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

讀宋史，無論是蔡東藩的《宋史通俗演義》，還是《劍橋中國宋代史》，對於王安石及其“熙寧變法”，都是負面評價（“劍橋”是外國人寫的，原以爲會客觀些，沒想到卻是旗幟鮮明“倒王”，呵呵。）。聯想到早年讀馮夢龍的《警世通言》，其中有一章名爲“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對於王安石，也是負面評價。 遂對王安石和變法產生了濃厚興趣，於是在讀宋史之餘拐了個彎，捧上一本《王安石傳》，先睹爲快。 這本書是梁啓超寫的，輕古文。也許是同爲不同時代的改革先鋒吧，梁任公對於王荊公（王安石的爵位是荊國公）的態度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全書立論鮮明，選材紮實，充分佐證了王安石一心一意搞改革，公忠體國的事蹟，以及宋史對其以及全體改革派的詆譭。讀完全書，不由得生出一聲嘆息。 譭譽參半。那麼，王安石到底是什麼人呢？我延伸閱讀了學者王曾瑜先生在改革開放之初寫就的一篇論文《王安石變法簡論》，其中的幾個觀點頗有道理：1.王安石變法富國強兵的目標是好的，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到錢是想辦大事，而不是個人及階級揮霍；2.王安石變法的實質仍是“聚斂”，不管是青苗法還是保甲法，底層人民的負擔越來越重；3.王安石變法拔苗助長，尤其是所託非人，因爲方法不對頭，沒有產生預期效果。 以上觀點，算是對王安石變法的客觀評價吧。 然而，對於王安石這個人，我還是充滿了敬仰和同情。他是唐宋八大家，他寫出了“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這樣優美的詩句。 以上詩句，足以證明這個人的特立獨行，志向遠大，品行高潔。 中國古代改革者的人生多曲折悲壯，商鞅、吳起、張居正……王安石也莫不例外。然而其事蹟也令人唏噓、令人嚮往令人佩服。套用一句《岳陽樓記》中的話來表達敬仰之情，就是“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全書讀下來，感觸頗多： 一是對王安石在政治上勇於變法的欽佩。他毫無私心，一心爲了宋朝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而努力推行變法，不惜觸動整個當權豪右階級的利益，哪怕面對巨大的朝臣阻力，他仍能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膽氣勇往直前，看他爲相期間爲了變法貶絀的官員數量之多，可見其決心之堅定，但看他貶絀官員去向從未之嶺南，可知其存心之善。 二是對宋神宗、王安石二人君臣之誼的讚歎。孟子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王安石能頂住極大的阻力施行“熙寧變法”並取得一定成效，與宋神宗能用人以專，力排衆議的全力支持是分不開的。王翦求封、蕭何自污，宋神宗對王安石在位變法時的信任支持，王安石罷相後的神宗對變法政策的持續推行，以及王安石得以告老善終的結局，在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都是少有的。所謂君明臣賢，也正因爲宋神宗的英明，才能讓王安石有發揮才能的機會。 三是對變法失敗的惋惜。“熙寧變法”在神宗在位期間，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神宗之後，新法盡廢，一切努力付諸東流，終究未能改變宋朝國弱民貧的社會局面。 四是對黨爭的鄙夷。宋朝的黨爭也很厲害，黨爭從開始的政見之爭，發展成了派系之爭，一個個以飽讀聖賢書自詡的“君子”（特別是司馬光），爲了個人和派系利益，爲了反對而反對，極盡所能污衊和打壓對手，甚至不惜歪曲歷史，以正爲邪、指忠爲奸，真是令人齒冷。 五是對王安石文學成就提高了新的認識。讀完全傳，才理解了他“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的胸懷和志向，才理解了他寫“世之奇偉瑰怪，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的勇氣和決心，才理解了他退居金陵時“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的閒適與淡然。 六是對梁任公條分縷析、旁徵博引、史海鉤沉能力的欽佩。文中所引內容繁多，表達事項錯綜複雜，但經梁任公裁剪，將王安石生平政治文學等成就分類列舉，主旨明確，脈絡清晰，讓我們認識了了不同於以往評價的另一個更全面的王安石。梁任公以現代人的思路和觀點，結合歷史，重新評判歷史人物和事件，論證充分詳盡，能自圓其說，這種新的歷史觀，和新的治學思路值得我們思考和學習。1908年，梁啓超作此傳，既是爲王安石正名，也是爲了給自己變法張目。總的來說，很值得一讀。

梁啓超這本《王安石傳》，可以說是個性色彩很強烈、主觀情緒很顯露而又頗富有赤子之心的著作。如果說林語堂的《蘇東坡傳》毀王安石太過，那麼梁啓超這本傳記又有神化王安石之嫌。目前來說，我還是更推薦崔銘教授的《王安石傳》，相對而言，崔銘論述較爲客觀，敘述非常全面，引用材料頗爲豐富，敘論語言也平易流暢，很有可讀性和普及價值。當我們面對歷史人物的時候，無論是仰視還是俯視，都容易模糊其原貌，喪失其本真。所以我一直認爲，不持成心成見，不預設立場，平視古人，是相對最公平公正的評價態度。

梁啓超文筆第一，立論略帶宣傳家。但這樣一個歷史人物，豈是能蓋棺論定的？王安石及其功績，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視角，其評價自會不同。在救亡求強之時的國家民族視角，和自由求富之時的百姓視角，可能很難達成一致。 但梁啓超文筆第一，而且視野開闊先進，不虧其自詡“以今日之我，勝昨日之我”，始終在學界最前沿。其《李鴻章傳》堪稱近代傳記之開端，而《王安石傳》能逆轉數百年對王安石的評價，幾人能爲？ 王安石這樣一個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梁啓超說他的理，對不多少，且不論，能說出妙筆之花，舍梁其誰？

梁啓超先生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傾盡筆墨，描述偉大的十一世紀改革家王安石。把王安石比作是克倫威爾。甚至在改革民生措施上，遠遠超出近代西方思想家。讚美王安石的人品,才學，遠見卓識。 我以爲梁先生正是學習了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對其改革的措施，進行詳盡的分析，並汲取教訓，形成了自我追求維新思想的基礎。 這是我讀的第三本王安石傳記的作品。每個作者在著述評論中都有自己的側重點。基本觀點讚美的多，批判的少，站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價值觀上肯定王安石的功績。 梁先生引述了鮮爲人知的史實，論證了王安石時代的政治家，在思想意識層面上各自追求政治理想，互不相讓，不惜付出政治生命的代價。甘爲失敗、甚至被收監，流放的惡果。拋開政治立場的同時，對於各自的才能，還是本着求實的心態給予肯定褒獎。表現出士大夫階層正人君子的風範。

什麼叫條分縷析，什麼叫史海鉤沉，什麼叫旁徵博引，什麼叫日月經天，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蓋棺論定，大概就是這本書的意思了，民國四大傳，不枉世上做撇捺！古人說，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是的，一眨巴眼就到陰曆年末了，又到了假裝一本正經總結一下人生的時候，感覺似乎與去年沒什麼大不同，細思量還真是大有不同！嗯嗯！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要逗硬！！哲學家尼采說：“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爲惡龍，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呵呵！三載疫情，百味人生，萬里河山，西降東昇，一路拼搏，暫時陰性！你有多努力，人生就有多精彩，這世界上從來沒有什麼神仙皇帝，最終決定你能過上什麼樣日子的，從來都取決於自己。態度決定一切！行動纔是真經！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這也許就是奮鬥的好處，事不拖，人不作，話不多，難不躲，苦不說，心不窩，生活彷彿凝固成一個個五彩繽紛的琉璃，貌似一天一天的簡單重複，實際上卻是無時無刻的螺旋上升。星光不問趕路人，時光不負有心人！也許人生就是一個反反覆覆的過程——上班下班，開心傷心，期望失望，流汗流淚……不同的人畫着相同的圈圈，有人畫的大，有人畫的小；有人畫的多，有人畫的少。人生有反覆，但時間從不回頭。我不知道宇宙的盡頭在哪裏，也許在鐵嶺，或是在東北？不去論證與琢磨，但我知道此時的盡頭就在我敲下這行字的一刻，2022，後會無期！！道阻且長，行則必至，我們的人生存在這一分一秒中，做了什麼就是什麼，此刻即永恆，這是真的，歷來也如此。還有十幾天這一年就要過去了，此刻，我很懷念與朋友們一起奮鬥的每一個難忘日子！值此年終歲尾之際，祝每一位書友身體健康，觀書順意！！

半本細看，半本觀花。 任公對荊公的述著頗爲全面，於當時各方環境的描述也頗到位。從後人眼看，荊公主張於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或者在部分處理上有些脫離實際，但方向並無大誤。於當時而言，荊公是時勢造英雄，並擬英雄造時勢，可惜未盡全功。 兩疑，其一，謂文人之意氣之爭。任公言有宋朝堂於變法最終失敗原因是意氣之爭。不覺此解過於兒戲嗎？誠如司馬君實輩者有一定文人節操，僅政見不同而已，但就相爭一事，如任公提及的呂氏一輩，以人品事攻擊政敵，還可稱出於意氣？國之事可如許輕佻？或任公以同出於文人，不忍見責？餘疑之。 其二，如李鴻章之於清，王安石之於宋，皆幾集文武雙途於一身，幾乎百事皆絕於李王，是時朝無他人哉？集權於一體，集事於一體，亦集怨於一體。況何人可全才於世，如諸葛孔明者，可得永年？不過出師未捷身先死。人心有其大者，而人力有時而窮，分責於他人，共事之舉，恐方爲上。想盛唐文有唐房謀杜斷，武有叔寶知節，能人志士層出不絕，各安其位。漢武時也文有公孫弘 武有衛青霍去病 刑名張湯等等。如此 方有漢唐赫赫之威。蓋覽故史，若有某光華耀目過蓋於他衆者，其世多失於時。而名人輩出，各領風騷者方得世之強。然否？

一直在看紙質書，看了一半忍不住過來評價一下，梁啓超的王安石傳，寫的非常好。一方面，他從百日維新的失敗中反觀王安石變法，多少帶有一些個人的感情色彩，帶有共情，多少會有一些心理的偏頗，但正是因爲這種偏頗使本書讀起來非常的有人情味道。另一方面他在那個時代，能夠從世界全局來審視800年前宋朝的王安石變法，確實有不同的心得，有一些變化初衷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但在那個年月裏又有多少人能夠看清呢？真的推薦梁啓超這本《王安石傳》和《李鴻章傳》

那個孤獨的王安石 近日讀梁啓超先生寫的《王安石傳》，尚未讀完，已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從來沒有見過哪一部傳記的情感如此虔敬激盪，也沒有見過哪部傳記的行文如此奔騰傾瀉。一開篇，梁啓超先生就腕生風雷，將讀者挾裹於王安石那純粹與孤獨的傳奇人生中，讓人爲熙寧變法失敗扼腕，爲王荊公所遭受的構陷嘆息。究其原因，大概二人同爲改革家，而且同爲失敗的改革家，有點惺惺相惜同命相憐吧。 王安石生活的北宋，表面上一片繁榮和平，實際積弊已久。趙宋建國是借陳橋兵變，竊取後周江山，先天發育不足，宋太祖又提防“臥榻之側，他人安睡”，杯酒釋兵權，造成北宋軍備疲弱，冗官冗兵，以至於北方少數民族對我中原沃土虎視眈眈，卻無力硬抗還擊。 王安石很清晰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兒，他認爲只有改革纔可以富國強兵，讓大宋江山穩固。於是他在進京述職時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闡述變法主張，未被採用。但是仁宗皇帝對王安石的才幹是給予肯定的，曾多次下詔請他赴京任職，王安石堅辭不就。究其原因，林語堂先生在《蘇東坡傳》中說是“坐以待時”，“韜光養晦”，梁啓超先生說是“公固守道自重，不汲汲於用世”。竊以爲，荊公在地方做官，恰恰可以相對自由的實踐自己的變法思想，造福一方百姓。史載王安石爲政一方，政績斐然，百姓愛戴。地方變法的成功，給他增添了在朝廷推行變法的信心。 等到年輕英勃的神宗即位，立志要做出一番偉業，於是君臣際會，開始了雷厲風行的“王安石變法”。 這是一場本着造福百姓，富國強兵爲初衷的變法；是一場除舊佈新，銳意進取的變法；是一場革除時弊，繼往開來的變法；是一場轟轟烈烈，黯然收場的變法。變法以老臣的遷徙離京開始，新貴的崛起得勢爲過程，百姓的怨聲載道爲現象，王安石的罷官被黜爲結果，王荊公身後罵名不已爲餘韻。 南宋就有民間流傳話本《拗相公》，批評王安石因爲執拗，一意孤行導致天怒人怨；林語堂的《蘇東坡傳》中對王安石變法也頗有微詞；一直到今天，提起王安石變法，大家仍是褒貶不一。 我對政治經濟學一竅不通，王安石變法中的具體政策是否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也沒有考究，有人說明朝的張居正改革實際上參考了很多王安石的思想，爲大明王朝續命幾十年。這至少證明王安石變法中有一部分是可取的。 那麼這一場以利國利民爲出發點的變法，爲什麼只實行了八年就以王安石的罷相，草草結束了呢？ 因爲王安石太孤獨。 他的思想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在他寫給司馬光的書信中，我們可以讀出司馬光與王安石曾經深厚的友情，和因變法而產生的紛爭。試想，昔日老友尚且不理解，不支持，泱泱朝廷，還會有幾人相幫。王荊公對此心知肚明，他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已料定會得罪很多權貴，會失去很多故交好友，但是他仍然義無反顧地堅持實行變法，他確信自己毫無自私自利之心，一切爲國爲民，問心無愧，所以義無反顧，“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他以“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爲恥，所以他義正詞嚴地駁斥的了司馬光的指責。司馬光反對，朝中很多老臣都反對，甚至連王安石的親弟弟王安國也反對。大家反對的一致理由是“祖宗成法”不可變。 變法中的王安石，是一位孤獨的鋼鐵戰士，他要獨自面對不可更改的祖宗成法，要獨自面對甚囂塵上的洶洶列儒，要獨自面對積重積弊的大宋社會，要獨自面對冗官冗員的各級政府。雖然有神宗皇帝的支持，但是皇帝畢竟年輕，處理政務的經驗不足。整個變法，需要王安石一人獨力支撐。 王安石需要幫手，一個人即使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普天之下，事無鉅細事事親爲。所以呂惠卿等投機家來了，表面是支持王安石變法，幫助王安石做事情，實上是想借變法的東風扶搖青雲。於是呂惠卿們陽奉陰違，欺上瞞下，爲了政績不擇手段。比如青苗法，本是政府在災荒之年貸款給買不起種子的農民，農民在豐收之後將本息還給政府，這樣既幫農民免除向地主豪紳借高利貸之憂，政府也可得一點兒紅利，是利國利民的一項政策。但是在實施過程中現了嚴重的問題，強行攤派青苗貸款，很多人因此被關進監獄，或者乾脆逃離家鄉，以至於監獄爆滿，百姓流離失所。 如此，變法怎能不失敗？ 當鄭俠把一幅《流民圖》歷盡艱辛轉呈於神宗之手時，王安石的變法基本結束了。神宗皇帝是愛民的，王安石也是爲民的，兩人爲了他們所愛的百姓聯手鼎力，發動轟轟烈烈的變法，又爲他們所愛的百姓不得不分道揚鑣。 王安石黯然離朝，呂惠卿等人弄權，新法漸廢。及至司馬光當政，新法盡數廢止。 罷相後的王安石，雖黯然神傷卻沒有怨天尤人。大概他覺得自己已經爲變法傾盡全力，無怨無悔；光風霽月的人格，又讓他相信自己所用之人皆良善，從來不去懷疑呂惠卿等諸小的用心。荊公之爲人做事，可謂至純矣！ 一個純粹的人，懷着一腔銳意改革，富國強兵的熱血，在政治舞臺上施展了自己的才華，是幸運的。 但是，王安石又是不幸的，因爲他太孤獨。假如當時的俊傑賢士都能與他同心一氣，共爲變法不遺餘力，出謀劃策，身體力行，還會出現羣小投機參政，烏煙瘴氣的局面嗎？變法還會那麼快被廢止嗎？還會有後來的澶淵之盟，宋室南遷嗎？ 歷史沒有假如，每一個人都只活在自己的認知裏。司馬光反對變法，有他的道理；蘇軾支持一部分政策，反對一部分政策，也有他的道理；諸小人積極參與變法，更爲可圖的利益。 因純粹而孤獨的王安石，也是活在自己的認知裏。他大概以爲當初自己爲政一方，可以實施變法成功，在偌大的朝廷實施變法也一定可以成功，他忽視了朝廷的複雜性和大國之內地區的差異性。所以即使他孤軍奮戰，一敗塗地，也凜然而立。 忽然就想起了幼時讀到的詩：“牆角樹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孩童無知，只以詩當謠，人云亦云，而今念出來，不知爲何，竟熱淚盈眶...... 惜乎？嘆乎？

此書作於1908年日本梁啓超36歲時，因爲維新變法失敗的緣故，梁啓超格外同情王安石變法，從本書看來梁任公真可謂王安石的鐵粉，在他眼裏王安石簡直就是聖人再世，無所不佳，爲之鼓吹不遺餘力，大失史家客觀理性的基本態度，書中有些東西方制度對比也一樣涉於膚淺想當然了，真正意義上對西方文化更全面深入介紹研究的還得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36歲作爲一個史學家梁啓超還不算成熟，不過從書中的研究來看，梁任公還是下了一番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