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中世纪大学早期发展研究

这本书对中世纪的牛津、剑桥大学的发展历史在进行了总结的方面，有一定意义。 加上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作者在以下这几个问题上没有进行深入分析。 1.我记得，从1158年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直到15世纪，中世纪欧洲出现了70～80所大学。牛津和剑桥只是其中的两所，作者关注的12、13世纪时，这两所大学在当时并非十分独特，法学远不如博洛尼亚，神学与自由七艺远不如巴黎大学。甚至可以说，在13世纪以后大学爆发式成长后，重新经阿拉伯世界被欧洲“再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自然哲学与天主教义出现冲突，这时的大学课程受到冲击，大学被夹在两种普遍真理间：自然哲学与神学思想。这时的牛津和剑桥有什么特殊的措施？他们是怎么样解决、平衡教会与大学的关系的？毕竟大学的根基是“自由”（思想与言论上的自由）。 2.作者说中世纪欧洲大学教员都是教士，这点我不同意。很多神学院的师生基本上是托钵修道士，也有很多博雅学院（文理学院）的师生并非修道士，反而是他们大胆对抗教会。这也为大学的“自治”奠定了基础。所以，牛津和剑桥在这一点上产生了什么积极意义吗？ 3.离开中世纪，英国的大学对自身教育研究开始回顾反省。从康德的“理性大学”到洪堡的“文化大学”，再到施莱尔马赫提出的的历史化=国民化的理念，大学从普遍性的大学又加入了“nation”的概念。中世纪的同乡会（nation）在国民国家发展形成后，牛津和剑桥已经不是当时具有领先性的大学，它缺少洪堡大学基于国民观念的创造力以及在有用性与无用性之间纠结后使大学重新获得新生的创新力。这些，对于牛津和剑桥意味着什么？ 4.流入到美国的好大学，最初是继承了只因古老而美好的牛津和剑桥血统。后来由于深感不足，派遣学生和学者留学，他们去的不是牛津和剑桥，而是德国的大学。那么同是英语圈的人，为什么近代的哈佛、耶鲁大学师生不去牛津和剑桥呢？我想这和这两所学校固守的传统意识（无论学术还是思想）都有一定关系。 综上所看，那么作者想让我们通过这部书吸收什么？序言和总结中都可以看到，作者似乎希望“ 追溯英国中世纪大学的发展轨迹，确实可以找到许多值得我国大学进行反思和借鉴的东西”，我很想知道能借鉴到什么。除了大学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