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峻石
本書從民族學研究中的身份認同問題出發,以歐洲、非洲的個案作爲切入點,建構了一個新的衝突理論。在人們既往的認知中,民族意識和宗教信仰往往被視作引發衝突或者產生政治分化的決定性因素,儘管歷史上並無充分證據來支撐這些觀點。本書批判性地檢視既往成見,並詮釋了水、石油、政治資本、區位優勢等資源在族羣與宗教中扮演的角色。
信任,爲了獲得自身的安全感。權力作爲獲得資源的資源,亦是被爭奪的對象。本書中關於"何故爲敵"的解釋,不光可以用在國家與國家,族羣與族羣,在家庭,工作存在多方競爭情形下,也可以同樣感悟(增加多個指標)。爲了達成利益平衡,讓我想到"不患寡而患不均",關於人數,准入門檻,資源數量的三張表格很有啓發性。也能夠協助我們理解社會表現形式下潛藏的意義。 宗教是權力的具象化,保護既得利益者,穩定不得利益者,在中國的環境中,想到封建皇權的設置,包括輝煌的宮城(物的隔絕)以及宦官制度(人的隔絕)。 關於商人的榮耀與艱難,利益的"皇家"既要與大衆保持距離,又要貼近上位者。從本書中,我聯想到,商人需要信仰某個宗教(歸屬某個團體,這其中也可通過宣佈愛國等方式),加入公益事業(減少與大衆的摩擦)。儘量佔據道德的上風,建立輿論口碑,維繫利益的穩定和安全(人設的重要性)。 商人的平衡要不落入民衆之中,要不成爲上位者的代言人(我國,他國相反),這樣會相對安全。 對於他國語言還是要強調工具性,而非一種身份上的歸屬和認同。加強中文教育,加強文化自信,民族認同感非常重要。現階段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措施及時有效。 在此基礎上,認真思索現今國際社會的亂象,纔會發現,那些所謂民主,是一種武器,而非一種變得更好的力量。亞洲的文化,相信的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的路,而非第三方神的拯救,神話和現實都是相互印證與影響。 "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確實如此。只有自己去拯救自己的族羣,和把握自己的未來,不能受到他人的影響。
從衝突問題本質分析上看,作者的眼界過於狹小,只是侷限在現代的南斯拉夫,索馬里以及非洲部分地區。 從局部衝突的成因、過程、結果、影響等問題來看,作者的解釋又太過寬泛,沒有集中於一個地域的衝突從歷史、政治、文化等多層面全方位的進行分析。 作者解構了衝突作爲族羣或者宗教的競爭,卻沒有建立起衝突的本質模型。本想着德國的學者更加具備深刻性和嚴謹性,還是有些失望。20200327
內卷的後果2:錢謙益、劉宗周與宋江 5、錢謙益與劉宗周:道德內卷後的羣組分化與極化 晚明社會,科舉內卷,士大夫的羣組規模達到了飽和程度,物極必反,分化出君子與小人。 道德也內卷,會是什麼一副樣子? 作者說,“如果追隨者與領導者具有一致的集體身份認同(族羣、宗教、意識形態等),他們的忠心要價就會拉低;如果沒有這樣的因素,領導者就得爲此支付更高的價格或者使用更多的暴力。” 劉宗周之死就是爲此付出的代價! 作者說,當資源(對優勢羣組的歸屬權利、政治領導地位)爭奪變得激烈時,與潔淨和儀式實踐相關的規則要求就會變得越來越高,這與涉及的人羣是否信仰伊斯蘭教沒有關係。 以非洲的伊斯蘭化爲例,早期具有寬鬆的氛圍,甚至開放融合當地的巫術儀式,爲了吸引教徒,但到了競爭白熱化時期,一變而禁忌森嚴了。所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化,恐怖主義化其實是競爭內卷的倒逼。 劉宗周可以持有道德潔癖,其他人不行,道德內卷使得它會通貨膨脹,泡沫化,最後貶值不如高點套現,這就是“道德的市場化”,隨着晚明社會的商品經濟一起成爲常態。 錢謙益們之所以降清,在於他們在道德市場上擁有變現的選擇。每個人都是理性人,選擇都是理性的,一定選擇利益最大化。降清的利益大於忠於明朝,就難怪他們會當漢奸當小人。 東林得勢時,他們選擇做君子,大清得勢時,他們選擇做漢奸,反覆橫跳,身份選擇不是障礙。而且我發現,比如錢謙益,既是政治家,又是戲劇家,後來又是聯絡鄭成功反清復明的行動家,一個擁有多重身份與愛好的人不會走極端。 多重愛好就相當於多重語言。作者說,多語言的人或者那些能精通不止一種語言的人在自我展示時,可以有身份認同上的選擇餘地,而不是被捆綁在一種語言形式以及由此給定的族羣性上(在寬泛意義上,“族羣性”也可以表述爲“身份認同”)(Le Page & Tabouret-Keller, 1985)。 據說錢謙益有一天對柳如是說:“我愛你烏黑頭髮白個肉”,柳如是俏皮地回答說:“我愛你雪白頭髮烏個肉。”愛得很多,大概是明末士大夫的特色,李漁張岱也是,幾乎無所不愛。入清不出仕也可以隱居起來寫書作戲,馬照跑舞照跳,犯不着去死。 而劉宗周們除了堅持道德潔癖,名節是他唯一的資本,沒有執政與帶兵能力,清流是他唯一的身份,選擇單一,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但凡他有岳飛那樣匡扶社稷力挽狂瀾之才,名節與功利兼備,也不會去死。 總之,錢謙益與劉宗周無非是道德內卷後的羣組分化與極化現象,是任何一個羣體達到內卷的必然。 6、劉宗周的道德潔癖:爲了權力競爭及信任危機 《爝火錄》中說如何對付李闖:使有一、二識力長貳及紳矜輩慷慨曉陳順逆禍福、安頓窮民、解息紛訛、捐助城守,賊自難行其詐矣。 那爲什麼不做?信任危機!誰信你官,誰信你君子!反過來,對於李自成的空口許諾,老百姓竟然多信了,“間有一、二舉實情以告,彼地方愚民方且望賊如雲霓而莫之信。” 《何故爲敵》中說,近年來索馬里的伊斯蘭教實踐有更爲嚴格的形式,這可以被解釋爲: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索馬里的商人需要與海灣國家的商人建立起彼此信任的關係(Marchal, 2004: 115) 這大概是信任危機的代價。當信任貶值時,人們必須做出割席斷交、劃清界限等標榜道德潔癖,君子清流的原教旨主義行爲,才能被信任,被賦予正當性。就像城隍遊行中,爲表虔誠,必須各種自虐,像是一場自虐的展覽。 據說朱鎔基說過信心比什麼都重要,如今,似乎正和朱鎔基相反之路狂奔。八國聯軍老百姓幫忙帶路,也是信心問題,自古以來官民是對立的。 《何故爲敵》中又說:如果大家都是穆斯林的話,僅作爲穆斯林的身份便無法成爲主張權力的基礎,人們需要將美德予以不同程度的區分,主張自己屬於比較高的級別。 這就像《唐伯虎點秋香》裏周星馳泡妞鬥狠的橋段一樣,其實是古代流氓常見的比法,周作人“紹興破腳骨”就有講,昨天聽老梁講“瘋狂內卷,天意不可違”講到天津衛的混混爭奪碼頭,油鍋裏剔銅錢,也是“鬥狠模式”!印第安人誇富宴,也是類似的,比誰慷慨到可以傾家蕩產,誰就服誰! 所以,猶太教就是廣泛分佈於歐洲的猶太金融家們的一種信任貨幣,中國的宗族也是,古代所有商行,特別是徽商,全是宗族的信譽背書。 劉宗周以死殉節是被政治鬥爭中分類的代價,《何故爲敵》中舉例一個“非暴力”打擊恐怖分子造成的連帶傷害情形:2001年11月,在美國影響力所及的地方,世界各地的巴拉卡特(Barakaat)銀行被關閉。索馬里的家庭爲此承受痛苦,因爲他們無法收到身在歐洲和美國的親屬的匯款。 入侵伊拉克據幹掉薩達姆說是因爲一袋洗衣粉,但不重要了,這個巴拉卡特(Barakaat)銀行是否真的爲本拉登轉賬,已經不重要,犧牲是難免的,這就是本書要說的衝突以族羣等分類爲前提,分類並不是科學的,不幸,這家銀行被分類爲恐怖分子支持者,劃入了敵對陣營。 7、宋江:官僚內卷後的“造反-招安”成功學 當宋江舉起“替天行道”的義旗,實際上是挪用了官方的價值觀語言與象徵性儀式,就如《共有的習慣》中所說的18世紀英國糧食騷亂的喧鬧遊行與官方傳統的教會法庭具有同樣的審判儀式!意味着,它們其實是衝突的一體兩面,並非價值觀衝突,而是:資源爭奪的抗爭表演! 平民只是想要從官方貪婪的嘴裏救下更多的利益,並不是要推翻制度,並不是要做李自成!宋江也並不是要推翻宋徽宗,而是想當官,據《士人走向民間》一書所說,唐宋科舉內卷士人下沉走向民間,宋江只撈到小吏,不可能當官!造反清君側只是宋江干進,實現階層躍遷的一種工具,甚至是積極進取的人格,是熟稔於官迷心竅的成功學,完全不是叛逆反社會人格! 在吏的隊伍中,一輩子就是吏,吏不屬於官的體制內,而屬於官的私人聘用,一輩子被人歧視。 宋江造反,在小羣組裏當作頭領,切換聯盟時就具有很大的收益!正如《何故爲敵》中說,“一位現時的或者潛在的頭領對於“切換”聯盟(或者我們也可以使用一個不那麼高雅的詞“背叛”)時,與普通追隨者的成本-收益考慮會完全不同。” 宋江只是選擇了成功學中的一條高風險高收益之路:“造反-招安”! 8、邊緣地帶與跨界紐帶:漢奸與國際人 梁文道早期在廣州的演講,關於南方中國的海洋文化。 歷史上,反映在《河殤》這部80年代末的紀錄片中,以中原黃土文明爲主流,缺乏海洋文化的存在。 但梁文道說,no,對於南方中國人乃至南洋華人,自古以來都是海洋文明!他還舉例鄭芝龍,福建人,澳門學習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會彈弗拉明戈吉它,娶日本長崎富家女爲老婆,投靠明清,佔據臺灣……他的船隊什麼人種都有。 梁文道的意思是,南方中國的觀念是多元,跨種族與國家,也就是沒有國家概念,流動性,也就是隨時當漢奸或朋友,他舉例說黃花崗烈士與建設大陸的南洋人不一定是愛國華僑,別扣高帽,他們有些沒有國家概念,而只有個人的利益。也就是說,個人不應該被集體敘事所籠罩,扭曲。 的確如此,我們的歷史主流敘事完全遮蔽了邊緣地帶的人,他們沒有王法,沒有中國觀念,看起來有點“漢奸”或“跨界”的離心特徵。任何一個組織的邊緣地帶都是如此。 還有一類人,未必在地域上而在身份上屬於“跨界紐帶”,擁有雙重國籍或身份關係。 人類學家格拉克曼認爲“跨界紐帶”有助於緩解衝突,作者相反,他指出那些跨村的親戚帶來的問題:讓村莊之戰變得複雜的不是婚姻,而是那些無法與之通婚的人,因爲他們是兄弟或者姐妹。屬於同一外婚制部族的成員生活在另一個村莊裏,而那個村莊的人是潛在的敵人,這讓村莊之間的戰爭變得複雜。 這事猶如前天918,深圳一日本小學生被民族主義分子殺死,他媽媽是中國人!猶如,反日遊行時砸中國人的日系車。 這就複雜了,無法被分類,正是因爲這種“跨界紐帶”的存在,他們本是我們的一員,卻跑敵人陣營裏去了,那不就是“漢奸”“國際人”谷愛凌嗎? 這種複雜性,使得他們比敵人更要被打倒。 作者說,這些“跨界紐帶”真正帶來的是,它們爲行動主體(當事人)提供了幾種不同的選擇,來幫助他們面對戰爭的結果(Schlee, 1997)。 那麼,抓漢奸運動實際上是對於複雜性的憂慮,和對於多元選擇性的嫉恨。
人類種羣/族羣/民族的興盛與衰微,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政治生態與自然生態影響的疊加,至於宗教/血緣/民族國家,不過是人類發明的一種文化裝飾,用以鞏固或保有生存境況的說辭。人們爲宗教/意識形態的相互攻詰/衝突,本質上是個我生存環境的折射,驅使或被驅使,爲利益而戰。 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生存法則並無二致,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人類藉助文化裝飾,顯得冠冕堂皇而已。 在漫長的人類文明進化中,遺存下來的,成爲文化的標記/貢獻者/講述者;消亡的,則是文化的犧牲/獻祭,湮滅於無形。脫去文化外衣(宗教/血緣/族羣/意識形態),人類依然會競爭(衝突/爭鬥)着求生存。
在我感興趣的領域裏,或者說,我以爲作者應該花費重筆墨廣泛展開的地方,很少見到,或者根本就見不到它的出現,這當然是一種遺憾。當然,每一個人的生命短暫有限,我不可能,循着作者的旅程軌跡,補足那些在我看來,應該充分展開的部分。非常好的一個主題,只是可惜啦!
今天才知道維和部隊是爲什麼會合理介入索馬里地區的政治局勢的。 感覺書討論的背景是基於索馬里局勢的和平進程實際經驗。從基於身份認同的決策和容括排斥策略,以實操經驗說明種族標籤並不是決定地區衝突的重要因素。是一個政治、軍事、經濟、宗教交織作用的結果。而所謂廣義的有效認同標籤在全球城市化過程中,傳統標籤正在消解,權力和利益更多主導局勢發展。尋求解決過程中,用有效手段和溝通努力推進地區各方權力表達的平衡和地區和平,建立有效索馬里和平政府依然有困難的結論說明這本書成書時間可能在2012年以前。 很喜歡裏面跨界紐帶這個概念,但是不理解作者的理解,感覺它應該像同素異形體與化合物之間的關係。一個緯度內的羣組之間是化合物聯繫,兩個緯度內是同素異形體,而跨界紐帶是要同時連接化合物和同素異形體。 族羣是宗教某種程度的機器表徵,又都是不同緯度的生命體。 基於(標籤)身份認同的決策和佔位,顯性和隱性關係的確定程度從0到1--如法律, 是不同個體間的契約和締結緩衝器。 衝突現象是否都可以理解爲人a和機器b的因異步而對抗表徵M(X,P)?經濟關係,政治關係,歷史關係,倫理關係,作爲參考鏈接變量Y,個體人,組織,民族,國家,宗教,文化,公司,自然,既是不同緯度的生命a&b,也是在一個文明範疇裏類聚羣分的機器,又彼此交互成一張網的權力結構分佈F(a,b),兩兩之間是目標向量X和數量n有限資源p的矛盾,關係表徵A&B刻度爲合作1與衝突-1、慈善1與戰爭-1、對抗0與冷戰0,機器的時代特徵總是日新月異,內部或者外部這些矛盾最後總是被具體到新聞裏揭露有制度沒信仰的組織機器與受害的平民,在大結局後表現出義憤填膺卻木已成舟的同情批判謂之監督反抗的火種和“跨界紐帶”,循環往復確實才能進步,可爲什麼非需要祭品才能喚醒和扛起機器的一點點讓步(槓桿失衡),可能'機器'根本不鳥所謂喚醒,因爲不是一個緯度的生命,人和機器都是不在一個緯度生活卻同處一個緯度的矛盾動物,機器內部和外部的衝突的部分交集需要新的關係程度表徵作爲緩衝締結紐帶。沒有時有麻木的羣體。
楊勝敏老師題寫的序言,衝着這個堅持讀完。整體讀下來並不是特別流暢,可能是翻譯原因,再加上個人對非洲國際政治背景相對陌生,對書中的很多案例並沒有產生共鳴。尤其第三部分,實證框架的譯法很不理解,一開始以爲是實踐路徑或者實踐經驗,讀完味同嚼蠟,也沒有對應前文的理論。並沒有很驚喜的感覺,部分內容閱讀時自動跳過。 作者開篇提出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族羣衝突的原因到底是什麼?民族?宗教?文化?資源?利益?實際上更多還是相關主體的各種實際利益(經濟利益、政治利益、社會利益、發展機會等等)。個人感覺這一點其實對於中國學者很好理解,因爲國家層面和學術界的共識就是秉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的理念。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已經被批的體無完膚。 然後作者提出了關於族羣性的六條常見錯誤觀點:(1)族羣性是族羣衝突的原因;(2)文化碰撞根深蒂固;(3)族羣性普遍存在;(4)族羣性不能改變;(5)族羣是有共同祖先的羣體;(6)族羣具有地域性。(個人對第六點感觸頗深,這也是西方國家民族矛盾衝突不斷地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國家提出民族聚居區、民族區域自治話語,而不是民族自治地方!) 通過對以上觀點的批判,作者提出族羣性並非衝突的原因,而是在衝突進程當中才得以出現。並提出了一個基於身份認同的決策理論,圍繞族羣和族羣展開討論:族羣是社會性建構、民族並非自然實體、宗教是政治鬥爭的工具等等。將族羣性的理解置於衝突中,認爲族羣性是衝突的結果而非原因——這一點很重要!作者以索馬里和肯尼亞情況的對比,意在說明:族羣多元化不是戰爭的原因(索馬里的族羣和宗教高度一致,卻高度分裂;肯尼亞語言和族羣多元,卻相對穩定) 此外,個人感覺作者的觀點很多,分散在整本書中。一些學術概念值得讀者關注:榮括與排斥、湧聚、收緊化、純淨化……因未讀原著,覺得排斥、收緊化、純淨化表達的是一個意思,懷疑在原著中是同一個詞語,是否爲譯者爲了追求閱讀體驗的刻意爲之?(這一點不確定,歡迎拍磚交流)
身份認證,與其說不是衝突的源因,是衝突的結果,但它一定是後續衝突的原因和力量。所以,我們需要區別:源因與原因的區別。
這是本專業的書,對於普通人而言,讀起來非常枯燥,採用的事例離我們也很遙遠,國際政治的細節總是乏味又糾纏不清,但是全書努力揭示一個真理,彼此爲敵的衝突是如何造成的,殘酷而又無益的戰爭目標價值何在?
學術性著作,內容異常深奧,沒有社會學知識基礎,看起來非常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