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探索共富的內在邏輯研究

“理性至上”和“直觀本體論”是“斯密道路”中的哲學思想和世界觀內核，反映到現實具體的社會經濟中，就是“理性經濟人”和忽視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只見其物不見其人的“利益最大化”思想。在此思想指導下，資本逐漸由實體上升爲主體，乃至被不斷神聖化，而原本作爲歷史主體的人，卻在自覺與不自覺中成了人格化資本，即資本意志的執行者，併產生了這樣一種發展觀：“以經濟增長爲唯一目標，以理性指引的機械化爲發展途徑，以對社會與人性的祛魅和理性化爲本質特徵，以建立理性化的經濟秩序爲最終狀態”。這種與傳統自然科學一樣，具有統攝力的“唯經濟發展觀”或“傳統發展觀”，主宰着現代社會發展達數百年，其在人類財富發展進程中所產生的影響，除了使追求自身擴張的資本秉性如在上述實體經濟內帶來的影響以外，同樣也在人類社會進入金融時代、虛擬時代後帶來了嚴重的後果。筆者以爲，這是全球化、金融化時代背景下，對資本財富反思時必須指認的一個更加深刻的問題。具體而言就是：資本社會在這種自身內含的傳統發展觀指引下，資本追逐剩餘的秉性通過充盈市場的各個人格化資本、通過充滿慾望的“惡”的歷史驅動的單個理性經濟人，藉助那些金融界精英分子利用牛頓式自然的精確計算，並在當今智能化時代生成定格、無以復加的單向度資本運行思維，再通過那些所謂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派制度創新而來的、由物品經濟學走向意識經濟學的“邊際主義效用概念”——即經濟學應當注重研究享受的最大化（效用）條件，而不是研究有形財富（資本）的最大化條件。這也就意味着經濟學與財富範圍的任何數量的計算的必然脫離。財富也不再是一個勞動價值論問題，而是一個主觀效用問題——這種以“理性經濟人”和單面“資本利益最大化”爲內核的唯經濟發展觀的極致後果，便創生了現實資本主義社會中財富製造的諸多荒誕事件，其根本表現就是，作爲形式因的資本財富大大突破了現實資本積累可以承載的極限，大大溢出了對實體經濟索取權積累的極限，而使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社會變得如臨深淵、岌岌可危。它正如一個被倒置了的金字塔，在“實際產量”上堆疊的“產權索求”越來越多，最終導致這座倒置金字塔變得越來越搖擺不定。當然，其根本原因，仍在於該情境下，由資本擴張而形成的巨大財富積聚，因爲其所內設的前提機制中並沒有一個能使財富向多數人迴歸的預設，而使得社會中創生的巨量財富失去了一個可以有序循環的持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