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路如荷：我在荷兰当医生

平实的文字，不渲染，不煽情，不自负。每个行业都需要这样的文字。大家都尽心尽力做着自己的工作，有小小的竞争，愿意竞争的人自有广阔天地；而愿意退一步的人，也有海阔天空。想各种选择都拥有，比如临床、科研都强大，那还真得需要超人。一般人只适合其中之一。

同为医学背景，在荷兰读的医学博士，作者更加细腻描述荷兰的医学教育以及医疗制度，同时将中西方医疗制度进行对比，我觉得西方的饭不一定能够适合中国的路径。但是荷兰始终用开放包容文明去接纳新的事务，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赞赏的。

如果我们希望在自己或者家人生命危急时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最及时的救治，那我们或许不得不在大多数情况下给这些真正的紧急情况让路。即便我们同样是病人，甚至我们也情况紧急，也还是要让行更危急的病人。 这个路口你有优先权，为什么要让别人？你这样阻碍交通，让后面的车怎么开？ 这事儿跟素质压根儿无关。让警车、急救车、消防车先行是白纸黑字写在交规里面的；当自己有优先权时，应先行且不能阻塞后方交通，这也是交规。因此如果是绿灯，驾驶员们都应该尽快通过路口——这与其说讲素质，不如说讲规则。荷兰的医院有点像马路，想要插个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规则是每个人都根据约定时间就诊，迟到了见不到医生，早到也未必能见上，插队更是休想。 我内心虽然有些抵触，因为传统观念认为止痛药是在无法忍受疼痛时吃的，但美女医生耐心解释，说保持良好的状态对于控制伤势和迅速恢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千万不能因为强忍疼痛而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影响抵抗力以致最终影响恢复效果。这一席话后，我默默地吞下了药片。 冷静下来想想，医学毕竟是一门专业的学科，病情的急缓很多时候和大众想象的很不一样，并不是患者或家属能够判断的。医生之所以需要专业学习数年，也是这个道理。小朋友病情是否稳定，是需要医生飞奔把他推入抢救室，还是需要固定住受伤的身体以防止二次伤害，取决于医学专业上的判断，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主观“情感”而改变，因此，着急并不能解决问题。 急诊里最有可能出危险的一般不是那些进门之后吱哇乱叫、哭爹喊娘的病人，而是那些一言不发、蜷在角落里的患者——那些真正重病在身的人大多不会有力气去着急、插队、叫喊。而在急诊室这么嘈杂的环境里，重病病人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医生作为专业人员，不能因他人“着急”而影响自己的专业判断。 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因普通割伤而需要缝合的患者去了大医院的急诊，又遇到更紧急的患者，他可能就需要等待，以至于遇到被插队的情况，最后满腹怨气地回家。事实上，医院急诊被投诉最多的往往都是这类情况。而进入急诊室后，通过各种绿色通道被我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患者，都是对医生充满感激的。 首先，大夫应该在患者就诊的时候尽可能提前告知患者可能需要花费的时间。 比如患者可能以为划了道口子到医院急诊缝一下半小时就好了，但实际上完成一整套诊断、检查、治疗的过程往往需要几个小时。当大夫帮助患者建立合理的预期之后，患者再碰到等待的情况，心理上会好受很多。我清楚地记得我准确预测出泌尿外科不少结石患者的病情变化，以及什么时候药物起效而使疼痛减轻之后，他们看我的眼神绝对不是等了两个小时之后抱怨的眼神。 在荷兰鹿特丹医学中心工作的这几年里，尽管我没有在急诊轮转过，但每次去那里似乎都只看到一两个病人。开始我还误以为这是因为荷兰人口实在太少，没有病人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家庭医生制度筛掉了很多不需要来大医院的患者，使得大医院的急诊医生能够集中精力救治重病人。那里的大夫告诉我，如果有病人来了，他们整个团队就会围上去开始抢救。我就曾亲眼见过在医学中心的停机坪上，直升机刚停稳，一个团队就冲上去对刚抬下来患者进行抢救，那个场面和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欧美医学剧中展现的一模一样！ 医疗的目的很多时候是“让病人做个正常人”。 鹿特丹医学中心开发了一个配型系统。这个系统巧妙得不得不让人拍案叫绝。 其实这个系统的原理非常简单：它把同一段时间内需要进行肾移植的供体和受体的免疫信息都收集起来并输入计算机，计算机会通过配对运算获得最佳的匹配组合，以使移植之后患者的免疫反应降到最轻。这样移植过后的器官排斥反应就会小很多，患者术后的恢复情况也会更好。 我们之所以不告诉家属，是因为即便患者本人要求坚持治疗，医生也有权根据医学证据做出是否继续治疗的判断。”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明确规定，如果在医学层面上出现不可能挽回的局面，医生可以判定是否终止抢救。在荷兰，患者个人的知情权以及对治疗手段的参与度要比患者家属的重要得多。即便病人是未成年人，他们的意见也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只要患者满12岁，就需要和家长一起参与对治疗过程的选择和判断；患者满16岁，他们就可以对自己的医疗措施做出决定。当然，多数针对未成年人的治疗，家长还是会被告知的。另外，如果患者要求医生向其家属和亲友保护其疾病隐私的话，患者亲属可能根本无法参与患者的诊疗过程——因为他们可能连自己的亲人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这种情况虽然不常见，但却受到法律的保护。 同事曾跟我解释说：患者家属对医学知识的了解通常都比医生少，而他们对患者的了解也未必够多——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属不会比患者更了解自己的身体。湘潭产妇事件中的婆婆为了让儿媳生第二胎而不同意切除子宫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提醒我们：家属未必都是“为了患者好”，家属的意见有可能夹杂了私念。 在非紧急情况下，如果再次遇到就诊过程中其他患者突然闯入的情况，我们患者与医生能否共同阻止这样的行为呢？不仅因为秩序，也因为隐私。 在我的想象中，在拯救患者的生命之后，医生应该继续上演把坏蛋交给警察，然后警察借助线索查出惊天贩毒大案的剧情，但实际情况却出乎意料。医生把患者肚子里的毒品取出后交给了警察，但当警察问及毒品从哪个患者身上取出，以及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外貌特征等问题时，医生们的答案一概是“不知道”。 咦？这不是包庇毒贩吗？同事解释说：“这种行为在有的国家确实是违法的，但在荷兰却不是。荷兰的法律保护并且支持医生的这种行为。”荷兰人认为，对于医生而言，拯救患者的生命是最要紧的事情。这些毒贩所吞食的每一袋毒品的计量都远超过致死剂量，所以袋子一旦破裂，就必须将此人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如果毒贩和其同伙因为担心事后医生向警察举报会带来牢狱之灾而产生迟疑，延误了就诊的最佳时机，那患者就九死一生了。 此类情况一旦出现，分分秒秒都是生与死的距离，医院通过这种彻底保护患者隐私的方式来换取患者的充分信任，以保证这些人的性命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这样的隐私保护也能够确保即便将来还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毒贩同伙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将患者送往医院救治。“真正十恶不赦的大毒枭是不会亲自吞下毒品的，这些马仔很多都是被逼上绝路才这么干的。他们应该受到怎样的审判归根结底是司法部门的事情。”我同事这样解释道，“我们作为医生负责救人，至于他是好人坏人，法律不要求医生做出判断。这使我们遇到类似状况时能更方便地开展医疗工作。” 这样的事例毕竟罕见，而如此敏感的状况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也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脱离社会实际情况去讨论孰对孰错并无意义。荷兰的法律如何在医患信任的问题上发挥促进作用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 应该说，国人所熟知的“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病床前“展示”的。 其实，荷兰老人看病不需要子女陪同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专业医务人员相对国内而言还是很多的，他们可以代替病人子女去完成很多陪护、照顾的工作，子女也可以放心地把家人交托给医院。而且这份“专业”有时比“孝”对治疗疾病更有效。荷兰的专业医疗服务能够部分取代我们所熟知的 “孝”，这对于解决我们转型期的中国医疗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参照呢？ 只是目前来看，这份“专业”在国内还比较稀缺。医院里的多数护工的服务仅停留在家政服务的水平，并不能给予病人真正的专业医疗看护。我只在极少数团队中看到过护工在专业护士的指导下给患者做科学有效的康复训练。或许是我太心急了，毕竟在大多数老人看病还是儿女陪伴的状况下，市场或许还没有嗅到患者和家属对于专业服务的需求。但我也承认我真的很着急，因为我也漂流异乡远离父母。我急切希望将来有一天，我的父母长辈因疾病需要住院，我能找到比我更专业的人同我一起照顾他们，这在我看来才是真正的“老有所依”。 不同文化下的医疗行为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差异并没有好坏对错之分。 在荷兰，很多癌症的早期筛查工作做得比较全面，很多患者在癌症早期阶段就被诊断出来了。这时告诉患者真实情况可以帮助患者在更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配合医生进行早期治疗。因此，这类坏消息并不是“死亡通知书”，更像是医生和病人共同接受的一项挑战，而这时开始的治疗就像是挑战中的一项项任务，病人接受起来也相对轻松一些。 荷兰为什么没有举国哀悼。这是马航事件发生之后荷兰迅速流传开来的一则报道。表达的意思是：尽管那么多同胞命丧乌克兰，但是荷兰人却不喜欢全国性的哀悼，也没有全国性哀悼的传统。而荷兰政府也更着力于调查事件真相，而不是通过全国哀悼来作秀。 生命之于荷兰，远不是“排场”二字可以概括的。 亚洲文化背景下，很多人都希望尽全力延长患者的生命，中国就有俗语“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在参加外科会议的时候，很多亚洲科学家提出的手术技术常常被西方的同行认为只在乎延长生命，而忽视生活质量。因此，一些西方医生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味追求延长生命，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即便在欧洲，各国医生在医疗行为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尽管终末期病人的镇静疗法甚至安乐死在荷兰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但同样的话题放在英国，就会让那帮英国绅士吵翻天。争论归争论，医学发展依然昂首向前。还是那句话，医疗行为的差异来自文化的不同，但很难分出孰优孰劣。 老人应当去追求自己的精彩人生……但转念一想，其实很多中国的爷爷奶奶辈是很乐于把自己奉献给后辈的，劝说这些老人可能纯属瞎操心了。所以，这篇文章应献给那些内心对自我还有些小悸动的爷爷奶奶，以及将来可能成为这样的爷爷奶奶的人们：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已经有机会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不吹不黑的客观态度提高了可读性。任何国家都没有完美的医疗制度，HAQ指数进入世界前三甲的荷兰也不例外。 看病慢（俗称小病等好大病等死），看病贵（每月必须缴纳的医疗保险贵），看病抠门（不给轻易做检查）是作者主要的槽点。 除却这些，可以说病人在荷兰生活的相当有尊严：医生态度堪比服务业；患者享有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比如知晓自己所患疾病，安乐死合法化）；老有所依（比如医疗服务专业，老人看病不需要儿女陪同。更让我惊讶的是阿姆斯特丹还有专门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设计建造的村落，村里的收银员、杂货店老板、理发师等都是由医护人员假扮的，在这里病人可以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是否值得我们借鉴呢？国情、经济和文化差异产生了医疗差异，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更多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

挺薄的一本书介绍荷兰医疗情况。有这么几段印象很深：像国内这种小痛小闹，花几百块，都可以找三甲医院顶尖的医生看，估计也就中国，没谁了； 荷兰采用分诊制，小病一般都先通过家庭医生解决，当然家庭医生也要预约，有时也很难约，碰到那些十分疼痛但又不是很紧急的病，呵呵，这时候就忍着吧，忍着忍着，预约到了反而可能病自己好了，跟在比利时的经历挺像[捂脸]； 除非有家庭医生的转诊单，才能去更大的医院，当然你如果牛逼，也可以跑瑞士去享受高端私人医疗服务，当然这是后话了。而直接去公立医院看急诊，经查如果没那么严重，属于占用医疗资源的情况，事后的医疗费分分钟教你做人。

中国的医改究竟路在何方？将来老了的我们会面对怎样的医疗环境。也许作为60后的我们，很多事情都让我们第一次来体验。即将退休老去的我们，真心希望医疗环境越来越好。

“做临床研究的目的就是在今后能明确回答今天还不能回答的问题。” 因为荷兰等西方国家有着多种多样的临床研究，才使得西方的整体医学水平比我们高。 而看似高福利的西方全民医保，却因时间等待和医疗资源逐级分配的运作流程，陷入了“小病等好，大病等死”的囧境。

没有一种完美的医疗制度，但是渴望安全的医疗环境……可以有时间用在治病上，而不是在所谓的医患关系，科室内斗上耗尽所有……

断断续续看了很久才看完。朴实的文字和语言似乎更能触动人心，对荷兰医疗的介绍也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作者本人的思想境界令我敬佩同时也很感动。 “苦涩的旅途中只有坚持与热爱，自己的梦想才能够最终实现”

在荷兰生活多年，这本书真是让人觉得受益匪浅又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