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难寻：奥康纳短篇小说精选集

从女性主义出发看女性上升的困境——简评《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是二十世纪美国南方女性小说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短篇小说，其背景设定在二战后的美国社会，讲述了大学毕业生朱利安送母亲去上减肥班一路上的经历，包括出发时朱利安对母亲帽子的嫌弃，公交车上母亲对黑人的歧视和朱利安的不满与反抗举措，以及下车后母亲企图施舍黑人小孩一分钱却被其母呵斥，最终母亲在惊恐与混乱中倒地不起、朱利安在街上呼喊求救却无人回应的结局。 小说从朱利安的视角展开,以朱利安对母亲言行的反应和他的心理活动来推动情节，但作者又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在展现母亲落后、保守思想的同时又揭露了朱利安傲慢、自私的本质，体现出了作者叙述手法的克制、冷静以及将褒贬寓以故事之中而不直接作道德判断的高超。布鲁姆评价奥康纳小说人物形象时说：“除了这一小撮‘自然天主教徒’外，拥挤在奥康纳那些令人惊叹的故事中的人物，都是被罚入地狱的人。”从这一说法出发，小说中的朱利安和母亲都是属于后者，因为作者在小说推进的过程中不断通过一个个喜剧性场景揭示他们表面优秀品质——母亲的恪守道德与儿子的进步包容——背后的恶劣本质，但如果从女性主义的批评角度切入小说，尤其是深入母亲这一“被儿子叙述”的人物形象，就能从种种细节看出母亲所代表的女性形象所暴露的一切弱点都是男权话语中心机制所规训与异化的产物。而母亲所受的来自儿子、来自黑人的误解与恶意，正是对小说标题的形象化诠释——上升期间的女性群体、进步知识分子群体、黑人群体必将在现实的公共空间里汇合，而女性群体——尤其是被时代抛弃的中老年白人女性——却要为了这种历史叙事的“汇合”付出上升失败的代价。 小说开篇就点出了母亲所面临的血压问题与减肥的要求，而她又因为黑人可以和白人同乘巴士而要求儿子陪同，这一段就暗示了母子之间思想上的矛盾与母亲最终倒地昏厥的结局，信息十分集中。而在这些显性的信息之下，还有一些关于母亲的叙事笔法值得关注，如将母亲减肥的动机设计为健康问题为非身材焦虑，这一构思虽然是基于现实里中年男女群体的普遍经验，但是的确也是在女性减肥这一话题上回避了与身材的直接关系，进而不知不觉地消解了减肥与男性凝视的相关联系；再如“母亲”这一人物的出场就是以“朱利安的母亲”这一身份被描述的，她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是作为母亲从始至终出现，这既是叙事视角的自觉，也是通过人称身份提示母亲在经济地位和性别地位上的弱势，必须要依附于朱利安才能存在。小说开篇里母亲少有的自己的声音是自称“淑女不会透露年龄和体重”，强调了母亲对“淑女”这一传统话语里的特定社会身份的怀念与自我认同，也透露了她在作为“母亲”之外的另一潜在身份认同，尽管这一认同以及与现实错位都是男权凝视的产物，但它是女性话语的潜在力量，且这一力量将在她向黑人小孩施舍时化作实践并以失败告终。这样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观念与行为同现实发生矛盾的人物形象，也暗示了作者对“淑女”这一颇具男根崇拜色彩的名词的讽刺。 小说里母子的第一个矛盾是关于帽子的争论。出门前母亲怀疑自己的新帽子不值七块半，想要去退了它，而朱利安则叫她不要去退并催促她走，而在语言描写之外是朱利安翻白眼的动作与“那顶帽子丑到家了”的心理描写。在这里母亲提出了自己的人生观：“人只活一辈子，奢侈一次，至少有一桩好处：不会和路人撞衫。”、“若她不是这样一个寡妇，她也许本该是一个由他护送进城的小姑娘”这些都是母亲对自我身份塑造的表现，但这一人生观是不稳固的，因为她依然想着“用那七块半都能付煤气费了”,这体现了母亲在“淑女”、“不撞衫”、“小姑娘”的传统女性价值实现与现代社会的个体生存指标之间的矛盾心理，而小说里父亲角色的缺席，使得朱利安不仅在经济上承担了责任，并且无形中担任了父亲这一主宰形象。朱利安心想母亲要是自私自利，自己反而能够更加自立，而后为了催促母亲竟“反而狠狠揪住她的胳膊”，这一对比暴露了朱利安作为儿子既不想承担儿子的伦理责任，却又实际上有着父亲式的权力。而此处的“狠狠揪着”不仅是对朱利安的客观动作描写，更是母亲的主观感觉描写，而她的感觉在叙事中也只能依靠行为主体来侧面表现，反映了她作为女性和母亲所受到的双重暴力。而选择戴不撞衫的帽子似乎是母亲在社会与家庭的压迫下维持自己淑女形象的唯一办法，而巴士则成了她作为淑女展示自我的“会客厅”。朱利安说“在该死的巴士上，根本没人在乎你是谁。”，而母亲说“我在乎我是谁”，并且把车厢当作会客厅，“人们都在恭迎她的到来”。朱利安作为接受了现代教育的青年，对巴士这样的公共空间有清晰的认识，而母亲作为既没有“自己的房间”，又丧失了传统地主式的会客厅的女性，则只能在公共空间里寻求关注与存在，但这种行为也事实上把自己物化为了公共空间里的元素，作为被凝视的对象存在，反映了母亲追求主体性的方式恰恰是使自己丧失主体性这一女性生存困境。 第二个矛盾则是母子对待黑人的不同看法，如果说前面母亲在帽子上受的委屈能引起普遍读者的同情，那么接下来她在黑人问题上透露的歧视观念则会引发争议，但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细节解读去理解母亲作为女性其观念的社会根源，而非陷入小说中以朱利安为代表的不可靠的启蒙视角。首先是上巴士前母亲的直接陈述，她说“他们（黑人）当奴隶那会儿反倒好些”、“那些半白血统的，我真为那些人感到难过”，这里看似是母亲对有色人种的社会地位上升发出的直接牢骚，但她牢骚的根本是她自己的社会地位没有随着社会的所谓“进步”而得到上升，如第一句里，母亲的重点实际上不是“他们”而是“那会儿”，她怀念的是那个种植园式社会、地主阶层家庭里女性主妇的地位，而产生这种怀念也暗示着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化，女性走出家庭投入生产，却作为无产阶级没有得到物质与地位的真正提高，反倒是在受男权中心机制压迫之外还要直接面临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压迫；而第二句里母亲对“半白血统”这一特殊人群的关注，则暗示了看似被解放的女性却实际上像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一样，夹在男性与男性所期待、塑造的第二性之间、现代与传统价值之间。母亲当然看不到自己所歧视、排斥的群体背后所折射的女性群体的悲剧，但是她能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与社会的步调之间的错位，从而将错误诉诸黑人群体，而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的朱利安只看到母亲的种族歧视，而看不到或选择性忽视母亲作为女性面对的现实困境，则暴露了其视野上的狭隘、品质上的自私与根深蒂固的男性凝视意识。 母亲的另一声音是她对自己外公老宅的回忆，并且怀念着自己的老黑人保姆卡洛琳，直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她更好的人了”，这里母亲从抱怨的话语转向她所谓“开心的事”，实际上是因为她在这些回忆里重温了自己作为白人与贵族的优越感，她对黑人保姆的高度评价并非是道德范畴，或者说其实是一种主人道德，这种评价是一种权力而非义务，这一细节则反映了母亲的道德观被男权中心机制规训的结果，在过去白人与黑人的关系之中，母亲即使作为女性，也可以对黑人发号施令，这是她短暂的享受男权的经历，也是她融入男权话语机制的必然结果。另外需注意朱利安对母亲回忆的态度，表面上他轻蔑不屑，却暗自对老宅心怀向往，并且意识到自己更能欣赏老宅、喜欢它破败的优雅，这一心理变化暗示了朱利安虚伪，明明是对物质与权力的无意识向往，却要说成是美学意义上的欣赏，而这一切还只是他内心对自己的暗示，足以见得其说出口的话也多不可信。 上巴士后母亲发现车厢里没有黑人，于是开始在这会客厅里同“自己人”谈论世风日下、抱怨黑人，而她交流的对象也恰好都是白人妇女。女性依靠对黑人的歧视形成了暂时的女性群体，表面上是在展示白人中心主义的现象，但实则是暗示男权中心话语压迫下女性团结与对话的困难，这一论点的作证就是小说接下来转入了朱利安一长段的心理描写，用朱利安自己颇具启蒙色彩的话来说就是供自己逃离周遭而随心所欲批判现实的“精神气泡”。在那里他以精神分析般的严谨逻辑论证了是自己母亲需要自己而非自己需要她，而作者仍由人物叙述自身的同时在一小段话里用括号的形式点名了自己的道德倾向，如朱利安自称“聪明”之后小说写道“（他意识到自己太聪明了，所以不会成功）”，在这里作者在给予朱利安叙述的权力的同时，也使得他的缺点暴露无遗，反倒衬托出母亲的诚实与弱势地位。 在巴士上陆续上来黑人男性与黑人母子过后，母亲则闭口不再大发牢骚，这是符合现实的情节设计，于是对于母亲的描写则彻底从朱利安的视角出发。朱利安通过与黑人男性交流、发现黑人女性与母亲戴着相同帽子而发笑等行为来与母亲对抗，并观察母亲的反应，如“他母亲用责备的眼神紧紧盯住他”、“她的眼神里仍然透着备受打击的伤情。她的脸涨红了，但红得很不自然，好像血压在升高”、“她用夸张的神情谴责他。他觉得已彻底与她疏离。此时此刻，他可以带着快意给她一巴掌，就像掌掴某个由他照管的、特别讨人厌的小孩”，这些描写与朱利安的视角密切相关，总和他自己的感受一起出现，因而很难说是反映的母亲的实际情况还是朱利安受情绪挑拨而对现实的扭曲夸张。朱利安幻想着各种借黑人来教训、折磨母亲的可能，而母亲却平和友善地与黑人小孩游戏，这一本来颇具白人中心色彩的行为，在朱利安黑暗心理的反衬下却显得单纯可爱，少了原本虚伪的属性。 如果说前面朱利安教训母亲的想法还有一定的进步色彩，那么他假想下车时自己故意不下，让母亲一个人忐忑的想法，则彻底暴露了他无关原则与观念的私人恩怨报复心理，“他可以让她忐忑”彻底揭示了男权中心心理机制如何潜藏在妇女与青年心里，依靠经济地位与受教育程度的错位，儿子能够设想出一套完整的规训方式来让母亲长教训，这不仅是伦理道德的失范，更是男权文化中心机制的系统性歧视下为朱利安的行为与心理提供的合法依据。而为了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与受挫，朱利安甚至认为眼前的败局是在象征意义上母亲和黑女人对换了儿子，而母亲是感受到了这一点因而自得其乐。朱利安用学术性的、精神分析式的思维来处理判断现实中的场景，本身也构成了高度冷漠、工具理性过度的伦理悲剧，同时也和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一样落入了对女性的歪曲之中，而这些想法并非是朱利安真的借此产生了什么形而上的思考、看出了什么象征意味，而只是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对抗落了空，而自欺欺人不显得狼狈。而这种对抗的落空，也暗示着朱利安作为上升中的美国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实际上也面临着身份危机与思想的矛盾，他看似以启蒙者的姿态面对黑人群体，作为历史叙事里的的主体，可从个人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来看，他却是不得不通过对黑人的关心来确立自己的位置，在与母亲的对立中创造自己的身份，与主流的白人男性群体对立却又放不下无意识里的自大与启蒙姿态，却又注定只是依附于黑人群体与女性群体的不幸边缘人物。 小说里的第三个矛盾则是下车后是否施舍给黑人小孩硬币。两对母子同时下车，母亲这时想起来要给黑人小孩五分钱，而朱利安愤怒地阻止母亲。母亲只从口袋里找到了一分钱，当她举着这一分钱硬币追上黑人母子并施舍时，却遭到黑女人的拒绝与呵斥：“他不要无名小卒给的一分钱！”这段情节是对母亲白人中心主义思想的彻底打击，本身在前文对黑女人神态愠怒的描写中就得到了暗示，同时也是对母亲“淑女”意识和行为的彻底否定，母亲不光不能决定自己穿什么来避免撞衫，甚至无法决定自己做什么来实现自我的传统价值。她依旧延续了“堂吉诃德”式的行为，出发点是善良的，可实际行为确实冒犯的，这既是她贵族式的傲慢所致，也是她作为被时代抛弃的女性的困境，即身份认同与自我价值的危机。当母亲从口袋中找不到五分钱而只能掏出一分钱，也意味着她自我的价值像这样贬值而沦为无名小卒。另外，母亲与黑女人不能沟通的情景也象征着女性与女性之间的隔阂，在现代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可能远比相同之处更多，而同为母亲、女性的二人之间间隔的是种族、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等等更多的鸿沟，这些鸿沟迫使女性在关注性别问题之前有太多触及表现与本质的问题有待处理，而即使是有了一定性别意识，很难做到团结其他女性建立“女性亚文化群体”。 小说的结尾是以母亲为代表的旧时代白人女性上升失败的形象化处理——黑人不再需要无名小卒的施舍，朱利安依旧在母亲耳边不断说教，只有母亲一改全文天真单纯的喜剧形象，仿佛突然与世界脱钩，旁若无人地往家的方向回头移动，嘴里无意识地念叨“卡洛琳”、“外公”，最终倒地不起。这一结局正像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效果的定义，能够引起读者的恐惧与怜悯之情，我们不再对这位老妇人作什么苛求，只会为她的境遇感到同情，为那股压倒她的无形力量，亦或时代精神感到恐惧。而朱利安在结局也在小说中第一次感受到了何为现实，他终于从新时代的父权暴力启蒙者的身份回到了作为儿子的现实身份，当他在大街上奔跑、呼喊、求救却无人回应时，他终于意识到了“他跑得越快，灯火就好像离得越远”，作者也终于为小说画上反讽的句号——接受了高等教育、思想激进、自信又自卑的年轻人，想不到现代性带给他的最终不是智慧与进步，而是首先以悲剧的形式落在他眼中落伍的、陈旧的、愚昧的老母亲身上。奥康纳不仅借此消解了宏大叙事式的种族平等思想、美式的启蒙进步思想，更揭示了当宏大叙事的幻觉消解之后女性作为沉默的群体被牺牲掉的现实。 总结，从女性主义的批评角度切入，《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不仅仅只是一篇作者道德立场鲜明但又保持客观冷静叙事风格的小说，它在形象化地描绘白人与黑人、青年与老年、现代与传统等对立项在二战后的社会多元化趋势中上升、汇合、碰撞的情景的同时，也以不同身份的女性作为关照对象，展现她们在上升过程中的不同境遇，尤其是打破了以“母亲”为代表的白人中老年女性的上升幻觉和揭示她们被时代抛弃的孤立处境。奥康纳对待“母亲”这一人物形象的矛盾态度也表明女性面临的困境的多重性与复杂性，通过描写女性所遭受到来自外部的经济上的压力、道德上的绑架，以及女性内部的种种矛盾，表达了对女性上升的悲观态度。但也正因如此，女性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的的思想厚度与艺术力量才得以深刻强大。

《好人难寻》弗兰纳里·奥康纳 私藏的美国南方短篇集，太容易被忽略。十几个小镇小故事，看似家常出游、琐碎家事，结局反转猝不及防。作者下笔冷静锋利，不刻意卖惨煽情，轻轻几笔，就能撕开普通人面具下的自私、伪善。读完再审视身边人和自己，很多想法都会改观。 亮点 1. 短篇范本，篇幅短小，每一篇都有完整寓言，随手翻一篇就能沉浸式读完 2. 专戳人性伪善，打破非黑即白的简单评判，看懂寻常人骨子里藏着的阴暗 3. 独一份南方哥特文风，破败小镇、公路庄园氛围感拉满，辨识度极高 摘抄金句 1. 人人都自诩心底善良，可危难降临之时，善意往往不堪一击。 2. 极致的恶未必是凶徒，更多藏在普通人的自以为是里。 3. 救赎从来等不到别人施舍，唯有看清自身卑劣，才是自省的开始。 拓展阅读 1. 《八月之光》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标杆，同样写小镇人性、种族与精神困境，风格契合 2. 《伤心咖啡馆之歌》卡森·麦卡勒斯：聚焦孤独扭曲的普通人，氛围感和这本书高度匹配 3. 《黑暗的心》康拉德：深挖人内心潜藏的恶，冷峻克制的叙事手法可以对照品读

这样的文字无疑是值得读的，华丽而暴力，奥康纳的笔，像一颗精准的探头，勘探着人生尬况和人性幽光，最后也有觉醒时刻的反差，每篇必死一人的结局，叫你不白来一趟。今年第三十本。 九月二十七日，从来没机会好好观察自己，直到今天我坐在理发店的镜子前。那双眼睛里闪出灼烧而散漫的光，左边的颧骨矗立着，配合上吊且微肿的眼皮，倾斜的嘴角，似乎哪里在忍受着刺疼，牙关紧紧咬着，双眉自觉的低垂，和其他部位默契的很好。这是自己吗，那种感觉连沉静或悲伤都说不上，简直就是心悸和剧痛造成的肌肉抽搐，我感觉有些异样，想不起什么时候起就是这样了，还算年轻的身体，却有一张病中人奇异的脸。 理发师是温柔的，有耐心的，随着头发越来越短，人也开始变得精神。在吹风机巨大的轰鸣声里，瞳仁，像黑日一样沉入死寂的雪山。

最早是在加•泽文《岛上书店》里知道了奥康纳和这本书的，第一次读奥康纳，书是好书，深刻又讽刺，集合了她短暂生命里9个经典短篇。然而读的时间不对，读的过程太压抑了，体验一般。因我近期的生活糟糕到极点，中间停了几天才读完。 奥康纳的病了解一些，很恐怖的一种疾病。绝症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她的生活。但局限也带给她旁人无法企及的深度，她像一个旁观者，克制、冷漠、无情地揭露人性中的丑恶、虚伪、怯弱、自负等种种现象。 面对歹徒，《好人难寻》中的老妇人最后试图借助宗教的力量来感化对方，结果却遭了三枪一命呜呼，好讨厌她的叨叨，害了自己和家人，这一篇印象最深刻。 本书语言精简，对白粗陋，冲突直接，小说人物形象立体丰满，情节荒诞离奇，暴力黑色，加之宗教神学、种族问题等不太好理解，但多读几遍又回味无穷。 奥康纳说：“我是站在基督教正统教派的立场上看世界的。这意味着，对我来说，人生的意义集中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世间万物在我的眼里无不与此有关。”一个基督教作家，小说里面描写各色各样畸形古怪的人物也许就可以理解了吧！等我有心情再读一遍吧，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是读一遍就完全理解的！

非常喜欢，以后有机会会重读的。 由于背景知识了解的不够，阅读感受可以描述为“感觉到一阵凌厉的劲风穿过，但不知其来处也不知其去向”。所以我大概勉强算是听了个响，不过十分感谢这声响，让我有了一次接触认知以外作品的机会，希望日后的重读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通常会说，那些家伙或许笨拙了些、愚昧了些、无知了些，可归根到底来说还是善良的，是单纯、天真的好人，可这种圣母式的说辞奥康纳绝不会买账，因为这本短篇集的创作动机之一正是要把这种“廉价的虔诚”毁灭给人看的。 奥康纳对“愚昧的信徒”信仰的廉价性进行了无情的揭穿，信仰如果变得廉价，那绝不是因为有怀疑参杂其中，而恰恰是因为没有怀疑。怀疑恰恰是思考存在的证据，而奥康纳笔下的“好人们”的罪恰恰在于她们不曾思考也不曾怀疑，她们盲目的遵循着信仰所自动生成的那一套善的秩序，她们宁可花大把的力气去歇斯底里地祷告，也不愿花丁点力气思考这套秩序的正确性。奥康纳揭开这层虚伪的面纱，道出了真谛：上帝宁可垂怜那些在质疑和思考中挣扎，犯下过错的恶人，也不愿意赐福一个盲从秩序，不曾思考的懒人。 除了对“廉价的虔诚”的批判，奥康纳还运用“暴力”与“天惠时刻”，对善与恶的关系进行了相当深刻的论述。奥康纳所刻画的善是贬值了的善，它不再是一种深刻思考后的坚定选择，而是一种对秩序盲目的遵从。留意小说中的“天惠时刻”，我们不难发现，的确，可怜的好人最终在灭亡前获得了某种顿悟，但特别的是，催生这股救赎之力的，不是一切善的东西，而是她们面前的暴力。 当善被愚昧的追随者固化为某种秩序时，对这种秩序的反叛就成了恶，恶是对秩序的终结，并且在终结这种秩序上，恶具有强大不可代替的力量。这也是奥康纳笔下的恶之所以可以催生某种顿悟的原因所在。从这个角度上看，奥康纳则像是在向读者揭示这样一个道理：有时，恶比善更接近真理。 当善成为一种既定的秩序，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一套系统中的螺丝钉，机械的运转着，他们藏身于这套体系之中保全自己，并且还自以为正小心翼翼的走在善的康庄大道上。这样的所谓的善，归根到底来说是无比卑劣，无比自私的。如果这样的机械和虚假也可以称之为善的话，那我们又将那些深刻思考“善的本质”的痛苦人类置于何地？将极力反抗这套秩序的勇者置于何地？

小说讲的是一家人出去度假，结果阴差阳错碰上一伙逃犯，全家惨遭毒手。这本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小说中安排了一种黑色幽默的因素，本来这家人与逃犯根本不在一条路线上，都是因为自作聪明的祖母所做的一系列错误决定，使这家人不仅遭遇凶徒，还被杀人灭口。不过仅仅如此好像也没有多大意思，小说的主题难道就是人生无常，或者老太太多么愚蠢？当然不是。事实上从小说一开头，从老太太记住报纸上逃犯Misfit（“不合时宜”之意）的模样开始，我们便知道逃犯和老太太必然是要相遇的，关键是这相遇基于何种理由。如果只是行进路线上碰到了，那当然是巧合；但老太太与这名Misfit还有一个相遇方式，那就是老太太作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好人”，当遇到Misfit这种毫无羞耻感的、带着强烈的“虚无主义”气质——对耶稣及所谓的信仰恣意嘲弄——的反社会者（Sociopath）时，就算是遇到了真正的克星。Misfit以其无理由甚至“无厘头”的恶（既无特别的必要，也不带来满足感）不仅夺去了老太太一家的生命，更摧毁了老太太的信仰与善良（她在死亡面前表现得比儿子更怯懦）。老太太的善，用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话说是一种“惰性的道德”，只是因为习以为常而秉持某种信仰，仅凭无理由的恶便足以摧毁那种贫乏的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太太与Misfit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老太太的善早已岌岌可危，她的怀旧意识已不能引发同情（她对小孩子们的训诫以及那个萧条冷落的酒店的怀乡气氛都充满反讽意味），她那“好人好报”的唠叨让人生厌，她竭力维持的体面挣不来尊重和喜爱，世界对她来说已显得粗鄙，但她本身也是乏味的。如果这样来理解，我们就不得不说，老太太一系列的错误决定构成了她最后的旅程，而这无非不过是说明这个世界已不在她的常识掌控之中，与Misfit的相遇更像是一个被不断推后的时刻终于到来，那一刻冰冷的判决作出：她才是那个不合时宜的人。

我觉得奥康纳是邪恶有趣的，喜欢她“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以及“家的慰藉”这两个短篇，关于种族矛盾、代际沟通的巨大成本、宗教启示以及美国资本主义与南方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现代性冲突，奥康纳在其作品中毫不避讳。 她对南部的精神把握是准确且深刻的：新兴的有色人种中产阶级、疯子和逃犯正逐步侵入白人的“领地”，而这种形势的转变催生了一种新生阶级，一种以体恤“低级”伪造虚假高级身份的白人；纯真的鄙夷往往比虚伪的攀附更加真切，而在一个极度宗教化的社会结构中，对立的双方实时都能成为可以转换为其对立面的存在。 奥康纳的基底并不是女性主义，她所看到或者“同情”的是洪流中无法找到方向的困者，而最后他们的结局都是死亡。时代变化需要烈度，火药枪声与鲜血，她正是将节点式的爆发情节安排在一个个小人物身上，而他们也并非是某个低位的弱者，弱者和强者是最容易被看见的，在现代，这是权力分配的两端，而死亡的只能是那批夹在中间的灰色人群，正是好人难寻。 “瘟疫吸引的，必死于瘟疫！刀剑吸引的，必杀于刀剑！火焰吸引的，必焚于火焰！”暴力的欢愉必将以暴力结束，炸裂的开头必须有一个炸裂的结尾。

很难说出我喜欢奥康纳的小说这几个字，因为她的作品总是离“美好”这个词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毫无关系。有几个标签显眼地贴在她身上：美国南方、宗教、种族、暴力、黑色幽默，她一辈子都在写这些沉重又不讨喜的话题，就像个又臭又丑的大石头横亘在马路上，叫嚣着为什么不看我，你在害怕什么？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绕不过它。在我听到自己辩解“太过于政治正确的东西好没意思啊”时，突然意识到“回避是不是也是一种歧视？”，也许有些作品就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存在的，它的职责就是为了冒犯为了进攻，它存在只是因为它可以存在，如果它让你不舒服了，或许正是它刺探出了你心中隐秘的阴暗。

一般是因为的确不好读，不推荐没特别兴趣的朋友读，难读，难读懂，读了还没用。 大量宗教相关的情节布置，我也不懂。如果我了解这方面，那种置身于宗教环境的被迫裹挟感，和小说本身没有私人情感、只是不遮不掩地揭示丑恶的透彻感扭打在一起，可能会惊悚得如芒在背。读这种凝练、信息密度高又不愿轻盈或抒情的文字，感觉有个魔鬼在拿着尖叉在背后戳着你脊梁骨，督促你快点读。于是你读，读下去更多是因为想读，在意志和诱惑驱动下，进入文字世界的拉扯。好小说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不刻意点缀些好句子，也对你的人生没有指导意义，而全凭故事张力本身在引诱你阅读，乐此不疲。这是一个天才反复修改的魅力，充满了对深渊的凝视和辛辣的捕抓，不向具体对象发出说教，而是极端向内的对暴力和卑鄙的残忍呈现。没有一篇平庸之作。翻译的读感挺硌，但或许极致地还原了文风吧，于是老师的权威性在我这还有待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