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中国哲学大辞典》: 朱谦之(1899—1972)现代思想家、哲学史家。字情牵。福建福州人。十七岁入北京大学，在法预科学习两年，后转入哲学系本科。“五四”运动时，曾参与北京大学学生会组织的活动。1924年任教于厦门大学。次年辞职，至杭州闭门研究和著述。1929年赴日本留学，两年后返国，相继在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授，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历史学部主任等职。1952年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研究日本哲学。1964年调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世界观和人生观变化起伏极大，思想始终处于矛盾斗争之中。早年曾主张“英雄崇拜论”，旋又从探讨宇宙本体、怀疑现实走向信仰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对现代的任何制度，否定一切，“毁弃宇宙，断灭人生”（《太极新说》）以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理解俄国十月革命，提出“直接行动”的口号，号召“劳动者可直接管理工场，把从前资本家掠夺去的生产机关一切收回社会公有”（《劳动节祝辞》）。曾发表《大同共产主义》一文，主张一种乌托邦式的大同理想。但不久又转而提出具有泛神论色彩的“真情哲学”。认为宇宙本体即是人的生命本身，它“并不超出我有情中的现象世界”，故“真情之流”即是哲学家寻找的真理，即是宇宙，“所谓天地人物原来只是一个身体，一个真情”，凭借直觉“即无时不是本体，无时不与天地同流也”（《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在认识论上则主张排斥理性，抛弃知识，“只须人们一任真情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化知识的生活变为真情的生活”（《真生命的实现》）。所著《历史哲学》(1926)为近代第一本冠之以“历史哲学”的著作，认为本能是人类历史的原动力，将本能分为宗教的本能、自我的本能，社会的科学的本能，这三种本能依次进化，无穷而美好；由此分析中国宋代以来的哲学发展，以为宋代是中国近世哲学的开始，为宇宙哲学时期，明代为自我哲学时期，清代为社会政治哲学时期；未来历史则为人的本能全部发挥的综合时期，是宗教的革命，自我的革命和社会的科学的革命这三者的综合。所著《文化哲学》(1927)，为近代中国首先名之以“文化哲学”的著作。以为人类生活的表现，都可称作文化；文化以进步程度不同，表现为宗教的文化（以印度为代表）、哲学的文化（以中国为代表）、科学的文化（以西洋为代表）和艺术的文化（文化的理想境界）。《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是其用力最多，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著作（初版于1940年，原名《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1985年出版增补修订本，改为现名）。论述了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国文明关系；18世纪以耶稣会传教士为媒介的中欧文化接触；耶稣会士对宋明理学的态度；理学传入欧洲对法国、德国启蒙运动的影响。该著作对中西哲学比较史和中西哲学交流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一生勤于教学和著述，主要著作还有《周易哲学》、《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谦之文存》、《历史哲学大纲》、《无元哲学》、《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哲学》等。论著多编为《朱谦之文集》。 《无元哲学》　现代朱谦之著。系作者1920年前后论述无元哲学的论文集。1922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分上下篇。上篇主要说一个“无”字，即第一义是第一义，第二义是第二义，有和无截然分为二事。下篇是说元所有不可得，第二义即第一义，从无元思想走到尽处和大乘佛法（华严宗般若宗）很接近。表现了从虚无主义向泛神思想的过渡。认为既然以“无”为本体，唯有“无知”才能知“无”，所以首先从“无知”立根，即排斥理智，否定科学，崇信直觉，游神于内。主张“无名”，认为“名”是虚伪不真、有别不偏，“所以无元学者极力提倡‘无名’的‘无’，以为‘无名’的‘无’，虽是至小无内，近于无有，而实在舒展起来是遍一切处，故无得而称，可见是至大无外了”。进而主张无组织的“绝对独立”、无教育的“绝学主义”、自然道德的直觉主义等。同时呼唤“真生命的实现”。指出“解脱不可能，也可能的。如能于解脱不解脱，亦无所解脱，这就是解脱了，也就是真生命的实现了！由此可见真生命是可以实现，而且即在人间世上即可实现”。对于实现真情生活的方法，从重打破转向重实现，“我们要实现这真情的生活，就不可不把虚伪的知识打破”，但这“只须人们一份真情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化知识的生活复为真情的生活，于是知识的踪影皆无，而真生命就实现在人间了”。显露出以后提出“唯情哲学”的端倪。收入《朱谦之文集》。 《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　现代朱谦之著。原为1924年3月在济南第一师范的讲演稿，同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分十讲，包括导言、宇宙观、人生观、恋爱观、政治理想、经济理想等。另附《孔门的泛神思想史略》。自认梁漱溟对其思想有很大影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我实受极大影响，这时我的本体论，完全折入生命一路。认‘情’是本有，不是‘无’。”以人之“真情”为核心阐发其对宇宙人生的基本见解。糅合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孔子“仁”的思想，称：“这‘情’字就是宇宙的根本原理”，“真情”就是“现前原有的宇宙之生命”，也是宇宙的“本体”。自然界不是物质世界，而是生命本身充塞的“真情之流”。进而强调人生也只是人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一点“真情”，“可见天人本无二，所谓天地人物原来只是一个身体，一个真情。同了便是一个，异了便是万类。”将“情”规定为“善”，提出“情即性”、“情统本性”等命题，反对佛老、宋儒尊性摒情的观点。认为存在于“我”的“情”有公私之分；以“我”为中心，以占有为特征的情是“私情”；以“无我”、“忘我”及创造冲动为特征的是“公共的情”或“真情”。断言“真情”即“吾心”、“真我”、“真生命”，又是一种人我不分的“直觉”。主张“真情政治”，否认现实的“强权政治”，追求人人因才定分、循分服职的“万人安乐”的“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是作者“唯情哲学”的代表作之一。收入《朱谦之文集》。 《文化哲学》　现代朱谦之著。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十章，并有附录《南方文化运动》。通过对文化的定义、文化类型、发展阶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的系统阐述，架构出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哲学体系。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表现。文化绝不是过去的机械累积，而是在不间断的累积中永远创新。就文化的类型及其关系而言，认为人类文化现象分为物质文化和知识文化，在此基础上又各有分支。“在知识生活上说，文化本质应分为宗教、哲学、科学、再加上艺术。这样在社会生活上说，文化本质亦应分为政治（军事），法律，经济（产业），再加上教育。”知识文化的四个类型反映人类文化进化的四个阶段，即人类知识文化的进化也已历经宗教、哲学、科学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现在正在向更高的文化模式——艺术阶段迈进。同样，物质文化的进化也经历了政治、法律、经济阶段，正在向教育阶段迈进。两种文化的进化同时发生，互相呼应，并最终统一为“大同世界”。各种文化类型虽然本质不同，但彼此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也不是单一的，每一文化类型又包含其他一切类型。只是说其主体物质是宗教的、哲学的或科学的。欧洲的宗教文化受印度影响，哲学文化受中国影响，中国的宗教文化受印度影响，科学文化则受欧洲影响。艺术和教育的文化代表美和爱，是前述文化综合发展的结果，为人类大同社会所独有。由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最具大同特质，故中国文化代表世界文化的未来。收入《朱谦之文集》。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原名《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现代朱谦之著。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8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增补修订本，改名为《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199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重印，再改名为《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2002年以此书名收入《朱谦之文集》。全书分为《前论》和《本论》两部分。《前论》有两章，即《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和《18世纪中、欧之文化接触》两章。《本论》有四章，即《耶稣会士对于宋儒理学之反响》、《中国哲学与启明运动》、《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中国哲学与德国革命》。认为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实予欧洲文艺复兴以物质基础，而16世纪以来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其所传播之中国文化，则实予18世纪欧洲启明运动以精神的基础。”论证了宋明理学传入欧洲对法国、德国的哲学以及两国的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以为如果肯定这一历史事实的话，“一定会使今后中欧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都要为之改观了”。此书系统汇集19世纪以前中国文化西传的资料和当时中外学者对此研究的成果，对于中国哲学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作了开创性的研究。 《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　即“《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这种受当时政治影响的书就不要出了，学术都不独立写啥书！

1摘录它处：其中丁耘教授特别指出，朱谦之先生从“真情之流”和“表示”概念引发的“情实”与“情感”之争，是思考情感问题的重要入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