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10）：隋唐洛阳：隋唐时代丝绸之路起点

先读的丝绸之路(8)，我个人更喜欢8这一册的内容，因为有考古人员根据考古实证、史籍资料绘制的故城平面图、分布图，对于理解当时故城的布局、功能有助益。这一册关于隋唐洛阳古城只做文字描述，资料展示稍显单薄。这一册的历史沿革一次成型，私以为分隋、唐，唐分太宗、高宗武曌、后唐更便于阅读与分类。 这一册倒是重点分析了三块墓志铭，有比较详细的解析，更展现了墓志铭在证史方面的重要作用，即便寥寥数语也可以佐证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 本册介绍隋唐时期历史沿革、经济交通、著名建筑(定鼎门、明堂、天堂、天枢、西苑、上阳宫、含嘉仓、回洛仓、天津桥、几大水系互通的大运河、坊里结构、几大集市、园林风貌、邙山万安山墓葬、龙门石窟)、外来移民身份、外来文化影响(音乐歌舞、乐器、绘画、服饰、器物、娱乐)、宗教、出土墓葬的外来风格等几个方面，力求从文化、宗教、文教娱乐、社会习俗、丧葬风俗等方面展现丝绸之路对于汉与外夷的影响，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融合。外夷在洛定居，受佛教儒学影响、丧葬遵循汉俗等，无不说明时间长河下融合的润物细无声。 这条路，不好走，充满艰辛，可是，从出土的胡人俑牵引骆驼来看，从玄奘、义净等去西天学佛看，怎样的艰难险阻都敌不过人与人想要交流的心，无论目的为何，终是为了与人相处。 洛阳如今的开放以及考古发掘的力度，让这座城焕发新枝，她是青年之城，嗯，只要开放与包容，永远不老、永远年轻。

五星力荐。 洛阳古都，命运殊为坎坷。观其隋唐际遇，其军事要冲之险与政治中枢之重几经沉浮，尤具代表性。 当初隋炀帝迁都洛阳的理由如下： 1.洛阳是古都，且隋朝建立的时候就已有迁都打算（虽然在隋文帝的时候洛阳的地位是越来越弱化了） 2.关中和山东地区太远，一旦发生变乱而鞭长莫及。掌管太原的五弟杨谅叛乱，给隋炀帝留下心理阴影。叛乱后许多降民被迁移到河南，因此也需要将洛阳作为重镇对其加以监控。 3.长安偏居西北，虽然有防御上的优势，但对东部和江南地区的掌控就很弱。 4.关中地区经历魏晋以来长期的战乱，水利工程失修，农作物产量严重下降。且关中地区人多地狭，粮食供应紧张。而漕运的限制却使山东、江南的租米无法及时大量的供给关中。自然灾害的时候这些情况尤其致命。 这几点的重要性到唐代的时候依然如故，但整体唐朝还是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唐代太宗的时候，建都长安，三次到洛阳巡幸，洛州改称洛阳宫，洛阳整体还是被作为临时驻跸对待。而高宗的时候，巡幸洛阳总共7次，基本都和关中地区发生自然灾害，粮食供应紧张有关（关中灾情好转他就回长安了），高宗也因此在洛阳建立粮食转运仓。后来为了方便指挥和北边（后突厥）、东北边（高丽、新罗等）、西边（吐蕃等）的战事，确立了洛阳的陪都地位。 洛阳在武则天时代被提到至高位置，改称神都。她在洛阳总共住了 30 年。为什么选择洛阳？主要有两个原因。 1.从天象占星学上看，洛阳在分野上与天上的太微垣相对应，而镇星停留在太微，是女主当政的征兆。武则天将此作为自己即将君临天下的祥瑞和天意。 2.从她个人出身来看，她不属于关陇军事贵族和关中士族，而是关东庶族，因此对于关中并无深厚的情感。庶族背景的她想称王，则必然另立秩序，另设国都。洛阳除了天生的军事、运输要塞意义，更能助她摆脱李唐王朝的政治大本营、礼仪氛围的束缚，逐渐消泯人们对于长安和唐帝室的回忆和感情，巩固她的新政权。为了体现政权是上天授意，她安排了许多瑞符，比如在“永昌洛水”里打捞出石刻的“天授圣图”，封洛神为“显圣侯”，命僧人编撰《大云经疏》称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人间等。她修建了明堂作为朝堂。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明堂里有个四面置门的铜匦，“东面名为延恩匦，可以投入歌颂皇帝及自荐求官的表疏；南面为招谏匦，盛纳议论时政得失及直言谏诤的表章；西面为申冤匦，为有冤屈诉讼者准备；北面为通玄匦，盛纳报告灾害、突发事件及密谋的表奏”，正是这个北面匦，诱发了告密之风的盛行。今天的洛阳还有明堂、天堂、应天门，建造在原来的遗址之上，游客如果不知道历史背景，去了看到大气恢宏的建筑里面只有一堆堆土，估计会失望。书中对隋唐洛阳宫城的布局、中轴线、建造与结局有详细描述。 待李唐王室重新夺回政权，也就中宗巡幸过洛阳，之后 8 年洛阳都被冷落，直到玄宗时期皇帝巡幸了 8 次，但基本仍然与关中灾害频仍，粮食供应紧张有关。关中的经济困境得以好转之后，玄宗也就不再东幸了。而且他把武周时期政治色彩的建筑拆毁了，比如明堂、天授圣图碑、显圣侯庙等。东都留守这个常设职位也逐渐成为安置年高德劭大臣、被贬失势或愿意远离权力中心的官员的职位。 从“安史之乱”后一直到唐昭宗时，皇帝也不再巡幸洛阳，洛阳失去了以往的政治地位；同时由于战乱和唐军、回绀军的抢劫，洛阳残破不堪，人口逃散，百业凋敝。但唐朝君臣对于洛阳的军事战略地位仍然有清醒的认识，它是东方的要冲，既能监视、牵制、控扼河北、河南藩镇，也是屏障。 由于北魏时候粟特人入华，洛阳城里的粟特人非常常见，在武则天时期达到鼎盛。粟特人利用大运河创造的洛阳枢纽，从事东西方贸易往来，这是一个非常善于经商的民族；宗教上也有他们的身影，比如武则天指定的法华经的译者、华严宗的创始人就是粟特僧人康法藏。不过洛阳的粟特百姓越来越多信仰了汉地佛教。 北朝时，粟特人和中原汉文化之间互相渗透。“北齐上层社会胡风盛行一时，统治者沉溺于西域的歌舞、游戏和物品，一些胡人乐工凭借自己的歌舞技艺，一些胡商则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接近统治阶层并得到他们的宠信，最终获取高位。在北齐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胡人而言，他们更多的是逐渐接受中原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努力成为汉族为主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 在唐朝，胡人汉化越来越明显，考古丧葬便能察觉这一趋势。洛阳粟特人改掉了原本的天葬习俗，树立坟茔并使用汉地传统的丧葬用具和形制（如安菩墓）；下葬地区也选择汉人首选的邙山；学汉人的夫妻合葬、家族聚族而葬；就算死在千里之外也要归葬洛阳祖茔；粟特人的名字也逐渐受到儒家思想影响而本土化，比如安忠臣、康敬本等；墓志中仅标榜自己的汉地家族背景和郡望，而不再提西域祖籍。 关于粟特人姓氏。居住洛阳的粟特人主要是安、康、史三姓，另外曹、何、石、米、翟也有一定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