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

战壕中没有无神论者。面临自己不可控甚至不可知的因素，人类的本能就是诉诸情绪和迷信。历史书写建构认同的过程中，政治认同优先于甚至替代民族国家认同，真正的民族国家认同很难建构起来；而历史具有反建构特征，历史会冲击通过历史建构的认同，甚至动摇认同。当建构成为一种特定的意识时，建构的东西就很容易成为想象者认为真实的东西，进入想象者的观念与现实生活并起着重要作用，即使那些一开始怀有一定目的来创造这种想象的人，自己也迷失于这种建构之中了。 教科书编写、发行的过程，也是知识生产的过程。书局通过控制教科书的编写、发行，确立其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实现知识的社会控制。那些看起来反映一个时代的知识思想，往往是个别书局知识观念的体现。与之相应的是，编者个人的认识通过书局的权势网络，成为一般民众的知识来源。即便是传授一般知识的教科书，所体现的也是“有选择的传统”，只是某些人的选择，只是某些人对知识与文化的看法，它参与决定了社会上什么样的知识会被认为是合法与真实的。书局通过教育途径，以国家的名义将地方性知识全国化，将个人性知识大众化，使一种地方性的、部分人的知识成为“经典”知识，影响一代甚至数代人的思想观念。 法人拉克伯里在1894年出版的《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中，列举了中国和古巴比伦在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科技发明和政治制度方面的近百种相似之处，从而断定中国文明是从古巴比伦东迁而来的。 奈亨台（Narkhunte）者，即近世Nai Hwang Ti，与爱雷米特Elamite历史所称之Kudur Nakrhunte相同，于底格里士河边有战功，当纪元前二千二百八十二年（或谓当纪元前二十四世纪至二十七世纪）率巴克（Bark）民族东迁，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葛尔（Kashgar）（即疏勒），沿塔里木河（Tarym）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其一族者，与其本族分离，向北方近烟尼塞河流域旅行。今日于河边，发现其用当时文字所成之古铭。而同时又有未达东方者，与北西藏之民族，结合而为一部族。此东迁之酋长，以中国古史证之，即黄帝也。又曰莎公（Sargon）者，于当日民族未知文字，为记事实，用火焰形之符号（案中国古史称神农用火德王，以火命官，故曰炎帝），是即中国所谓神农也。又曰但克（dunkit）者，近世Tanghieh迦勒底语为Dungi，亚多人Chalden，曾传其制文字象鸟兽爪之形，是即中国所谓仓颉也。巴克者，本当时命其首府及都邑之名，而西方亚细亚一民族，用以为其自呼之称号。今此语之存于西亚细亚古史者，即巴克之国Country of Bak，此民族其后有东迁者，是即中国所谓“百姓”。昆仑Kuenln者，即“花国”（Flowery land），以其地之丰饶，于后世子孙之永不能忘，既达东方，以自名其国，是即中国所谓“中华”也。 卢文迪：汉本朝代名，不必说。所谓满族，本是汉代时东胡人的后裔，东胡人便是黄帝子昌意的子孙。所谓蒙古族，本由蒙古地方得名，其人本为室韦，而室韦则是契丹别种，契丹又本属东胡族，那么也是室韦的后代。回本宗教名而非种族名。藏族则以西藏地方得名，其人本与羌族同种，羌为有虞氏舜的后裔。而三苗则是舜时和共工及禹父鲧同为不服舜的四凶之一。猺则自认盘古为祖先。照这样看，所谓满、蒙、回、藏、苗、猺等族，原无一不和所谓汉族同出于黄帝——所谓有虞氏、夏后氏、有扈氏都出于黄帝。不过汉人大部居于中原。开化较早；而此等人则因散处于关东、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山中，开化较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