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文献与中华文化传承：新马德教紫系研究

作者在吸取“华南研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历史人类学与历史文献学的长处、以德教经典的具体文本为切入点，对20世纪新马地区华人德教信仰的传播、流变进行了具体的探讨。 从本书的研究对象、行文思路、研究框架设计来看，作者无疑希望能够摆脱“华南研究”范式的阴影，以“文献中作田野”的眼光来思索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如通过对“文本”的起源、流变、功能及其“时代适应性”进行考察，试图告诉我们“新马德教今日何以如此”？又譬如作者探讨了德教进行扶乩时的场地布置、仪式流程、贡品摆放等仪式细节，一方面展示了德教仪式的大致情形，另一面则指出“人们何故相信这一套东西”的内在动因...... 尽管作者选取了“新马德教”这一并不为大众所知的研究对象，并以晦涩的宗教文书、繁琐仪式作为具体的分析个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体认其学术追求和现实关怀所在。简言之，本书的关注点并非在于“文本”、“活动”这些表相之上，而更多在于其背后的主体，即“人”本身。 纵观全书，作者其实一直在引导我们思考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作为一种“弥漫性宗教”（杨庆堃语）的德教，如何走出潮汕地区、迈向新马，并且逐步成长为一股超越地缘、血缘、乃至语言隔阂的信仰力量，凭借其独特的吸引力凝聚当地华侨华人，并促使他们在信仰的号召下达成更高层次的合作、为新马华族社会的福祉而共同努力？ 透过回溯德教文书内容、形式的源流本末，不难发现它们蕴藏着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但与此同时，在经历了德教教徒数十年的完善、诠释后，如今的德教文书早已平添几分“应时而变”的色彩（如新马华侨为号召教徒效忠当地而强调的“忠”、带有商人身份的教徒所宣扬的“包容”价值）。关键之处在于，“文本底色”的变动如何发生，又怎样影响、塑造了教徒对于德教的不同理解？ 文本由人而创造而服务于现实。德教文书、仪式内容的流变，反映了时代面貌、新马华侨社会、“华侨→华人”族群认同的同步变迁。更值得注目的是，在这一过程当中，作为载体的鲜活“文本”，如何呈现出新马地区“人——社会——国家”互动、冲突、调和的具体脉络？而在不同历史阶段，置身事内的华人，又在怎样体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和归属？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对华政策摇摆，又将怎样去影响一时一地的华人、以及他们对我自我文化构建的取向？ 上述列出的，相信不过是全书所要回答的其中几处问题而已，不过由此已能一窥作者的问题意识所在。就个人观感而言，作者希望回答的问题，其终极指向依旧无外乎是理清“国家”、“区域”、“个人”、“文化”四者的纠缠的互动面相，或多或少带有“华南研究”一以贯之的某些取向。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从未宣称要彻底“去华南研究化”，而他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是难以做到的。 换种思路来说，诸多迫切想要“走出华南”的学者最终并未能超越这一范式，这本身也许并不是令人沮丧的——“华南研究”的价值，便在于它为我们研究更大范围内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一套具有相当普适意义的思考方案、以及某些超越地域/学科边际的有益经验。 如廖迪生所言： “以地域为题的研究项目，可以容许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科际整合的研究，让不同的学科各展所长，在华南研究的范围内发展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但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是静止不动的。在历史过程中，政权的更易、人口的迁移、物质与思想理念的流通与传播、区域之间的沟通往来与互动，都促成了各社群的超地域脉络关系。狭窄的地域观念只会束缚学术研究的成果，我们需要超越观念上的限制，将华南变成为研究的起点，以华南的个案去了解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与邻近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相关连社群的关系，与不同地方和学科的理论对话，去寻求研究上的突破。” （廖迪生：《文化人类学与华南研究》，载华南研究会编《学步与超越》，第41页。） 从这层意义上来看，相比于为“如何走出华南”而驻足纠结，研究者显然应当以更为开放的姿态看待“华南研究”的洞见与不见，继而起而行之。 三月初，骄阳似火，热鬼辣辣，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