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的深度：陶渊明新探

陶渊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屈原一样被建构成为一种符号，在漫长的历史中，他的名字成为了士大夫的一种精神归宿，与此相关的各种延伸符号如“酒”“菊”“孤云”都被赋予了一定的历史厚度，当我们谈起陶渊明，很多时候并不是在谈他的诗词，而是在回望在那个特殊年代下士人的另一种选择。纵观陶渊明一生，从最初的“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到仕途不顺，第一次开始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陷入矛盾“自古叹行役，我今苦知只”，五次官场浮沉，他终于开始厌倦这种生活，而萌生“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退隐之意，直到最后一次出使澎湖玲已不再有当年“千里虽遥，孰敢不至”的意气，在《归去来兮辞》中，他写下“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于是不久他迎来最终的退隐，带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喜，陶渊明成为了世人所熟知的陶渊明。他写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田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写读书“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写“草盛豆苗稀”，写“微风从东来”，诗文成为了他的另一番世界，他发愤以抒情，作《感士不遇赋》，他文艺以自娱，写下“我有旨酒，与汝乐之”，他以诗文记录日常生活，写饮酒，读诗，郊游。 元好问评价其“繁华落尽见真淳”，自然，是他人生的旨趣，鲜明地表现在他的文字中，在题材上是为“真”，陶渊明将日常生活诗化，这远不同当时陆机等人对于自然的书写，他们写自然以动人心，在这种模式中，创作成为情感宣泄的一种模式，而在陶渊明笔下，自然具有了净化的作用，境生于象外，其中的镇定之力源于创作主题体虚静”的精神状态，他并不筛选笔下题材，写尽日常生活，不仅写读书饮酒，也写亲子关系，交友游乐，不以躬耕为耻，写“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不以无酒为病，写“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写饥饿贫寒“旧谷既没，新谷未登”，写“穷巷”，写“颓”，写“荒”，他以家常语话日常事，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在这些诗中，抒发最真实的感受与体验。 在诗歌世界中，自然表现为其诗境界的高远脱俗，物我合一。陶渊明笔下是一个天高任鸟飞的宇宙，他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与古人为友“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他打破了关乎自身利害的小天地界限，实现物我合一，在其诗歌中常常出现诗化的主人公形象，如他以飞鸟意象作为自身生命轨迹与自我觉醒的象征，从“羁鸟恋旧林”到“飞鸟相与还”，完整地勾勒了陶渊明自身从迷失到安顿的生命历程，除此之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菊的意象是其隐逸生活与高远情致的化身，赋予了陶渊明人格一种可感知的具体形象。他对于万物都有敏锐的感知，于是万物都可成诗。 陈演恪言陶渊明“实外儒而内道”点明了其与魏晋玄学的关系，受玄言诗影响，陶渊明诗歌表现为情景事理的浑融，他不追求物象的形式与情节的曲折，以平淡之事明高人之情理，如《饮酒其五》，“既无名象，不落言笙”，不同于玄理说教，陶渊明诗歌之理是一种寓于生活的理，包含了诗人对宇宙、历史、人生的看法，其《杂诗》将情景事理融为一体，实现了一种艺术上的超越。 钟嵘评其“文体省净，殆无长语”，是对陶诗形式语言的概括，他少用比兴，多用白描，作诗不事雕琢，选用平常本色词句，浅显明白，《归园田居》其一写其归田之感，除了几处比喻外全为白描手法，语言清新自然。与此同时，其诗歌语言也有生动的一面，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动词的精警，“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简净的对仗，都体现其诗歌“质而实绮”的特点。 陶渊明之真更体现为其金刚怒目的一面，陶渊明其人任性天真，情感炽烈，他常携子女同游，写下《命子》《责子》，渴望知音，更对国家饱含热爱，写《停云》之“慷慨度悲歌，钟期信为贤”，其诗歌中“自我”的形象鲜明强烈，从“我爱其静”到“肴案盈我前”，陶渊明都自我意识都十分强烈，不仅表现为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豪情，也表现在其诗歌之真中，到了晚年，收到魏晋忧生之嗟的影响，加之其自身的病痛，于是倍感生命短暂，其怒目金刚的一面在此就表现为对时间与死亡的抗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他的《挽歌》开创了对于伤老、死亡的书写传统，以强大的意念对抗着焦虑。

从《桃花源记》开始，陶学便方兴未艾。

功在资料分类汇集整理、交游考证、喜用字词统计，但思想与文学阐释或构建都很少。部分地方以诗推史有点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