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

古史研究主要是考现存史料文献、出土史料文献、考古出土材料。孙老师这本书写的太好了，特别是在附录里面深刻分析了自近代以来上古历史研究重要参与者的观点和方法。这本书给我们这些历史、考古初学者一个很好的研究框架。正如孙老师引用的邹衡的“如何辨认夏”的说法，社科院冯时学部委员也说：不是没有发现夏的遗迹，只是我们还不认识它。

这是北大孙老师继《追迹三代》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学术性拉满，史料翔实，是近年来夏商之际古史重建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各种学术流派争议的来龙去脉和关键点描述得清晰又客观，还给出了独到的分析判断，读来受益良多。 古史重建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当前的困难，比史料的匮乏更难。研究方法既不可搞少数服从多数，主流非主流的划分，又不能标新立异，脑洞大开，自说自话。 当前依靠器物分期的方法既有其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日常器物的形态变化不仅可能由族群，文化和政治生态等因素引起，也可能由科技，环境和需求的变化演进而来。类似于后世要靠民窑瓷器器型变化来判断朝代更迭，非常非常困难。 在研究方法未确定突破，考古发掘不能得到充足证据之前，断代分期都只是一家之言，暂且存疑是客观的态度。 个人对夏的认定和文明溯源，都持乐观态度。这种乐观和信心，既来自于当今考古人的不懈努力和传承，也来自于对中华先祖载之典册的史学传统。

考古学的部分太意识形态了，商的优势在于已经有一套成体系的考古证据了，夏目前的弱点在于若即若离，你说没有，要归因一部分也是有的，但算不算一个朝代，甚至夏商的区分现在都乱的要死，譬如bc1610-1555的二里头考古证据和断代结果就矛盾了。还是建议多挖，王表出来了一切好说。应该说不是有没有夏，而是夏在哪里？

总算弄明白为什么会有‘河南龙山文化’这种奇怪的名称了。大致理清以二里头遗址为锚点的前後三段考古脉络。可惜没有更多的器型演变对比。关于‘陶方鼎’，怎么能够肯定它是後来商代‘青铜方鼎’的前身呢？

本来只是对历史梳理感兴趣，没想到这本书大半部分都是考古知识。。。对于菜鸡小白来说略深奥，因为缺乏背景知识，作者上来就说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文化一段早期有重合之处，之类的文字，我既无法从时间上定位也无法产生空间的联想。建议添加更多更丰富的地图、图表、时间线，将信息用可视化的方式罗列出来对新手读者更加友好。此外本书的结构是分分分分分总，读到后面才知道前面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列举这些当时看上去没什么实际意义的材料。如果改成总分结构。。。可以增强前后文逻辑联系，方便阅读吧。。。当然这是本书，不是论文，估计作者也需要卖个关子。。。吧？

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诸遗存和二里头文化进行了详细梳理和科学细致的分析。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夏文化的开端和终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夏文化应该包括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 通过对夏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对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属性做出新的判断，更加准确细致地理解夏文化的内涵。

才看了许宏的《何以中国》，真的是谨慎且客观，绝口不言夏。按照孙老师的意思，希望我没误解，如果有一个在相当于史载夏的时期，大致与史载夏后氏等族群的活动和影响范围重合，且影响力如此广大的国家（政治联盟之类），怎么不能认为（有相当大的概率）是夏呢？ 我并不觉得这两种孰优孰劣，可能主要是关注的课题不同。有批评说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本位，我也想问，为什么不能呢？只是许宏等很多学者不愿意做这种危险的、既无法证明是也无法证伪的探讨，因而建议考古学要讨论自己学科更擅长的东西，即所谓的“考古学本位”。孙老师这书就是立志要从文献上做考古学与古史重建的文章，体例也很清楚。许宏则觉得研究具体的族属、历史事件本就不是史前和三代考古学所擅长的，少纠缠古史相关的问题好了。 具体的研究内容，非夏商周考古专业的学生，我没有能力评价。书里关于夏代文献的梳理、文献中的具体事件与考古材料的对应，看了可以长很多见识。我觉得并没有能“解决”夏文化的问题，只能说如果要从考古学上探讨夏，那免不了要找到二里头文化，找到龙山文化晚期里去，虽不中亦不远矣，迫近真相也是很有意思的过程。此书至少可以让人了解到，并不只有“找不到自证性的文字材料就无法研究夏文化”这一种观点，对于学术界内外普遍的“疑古”风气是一种不同的声音。 基本上是学术专著而非大众读物，对于非考古专业的读者，建议直接看开头和结尾一章，以及附录。

这书好！虽然是考古学的专著，但像我这样的门外汉也一样能够读懂，而且还是从头到尾读到底的，连附录3篇和后记都一个不落地读完了，真是觉得好，大有收获。大概也是因为我虽然不是考古爱好者，但对考古发现挺感兴趣。特别是这两年到处旅游，参观了不少省级市级博物馆（河南山西陕西山东辽宁吉林上海，包括洛阳安阳等地，殷墟、仰韶文化遗址、中国文字博物馆等，可惜二里头那个博物馆当时还没开），特别是中原几个地区博物馆的参观，让我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的起源，对夏文化的发生发展，如何延续，以及夏商周断代等等产生许多兴趣，对中国整个上古史都有兴趣，真希望能有书比较系统地介绍。后来我看了不少相关的书，《中国考古学夏周卷》、《考古学史话》、《何以中国 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河南省博物院镇馆之宝》等等。一个偶然，发现了这本书，对我了解夏文化很有帮助。不知道我这是不是也算是在凑夏文化热？当然我不是研究或探索，不过是学习相关历史知识而已。 夏商周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核心领域。过去我和好多人一样，总觉得夏代怎么也应该有个像殷墟那样的地方被发掘出来，这样一下子就确定了夏的始终年代，好多问题就都解决了。现在看可没那么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田野挖掘，出土了那么多瓶瓶罐罐，找到了不少城池遗迹，夏商周断代工程也结束20年了，《夏商周年表》也只是推定了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关于夏文化，专家说了“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看样子对夏文化的进一步研究，还需要方法上的创新呢！ 夏文化具有广、狭二义：广义夏文化实际上就是夏王朝文化，而狭义夏文化则是指夏后氏的文化。两个层面是不能混淆在一起的。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指夏王朝这一特定时间范畴内的文化，但考古学研究的局限性决定了它无法准确区分夏王朝建立之前和覆亡之后的物质文化，因此需要将夏王朝的始终转换为某些可视的考古学现象。一个文化的诞生、延续或灭亡，应该和某个王朝的诞生、延续或灭亡有关，但并不能完全因为该王朝的诞生、延续或灭亡就诞生、延续或灭亡了。绝不是咔嚓一刀下去就转换了的。所以怎么定义在哪个时间段，哪些历史事件，哪些历史遗存是那些文化转变以及王朝转换的关键点？这也是很困难的，当然也是需要下气力的地方。很多东西都不是一一对应的。这个领域争论也很多。夏商周是不同族群在不同时间段建立的不同王朝，这中间有并行、有穿插、有重叠，并不一定是你方唱霸我登场这么干脆。也不一定是一个族群就对应一个王朝，一个王朝在一个时期也不一定只对应一种文化。这种想法也挺有意思，也挺合理。有大量的证据说明，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期文化确实是一个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过程，好像没有因为夏商王朝的更替而受到影响。针对上古史，不能只围绕着帝王史去写，还应该重点关注中华文化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历程。当然帝王史很重要。这本书里说，发生在尧—舜—禹—皋陶（伯益）之间的禅让实际上是君长推选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夷夏联盟下的轮流执政，而夷夏联盟则是夏王朝统治的政治基础。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还有一点，过去我以为三皇五帝都是人们口口相传的传说和故事，特别是那些人神不分的神话故事，根本与正史与考古不搭搭，这种认识是否也算是疑古派呢？现在看，考古学家们并不完全否定那些古老的传说，竟然还能从某些考古遗存上来印证某些传说的真实性。想想也对，西方考古学家们还不是通过考古发现，印证了《荷马史诗》中的神话故事中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荷马这个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盲诗人，还不是根据民间流传的短歌，综合编写成了《荷马史诗》，记述了公元前12～前11世纪特洛伊战争，还有关于海上冒险的故事。那还不是和我们听到过的三皇五帝的故事一样，也有很多都是民间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荷马史诗》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西方的宗教、文化和伦理观。特洛伊考古遗址的发现与挖掘，对于理解欧洲文化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具有重大意义。那些《荷马史诗》中长期被认为是文艺虚构的国度：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就是通古发现而重见天日的。所以有些传说或神话故事也会有其真实的一面，就靠后人的发掘和分析发现。这样看，信古派考古学家会更有成就，能更好地考古释古，有助于他们写出更加真实可信的上古史。其实从事考古学就像是拼图或猜谜或者是破案，既富有吸引力，又充满着挑战性。要说夏文化的探索就像是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也一点也不为过。 中国考古学的历程其实并不很长。我们去仰韶文化遗址参观时，看到那里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瑞典人安特生与几个中国考古先行者挖掘文化遗址的照片和文化遗存，但有不少文物照片显示被安特生带回瑞典的文物更多更好。在那个中国考古还主要由史学家局限于文献考古之中，还纠结于开挖古墓是不是不道德的年代，他对中国考古是有启发和带动作用的。但在田野考古蓬勃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中国考古学又将原始材料的积累视为第一要务，史学家们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也开始了从“文”到“物”的转变。然而一段时间内又出现了对考古材料的信息解读不重视的情况，使得这门学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材料积累，而不是对材料的信息解读上。不过，中国的考古学家们都是具有强烈担当与家国情怀的一群人。大家认为，中国考古学是以“不忘初心”、以修国史为学科使命的。其实自20世纪初以来，借助考古学来重建古史就早已成为学界共识。有很多专家都在探索以新方法重建古史，在这本书中也写了不少民国的名人、考古学家和史学家、文献史家的研究结果及著书立说的过程，从疑古到信古的改变，以及他们的一些观点，挺有意思的。这些东西都被作者放在附录里了，如果只看正文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了。 上古史的重建需要有效地将考古材料转化上升为史料，从而成为古史重建切实可用的素材。需要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所以也需要一个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考古重建古史可是具有跨学科性，需要整合甲骨金文学、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天文学、古代科学技术史诸多学科的有效研究手段，反正是够复杂的。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相关著书。有机会还是要去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看看。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有对考古学不感兴趣，但就是想了解一下有关夏代的历史，也可以只看前言、第四章、附录和后记就行了。

​这本书是作为北大三代考古中坚力量的孙庆伟教授所写，从书的副标题“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就能看出出，此书的重点在于以考古学重建夏代信史，也是孙教授甚至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一直深耕不辍的古史重建的一部分。这本书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方面做的很不错，开篇先是对有关夏朝记载的传世文献做了梳理和辨析，明确传统史料中夏是一个怎样的概括，为接下来考古学重建夏代信史提供基本的框架和线索。而后第二部分则根据传统史料所记载的夏王朝和夏人活动范围，即传统史学所说的“禹域”，考察此范围内可能与夏文化与夏王朝有关的考古学文化和遗址，即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文化，兼及涉及夏商分界的二里岗文化；这一部分占了很大的篇幅，而且是分地区对相关遗址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非常枯燥，基本都是遗址概况与核心器物群的分析，但这部分也很重要，因为在这部分，作者通过对相关文化和遗址的分析，界定了夏文化或者说夏王朝文化的范围与概念，明确了夏文化的核心特征（即以陶器组合为主的核心器物群），为分辨夏文化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则是综合传世文献与上述考古学视角中“禹域”的具体情况对夏文化进行解读，并尝试为夏商分界研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这一部分最重要的地方则是对夏文化研究以及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和实践过程做出了一定的反思，直指中国考古学最严重的问题——缺乏统一的理论和标准，导致考古学文化界定混乱，聚讼纷纭。三篇附录则是接续最后一部分对理论模式的讨论，在梳理近代新史学以来，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古史重建的探索和努力的学术史过程中，结合当下，继续追问古史重建的具体方法和理论指导，甚至扩大到中国考古学该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总之，在当下学术界对夏文化与夏王朝争论不休的背景下，关于夏文化和夏王朝的专著其实并不多，特别是质量较高的，但此书当为其中之佳作。然而遗憾的是，诚如后记中作者所言，其原本之目标是在十年内完成“三代五书”，夏商周秦楚各一本，但作者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放弃了这个宏大的学术构想，真的是非常可惜。

#2026年的读书笔记# 第〇陆柒本 「探索夏文华，“方法”远比“发现”重要。」 第一章详列了夏的世袭、积年和都邑，另列有同姓、异姓族氏及一些史实，如大禹治水、征三苗、娶涂山，太康失国和少康中兴，孔甲乱夏与桀放南巢。 本书试图证明「夏文化应该包括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 第二章详细介绍豫西、豫中、豫东、鲁西、皖北、豫北、冀南、晋南地区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其中晋南地区讲到了陶寺遗址。 之前在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读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有“文”、“尧”、“邑”，“若然朱书文字得到确认为文字，则汉字的历史，便得以上推至距今四千年前以上了。”苏秉琦《满天星斗》里也有一篇「关于陶寺发掘报告编写及有关问题」。 陶寺遗址早期与晚期之间存在缺环，本书里提到《襄汾陶寺》的观点：陶寺文化早期包含大量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但不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简单延续。陶寺遗址发掘初级阶段，主要参与者高天麟就提出陶寺早期为陶唐氏，中、晚期是夏族遗存的观点。《襄汾陶寺》也认为「从考古学文化谱系角度来看，在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和其后的二里头文化被论定为夏文化的前提下，认为与之文化特征有明显区别的陶寺文化可能是夏人遗存的观点，就难以成立了。在此前提下，将陶寺文化推定为陶唐氏遗存，可能符合历史实际。」 第三章写到二里头，位于河南偃师，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自1959年洛阳发掘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先后进行了60余次发掘，累计揭露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 二里头文化一期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人类活动；二期有井字形大路并沿路兴建建筑基址，宫殿区开始形成；三期宫殿区出现宫城城墙，宫城内外路网相连；四期开始衰败，规整布局被破坏。二里岗文化晚期对二里头时期残留造成严重破坏，二里头遗址彻底衰落。 「要确定某个考古学文化，并对该文化的发展阶段做出判断，首要任务是确定那些共存的“标准化石”，这些所谓“标准化石”，实际上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核心器物群。」 二里头文化四期都存在的器物有：圆腹罐、豆、盉、斜腹盆、爵、平底盆、小口瓮、瓦足皿和觚九种。从居址和墓葬中出土器物的种类和比例来看，没有随葬炊器、盛储器类的习俗，酒具随葬比例较高，或许反映了二里头时期的“生死有别”，死后只用吃喝，不用烹饪储存。 最后一章解读”夏文化“，先明晰了狭义夏文化（即夏后氏为主体创造的文化）和广义夏文化（指夏王朝各部族文化的总和），又对夏商分期做了解读：在有文字证据之前，企图以成汤亳都来界定早商文化，从而确立夏商分界的做法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无穷的纷争之中，夏商文化的区别只能通过文化的比较来获得。