簡單的皈依或皈依之前的異教徒，而是被給了機會去承認真理卻毫不含糊拒絕的人”。它成爲了基督教構建的“他我”，以基督教爲主體，以對他我的排斥來達到對自我的確認。於此相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對男性主體性的確立，男性羣體通過對女性化的排斥來達到同盟和自我確認，正是本我和他我的區別之分。包括現在中國與西方的互相敵視，在一定意義上是出於民族團結的自我需要。 第三是猶太人在社會階層中的處境。對低階級來說，猶太人是壓迫者，是冷酷無情的敵人，對高階級來說，只是他們不得不去接觸的下等人。猶太人的存在類似一種三棱鏡羣體：“依據視線是從哪一方射向猶太人的，他們——就像所有的三棱鏡一樣——毫不知情地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形象：一種是粗野的、未馴化的，另一種則是冷酷而傲慢的社會上層。” 隨着現代性平等觀念的到來，猶太人的地位開始被現代戲賦予合法地位，他們的社會地位是依靠知識或錢，在表面上不受等級和血統的約束。現代化的進程中不斷出現新的緊張和矛盾衝突，猶太人成爲緩解衝突和焦慮的發泄物，一個犧牲的靶子，正如作者所說：“轉移早期釋放出來的反現代主義能量提供了一根天然的避雷針。” 概念中的猶太人已經被認定是渴求秩序和清晰的現代夢的“粘性物質“的原型，被認定是一切秩序的敵人：舊的、新的，尤其是渴望得到的。 在現代性發生之後，猶太人被視作異類並不是因爲差異，而是已經成爲“異類“的猶太人在社會上無法分辨，失去視覺特徵。這種模糊使“本我”和“他我”的塑造出現了危機，因而種族主義開始抬頭，想要在現代性帶來的模糊之中重塑界限，種族主義也是一種反現代主義。在我的理解中，種族主義是一個“過去將來時態”的產物，是一種“在前現代或至少是不完全現代的鬥爭中所使用的徹頭徹尾的現代武器”。 在讀書之前，我對種族主義的瞭解也偏於狹隘——種族主義是以自己的民族利益爲第一優先級，並排斥和懷有偏見其他文化，甚至在利益衝突時懷有對其他民族的仇恨。但作者從釐清概念，告訴我們種族主義的理念遠不是這麼回事。 種族主義大體上可以分爲兩個層次，“初級種族主義”主要表現爲對陌生人、陌生文化的反感和排斥，它基於人性，而且普遍發生；而“理性化的種族主義”則爲仇恨提供了邏輯基礎，甚至抽象出了一套理論，以證明本民族的仇恨的理性、恰當的。在這裏，塔蓋夫提出了“第三等級的種族主義“，其實是利用僞科學來論證仇視的民族在基因上具有低劣性。種族主義還持有一種園藝國家觀（在理性基礎上重組人類事物、提高人類生存條件）和園藝社會觀，使用社會科學的思考，使它本身合理化。 固然科學規律是客觀的，但科學本身是人造物，並不能超脫於政治需要。闡述科學、解釋科學、應用科學的種種過程都不免會陷入價值觀念的窠臼，更不要提昂貴的研究器械、科研人員的高薪等等都需要政治資本的注入，因此，在歷史上，利用僞科學來服務於政治（或者科學家自己的偏見）的情況比比皆是，甚至許多著名的科學家本身就是種族主義者。 現代過程是一個頻頻失去控制的階段，本土民族簡化並逃避現實困境，將不適感歸結於“他我“——即猶太人，不失爲一個鞏固掌控感的辦法，猶太人與衆不同的特性（無民族的民族）和失去暴力機制的弱小使得他們成爲舊緊張和現代化之間矛盾的犧牲品。 道德冷漠和暴力壟斷 凱爾曼認爲，反對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種條件下會受到損害，這三種條件無論單獨出現還是放到一起都會起作用：①暴力被賦予了權威（通過享有合法權利的部門的正式任命來實現）；②行動被例行化了，（通過規章約束的事件和對角色內容的精確闡述來實現）；③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通過意識形態的界定和灌輸來實現）。 正是這三點的同時施行，人的道德審視可以達到盲視。屠殺平民的納粹軍官並不需要成爲“天生罪犯、虐待狂、精神病人、社會異端或其他道德上有缺陷的個體”，現代性使正常人在成爲劊子手的過程中給得以道德脫罪。 納粹黨人剝奪普通德國民衆的道德動機和一般性忠誠，並將他們的技能和勞動應用於毀滅人類自身的任務中去，首先，精密設計外部環境，使所有活動保持客觀發揮“功能”的存在；其次，讓受害者處於有選擇的狀態，利用受害者的“理性”，短暫趨利避害的盲目最終是吞噬生命的絞肉機。 而現代性創造出的“行爲的中介”阻擋了行爲的目光，我們把自己視作一個“外來意志的無可指責的工具”。正如同第一個首先流水線生產的福特汽車，他們的車工只專注於眼前的一個零件，也就永遠無法得知，流水線終端的產物是醫療器械還是絞肉機。現代性阻擋了目光，也掩蓋了動物性的同情。 現代性對如上三點的高度支持產生了“公僕精神”。勞動開始分工，執行者難以看見執行的結果，技術責任至少在理論上仍然是錯誤的。因爲技術分工而遠離了最終結果，道德關注就很好地集中到了完成手邊工作，效率和勤勞成爲了新的道德標準。個人以服從成爲榮譽，“紀律取代了道德責任”。因而更容易盲目，心安理得成爲屠殺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以“平庸之惡”成爲被社會機器操縱的一員，服從的美德取代了人性的美德。 大屠殺昭示着，“人類記憶中最聳人聽聞的罪惡不是源自於秩序的渙散，而是源自完美無缺、無可指責且未受挑戰的秩序的統治。它並非一羣肆無忌憚、不受管束的烏合之衆所爲，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規蹈矩、惟命是從，並對指令的精神和用語細緻有加的人所爲。”行動的中介化催生了效率，也催生了冷漠。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引以爲傲的效率和分工，掩藏着深刻的道德危機和倫理困境，讓每個人在工作中都可能會變得殘酷。 文明社會觀糅合了兩個中心點：對非理性的壓制，和國家壟斷暴力。現代文明引以爲傲的“行爲的中介”已經被證明可以產生道德盲視，而文明進程則是一個把使用和部署暴力從道德計算中剝離出來的過程。 在歷史上，殘暴的集體仇恨一直與我們如影隨形，在大屠殺之前發生的碎玻璃之夜就是一個暴力的例證。 但大屠殺仍然是特殊的，它具有絕對的規模，是一場徹底、全面、無遺漏的屠殺，它用官僚機構代替暴徒，用服從權威來代替狂暴，以園藝國家觀去指引目標，用精密的規劃和工業美德來催動催動不懈的努力。現代文明在大屠殺的發生和實施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積極的，在宏觀層面上，某些行動不需要道德合理，只要合法化，就能讓人理性的服從。 在看似秩序井然、溫文爾雅的現代文明中，暴力並沒有消失，暴力只是被遮蓋了，國家壟斷了民間暴力，並集中、凝聚暴力的能量。而現代人理性的接受了這種壟斷，並接納暴力的再分配。從此之後，“恐怖活動和折磨不再是激情的工具，而是政治理性的工具”，暴力成爲一種技術手段，一種理性的產物。 當今，國家顯著凌駕於社會之上，舊的社羣秩序被瓦解，社會力量開始癱瘓，國家力量侵入私人領域，反而形成了更集中的強權。官僚體系被權力所利用，或許民主可以牽制權力不至於走向失控。 圍兵必闕 春秋時期，大多數戰爭並不是企圖完全摧毀敵國、殲滅敵軍，而是以有限的軍事行動達成稱霸的目的，因此不主張或不能進行殲滅作戰。考慮到敵軍“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鬥”（《孫子·九地》）的心理狀態，從渙散敵軍鬥志、瓦解敵軍防禦的角度考慮，"圍師必闕"的原則受到兵家的普遍遵奉。 而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思想與之十分類同。他們給猶太人留下一個缺口，使他們陷入內部的爭鬥之中，將矛盾轉移成了普通猶太人和特權（生存權）猶太人之間的對立，利用個人理性把自身拖向深淵。正如費恩《解釋大屠殺》中說到：“利益集團或者社會對於邊緣羣體的惡意不一定是激烈的打壓或者反抗，而是悄無聲息的差別對待。” 固然德國想要的是毀滅，而非奴役，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與猶太精英達成了合作，利用“猶太委員會“的勢力得到猶太大衆的消極苟安，一步步把自己拽向滅亡。 猶太人進入到納粹的遊戲法則中，甚至不去質疑這個做法本身，僅僅在思考死亡選擇標準的合理性以及擁有禍未及自身的慶幸。這種所謂的理性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希望有人站出來而不是自己，僥倖心理取代了勇氣。現代性的官僚體系直接促成了大屠殺，個體依照他們的理性在自我保全，官僚體系的運轉也是理性，但理性的結果走向了毀滅。 實際上，大屠殺的組織化過程可以編進科學管理的教科書。假如軍事上失敗的屠殺執行者強加在全世界的意圖不是遭到道德和政治上的譴責的話，那麼它早已被編進了教科書。爲了促進人類事務的高度組織化，少不了會有些傑出的學者競相研究和總結大屠殺的經驗。如果加入“成王敗寇”的那套經驗，以希特勒書寫的勝利歷史會呈現出什麼樣的面貌，仍然是一件令人思之悚然的事件。事實上，新冠病毒的抗疫，同樣也是官僚體系的運轉，在書中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的行動邏輯，新冠下的個體，官員，基層，志願者，民衆等等也都在自己的理性邏輯行動，但最終產生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大屠殺是理性的範式，卻誘發了道德的淪喪。有時候，道德和情感仍然是人性之光。 作家喬治·奧格威曾說：“高度文明化的人類在頭頂翱翔，想要置我於死地。”我將其看作對《現代性與大屠殺》這本書的高度概括。 大屠殺在歷史中是特殊的，因爲它具有現代性，但他本身也是特殊的，因爲它是很多現代普通因素的集合，集合的結果是特殊和異樣的。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是現代文明的另一種可能。

納粹製造的種族滅絕大屠殺，不是人類文明史的暫時挫折，不單是邪惡力量所爲，而是現代發展起來的官僚組織的產物，是隨人類文明而來的現代性所孕育的副產品。沒有人類文明的現代性，沒有現代官僚組織，就沒有納粹大屠殺。鮑曼從發生在二戰期間的納粹大屠殺入手，進一步批判現代性。 鮑曼之前的歷史研究傾向於認爲納粹大屠殺是人類文明演進程中的挫折，是文明要素的暫時失靈所致。因爲納粹大屠殺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只有當現代文明突然功能異常時，“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叢林獸性才導致了納粹大屠殺，這是人類原始社會的陰暗面，是現代文明應當驅逐但尚未成功的實例。納粹大屠殺的意義被危險的簡化爲私有的不幸和一個民族的災難，似乎將一切危險置於“外面”，“裏面”的我們就會安全，無須擔心更不必質疑甚至愧疚恐懼。 鮑曼卻認爲，納粹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並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爲，相反，它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納粹大屠殺是現代性的產物，沒有現代文明就沒有大屠殺，納粹大屠殺與之前所有的種族滅絕、屠殺存在本質不同，納粹大屠殺與物質文明是現代性硬幣的兩面，當我們接受了物質文明時，也同時埋下了納粹大屠殺的種子。“現代文明不是大屠殺的充分條件，但毫無疑問是必要條件。沒有現代文明，大屠殺是不可想象的。” 從經驗事實上看，反猶主義活動在歐洲歷史上時常出現，散佈於不同國家區域，在德國並不比其他地方更爲劇烈。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前，歐洲各地從未經歷過如此規模和殘酷程度的種族滅絕行動。因此，單單反猶主義無法解釋納粹大屠殺。大屠殺的可能性深植於現代文明的某些普遍特徵之中；另一方面，納粹大屠殺的實施是與國家和社會之間特定的、但一點兒也不普遍的關係相關聯的。 鮑曼指出，現代性是一個人爲的秩序和宏大的社會設計的時代，是一個設計者、空想家以及——更一般而言——“園丁”的時代。園丁們把社會看成是一塊需要專業設計、然後按設計的形態進行培植與修整的處女地。掌握着現代國家官僚體系之舵、懷有宏偉設計的人從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力量中解放了出來；這就是納粹大屠殺的祕訣。設計賦予了大屠殺以合法性；國家官僚體系賦予了它工具；社會的癱瘓則賦予了它“道路暢通”的信號。 納粹大屠殺是一個“工業社會的技術成就”。奧斯維辛是現代工廠體系在俗世的一個延伸。不同於生產商品的是：這裏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終產品是死亡。煙囪將焚化人的軀體產生的濃煙排出、向毒氣室傾灌的毒氣出自化學工業，詳細的登記名單、大規模佈局精密的鐵路運輸、一級級準確的命令傳輸、嚴格的流程與步驟都反映了這種官僚體系下精細化工業化屠殺，如此精細的工業化大屠殺只有在現代文明下才能做到。 納粹大屠殺也是一個“官僚制度社會的組織成就”。大量的資源、它們的動員和計劃分配的方法、將整個任務細分成許多局部和專門的職責的技能、協調他們行動的技能，沒有現代官僚體系，這個任務是不可想像的。官僚組織提供了現代社會的組織基礎，使得社會工程的宏偉計劃，不僅有了想像的空間，而且具備了實現的理性途徑和技術手段。 官僚機構行爲的背景下造成兩個重要後果，一是道德標準對於官僚機構運作的技術成功而言不過是細枝末節的問題，二是官僚體系行爲對象的非人化，也就是可以用純粹技術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來表述這些對象。納粹大屠殺再次提醒我們，官僚制度在追求效率時是多麼地刻板冷酷且道德盲目。 官僚制度文化促使我們將社會視爲管理的一個對象，視爲一個需要設計和用武力保持其設計形狀的花園。納粹上臺後，一個有着完美社會設計的千年德意志帝國成爲納粹的意識形態，猶太人問題成爲“一個政治衛生問題”。“一個罪犯要受到懲罰，而罪惡就只能被滅絕。”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主導下，納粹要成爲“園丁”，修建花園中的雜草了。 官僚組織中蘊含着內在的機制，促使家庭與組織、情感與理智的分離和對立，特別是道德與理性之間的隔離。鮑曼借用凱爾曼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導致理性與道德分離的三個機制，並進行了細緻深入的闡釋：第一，暴力被賦予權威，這一點經由正式組織的權威結構加以實現；第二，行爲由組織常規所構建；第三，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打入另冊。 官僚組織建立在嚴密的組織紀律原則之上，要求成員放棄自我，接受組織指令。在現代官僚體系中，理性化趨勢這種普遍的成就已經被順理成章地法律化和制度化。細緻的勞動功能劃分、以技術的責任代替道德的責任，這兩個居於官僚機構行爲模式的中心位置的平行過程造成技術手段受工具理性的單一標準支配並因此與目的的道德評價相脫節。在一個複雜的互動系統中自然而然地看不見因果關係，將行爲的有礙觀瞻或者道德上醜陋的結果“放遠”到行動者看不到的那一點，以及使受害者的人性從視野中消失，這爲納粹大屠殺提供了“道德催眠藥”。距離的社會生產，它廢止或者削弱了道德責任的壓力；技術責任代替了道德責任，這有效地掩蓋了行動的道德意義；以及區隔和割離的技術，這增加了對那些應該是道德評價對象以及道德刺激反應對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運的淡漠。 鮑曼認爲，在納粹大屠殺漫長而曲折的實施過程中，無論在哪個階段，在任何時候，都不曾與理性原則發生過沖突。進行屠殺的劊子手大多數都是正常人，並不十分狂熱，作爲龐大國家機器的一個小齒輪，他們出於理性選擇用遵守紀律代替道德思考。猶太人在壓迫者的控制下活動，更快地完成自己的任務，把自己的滅亡拽得更近，然而引導他們行爲的卻正是處於自我保全的理性。但因爲納粹大屠殺行動的最終目標蔑視一切理性算計，所以它的成功可以建立在其日後的受害者的理性行爲之上。納粹大屠殺展示出行動者之理性與行動之理性之間的區別。只有當這兩種理性共鳴和重疊的時候，理性纔是個人行爲的好的指導。否則，它變成了一件自殺的武器。 總之，如果沒有種族的構想，如果沒有業已確立的醫學實踐和手術技術，如果脫離了改造社會的工程方法、社會秩序之人爲性的信念、專家制度以及人類場景與互動的科學管理的實踐活動，就不可能有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事件。這樣理性組織的、工業化的屠殺方式是納粹屠殺與其他大屠殺事件不同的最大的原因之一。 鮑曼正是通過對大屠殺形成之因的分析，表達了對現代性的批判，和對人類現代文明進程的深切憂慮。西方文明以人道主義反對野蠻、以理智反對無知、以客觀性反對偏見、以進步反對退化、以真理反對迷信、以科學反對巫術、以理性反對感情。而所有這些“反對”，呈現出的主要是理性關懷，而使道德陷入了緘默。社會可以使不道德行爲變得更合理，而不是相反。除其他方面外，文明化進程是一個把使用和部署暴力從道德計算中剝離出去的過程，也是一個把理性的迫切要求從道德規範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擾中解放出來的過程。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爲標準，特別是使暴力的運用屈從於理性計算的趨勢，早已被認定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基本因素——大屠殺式的現象就必須被看成是文明化趨勢的合理產物和永久的潛在可能。 大屠殺的教訓是，大多數人在陷入一個沒有好的選擇，或者好的選擇代價過於高昂的處境中時，很容易說服他們自己置道德責任問題於不顧，而另行選取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準則。但將自我保全凌駕於道德義務之上，無論如何不是預先就被註定的，不是鐵板釘釘、必定如此的。需要出現一種可以越過一切時空障礙的道德，防止因現代性產生距離導致類似大屠殺這樣事件的發生。鮑曼對於道德的社會學討論，落腳點依然是人性與個體的道德責任與道德選擇問題。或許，當越來越多的人反思現代性的隱患，勇敢承擔起個人的道德責任，我們就會離那道拯救之門檻越近。 最後關於“大屠殺”的翻譯問題，這對我的閱讀過程造成了極大的困擾。我知道本書中的“大屠殺”是holocaust，與歷史上多次發生的野蠻屠殺暴行不同。如作者所言，它是理性的、有計劃的、科學信息化的、專門的、被有效管理的、協調一致的，而那些前現代等價事件是原始的、不經濟的和效率低下的。 但是“大屠殺”這個詞在中文語境裏並不專指納粹屠殺猶太人。說到大屠殺，中文讀者會想起南京大屠殺，或許還會想到盧旺達大屠殺。猶太人已經完成對holocaust的壟斷，但我不希望也堅決抵制對中文名詞“大屠殺”的壟斷，這個問題翻譯是必須要負責任的。一件事獨霸一個普通名詞，甚至是另一語言的普通名詞或一個普通名詞因爲一件事變成專有名詞，是極其可怕的事情。 當讀者們因爲作者有理有力的分析而對“大屠殺”與現代性進行綁定時，是否也會認爲那些不配稱之爲holocaust的屠殺只不過是歷史無數次的重複，進而淡化了其他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難呢？holocaust未來還有可能發生，但它現在是空前絕後獨一無二的，唯有它值得大書特書，野蠻人殺戮野蠻人怎能與之相提並論？近現代世界歷史上的大屠殺事件不止納粹大屠殺一件，但它們不配holocaust，人數不夠多、不夠工業化、太反人類不夠文明（731部隊）…爲了保持頂級受害者身份彰顯特殊性，他們故意在學術界和國際話語權上抹殺打壓和模糊別的民族的苦難。 與高調推動紀念holocaust作爲對比的是，猶太復國主義興起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所作所爲，彷彿納粹附體，同樣在進行種族清洗。曾經納粹的受害者，一下子就變成了同納粹一樣的加害者。不過，按原教旨主義者的理論，這也還是不能算holocaust的吧？ 可惜的是，鮑曼在附錄中已經點出猶太組織會對任何、哪怕是嘗試性的“將猶太人遭遇的、並且是猶太人獨自遭遇的不公正挪爲己用”的企圖進行強烈抵制。“猶太國家急切地希望成爲這種不公正的惟一監護者，而說白了，也就是惟一合法的受益者。”而這本書，又成了猶太人證明其唯一頂級受害者身份的又一力證。 相比於猶太人直接壟斷頂級受害者的身份，我們中國人在話語權上的不敏感甚至是自我矮化，那可真是令人迷惑的行爲。人命是不分貴賤的吧，死於侵略戰爭中的同胞，如果我們自己都不要求討回公道不紀念，還能指望誰呢？總不會真的相信猶太人是天生的國際主義者，還是白日發夢日本會自己改了皇國主義啊？

扣一星因爲翻譯。面對Holocaust這一震驚世人的罪行，紐倫堡的清算顯然並沒有解決道德上遺留的問題，而“歷史學家的沉默”更是讓奧斯維辛成爲故紙堆裏無新鮮的醜陋被迅速忘卻。現代性的開啓讓大衆沐浴在理性的光輝下，“上帝已死”，人類成爲自己力量的主宰，再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來規定能做和該做。然而Holocaust並不是一次野蠻性復現的失誤，相反工具理性和官僚體系的肆意擴張將“反猶主義”這一宏大計劃推向徹底的肉身上的消滅，這是無法忽視的現代性的另一面。瘋狂的冒險家是園丁，他認爲自己有義務清除掉所有有礙於整體和諧的事物。爲了減輕道德上的負罪感，層層遞進的官僚體系和理性的分工合作嚴絲合縫的配合，中介化了行兇者與最終的受害者，落在每個人身上就產生了強有力的道德自抑。猶太人被從地理和心理上雙重隔離，這超出了道德驅動影響的範圍，他們被抽象爲一切醜惡的代名詞。而在隔離區內上演的魷魚遊戲裏，自我保全壓倒一切道德考量，每一步做的理性選擇都造成了毀滅更快地發生。思考大屠殺的意義，就是要讓道德上的羞愧感長留心中，這是對苦難最大的敬意，也是避免未來發生更加無法預料之事的預防針。

聚焦於二戰猶太人被大屠殺的背景，分析社會、道德、心理等各方面對大屠殺的影響，以及納粹德國對這一事件的設計和實施。就我所學習到的中國歷史或世界歷史，猶太人被大屠殺只是冰山一角，許多因人爲導致的“屠殺”數不勝數，正所謂“人類從歷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吸取任何教訓”。

作者對大屠殺的研究案例是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然後一直在論證大屠殺是現代性的產物，可是講了那麼多，什麼種族主義、中介化、官僚制等等，都沒有辦法說服我二戰時的那場大屠殺和古代屠城有什麼本質區別，甚至同時期的南京和馬尼拉，現代的盧旺達，都只讓人看到了屠刀揮下一瞬的殘忍和罪惡，納粹工業化的殺人法只是更有效率罷了。甚至對比印尼排華這類同樣帶有種族主義的殺戮，納粹反猶還要付出許多努力（比如對猶太社區的隔離）才讓德國人冷漠起來行動起來，蘇哈托可是一呼百應直接操刀就幹，沒見爪哇人有啥道德負擔，現代性似乎反而讓大屠殺更不容易發生了呢。還有書末作者的一個獲獎詞，把奧斯維辛和廣島相提並論，然後我一看作者還是個猶太人，不知解放奧斯維辛的盟軍戰士看到這個會有多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