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中國（修訂版）

《城鄉中國》 從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到周其仁教授的《城鄉中國》，可以說中國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本書是我看的時間比較長的一本，並且畫了900多個道道。 想象一下，整個中國就像一個大社區。這個社區裏有兩塊地：一塊是城市，高樓大廈，燈火輝煌；另一塊是農村，田野廣闊，但房子和道路比較舊。 這兩塊地之間，曾經有一堵又高又厚的圍牆。這堵牆不是石頭砌的，而是由各種政策和法律砌成的。周其仁教授的這本書，就是在講這堵牆是怎麼建起來的，它帶來了什麼問題，以及我們該怎麼拆掉它。 第一部分：這堵牆是怎麼砌起來的？（歷史上的重大政策） 這堵牆不是一天建成的，是幾十年來通過幾個關鍵政策一塊磚一塊磚壘起來的： 1. 第一步：把土地收歸集體（人民公社時期） 以前：農民有自己的地，可以自己種、自己賣。 後來：一聲令下，所有土地都歸生產隊集體所有了。農民一起下地幹活，掙工分換口糧。從此，農民失去了對土地的決定權，地不能賣，也不能租。這是第一塊基石。 2. 第二步：憲法定調，城鄉分治（1982年憲法） 國家直接用憲法規定：城市的土地，姓國；農村的土地，姓集體。這就從法律上給兩塊地發了不同的戶口本，徹底分家了。牆的基礎打牢了。 3. 第三步：給城市土地發證書，讓它能賺錢（1990年代） 政府說，好，城市國有土地可以拿到市場上買賣、抵押貸款了，這就是土地出讓。瞬間，城市土地成了香餑餑，政府靠賣地收入（土地財政）瘋狂修路、蓋學校、建公園，城市越來越漂亮。 但關鍵是：農村土地被明確排除在外！它不能這麼玩。這就好比，政府給城市的土地發了可以自由交易的黃金駕照，而農村土地的駕照被鎖在抽屜裏，只能看，不能用。 4. 最關鍵的第四步：政府成了唯一中介 農村的土地不是一點用沒有，如果想用來蓋工廠或商品房，怎麼辦呢？ 規矩是：必須先由政府低價從農民手裏徵收過來，把它從集體戶口變成國有戶口，然後政府再高價賣給開發商。 這中間的鉅額差價，就成了政府的收入和城市發展的本錢，而農民只能拿到一點補償。 這就好比，你家有個祖傳的古董，但法律規定只能賣給指定的收破爛的，價格他說了算。他轉手賣給博物館，賺了100倍，跟你沒關係。 第二部分：這堵牆帶來了什麼後果 這堵牆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具體表現在： 對農民：抱着金飯碗要飯喫 農民守着宅基地、承包地，這些本是巨大的財富（資源），但因爲不能自由交易、抵押，無法變成創業、投資的啓動資金（資本）。財富一直沉睡着。 年輕人只能進城打工，但因爲農村戶口，孩子上學、看病報銷還是老大難，無法真正安家落戶，成了城市的漂泊者。 對城市：發展模式不可持續 城市發展太依賴賣地了，房價越來越高。而且，只歡迎農民工來幹活，不解決他們的安家問題，社會隱患很大。 對整個國家：結構扭曲 一邊是越來越現代化的城市，一邊是逐漸衰落的鄉村，發展極度不平衡。 第三部分：怎麼拆掉這堵牆？ 周其仁教授開的藥方很清楚，核心就是 賦權和鬆綁 ，把本該屬於農民的權利還給他們。 1. 給農村土地發證書、賦能（深化土地改革） 給農民家的地和宅基地頒發確權證書，就像給它們發身份證和黃金駕照。 允許農民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用自己的地入股、出租、甚至直接買賣，實現和城市土地同權同價。喚醒沉睡的財富。 2. 拆掉戶口這堵隱形牆（戶籍改革） 以後不管你是哪裏戶口，只要你在某個城市工作生活，就能平等地享受這裏的教育、醫保、社保。讓農民工和他們的家人能真正留下來，成爲新市民。 3. 改變政府的角色（轉變發展模式） 政府不能老是當地主，靠賣地賺錢。要變成服務員，通過發展產業來收稅，把錢更多地投入到改善民生和公共服務上。 中國的城鄉差距，不是農民不努力，而是遊戲規則本身不公平。 解決問題的鑰匙，不是給農村輸血式地發錢扶貧，而是要通過制度改革，給農民賦能，拆掉那堵無形的牆，讓土地、資金、人才在城鄉之間公平自由地流動起來。 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城鄉融合發展，而不是兩個越離越遠的世界。這本書，講的就是這個拆牆的邏輯和故事。

城市房屋的產權只有70年，是因爲香港離得近，深圳向香港的土地財政取的經驗。憲法規定香港迴歸，可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50年不變，因而產權的期限有了70年的設置，模仿的結果是房屋產權的續期問題需要國務院根據現實情況出臺具體的政策。 廣州市的第一任市長是孫科—孫中山的兒子。廣州在1921年2月正式調整爲廣州市，市的設置和稱呼由此而來。城鎮最初由自然條件匯聚而成，文明的演化，城鎮有特定功用，開始出現行政中心、軍事重鎮等功用性城鎮。由政府來主導工業化、城市化的資源配置，一定與人口、勞力、資本、技術在更大範圍內流動與重組的內在要求相沖突。公有制產權改革的實質，是確立財產使用、經營、收益、轉讓等各項實際權利，爲市場經濟奠定可靠的基礎。（土地配置、資源配置） “分歧和衝突的產生不是因爲非理性，而是因爲不同利益主體都在各自理性地尋求其不同的目標。”城市的空間分區：居住區、商業區、工業區、辦公區、文化教育區等等。 土地入市是雙線並行的， 一條線起源於“國有土地率先合法入市”，並通過“宅基地換房”“留地安置”“三集中”“增減掛鉤”“城鄉統籌”“地票”等多種多樣試驗性政策工具，把部分集體土地引入合法交易等框架。 另一條線，從“精彩的法外世界”畫過來，其實是在基層農村組織和部分地方法規的容許下，集體土地要頑強地爭取“同地同權”。統一的城鄉建設用地市場，正出現在這來兩條平行線之間。

城鄉中國，最開始以爲僅僅是講城市化的書，但讀着讀着發現，這是講土地權利的書啊！連着幾天不停地讀，拼命地獲得知識養料。周其仁教授的文風一直很隨和，不時有點小幽默，讀起來沒什麼難度。寫得真的很細緻。雖然周教授說他提筆的時候也沒有計劃，是被“非城即鄉”的題材吸引了。城鄉的變遷、經濟的發展、要素的變動…在當下這個時代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謎團。中國的城鄉，該如何發展？ 他先討論城市。城市的功能越來越被人們所看重。中國的城市化其實是工業化的延伸，工廠建在哪，哪就會變成人們聚居的生產生活區，而且經濟的集聚效應會越來越明顯，使其漸漸具備城市的種種功能。“工業化推動城市化”這個規律是普遍的。但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其實很晚，是與外資產生關係之後纔開始有的新現象。同時，我們似乎可以發現，雖然中國成爲了世界工廠，但我們的城市化率卻不如那些發達國家。種種現象表明了我國的城市化對比工業化是滯後的。他思辨中國古代的重農主義和新中國的人民公社，找到來路，再找去路。“重工輕城”現象，恰恰是爲了維護城市的產物！爲了偏向城市，才阻撓人們自由地入城、擇居的傾向！這種城鄉二元結構依靠戶籍制度和行政力量，這背後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選擇，還有憲法權利的博弈。 他引用費雪的話：“收入是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經濟學的第一個字母和最後一個字母。”被固定、限制在農村的中國農民，替我國的發展付了相當大的代價！ 緊接着周教授考察了蘇聯傳進來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入社的農民豈不是中國化的沙俄村社！國家大大地提高了從農村的汲取能力，用廉價的農副產品換匯，支撐着早起脆弱的工業化。行政的手，不但管住了農民自由遷徙的腳，還管住了農民自主選擇我耕種的手。所謂“十億人口、八億農民”根本不是自然現象，而是一種人爲制度的建構。當然那是一個革命熱忱高漲的年代，困難是真實的，犧牲是那代人的崇高。 經濟自由是行爲主體對機會以及機會帶來的選擇對微觀基礎，這恰恰是城市化的基礎。因爲這背後是人口在空間上的自由流動，是各種要素的自由流動。這一理論與現實的矛盾，在改革開放後變得直接。 農業落後、糧食供應短缺，從來是社會主義經濟先天不足的一根軟肋。這是一種經驗觀察。在搞包產到戶後，農民自發的生產積極性給了人們相當大的觸動。伴隨着改革開放的進行，城市需要人力資源要素的集中，於是行政力量開始轉向爲“允許”：鬆動管制、放寬政策、承認農民更多的自由權利並給予保障。權利的概念，不但在學界引發思考，也在現實中野蠻生長着。任何一種新興的權利，都要經過一番艱苦的折磨。 中國走市場經濟之路，實質上就是走擴大自由之路。 計劃經濟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權力的積極自由太多，而老百姓的積極自由太少。現實是，不是壓縮小自由才能辦大事。過去的行政慣性受到了挑戰。後續的一系列改革，很多程度上都是與僵化的行政力量做抗爭。 多種經濟自由擴大，但也形成了客觀上的不均衡，這對我國的城市化、區域經濟格局都產生了深刻影響。擺在城鄉之間的，是土地進城容易，農民進城難。農民進城打工，想留在城市需要付出很多也未必如願。而土地進城，往往是一紙公文的事。這就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口的城市化”。 接下來就是冗長的法律條文的博弈。但明確的是：我國的土地只分爲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城市的土地含混地全部歸屬國家，而集體的土地地位如何，成了一個老大難題。 這就引入了一個產權的問題。 國有土地因爲產權清晰，很快就學習香港經驗搞起了土地拍賣，資本湧入，很快形成了土地收入，在分稅制的背景下形成了土地財政。 唯有國有土地才能市場化賦予了城市土地國有化和高度行政化的設市模式的新機會。政府一旦祭出“政府徵地權”這一利器，政府主導的城鎮化就順理成章了。 一旦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被劃入城市範疇，在法律意義上就成爲了國有土地。只需要帶有強制性的“徵購”行政命令一下發，行政權就不受限制地削奪農民的自由權利。 而農村的土地，因爲沒有確權，產權不夠清楚，成了限制農民和農村發展的新門檻。經濟建設一旦牽涉土地就要扯皮；而農民在外務工很難兼顧土地，若不外出務工，則生活都有困難！ 現實首先就要求國家權力與國民財產的權利邊界。權利是一個舶來品。嚴復翻譯約翰·密爾的《論自由》譯出了一個“羣己權界論”。權利是一個自由行爲的空間，或是被社會承認的正當的、受法律或習俗承認的自由行爲空間。 而科斯給出的產權定義更是當時對症的急藥，交易費用（制度成本）在土地用途管制方面也起作用。當下的中國城鄉，早被一起捲入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各種要素的流轉和重組，不受人主觀願望的支配。重新界定權利是非常重要的。而現實是，權利的明確是在一場場侵權博弈中搏殺出來的。 農村土地的確權之路艱辛異常。貴州的湄潭經驗、四川的蘭田村的“血戰到底”、成都的“還權賦能”、仁和社區搞“佔補平衡”，撕開了土地流轉的一道口子。 尤其是仁和社區，資本下鄉成爲一個值得觀察的樣本。還權賦能做的城鄉統籌實驗，很好地提供了樣板。 中國習慣集中力量辦大事，舉國體制的優勢和劣勢明顯。中國模式的發動機是政府，許多工作是由政府牽頭去做的。還權賦能就是把原本政府做的事、政府掌握的產權（農村的山林湖草、土地和房屋的產權、農民被判定爲非建設用地的土地等）交還給農民和集體。這原本就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放權改革”的成果，背後的邏輯是前蘇聯的制度邏輯：全部生產資料歸國家，由政府管理，不需要經由市場進行轉讓，可以直接通過行政命令來劃撥。在市場經濟的中國，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在經濟領域激烈地博弈！ 在分稅制改革後，地方政府成了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市場化強調效率，不得不承認有些時候效率壓倒了公平。但似乎我們過去認爲有效率的，也未必真正有效率。如此強大的行政機器，怎麼到了農村範疇就喪失了效率呢？有時候連量度都不能統一！蘭田村丈量土地的時候，有些用古畝計數，有些則用產量畝，還有些用公畝，簡直混亂，但換到政府管理的電費水費上，計數那叫一個清晰！原因正在於此：農村的土地不參與市場競爭，沒有被定價。所以市場的效率完全對集體土地不起作用，以至於度量衡單位都不統一。有些時候政府所講的爲了“公共利益”，也是含混不清的！ 但農民作爲人力資源要素早已被市場化了。農民離開土地，離土不離鄉、離土離鄉的比比皆是。集體化的鄉鎮企業在80年代後期陸續破產，農民既有對工業社會的現實需要，現實社會也需要農民對工業社會做貢獻，這種雙向選擇讓人員作爲要素流動成爲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農村的土地要麼閒置，要麼撂荒，要麼被不那麼精心的伺弄。農民也有資格享受工業發展的福利。但如何利用農村土地成了法律上、觀念上的難題。慢慢的，土地流轉成爲人們的選擇，土地的性質不改變，交易使用權，成爲一種解決辦法。但這還要闖法律關、行政關和觀念關。不過越來越明顯的是，農民困死在土地上，沒有出路的。必須要把農民從狹小的耕地上引向更廣闊的天地。 中國古代的政府傳統是“皇權不下縣”，到了現在行政機關的末梢是鄉鎮。不論行政權力的層級到哪，公權力都不介入私產。但集體化時期的遺留問題：政社不分的歷史慣性也很強。那時不少農村的資產被化成集體的了。農民離土離鄉的強烈力量、含糊不清的歷史賬，加在一起就是湄潭經驗的意義。 放眼全國，那些淨身出鄉的農民也不少，但無一不是外部獲得的利益遠超過農村的收益。城鄉的差別體現在很多地方。最關鍵的一點是：國有是公有制，集體是公有制，爲什麼城鄉之間的物業轉讓天差地別？現在城中村改建的那些“小產權房”，不也是走在合理合法的灰色地帶嗎？農村的宅基地原本就是生活資料，是農民的私家事務，但宅基地公有化以後，集體的“成員權”成了一個要害。在一輪輪的成員競爭後，最終只能是集體的土地中，宅基地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晚婚晚育、男女平等也就無從落實！宅基地就算沒被定價，不怎麼值錢，但是它也還有使用價值。難道沒有宅基地的定價，交易就不發生了嗎？溫州樂清縣的試驗就是很好的例子。 原本簡單的“地隨房走”，相對簡單的轉讓，在多頭惡性競爭中成了緊張的禁區。貪腐的村幹部、集體成員的私心、沒有被定價的分配及交易制度，構成了一種近似囚徒困境的博弈。這時候，就需要政府作爲公權力的仲裁者發揮一定作用。 政府不能僅僅扮演爲了地方經濟發展（有時候是爲了官員自己的升遷，唯GDP論英雄）而徵地的角色。建立健全機制，不能沉迷在大搞經濟建設的迷局裏。地方政府還要兼顧公平，要保證耕地面積和糧食安全，要讓城市的發展被本地人公平的享受到。一個地方的經濟越發展，土地就越稀缺，價值也越高，市場化的土地總會衝擊沒有被市場化的土地。利益的衝突會隨着經濟的發展與衰退而波動。資源錯配再加上收入分配製度的不足，一定會成爲不穩定的因素。幾億農民離土離鄉，不在家鄉生活，許多閒置的土地爲什麼不利於起來？於是在政府徵地的機制框架內，產生了一種增加掛鉤的政策。雖然農村的物業和土地還是不能轉讓到城市部門，但農民可以參與了。農民因爲獲得了產權的自由，有了選擇的機會。產權就是選擇權！就是這麼一點自主權和選擇權，闖出了一片新天地。 要知道，如果農村的土地可以進入市場，那麼地方政府顯然也是獲利的一方。不信可以看看有些進行土地掛鉤的地方，地方政府的參與意願要高得多！有了掛鉤政策這個帕累托最優的途徑，農民也會獲利，因爲市場化的買家競爭，一定會推高價格。一個邏輯需要注意：使用權清晰，不一定代表着轉讓權清晰。但轉讓權清晰，那麼使用權一定是清晰的。按咳嗽定理：經濟體制的實質區分要以權利界定爲基礎，權利劃分不同，市場的反應也不同。 但這一定需要政府進行職能的轉變。政府要仔細地思考土地市場的利與弊。雖然農村土地放開進入市場會帶來巨大的收益，但資本野蠻下鄉可能帶來的危害也需要提前考慮。唯有法治才能打好這個提前量，做好規劃和準備。如果真想把土地和物業交給市場，其實並不難。無非就是考慮市場到底介入到什麼程度。樂清縣的百年傳統、黃奇帆在重慶做的地票試驗、深圳鳳凰社區“統轉”“統徵”的應對，都是非常積極的試驗。 我們要調整的是原先的“半拉子”土地市場。在其中，政府職能要轉變，農民的意識要轉變，城鄉的差別要被重視，市場的效率要發揮，公平一側也需要重視。但繞來繞去，就如其他領域的經濟問題一樣，還是會繞到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的根本問題上。這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需要我們積極地思考這個問題。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積極地把握時代的潮流吧！一切在喧囂之後總能安定下來。

寫下這部分內容的時候，我已經看到了70%左右，情緒也漸漸平復下來，所以把之前帶有情緒的評價刪掉了，重新編輯一遍。 首先，鑑於作者一直cue改開前的公有制時期，我必須要給一個最低的評價。 戶籍制度古今中外一直都存在，尤其是在生產力水平較爲低下的時候，這是治理國家、維持治安的有效手段。建國後，國內外環境都不容樂觀。內部積貧積弱，外部羣狼環伺，確立相對嚴格的人口管理制度，有絕對的必要性。制度是有滯後性的，在特定歷史時期下確立的制度，不會因爲社會環境的改變就直接做出改革。如果一個制度實行的過程中沒有出現顯性問題，不斷延用下去是十分正常的。即便，在那之後，中國內部經濟發展，國際地位逐漸穩固。相對嚴格的人口管理制度，與我國的國家治理並不衝突，沒有即時做出改變太正常了。並且，限制人口流動，與公有制經濟體制是具有統一性的。隨着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發展，農村需要集體勞動，城市同樣由國家分配工作。這種體制下允許人口隨意流動，具有合理性嗎？具有可行性嗎？即便放開戶籍制度，允許人口隨意流動。城市人到農村定居，農村人到城市定居，組織上也沒辦法給這些人分配工作。這兩點來看，作者就改革開放以前對我國戶籍制度的誹謗是不成立的。 批判完作者的觀點，還有作者的全書結構。當然我也是看到一半才知道這本書並非是一部論文，而是作者一段時期內的文章合集。因此就有一些客觀存在的問題，全書並沒有就一些核心觀點進行結構性的論述。每篇文章之間的觀點論述是很分散的，並且還會出現重複的情況。 作者的整個論述過程也是一言難盡。

讀完96年的《黃河邊的中國》和04年的《小鎮喧囂》再來讀這本，驚異於差距之大，這可是12年的著作呀。讀完開篇就想放棄了，但想着要給差評也好歹讀完吧。作者提出了不少觀點，但闡述模糊不清，捨本逐末，讓人感覺仍然停留在作者自己所謂的觀念上，只用了少量片面實例和傳言做支撐，所謂興一利必生一弊，對於現狀的利弊分析少有令人信服的深入分析和數據支撐，更不要說提出解決辦法以及辦法的利弊分析了。通篇感覺是在諷刺和發牢騷，簡直有損知識分子的形象。 比如談酒駕入刑，簡單用所謂經濟學思維去理解，不談人的主觀方面，社會影響方面；還有認爲糧食產量提升都是分田單幹的功勞，不談化肥水利種子的變遷；還有土地市場化的討論，只停留在對沿海發達地區的認知，我都看笑了。 其實也難怪，作爲學西方經濟學的，沒有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哲學的理論修養，只從經濟學範疇討論社會制度，是無法擺脫其侷限性的。 現今15年了，面對紛繁混亂的世界，西方價值觀的缺陷和資本主義內生矛盾的凸顯，不知作者是否有觀念上的轉變異或有新的辯護內容呢。 好了，咬着牙看完，獻上一片差評，算是對得起我的生命時間。

T：20220707 經濟學類的書，因爲自己並非喜歡閱讀，因爲覺得概念多，且比較枯燥，閱讀着就會老是走神，這本也不例外讓我會走神🙃🙃，還需多多努力再看一些經濟學類的書，經濟學類的書是我最最缺乏的一類書了。 從《置身事內》中裏面許多推薦的書籍，着手開始看這本《城鄉中國》，裏面的語言其實已經很簡潔邏輯也比較清晰，也涉及到了許多概念，不過在“掛鉤”這一篇章的時候，讀的雲裏霧裏，還是不太明白，瞭解起來喫力。 “城鄉中國”，城在前，鄉在後，關係中的孰輕孰重可知曉。還記得毛主席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部署，取得了顯著的效果，鄉土社會是中國的基層社會。從清朝的內憂外患、抗日戰爭、大躍進時代、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的一百年來可謂舉步維艱，一路走來的不易，到如今我們是世界經濟強國之一，人們的生活越來越美好。城鄉發展也是有目共睹，自己就是農村出來的，從自己周遭事物的變化，從小到大的感受中，從小時候上山砍柴、種稻谷曬稻穀等一些農活，小時候的夢想是想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個房間，那時候從住着瓦房到如今每家每戶都住着小洋房。生活在變化着，前幾年老家們要蓋房子的時候，都是自行決定，到如今也是要政府部門來批准，現在每家每戶也有房產證了，記得這個是去年的事情，以前是沒有的，這也是一大變化。 從本書中看到了，土地財政是國家一項重要的管控措施。城鄉土地二元發展，只許國家賣地，不許百姓入市，作者帶領團隊一步一步的進行實地調研，從貴州、成都、重慶、上海、深圳等等，所以舉的例子如數家珍，娓娓道來。 城市土地管理與農村土地管理不同，也一直看到了農村集體土地是沒有市場化的。印象比較深的是“三個集中”即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農民向城鎮和新型社區集中、土地向適度規模經營集中。擴大城市化，會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口、設施、建築等等經濟活動的集聚，也帶動了更多的發展. 緊跟時代步伐，瞭解更多的國家政策。下一本《鄉土中國》。

本書核心論點——支持農地“入市” 【轉摘】當代經濟學家中，周其仁捱罵最少。他之所以受非議少，是因爲他的批評方式總是綿裏藏針，呈現出一片和風細雨，這讓被批評者不好意思升起滿腔的憤怒。他將自己的言論場域僅僅鎖定在學院經濟學之內，他的文章之專業、學問之嚴謹，一般不圍繞大衆關心的經濟熱點問題故作驚人之語。 周其仁一直倡導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他以一個獵人的耐心和敏銳，深入真實的經濟生活，不遺餘力以通過學術研究推進中國的改革與發展進程，堪稱中國改革的活化石和鼓手。

越往後私貨太多，以偏概全，論證條件不充分，其他條件避而不談，最後幾章看不下去了。城鄉中國，城鄉中國，沒有城也沒有鄉，只有關於土地市場化的推崇，對目前土地政策的抱怨。書的後半部分更是純抱怨，無論證，“我猜測”這類詞用的也多，多重問題簡單化，解決方法都歸爲土地市場化，其他條件，原因，解決方法都不談，就一個推崇市場化。

讀完《城鄉中國》，第一反應是：“這書講得挺對的，但看得有點累。” 讓我印象比較深的一點，是他在書中反覆強調“自由是城市的基礎”。這個說法我挺認同的，尤其是放在當下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背景下看。城市化不是蓋樓，也不是強制把農民“弄進城”，而是要讓人可以自由選擇在哪生活、怎麼生活。 書裏講到改革開放後農民工進城的歷史，戶籍、醫保、教育，每一樣都卡着他們。城市需要他們，但從來沒真正歡迎過他們。說到底，我們的城市化是一種“外殼城市化”，樓修得再高，如果人進不來、心留不下，那它就只是空城。 最後，這本書讓我重新理解了“發展”這個詞。發展不是GDP漲了，不是城裏多了幾個CBD，而是要看到最底層的人，他們的生存是否變得有尊嚴、有自由。我始終覺得，一個國家最能體現溫度的，不是它給強者的機會，而是它給弱者的空間。🫡

周其仁先生的代表作，從城鄉差異的角度來論述中國特色的土地管理制度，及其改革歷程和走勢~ 多年來，周其仁先生爲國家的深化改革，大聲疾呼，奔走多年，實在令人欽佩； 同時，他倡導的真實世界經濟學與體制成本，也是獨樹一幟！ 於是，我精心整理了一份主題書單，歡迎交流、探討~ 【精選書單：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與體制成本】 1、《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推薦理由： 從經濟學的角度，闡釋事實和包含在內的邏輯。 2、《改革的邏輯》 推薦理由： 作者這位密切參與者，深入解讀中國經濟改革的來龍去脈和關鍵問題。 3、《產權與中國變革》 推薦理由： 依託中國改革的實際經驗，來研究產權與制度變遷。 4、《城鄉中國》 推薦理由：沒有農村、農業和農民狀況的根本改善，國民經濟是搞不起來的。 5、《收入是一連串事件》 推薦理由： 從一連串事件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收入增長，正確而別開生面。 6、《病有所醫當問誰》 推薦理由： 作者保持其一貫的研究作風，注重實地考察，將經濟理論應用於現實生活，針對我國醫療改革中的熱點問題展開討論，言語通俗、生動，觀點犀利、明確。 7、《貨幣的教訓》 推薦理由： 教你看懂中國的匯率與貨幣。 8、《突圍集》 推薦理由： 經濟下行，當前中國改革的邏輯和問題在哪裏？ 一起來，更精彩！ --end-- 「李園讀書會」簡介： 上學，→當牛馬，→創業/投資，→自由人，當前……你在哪個階段呢？ 這裏是「以書會友」的個人成長社區，各階段的書友都有，主線任務是通過「創業/投資」實現FIRE的生活方式：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讀書會」現已開放納新，感興趣的書友，快快私信我加入哈~ 讓咱們常喝茶，多看書，約跑步/徒步/登山，一起愉快地玩耍吧！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閱人少數，少於15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