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公元年：一部另类的中国思想史

《春秋》隐公元年所记录的事情只有62个字，但是这62个字阐述的义理却深不可测，至今还有很多地方没搞明白，单就“郑伯克段于鄢”这里“克”字所表达的意思就一直争论到了清朝，为何这样？通常的说法是孔子做《春秋》时微言大义，做足了笔削的功夫，通过字的用法甚至语句的先后顺序等来表达其思想（是不是真的这样只有孔夫子晓得了）。因此要想搞懂《春秋》，必须要有深厚的文字、推理、探微的功夫才行，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剥茧抽丝，来还原出孔夫子的真实意图，话说，孔夫子就不怕后人曲解了他的意图吗？不过也多亏孔夫子写成这样，让专制社会中的学究们在因不同目的对《春秋》进行解读时有了更多的腾转挪移的空间。 这本书就是对《春秋》隐公元年这62个字背后的故事及其所表达的意思进行探微，其实是属于学术性的论文，也有点像推理小说。依据《春秋》所给出的仅有的线索来探究孔夫子背后的真实想法，不喜欢的可能会觉得比较枯燥（连熊逸本人开篇都说这本书会比较枯燥），我倒觉得还不错，《春秋》的微言大义有没有搞清楚不重要，重要的是超出微言大义之外的东西。

熊逸这本书，是对《左传》开篇“郑伯克段于鄢”的一次高强度文本解构。 全书的核心方法，是将《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种叙述并列比对，通过逻辑分析剥离其中的叙事陷阱、立场偏见和修辞策略。他不探讨“圣人之意”，而是分析“书写者的意图”。他将“春秋笔法”还原为一种信息控制的技术，证明历史文本并非客观记录，而是经过精心裁剪的政治叙事。 这种读法极具穿透力。它打破了传统经学解释的垄断，揭示了经典形成过程中的人为建构。读者可以清晰看到，同一个事件如何通过不同的措辞和选材，被塑造成三种截然不同的道德图景。 然而，这种解构走到极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当所有的人物动机都被还原为利益计算，所有的道德说教都被视为话语伪装，文本本身的信息熵就达到了最大值——读者掌握了所有“如何叙述”的技巧，却失去了“为何叙述”的依托。 这本书展示了一种纯粹的智识活动：它不指向任何外在的实践，也不提供新的价值坐标，它只负责拆解旧的。这种工作本身是完整的，但也是封闭的。它止步于揭示文本的构造原理，不再向前一步。

《古文观止》全本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出自《左传》（《春秋左氏传》），文学性故事性强，刻画的人物性格立体，其中“多行不义必自毙”微言大义，西方也有同样的表述:“要其亡，先其狂。” 篇名中的“克”字，一字寓褒贬。 从人物性格来说，郑庄公很腹黑，很阴险，很隐忍。 后世意识形态者评价《郑伯克段于鄢》，通过郑庄公家庭内部的矛盾，深刻暴露和嘲讽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和残酷奸诈的丑恶本质，反映了在极端利己主义的私有制社会里，统治阶级伦理道德的虚伪性。 今天，不同的视角产生不同的经义、典籍、学说。 儒家的视角是一个贵族看社会，看世界。贵族要懂社会礼仪，要口出雅言，要有基本的技能六艺。孔子从现象看到了本质，即贵族想要让自己过得好，就必须要仁，所以儒家其实讨论的是统治贵族要如何治理国家、处理外交、自我提高点问题，这也是《郑伯克段于鄢》中“段”应该做的事。 法家的视角是君主，君主永远把权力放在第一位，要想尽一切办法从贵族、平民、敌国攫取权力，与之相对应的方法就是所谓的法，法并非法律，而是一种奖惩机制，用奖惩机制取代礼乐，用奖惩机制贯彻君主的意志，这也是《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要做的事，以及用“克”的手段。

《春秋》对于古人来讲，长期都被尊为政治哲学的圣典，并被认为是所有儒学经典中一部孔子亲手编撰的作品，因此而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其地位长期凌驾于儒家所有经典之上。但《春秋》同时又是费解的，甚至连遍注群经的朱熹都退避三合，孔子的微言大义在历代经学家的解读之下变得越来越芜杂，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楚。我们若想从《论语》、《春秋》等经典的字面本身来了解儒家思想，这几乎就是一种缘木求鱼式的努力，因为真正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大影响的那些所谓儒家思想、孔子真义，其实和孔子本人并没有太大关系，和我们所熟知的“四书五经”、“十三经”本身也没有太大关系，而真正发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何休版孔子、杜预版孔子、郑玄版孔子、孔颖达版孔子、朱熹版孔子、王阳明版孔子……这是一个人们不断地赋予经典以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给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这些被人们所赋予的意义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人们自身。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对经典的种种所谓正解与误读不断地冲突、互补、融合、灭亡、新生，许多由不靠谱的考据引申出来的“大义”真实地在现实社会政治思想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又不断衍生出新的义理与新的政治思想。 值得一阅！

熊老师的书，总是别开生面，给人启迪。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那是圣人们的事情，我等书生就不配置喙了吧。但圣人的精神要得要领，想还是要从训诂与有限的史料中去认真探寻的吗？任何牵强附会的所谓义理，对于圣人来说，如果不是不敬，那至少是曲解吧？

郑伯克段于鄢！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 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 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 无端礼乐纷纷起，谁与青天扫宿尘？

作者自己说“这是一本相当枯燥的书，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枯燥的一本”。读下来感觉却并非如此。这类书还是第一次接触，看那些大师们为着几个字的含义各执己见，刨根问底，穷追不舍，不但不觉枯燥，反而兴味盎然。这次阅读经历引起了我对这些从不敢碰的“老古董”的兴趣，说不定哪天也找来“研读”一下试试。

超级厉害，特别有意思，而且完全不像作者说的那么枯燥，信息密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横越千年，跨越学科，把复杂的事情、混乱的信息在历史的流变演化中表述清楚。而且行文流畅节奏和缓，没有故作高深。 对于《春秋》为什么选择从鲁隐公开始，我是比较支持“十二，天之大数”这个观点。 一是古人行事经常要“应天命”，而木星的十二年周期又是最主要的一个。在武王灭商时也出现过。 二是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解释越简单越好。 而且后来司马迁《史记》也按照“十二原则”规划了“十二本纪”“十二诸侯”。 而且，只有读懂《春秋》，才能读懂每一个时代，因为对《春秋》的解读就是每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春秋》解读的流变映射出每个时代的变化，也才能解释历史上一些看上去很傻很诡异但却很对方“春秋”义理的行为。 比如两汉春秋三传的此起彼伏，先是《公羊传》，因为武帝时代需要“大一统”、“大复仇”。然后宣帝时兴起的是“毂梁春秋”，因为要多讲“亲亲”“尊尊”,内外秩序稳定下仁德礼制的完善。哀帝时想兴盛“左传”，因为想对抗谶纬思想下汉朝天命转移的思潮，但没有成功，所以《左传》并没有成为显学。（在《东周两汉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春秋》诠释》中有很详细阐述，看完了这本书再回头看《转型诠释》那本，就比较豁然了。） 读懂了《春秋》，才会知道为什么王莽篡汉时居然那么水到渠成，平静无波？因为《春秋》重“礼让”，而且从刘邦到孺子帝刚好十二帝，一个轮回，也该换人了。 比如建文帝面对朱棣的叛乱，为什么要强调“勿伤吾叔”？因为当时没有人认为朱棣会成功。建文帝既然觉得自己必胜，那么就要考虑自己的历史评价。而且建文帝“以文治国”“以孝治国”，把自己叔叔杀了算什么，到时来个“建文克棣于……”不是很有污点。（之前建文帝虽然削藩，但好像没有主动杀过叔叔们。这个要确认下） 这就跟，西方冷战时代重视奋斗追求科技，冷战后讲自由化全球化娱乐至死。而自由化再进一步，就是毒品自由身份自由LGBT…… 这些思想的变化都顺应了时代的需求，而思想的变化带来了人的行为和社会形态改变，然后社会改变又推动着思想继续变化。 另外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说的“春秋断案”，以前一直没太明白，现在理解了，就是“诛心”，就是正风俗（其实这也是法律的本意啊，所以法律和道德都对，只是边界问题）。只要你有这个意图，不管成不成功，都算你犯罪。所以西汉时说周勃“欲反于地下”，唐朝时来俊臣说的“腹诽之罪”，我们现代人当然觉得欲加之罪，但至少从《春秋》上一定程度说得通。这是意识形态侵入司法的体现。西方人也别扯什么“司法独立”，司法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政治正确。白人打黑人，各种肤色打黄种人，谁还去管到底真实是什么。LGBT大法就可以横行西半球。 总之一句话，意识形态的高地，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而对《春秋》的解读，是2000年来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高地。 缓几天，继续读熊老师的其他书籍。

我猜“官学”、“家学”应该都不待见熊逸，他“讲话太真”，真到在“学术界”没朋友，如果跟着他的思路，可能会动摇很多“以前坚信不移”的信念。我得到了两个启发：1不纠结“是什么”，多从“不是什么”着手，又，看不清“好”的时候，先琢磨“不坏”；2中国应该扔下某些“羊头”，专做自己的“狗肉买卖”，起码能够有一贯性，避免说不清的两难。

本书实为对阅读春秋的新人的一记预防针，看完之后能对自己后续阅读春秋，甚至于所有的经史产生应有的抗药性，不至于使自己坠入浩繁的解经文字，无尽的观点之争中无法自拔，晕头转向。 本书虽然有20多万字，实际上阐发作者观点的部分（同时也是最有营养价值的部分）集中在作者自序部分，而自序中最有营养的部分，就是序文中的开篇第一句——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 后续作者进行了旁征博引对序文中的观点进行了证明。 如果时间有限，水平很高，可以对自序部分仔细阅读。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论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 太史公所处的汉武帝时期是儒学方兴未艾之时，已经感叹其浩繁繁芜，更不用讲后世的儒家大师不断的对原本的理论博而广之，夹带私货。 最近读到春秋三传，各说各理，穿凿附会，简直读不下去，真好碰到这部书，对高高在上的经学经典进行了驱魅，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